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
——谈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
曾达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破除“左”的精神枷锁,总结历史经验,支持创作领域的新生事物,扫除前进路上的思想障碍,对于拨乱反正、促进创作,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评论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重视,也赢得了不少作家的赞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的共同目标下,评论和创作正在并肩前进。
无产阶级文艺从来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评论和创作应当互相促进。努力协调和改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是作家和评论家的共同的责任。但是,从文艺战线反映出的某些情况来看,目前,创作与评论之间也出现了某种不协调现象。尽管不是全局性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注意。
为什么会出现某种不协调呢?评论方面有某些缺陷。我们的文艺评论总的水平还不够高,许多同志还不善于从历史的和美学的高度来评价作家作品,不善于从文艺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有些文章难免显得缺乏力量,使作家感到不满足,感到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他们所亟待解答的问题。特别不应忽视的是,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评论工作中都有一定的表现,这些东西是不利于创作的。
但是,问题不仅出在一个方面。评论需要改进和提高,创作也需要改进和提高;评论工作存在着一个正确对待创作的问题,作家也存在着一个正确对待评论的问题。应当说,舆论界、创作界的许多同志是能够正确对待文艺评论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持的态度却不够端正。由于某种不正确的思想风气在作怪,他们只愿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一听到批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正确的批评还是错误的批评,一律持戒备、反感、抵制的态度。形成这种心理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不能认为这种心理是正常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助长评论和创作之间的紧张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理论的中心工作是揭批林彪、江青一伙,清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当时的文艺评论与其说主要是评价作家和作品,不如说主要是给创作打开前进的道路。清算林彪、江青一伙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宣传艺术民主、批判“左”的文艺观点、总结历史教训,成为当时文艺评论的中心课题。随着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随着党中央进行了文艺政策的调整,随着大量新创作的涌现,随着文艺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文艺评论的课题不能不有新的发展。我们在继续清理“左”的思想流毒的同时,也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展开了斗争;我们在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的同时,也对新出现的大量创作进行了评价;我们在肯定大量优秀新作的同时,也批评了某些不健康的作品和不良的创作风气。面对评论课题的新变化,人们不能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些同志对此很不适应。他们看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评,对创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就惊呼文艺评论的“风向”变了——你看:过去是批评领导思想僵化半僵化,现在居然也批起“下面”的创作来了。这岂不是“风向”变了么!有的同志指摘评论工作者“看风使舵”、没有“骨气和良心”。有的同志从否定批评发展到怀疑整个文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认为创作问题不可能通过理论讲清楚,理论的特点就是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谁要是真相信文艺评论,只能使创作走向倒霉。有的出版物竟然公开宣称:“评论家是我的敌人……”不难看到,在一少部分同志中间,出现了一股相当偏激的否定文艺评论的情绪。
文艺评论的“风向”变了么?没有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的文艺评论在当时是努力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今天仍然是努力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创作中产生的新经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理论应当随着实践的前进而前进。不研究新情况,不回答新问题,那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呢?当前,继续清理“左”的流毒仍是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因为清除长期形成的“左”的观念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较长的时间。轻视以至无视继续克服“左”的影响方面的工作,就会给文艺事业留下巨大的祸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们面临的思想障碍决不仅仅是一个“左”。十年内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破坏,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存在,不能不带来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怀疑。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不能不带来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都要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目前,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东西,在创作和理论中都有所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在不少领域中都存在着。面对这种新情况,文艺评论必须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我们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必须努力纠正某些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继续纠正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党的“双百”方针要求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开展批评是“双百”方针的重要内容。没有批评,没有争论,那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呢?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斗争。对于其他性质的缺点错误,不能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混同起来,但也要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指出来。这么做,正是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是坚持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贯方针。怎么能说,这是“上头风向”变了,评论工作者“看风使舵”呢?人们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存在的。对于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是可以批评的。但不能认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刮一股什么风。
在历史上,我们长期吃过“左”的苦头,教训在哪里呢?
