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
——忆潘汉年同志
胡愈之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共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四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主席给章乃器等四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人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始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后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七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十五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下放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他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那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49页）毛主席这一段话是深刻地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甚至采取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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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南郭处士想一想
崔永生
近年来，随着精简机构问题的提出，体制改革的实行，引用成语“滥竽充数”的人，也日见其多。由此，我亦不时地忖度起南郭处士其人来。
我总觉得，后人外延韩非子的本意，把南郭处士作为无真才实学、混饭吃的典型，贻笑千古，不免有点儿蛇足。因为，按今天的眼光看，此事不能全怪他。首先，倘若齐宣王不搞三百人的庞大乐队；不爱听奉承话，没有一听到“请为王吹竽”就高兴的癖好；吸收每个队员之前都进行一番考核；不搞不问本事如何、是否出力，一律赐予“廪食”的政策，他不一定敢去“充数”，也不一定“充”得进去的。其次，吃这样的廪食，似乎也无可厚非。不象现在，国家仓库的粮食，是属于人民的，不能胡乱去吃；宣王赐予的“廪食”，是从人民身上刮来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再次，也是重要的一点，南郭处士不乏自知之明。当他听到“湣王立，好一一听之”时，拔腿就“逃”，既不死“充”能人、寻由辩白，也不怨天尤人。
当然，说“不能全怪他”，就是还有应怪他的地方。既然自称有德有才的“处士”，就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而不应贪嘴，冒出混饭吃的思想念头来。此其一。这“廪食”虽说该吃，然而终究缺乏“好汉争气”的脊骨，而现出“懒汉争吃”的低眉。此其二。缺乏远见，看不到这一混饭吃的危害。且不说别的，就是能一生如此吃得津津有味、心安理得，也会终生成为山间竹笋，枉活一世的。此其三。所以，不知道他“逃”之时是怎样想，“逃”之后又是怎么做的，依我看，湣王“好一一听之”，对他是一个极好的转机。若醒悟到不能贪“大锅饭”的便宜，再这样混下去，从此学得了本领，由“充数”变成实数，那就真正是坏事变成好事了。
今天诚非往古，我们一些缺少职业智能或人到心不到的同志，也不尽是南郭处士。但是，毋庸讳言，确实存在近似南郭处士而又不如他的人——恋“大锅饭”好吃而不知道其不能吃，有南郭处士的思想而缺少他的明智；也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的态度——一味埋怨他们的“充”而不问历史原因。如果前者为国计民生想，以南郭处士“充”下去的后果诫自己，学习他的明智而不“逃”，从头学习，造就一身本事；后者如果为南郭处士想一想，予以体谅和帮助，双方把目标统一起来，我们的体制改革工作，就会顺利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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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桔乡书简（外二首）
白 虹寄给你一朵桔花，寄给你一缕芬芳，莫再寻觅那些失踪的星星，它们正在桔林中俏皮地吟唱。寄给你一掬河水，寄给你一掬甜香，愿你沿着桔乡流蜜的小河，驶进繁花如雪的梦港。寄给你一滴雨珠，寄给你一片雨声，纷飞的桔花雨哟，溅湿了我的思念，染香了我的诗行……
问桔花你是茉莉的姐妹么？却为何多几分清幽？你是槐花的姐妹么？却为何多几分香甜？你是飘逸的雪花么？却为何纷飞在五月的桔林……你是精美的玉雕么？却为何伴着蜂儿起舞飞翔？蓦地，我发觉，你竟是凝固的音符，在月晖中闪烁银光。你在夜色中悄悄融化，弥漫成美妙的旋律，轻柔地缠绕在枝头上，桔林中荡漾着交响乐章——一瓣是蜜一瓣是香，一瓣是乐曲一瓣是诗行……
桔林的夜月溶溶，风爽爽，一阵幽幽的清香，敲打着我的小窗，到桔林去！桔花正开放！哦，桔林，墨绿色的海上，飞溅起无数朵雪浪，一朵桔花孕育一个太阳，一缕芬芳凝聚一轮月亮。我在幽香中飘浮，向上，向上……在那最高的树枝上，我也变成了一朵芬芳的桔花，我也要结出一个香甜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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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地漫笔
“等待”改革
“改革”冠之以“等待”，非“望眼欲穿”也，非“磨拳擦掌”也。那么，这种“等待”是什么状态呢？
牢骚满腹，听天由命，“破罐子破摔”，眼一闭，牙一咬：“到时候你能把我……”
原先时速五公里，现在跑“怠速”，或者干脆“挂空档”：“横竖是要改革，何苦……”
原先就涣散软弱，现在更不宜授柄于人，树敌致众：“与其玉碎，不如瓦全……”
迟早要改，时不我待，该捞的快捞，该塞的快塞，索性来它个“临洗的衣服不怕脏”……
说穿了，在“等待”诸公看来，“等、来、去”是三部曲，周期越短越好。道理也极浅显：只有“水过地皮湿”，而又迅速“板结”，方能“卷土重来”。不可能吧？ 李百臻
“分数”
某校“发明”一套别致的考试方法。平日里小考有一定难度，学生拿高分者不多。到了期中、期末大考时，试题都比较容易，即使平时成绩平平者也与“尖子”生的分数不相上下。据说有几大好处：学生大考时普遍分数高，老师脸上光彩。日后高考又要适当考虑学生平时在校分数，因此学生自己也有利。此法的利弊，且不管它。但中心却是个分数问题。然而，分数高就一定学习好吗？ 李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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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于客满为患
金 平
老作家巴金康复出院前夕，有记者曾经想发一消息，以告慰海外关心他的读者。不料随侍在侧的巴金一位亲属却直率地说：“消息请不要发了。否则，回到家里终日来访者不断，他根本无法好好休息，更谈不上给他工作的机会了。”
据说，这几年来，巴金家里来客频繁，严重影响了这位老作家的工作。有时刚拿起笔，下面门铃响了，他的心思就集中不起来了。巴金为此也甚为苦恼，他说：“现在年纪大了，思想集中不容易。写一篇文章，往往要花比过去多几倍的时间。”
诚然，在这些大量的来访者中，确实有一些是作家必需会见的国内外客人，然而，其中却有许多是莫名其妙、实在没有必要找他本人的人。比如，从全国各地来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等等，有的连巴金的作品也没有认真读过一篇，却要老作家陪他谈上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无怪乎人家要想方设法地谢客了。
一段时期以来，不时耳闻一些老作家或他们的亲属呼吁，要求给他们以时间，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为社会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其实，问题不仅仅是作家，也牵涉到所有学有专攻的老年学者和“名人”。采访成灾，拜访成灾，也就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有必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保证他们不受过多的干扰。而干扰者，包括不必要的会议邀请，不必要的采访，不必要的造访，愈少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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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郁达夫研究资料》
近年来，国内关于郁达夫的研究愈趋深入，他的作品也重版了不少；但是，有关郁达夫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却在国内长期处于空白或粗浅的状况，以至让日本学者着了先鞭。他们早已出版三册专书。
然而最近，这一缺憾终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自立、陈子善同志编撰的六十多万字的《郁达夫研究资料》给弥补了。本书是编撰者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特别注意搜集解放前的，以及国外、港台的较难见到的资料；还访问了很多郁达夫的家属、亲友，注意活材料的抢救。因此，本书中的郁达夫著译目录、研究资料目录、生平活动大事记等，已超过国内外以前的一切资料了。 （陈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