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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识农民与教育农民
吴象
农民的一些重大思想问题是围绕着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关键在于帮助农民弄清楚联产承包制的由来、性质和前景，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处理好自主权与服从国家计划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劳动致富与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的关系。这是能够把现行政策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的一个结合点。紧紧抓住这个结合点，现行政策的教育就不会就事论事，以致助长各顾各的倾向；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就不致变成空洞的说教，有助于农民懂得现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更加充满信心争取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教育农民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问题。当前对农民的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二是现行政策的教育。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的农民。
多年来，我们一讲到农民，总是强调“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其实，列宁的这一句话，是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个体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所作的判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而应该认真调查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有些同志认为，不管怎么变化，农民毕竟是农民，具有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特别是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各顾各、讲实惠的倾向普遍滋长。生产发展了，思想落后了；收入多了，私心重了。这种看法表明，在认识农民的问题上，“左”倾思想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如果继续用“左”的老眼光去观察已经变化了的农民队伍，必然把坚持现行政策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去冬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前后，吉林、江苏、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十多个省、市，都对当地农民队伍的状况作过大量的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从这些调查材料看，不少地方确有些农民只图个人发家致富，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履行合同义务，有的还损公肥私，投机倒把，乱占耕地、滥伐森林。少数地方封建迷信、赌博、偷盗、宗族活动等又在抬头。这是无须否认的事实。但是，各省、市的调查普遍证明，现阶段广大农民思想的主流是好的，积极向上的。最突出的变化是，热忱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自豪感大大增强。据湖南对重点调查的1，521户的户主进行民意测验，对于纠正一平二调、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尊重农民自主权等项方针政策，表示拥护的占100％；对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给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平反冤假错案等项方针政策表示拥护的占98％。许多原来做过农村工作的同志无不认为，农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热爱和拥护，其面之广，其心之诚，其情之深，其意之坚，除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解放前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初期以外，其他时期还很少见过。
广大农民所以热爱和拥护党的现行政策，主要是因为饱受了“左”倾错误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在三中全会以后，又从实践中尝到了新的农村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甜头。仍以湖南的调查为例。临湘县坦渡公社胜利大队龙口生产队共有37户，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过程中，户户挨过批。全队158人，只有9张床，7床蚊帐，欠债1．7万元。三中全会以后，不搞批批斗斗，生产大发展，人均净收入达到230多元，最多的户人均800多元，14户建了新屋。据湖南岳阳专区重点调查的1，500多户摸底，90％以上或明或暗都订有发家致富的“小规划”。亿万农民通过近几年农业生产的发展，看到了社会主义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高涨起来了。
我国农民与许多国家的农民不同，历史上深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更富于革命的韧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亿万农民革命的韧性是我国民主革命经历多次艰难、曲折终于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得到了解放，得到了土地，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由过去的小私有者变为合作制下新型的劳动者。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阶级更接近了，共同利益更多了，政治上的一致性更大了，农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我们党发生失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的时候，农民并没有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党经过拨乱反正，各项方针政策更加切合实际，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农民怎么会不更坚决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当然农民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而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去灌输。几千年小私有生产方式对农民的影响，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而当前新情况下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又有所增长，这就使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了。但是，如果把一部分消极因素误认为当代农民思想的本质和主流，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正确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利于促使农民认识社会主义优越性，从而也就不可能理解坚持现行政策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致性。用这种指导思想对农民进行教育，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或者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变成脱离实际的空谈，或者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看成“超越历史阶段”的蠢事，认为根本没有必要。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人。教育农民，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不能发空议论，讲空道理，必须结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切身经验，自近而远，由浅入深，把道理贯穿在实际行动之中，“有鼻子有眼”，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说服力才大。