“左”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了批评这个武器,而在于用粗暴的行政强制代替了正常的说理批评,在于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评代替了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纠正“左”的错误,是要纠正那种违反民主的思想强制,是要用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去代替那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评,决不是连批评这个武器也要纠正掉。社会生活是在不断发展积极面、克服消极面中前进的,文学艺术也是在不断发展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中前进的。没有批评,社会就不可能进步,文艺也不可能向前发展。别林斯基曾经认为文艺是对生活的评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是对生活的一种批评。作品可以很尖锐地批评社会,社会为什么不能尖锐地批评作品呢?创作不能讲“无冲突论”,评论为什么不能批评创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呢?这种批评对于社会、对于文艺都是有好处的。可以这么说,是否认真地听取、严肃地对待各种批评意见,是作家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标志。果戈理说:“一个喜剧作家应当受到所有人的评判,任何观众都有权品评他,三教九流的人都是他的审判官。啊,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向我指出我的缺点和毛病!……意见决不会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真理的火花到处都可能迸发。一个决心指出别人可笑之处的人,就应该理智地接受别人给自己指出的弱点和可笑之处”。资产阶级的优秀作家都懂得批评的好处,社会主义的文艺家难道不应当比他们更加虚怀若谷么!鲁迅曾经批评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但鲁迅决没有反对批评。相反,他明确指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其实,批评如果不是和行政强制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和政治打击结合起来,那么它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批评错了,也可以用反批评来纠正。真正出类拔萃的作品,是不会被几句不公正的话所淹没的,它们往往都经历过激烈争论的考验。现在,简单粗暴的批评固然还存在,捧场式的、广告式的评论为数也很不少,批评的空气不是浓了,而是太稀薄了。回避批评、绕开矛盾,不讲原则、只讲面子的风气,在一部分评论工作者中相当盛行。这对于繁荣创作是没有好处的。评论家要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敢于肯定积极的东西,敢于批评消极的东西,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才是真正的对创作负责。
创作和评论是文艺工作中的重要两翼。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对于文艺事业的发达兴旺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是在革命作家和理论家并肩战斗、亲密合作之下成长起来的。“左”的错误曾经造成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隔阂,但和漫长的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比较起来,关系的不正常毕竟只是历史的一段插曲。粉碎“四人帮”以来,在揭批林彪、江青一伙,打破“左”的禁区的斗争中,创作和评论曾经很协调地互相配合。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创文艺新局面,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光荣使命,更需要作家和评论家的亲密合作。在西方文坛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和作家、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时而互相捧场,时而互相攻讦,时而拉帮结伙,时而反目成仇的怪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展这种怪现象。作家和评论工作者之间也可能发生看法不一致,经常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心平气和、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来解决。即使对有些问题一时难于取得一致的看法,也不应妨害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目标下的团结协作。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一致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强求一致。鲁迅说,他和创造社的同志“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我们多么需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宽广气度!
作家和评论家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挑剔,也不是互相护短;既不是剑拔弩张,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批评的同志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越是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达兴旺就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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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心灵歌唱时代英雄
——影片《特急警报333》的启示
怀舜
两年前狂暴地冲击四川大地的洪水,早已风浪平息了,而抗洪英雄们谱写的时代的壮歌,却永远震响在亿万人民的心灵中。我们久已期待着,能在银幕上看到这场伟大斗争的动人景象,窥见勇士们击风搏浪的壮美情怀。现在,反映四川人民与那场洪水英勇搏斗的影片——《特急警报333》(峨影摄制)与观众见面了。这是一部使人感动和振奋的好影片。
