第3版()
专栏：
加强团结是搞好改革的重要保证
强晓初
加强党的团结，是贯彻党的路线，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每当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都十分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并为实现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今天，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落实十二大精神，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进行机构改革，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新形势下，强调加强党的团结，首先是领导班子的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列宁说得好：“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无论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最终目标，或是为了在现存的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都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全集》第6卷第425页）当前，全党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加速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是使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保持党的正确领导连续性的重大战略措施。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有相当一批老同志已经或正在从领导岗位上退居到二、三线，同时有一批年轻同志要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这一出一进，无论对于老同志还是年轻的同志，都要有一个思想活动和适应的过程；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等传统观念，是个严重的冲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全党实现党中央按照四化要求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好的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是对我们每个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能否自觉地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一个严峻考验。
全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是党内和党外团结，各民族的团结和进行胜利斗争的前提和核心。在当前机构改革中，这条原则同样是需要和正确的，特别是受党的教育多、资历比较深的老同志，应该首先在这个问题上起表率作用。我们省和其他兄弟省一样，许多老同志过去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身体还比较健康，有的还有胜任领导工作的能力和精力，但在机构改革和班子调整中，他们高瞻远瞩，为革命权衡利弊，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大局着眼，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和职务的高低，主动把领导位置让给了比较年轻的同志，为解决领导班子老化问题和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断地吸收新生力量，保持领导班子旺盛的生机创造了条件。这些老同志的高风亮节，为我们的党增添了新的光彩，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是我们的机构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事实证明，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坚强的，路线是正确的，全党的团结是有坚实基础的，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尽管我们党曾遭受了十年内乱的严重破坏，但自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正在指引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而奋斗。为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需要，我们党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在，并作为中流砥柱的情况下，实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建设，这是个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新老合作和交替，没有适应新形势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那么，进行四化建设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在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中，对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全党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新的领导班子要切实加强老中青之间的紧密团结。