而且，一个时期只能抓一个主要矛盾，不要一讲一大堆，弄不清，记不住。当前全国农村中最深刻的变化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中一些重大的思想问题都是围绕着责任制产生或者与责任制直接关联的。解决农民的这些思想问题，关键在于帮助农民弄清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性质和前景，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处理好自主权与服从国家计划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劳动致富与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的关系。这既是现行政策的教育，又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教育结合起来的一个结合点。因为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本身并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却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现阶段的实践。紧紧抓住这个结合点，现行政策的教育就不会就事论事，以致助长各顾各，“一切向钱看”的偏向；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就不会变成空洞的说教，有助于农民懂得现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更加充满信心去争取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为了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现行政策的教育结合得好，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宣传既要胸怀大志，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加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的各项政策与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有原则的区别，但我们现在的一切努力，又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放松了现在的努力，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一定要把当前工作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仍然很艰巨，困难仍然很多，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来武装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有了远大理想，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就能振奋精神，同心同德，更自觉地做好当前的工作，用高昂的热情去战胜困难，社会主义社会就具有坚强的统一意志和前进的巨大动力。与此同时，要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从来不排斥个人利益。斯大林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过去损害农民个人利益的“大呼隆”、“大锅饭”，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更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歪曲。当前农村政策之所
以正确，就因为它能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兼顾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因此，要教育农民树立全局观念和整体观念，自觉地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决不能损公肥私，假公济私。
第二，宣传只有坚决执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打好基础。党的十二大在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明确指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按劳分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当然，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按劳分配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消除这种局限性，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但这不仅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正是为了将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随着生产的发展，更加充分地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并且不断完善按劳分配的制度。目前有少数人热衷于追求金钱，“一切向钱看”，这是旧社会遗留下的腐朽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也是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侵袭的反映。这是对按劳分配的破坏，而决不是按劳分配的结果。过去把恩格斯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主张要限制、批判甚至取消按劳分配，这是错误的。今后我们要反复坚持宣传、大力提倡劳动致富，多劳多得，充分发挥按劳分配的历史进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才能为将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打好基础。
第三，宣传为社会多作贡献的思想，树立自觉的劳动态度。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按劳分配也好，按需分配也好，都必须同各尽所能相联系。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提倡为社会多作贡献，提倡自觉的劳动态度。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必须使劳动者得到合理的报酬。但劳动者应当首先为社会各尽所能地工作，经过必要的扣留后才能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劳动报酬是社会对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的一种客观评价，有觉悟的劳动者不会去斤斤计较。河北省涿鹿县外虎沟大队社员陈世贵，靠种龙眼葡萄致富。去年3月他写的介绍“龙眼”葡萄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相继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社队和农民的700多封信。一年来他把自己的技术知识连同9万棵苗种寄到26个省、市、自治区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人掌握技术，劳动致富。仅运费邮资就花了100多元。这种助人为乐的胸怀，不就是共产主义精神的生动表现吗？近几年来，随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广泛开展，共产主义精神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大为发扬。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共产主义新人正在不断涌现、逐步成长。象陈世贵这样的榜样几乎各地都有。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些典型，用农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去教育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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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山不是垒的
杨传春
公园里的假山无论多高，游人总不把它当真山看。因为，山不是垒的。
这个道理，在生活中人所共知；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就未必都能触类旁通。比如，某地有个养鸡专业户，年养200只鸡，纯收入1，000多元。公社领导觉得这个“千元户”不足与别的地方的“万元户”媲美，于是不顾这个专业户的承担能力，对他又是贷款，又是提供雏鸡，搞快速“催肥”。还有个别地方，为了出“万元户”、“万斤粮户”，甚至象拼“七巧板”一样，把几户农民创造的财富拼凑起来。
不过，垒“山”和拼凑“万元户”有着不同之处：垒“山”，是一种园林艺术。虽然那“山”上没有挖掘宝藏的希望，但因为垒“山”者的目的，原来就是为了让人看的，所以，越近乱真，越为可爱，越说明垒“山”人的手艺精巧；而农村中出现一批商品率高、收入大的万元户，一是说明党的现行农村政策确有威力，二是让别的想致富的农民学有榜样。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的手法越巧，越说明假“万元户”的炮制者作风恶劣。五十年代末和十年动乱中，就是因为有人搞假典型，弄得人们反而对真典型也不相信，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今天，拼凑万元户这类事情，也势必会给农村的好形势带来莫大的危害。
其实，只要农民凭借劳动致富，经营有方，不管这个方带来的是万元，还是几千元，同样能说明问题，何必去拼拼凑凑、耍花架子呢？不老老实实办事的人，到头来总是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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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对责任田转让的一点看法
陈之强 谭贻芳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转让责任田的情况，在农村较为广泛地出现了。
从湖南省攸县的情况看，转让责任田的农户大致有两类：一是无劳、缺劳户；二是有条件离开土地，专门从事养殖、运输、副业的专业户。转让户和接受户，一般是亲戚、好友。
有人认为，允许责任田转让，就承认了土地可以由个人支配，会动摇公有制。我们认为，转让不会动摇土地公有制。一、包干到户，农户所分包的责任田，本来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转让，是指使用权的转让，绝不是所有权的转让。二、集体与承包户已签订了一定几年的承包合同，合同届满，集体有权重新调整，转让户是在绝对服从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转让的，不会影响集体对土地使用权的调整。三、国家、集体的上交提留不因转让而变更，不管转让户和接受户双方如何规定相互之间的负担，国家、集体只认原承包合同，不与接受户发生经济关系。还有人说，土地转让容易滑向土地买卖，其实这二者之间并无内在联系。土地不允许买卖，这是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的。既然有法，即使出现这种事情也不难解决。
转让责任田虽有一些弊端，但在生产实践中显示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有利于生产向着专业化发展。第二，既有利于挖掘劳动潜力，又有利于挖掘土地潜力。田土包干到户，虽然起到了这个作用，但由于家庭劳力不均，种田技能不一，责任田的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有的户，本身就不会种地，或无力种，要挖掘土地潜力，无疑是有困难的。把责任田转到种田里手手里，问题就解决了。外出从事其它专业的人，对转让责任田也放心，因为责任田转让后，还是挂了他的名字，万一从事其它专业有困难了，回家有田种，算是有个退步；另一方面吃饭问题解决了。第三，既有利于多种经营专业户的发展，又有利于粮食生产专业户的发展。据初步摸底，攸县780户转让户，有72户已经成为多种经营生产的专业户。在915户接受户中，有25户由于接受面积大，成了粮食生产专业户，按家庭人口计算，人均可以向国家贡献一吨以上的粮食。
转让的主流是好的。虽然还出现了有的转让户条件过于苛刻，出租或变相出租以及倒手转让等问题，但只要各级领导深入实际，就能解决。因此，不应因噎废食。（附图片）
祖祖辈辈吃玉米面的山西省左权县农民，现在吃上了大米饭。全县水稻已发展到九千多亩，平均亩产八百斤。图为蛤蟆滩大队稻田。
王天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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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祁连山的雄鹰——记海北藏族自治州藏族干部安木卓
本报记者 蒋鹏 王春生 党周
今年3月初，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三级干部会议上，祁连县峨堡公社党委书记、三十九岁的藏族干部安木卓，引人瞩目。州委书记给他披红戴花，州人民政府宣布给他晋升一级工资。与会者知道了安木卓领导着峨堡公社由穷到富，人均收入一连三年在全州夺魁的事迹后，都赞扬他是祁连山的雄鹰。
1979年的11月，当一个新的牧业年度开始时，安木卓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生产分配统计报表，是多么令人沮丧啊！全社的牲畜总增率只有8．4％，仔畜繁殖成活率只有46．7％，都是历史上少有的低水平；商品率只有8．2％，而成畜死亡率高达9．1％，牲畜存栏头数下跌到10万头以下；牧民人均分配收入仅为210元，在全县五个牧业公社中居最末位。安木卓在最困难的时候上任，却写下了这样掷地有声的铮铮誓言：“我要带领牧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内外科学经营畜牧业的文章和资料，从中寻找治穷致富的门路。青海畜牧专家戴亚英等人提出的实行季节性畜牧业的主张，新疆阿勒泰地区大量屠宰当年羯羔的经验，一些畜牧业先进国家短期育肥商品畜的做法……都使他眼界大开，深受启迪。在年底的一次公社党委会上，安木卓把琢磨已久的畜牧业改革方案端了出来。一是入冬前出售一部分羊羔，减轻冬春草场的压力，减少牲畜死亡，提高商品率；二是当年交售的商品畜，在夏季牧草丰盛时单独组群，安排好草场进行育肥。这些措施落实后，1980年，全社总收入比上一年增长36％，人均分配增加了85元。
从1981年起，各生产队纷纷要求多卖些羊羔，而由于地区分割封锁，销售渠道很不通畅。而峨堡公社与甘肃省河西走廊只有一山之隔，交通也很便利。安木卓看准邻近的这个市场，走出祁连山，几次来到河西走廊，向那里的商业部门、厂矿企业、国营农牧场和农村社队推销羊羔，连续两年，在这一带出售了上万只羊羔。去年，他又主动和省、县商业部门联系，进行育肥屠宰当年羯羔的试验。全社共屠宰7，140只羯羔，平均价格每只达到13．8元，羔肉运销西宁市场，深受顾客欢迎。牧民们高兴地说：“北有河西走廊，南有西宁，我们再也不愁羊羔卖不出去了。”
去年，春雪连着夏旱，灾害不轻，全社却夺得了连续第三年牧业大丰收。牧业总收入三年翻了一番，牧民人均分配收入也由210元猛增到467元。三年的前进步伐，超过了以往的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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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祖国何日“鸟不怕人”
读了4月2日贵报《25个省、市、自治区确定开展“爱鸟周”、“爱鸟月”活动》的新闻报道，我由衷地高兴。
开展爱鸟活动固然是为了促进生态平衡，有利于发展农、林业，但更重要的是应把爱护鸟类、爱护小动物看作是文明道德的一种表现。
中国著名漫画家及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1938年写的散文《佛无灵》中说：“不杀蚂蚁非为爱护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之心，使勿养成残忍。”他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兽、人鸟和平共处的世界，也希望人人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一些发达国家里，无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小城镇，都可以看到“鸟不怕人”的景象。我执教的这所大学门外的马路上，中午时分，三五成群的老老少少，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而一群群灰白的海鸥夹在人群中漫步，有的在用餐者的周围，等着吃一点肉末菜屑。它们似乎都忘了咫尺之外车水马龙的喧闹。
在一些发达国家，无故地欺侮没有抵抗能力的鸟兽，被认为是野蛮，怯懦，卑贱的表现，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
在我们中国，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由于缺乏教育，不以欺侮、虐杀鸟类或动物为耻，反以为乐。只要想象一下，要是在上海街头出现了一只松鼠，会发生什么现象呢？而某些人在动物园中用香烟去烧猴子，用汽水瓶盖去喂河马，在山林原野杀害珍禽异兽的行为，那更是卑劣、残忍的表现了。
要养成全民爱护动物的文明习惯，不是一年一月的事。在大力开展“爱鸟月”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法律、制度。同时，也可有爱护、保护动物的各种群众组织、学术团体来作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帮助他们养成热爱大自然的高尚情操。
我希望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也早日出现“鸟不怕人”的景象，让鸟类迁回到大都市来定居。 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师 徐家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