留在新领导班子中的老同志，大部分是当年烽火硝烟中的幸存者，应该自觉地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抓紧余年，备加努力于职守，积极荐贤于新位，坚持“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在处理新老关系上，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年轻干部做榜样，真正搞好传、帮、带，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使年轻干部能够履行领导职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有些年轻干部，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暂时还缺少领导工作经验，工作中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或缺点，老同志要有推功揽过的胸怀，勇于替他们承担责任。同时，要诚恳地帮他们总结经验，排难解忧。这样做不是支持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和四化大业连续性的大问题。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写道：“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我们的老同志就应该以大局为重，甘做扶持“新竹”的“老干”。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应该虚心学习老同志的长处，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适应变化了的领导岗位工作的需要。同时，年轻人也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学习并超过老干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富有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犹如大江洪流，滚滚向前，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老合作和交替时期，特别要提倡发扬尊老敬贤的好风尚，对老同志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切实尊重、关怀和照顾，使这些为革命奔波大半生的老同志，到晚年能够心有所寄，力有所用，老有所终，颐养天年。新老成员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互相配合，努力做好工作。要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有话讲在当面，不在背后议论，诚恳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取长补短。在重大问题上，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使领导班子成为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党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夺取四化建设就有了坚实基础。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这样的人能当市委委员？编者按：
宝鸡市纪委几位同志的信，原载陕西省委《纪检通讯》。新当选的宝鸡市委委员周永义同志，竟把查究过他错误的原市纪委负责同志诬为“四人帮”、“国民党”，确实令人惊异。周永义对纪检干部有意见，有权按照党的原则提出来，但无权当众谩骂赵乃鼎同志。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霸道作风，为党的纪律所不容许。
经过十年内乱，象周永义这样的干部，实非绝无仅有。他们的言行不符合新党章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对端正党风的工作干扰很大。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干部如果不改正错误能带领群众开创新局面吗？
17日上午7时半，头一天刚当选的宝鸡市委委员、杨陵区筹备处主任周永义，在市委大院当众谩骂市纪检委主持工作的原副书记赵乃鼎同志，影响十分恶劣。
周永义同志原是扶风县委书记，1979年底，利用职权，将户口在农村的女儿周青玲（原名高快快），转为知识青年，进而安排了工作。1982年，在检查纠正“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时，市委纪委根据群众反映，按照党的政策对周永义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查证，决定周的女儿应从工厂清退，户口退回农村。对此，周永义极为不满。去冬他曾挡住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朱子彤同志，横吵横闹。本月12日，他来参加宝鸡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赵乃鼎同志也是正式代表。16日，周当选为市委委员，17日上午开会前，在几百名代表聚在院子准备进入会场之际，他寻见赵乃鼎同志质问：你们把清退我女儿、点我名的问题弄清了没有（市委文件去年就发下去了）？赵乃鼎同志回答说：“去年就弄清了，确凿的材料在那里摆着呢”！周永义谩骂道：“什么调查材料，‘四人帮’也整了我不少材料，你就是‘四人帮’，你就是国民党，……”。周永义骂了人以后，进入会场，傲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恳切地要求上级党委和纪检部门严肃查处此事，以挽回恶劣影响。
宝鸡市纪委干部王智灿 赵鸿武 贾秀云 杨俊明
1983年5月21日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歪风面前敢碰硬
一九八○年，哈尔滨市外贸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公克，刚上任就发现，好几个公司以劳保用品的名义为每个职工做了一件价值九十七元的大衣，共花了八千四百多元。他要制止这件事。有人劝他：这事已成事实，何必得罪人。公克想：一个领导干部，怎能眼看损公肥私的事不管呢？怎么能放弃原则买好呢？他一方面在党组里统一思想，一方面到基层去做思想工作，坚决收回了这批大衣。对应发大衣的人，他提出按规定在劳保用品商店买二十多元一件的棉大衣。
乱批乱用“样品”，是外贸局长期存在的问题。有时一年多达一万多元。公克同志从提高领导班子的认识入手，使占用“样品”的领导同志主动作了退赔，并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他自己从来不批样品，出外不带“样品”拉关系。领导行得正，很快在全局煞住了这股不正之风。
卢殿学
第3版()
专栏：党风小议
“还怕记者”辨
冯翊人
报载：山西省邮电工业公司党委的一位领导干部，因多占住房受到新闻单位的正确批评后，竟发出如下惊人之语：“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都不怕，还怕记者！”
且不说将昔日的反动派与人民的记者相提并论是多么荒唐，单说“怕不怕记者”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有点离奇。新闻记者是普普通通的人，不必让人怕，别人更不必怕他。记者的任务之一，是用笔批评、揭露一些违犯党纪国法，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和事。这大概就是某些人对记者怀有三分怯意（当然不是怕记者本人）的缘故吧。假若当真不把记者正确的批评、社会的谴责放在眼里，就不仅是不怕记者，而是连党纪国法都置诸脑后了。
我想，这位领导干部把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同不怕记者批评联在一起，可能有这么两个意思：其一，我乃“有功之人”，多占几间房子有何不可？其二，“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是不怕你们批评的。果真如此，群众如果反诘一句：“有功之人”能和特权划等号么？过去“提着脑袋干革命”，而今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么？你将如何回答？
在敌人，在困难面前，革命者应当是无畏的勇士。但这不等于不怕一切。譬如，沾染上不良习气，脱离群众，有错不改，失去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等等，就应当“怕”，就应当纠正。这位领导同志在大讲不怕记者批评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第3版()
专栏：
加强新形势下党委自身建设
海军某基地党委常委联系实际整顿思想作风
本报讯 记者邱为民报道：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某基地党委常委，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十二大精神和新党章，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检查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整顿思想作风，收到了较好效果。
这个基地的党委常委成员，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的思想影响和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是妨碍新形势下加强党委建设的三块绊脚石。因此，基地党委确定，从搬掉这三块绊脚石入手，进行一次思想整顿和作风整顿。
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常委们以十二大精神和新党章的要求为依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清理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有的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不深；有的同志对精神与物质、政治与军事等辩证关系，似懂非懂，碰到具体问题就糊涂；有的同志订计划不从实际出发，搞层层加码；有的同志处理问题，习惯于大呼隆，搞一刀切。
二，有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考虑个人的私事多起来了，关心老婆、孩子的事，胜过关心干部战士的事；有的同志斤斤计较名利地位；有的同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有的同志对歪风邪气不敢管，怕得罪人。
三，有的同志被事务缠身，迈不开双腿到基层调查研究，对部队情况若明若暗；有的同志干工作因循守旧，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有的同志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不讲实际效果。
问题摆出后，常委们进行集体“会诊”，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识到，对“左”的一套反应比较迟钝，从客观上讲，和自己长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有很大关系；从主观上分析，主要是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来学习研究，理论根基不牢，因而常常把“左”的思想误认为正确思想。加之这些年来，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这是个人主义滋长的根本原因。大家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自觉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和个人主义、官僚主义，轻装前进。
通过自我教育，基地党委领导成员提高了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他们从检查出来的问题抓起，努力转变思想作风，得到群众好评。
第3版()
专栏：
如此惩前，怎能毖后？
——一些政协委员对处理朝阳衬衫二厂一案的意见编辑同志：
贵报6月13日发表《告了“顶头上司”之后》的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对学宗德、杨育祥压制批评的行为十分愤慨，并对有关党委的处理有些看法。现将他们的意见择述如下：
通讯发表后又从报上得知，学宗德只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杨育祥停职检查。对此，有的政协委员气愤地说：“如此惩前，怎能毖后？”“学宗德这样‘文革’中造反起家、现在仍胡作非为的人，还留在党内，党的组织原则到哪里去了？”不少委员认为，朝阳衬衫二厂的案件决不能发一通报就草率收兵，对学宗德、杨育祥要按党的原则严肃处理，对丧失原则的朝阳区委原主要负责同志，应给以严厉批评。特别要说的是，对在学宗德之后继续搞打击报复的衬衫二厂的新班子应严肃追究责任。
中国民主建国会 朱 洸
第3版()
专栏：访问记
不仅仅为了表扬他们
——访北京朝阳衬衫二厂的几名共产党员
本报通讯员 袁建玉 本报记者 谷嘉旺
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告了“顶头上司”之后》的通讯后，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编辑部，热情赞扬北京朝阳衬衫二厂的共产党员勇于同不正之风斗争的精神。
听我们转述这一切时，被访问的二厂党员几乎众口一词：“我们只是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值不得大家赞扬。”当然，她（他）们还是掏出了一番心里话。
“你们当初怎么想到要告发原党支部书记学宗德，又怎么敢告的呢？”问题一提出，健谈的老党员尹桂英就接上了话茬：“学宗德公然追查党员选票，在厂子里胡作非为，完全违背了党的原则。不同这种败坏党的形象的恶劣行为斗争，作为一个党员，就没有为端正党风尽到责任。这是我们参与揭发问题的党员的一致看法。”
也许尹桂英没有完全说出党员们的心里话，一向轻声慢语的张玉英说：“学宗德追查选票时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选××？这可是党委确定的候选人！你入党时间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学习不够。上回算我没说清，这回做了工作，要是再不选，可能开除党籍。’这话引起了我的思想斗争。俗话说：‘不怕县官，就怕现管’。我知道学宗德这号人能整人。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共产党员不能服这个邪。后来他们撤了我这个生产组长的职，不发给我奖金。我心想：撤职怕什么？我原本就是工人，当工人一样坚持真理！”
在我们走访的几名党员中，聂会荣年长些，1955年就加入党组织。因为没有文化，她言语甚少。学宗德追查选票时曾用不给提工资威胁过她。我们问她当时的想法，她略微有些激动：“我知道学宗德这个人，他心术不正，会整人。可我是个党员，总该按党的原则办事！”停了一会，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个厂是1971年组建的，那时职工工资平均不足20元。我总想，咱们辛辛苦苦干到这份上，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学宗德这号人把厂子糟踏了！”显然，她完全明了自己参与这场斗争的实际意义之所在。
曾有人指责二厂副厂长、学宗德的主要打击对象徐春禄，说他所以揭发问题，是因为要和学宗德搞什么权力之争。我们向老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苦笑之后的老徐，对我们说：“学宗德和服装公司党委书记杨育祥等人排挤打击我的时候，有些好心人劝我退休得了。我动摇过，何必与他们呕气？可他们调工作，扣工资，步步进逼，欺人太甚，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再说，牵连到二厂那么多主持正义的党员、群众，这已不是我个人的委屈，而是关系到二厂党风能不能端正的大问题，我是欲罢不能啊！”
“对不正之风，谁先纠正谁吃亏”。眼下有人这样说。为端正党风吃了不少苦头的二厂党员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谈吐直率的王明书，说出一番发人深省的话：“现在毕竟不是无法可依的时代。党规党法明摆着，就看我们能不能维护它。学宗德践踏党章，还有各种经济问题，总不能看着他胡闹。我们坚信，只要据理力争，终究有我们党员说理的地方。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值得。如果共产党员都怕个人吃亏，不愿为端正党风尽力，我们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当然，我开头也没想到坚持真理会这么艰难。这两年多确实是不容易熬过来的，受到的打击没法说清，就说告状信吧，足有一大叠！”王明书很有些感慨了。
她怎么能不感慨呢？！为揭发一件明显践踏党纪的事，揭发一个继续干坏事的小造反派头目，尽管上有中央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支持，有党中央总书记对此案的批示，她（他）们仍然不断地受到打击报复，并拖延两年半之久而不得伸张正义！
我们请王明书具体谈谈这两年多的甘苦，她没有说自己，却谈到了二厂保卫干部、共产党员李庚寅。她说：“就说李庚寅，家住郊区农村，离工厂足有20多里路。他有两个小孩，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家务很重。自我们联名向上级告发学宗德以后，李庚寅为了夜晚赶写揭发材料，经常不回家，把家务活、责任田全推给他妻子一个人。那时我们很为他的家庭担心，怕他们夫妇间会因此闹不和。可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当中，就数李庚寅的文化高了。开始，李庚寅没有把厂里的事情告诉家里，可老瞒着总不是个办法。真没想到，当李庚寅的爱人知道厂里发生的事后，不但没有责备李庚寅，还说：‘他们这样欺负你们，告他们去，家里的活我包了！’”
说到这里，王明书有些激动。略微平静一下，她继续说：“我真正体会到，同不正之风斗争的人，是不会孤立的。各级党委中主持正义的同志也支持我们。”
尹桂英打断了王明书的发言，当场“揭发”了王明书的一些情况。“王明书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她自己体质也弱。爱人上班离家远，家务事都压在她身上。尽管这样，她还坚持和我们一起写材料，经常熬到深夜。两年多来，她几乎把所有的厂休日全用在‘告状’上……”
至于尹桂英的情况，则是张玉英透露的：“我们在厂里遇到的困难比在家务事上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尹桂英能说会道，是学宗德的主要监视对象。尹桂英到厂外打电话，学宗德马上派人去调查；就连她上厕所的那点时间，他们也要在广播里连喊几次，闹得全厂职工人心皇皇。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党员要想到一起说点事，就只好转入‘地下’，有时就借去厕所的机会相互交换一下意见。尹桂英工作上一贯勤勤恳恳，她有冠心病，常揣着病假条上班。我们几个人常说，越是告状，越是要好好工作。厂子是大家的，不是学宗德那几个人的。”……
最后一次走访是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当我们从二厂党员的“联络点”——尹桂英家里出来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即将退休的老党员马江会一再叮嘱：“表扬我们是小事，你们还是多多催促一下有关党委，尽快地把二厂的问题解决好。二厂现任领导班子中的某些人至今态度不端正，三百来人的厂子，生产再搞不上去，既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工人的生活也要受影响啊！”
热语炙人，我们不禁陷入沉思：多么纯朴的语言，多么纯朴的党员！在她（他）们朴实而高尚的言行面前，那些是非不分、不敢扶正祛邪的领导干部，那些甚至指责二厂党员“瞎告状”的官僚主义者们，那些明哲保身、只把端正党风放在嘴头上的“革命者”，该作何感想？
至于那些顶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却以权谋私，对主持正义的党员滥施打击报复的人，更何以自责？如果他们还有点共产党人的起码觉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