《特急警报333》是通过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与洪水进行殊死的搏斗,来展现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影片把人物放置在严峻的考验中,成功地塑造了县委书记郑驰和县长方盛禹这两个感人的艺术形象。
我们初见郑驰时,临江县城乡的生活,依然如往常一样的欢乐而安宁。然而,郑驰的心中已经极不平静了。他开罢防洪会议后,匆匆来到群众中。你看他刚替娄大嫂抓住小猪,又帮瘦老汉参谋买下“飞跃牌”电视机,接着又同打酒的陈光拉起了家常。三件平凡小事,几句亲切交谈,已经勾画出这位县委书记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情谊。但是,当他一听说水利局长忙着转运个人的财物时,他立即提出“一定要严肃处理!”洪水提前到来后,他日夜指挥,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上,表现出冲锋在前的英雄气概。在那个雷鸣电闪的雨夜里,当看到他摇着钥匙链哄着被雷声惊吓的孩子时,我们又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这位领导者慈母般的温暖情怀啊!当决定全城大转移时,他响亮地提出“我负责!……”这是人民公仆忠实于党和人民的心声。影片结尾处对郑驰的描绘,是十分精彩的一笔:油罐爆炸,大桥脱险,几万群众安全转移,只有他独立桥上,望着江面的火光,热泪盈眶,思绪万千,尔后急步走去,使人难以忘怀。县长方盛禹是一位同样真切感人的人民公仆。他在家中养病时听到广播中的呼唤,如同听到战斗号令,立即放下药碗,奔赴县城。为了群众的安全,他动员妻子、女儿下船。他忍受着失去女儿的悲痛,始终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到全城群众脱离险境。这位一县之长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党的领导干部,不是空中的“神灵”,而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影片中的那位农民看到郑驰等人时说:“县委还在,我们放心了……”这是人民的肺腑之言,是对党的信任。方盛禹含着泪告诉那位被他救出的老人:“大娘,是我对不起你老人家啊!”又体现出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骨肉深情。影片正是深刻地表现出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勇献身的精神,才使得人民公仆的形象血肉丰满,光彩照人。
《特急警报333》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不仅以奋战洪水的雄姿吸引了观众,同时也以他们鲜明的性格和丰富的感情动人心弦。
影片对方盛禹内心世界的展示,是颇为深沉细腻的。在“养病”一场戏中,影片细致地表现女儿抓兔、母亲洗衣、妻子端药、方盛禹数数药等细节,描写出全家人幸福、欢乐的感情。这与以后方盛禹动员妻子、女儿下船,以致失去女儿,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后来老母亲骂着打着向他要孙女时,方盛禹强烈的感情尽在不言之中。待到排除油罐的紧急关头,他发出拒绝离船的呼喊,这个人物丰富的感情色彩已充分地展现出来。
201轮的船长陈光身上有一种粗犷的美。影片揭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逐步深入,层次分明,显得十分真实动人。当方盛禹通知他“太平坝告急”,要他派船前往时,他竟然淡然一笑,还说出带刺的话来。但一听说方盛禹要和他一同去,他就豪爽地喊了一声“酒!”把衣服往身上一搭,安排好船只,立即出发了。几句话,几个富有个性的动作,就把他的感情的色彩勾画出来。在排除大罐的战斗中,这位刚强的硬汉子,却为没有把莲莲留在船上而心情沉重:“我原以为自己赤条条一身无牵挂,可是现在,我觉得心里放不下,老是挂念着什么……”这深情的话语,展示出美好心灵的光彩。在油罐临近大桥,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刻,他站在船头,任其风吹浪打,从那肃穆的目光里,闪现出他感情的升华。紧接着,影片用几个回闪镜头和快速变换的交插画面,揭示出他感情世界的丰富内涵。在他驾船冲向大罐,油罐爆炸燃起冲天大火时,陈光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在观众的心里。
《特急警报333》,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影片,在它鲜明的银幕形象中,体现出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力量。这是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激情的体现,也是电影创作者们激情的结晶。只有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的时代,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塑造出充满激情的银幕形象。
这部影片是艰苦奋斗的成果。在影片筹备之初,也出现过冷言冷语,认为拍这样的片子是“出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创作人员中也有个别同志缺乏信心。但是,在艺术实践过程中,他们从许多抗洪英雄人物身上受到教育和鼓舞。大家满怀激情,团结一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拍摄任务。
当你看到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时,你能想到这部影片的导演毛玉勤,是位患过癌症、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的人吗?他是决心以抗洪英雄为榜样,以抗洪的精神拍好这部影片的。他和几位创作人员一起,亲自深入几个重灾区调查采访,搜集素材,在很短时间里写出了剧本。在外景地期间,他每顿只能吃一两面食,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在水中、在房上指挥拍摄。整个影片有三分之二的场景要在风雨和水中拍摄,有五分之四的镜头是夜景,困难很多,但是,演员、摄影、美工、照明等主要创作人员和摄制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白天顶着烈日,夜间忍受蚊咬,常常要在齐腰深的水中站上几个小时。有的同志长时间在泥泞中滚爬,从不叫苦;有的同志摔折了脚骨仍然坚持工作。大家还想出各种办法,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把场景拍摄得更加真实。这个摄制集体,发扬拚搏精神,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当地群众和解放军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仅用了四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拍摄任务。
导演把这部影片称为“真情实感的结晶”、“集体劳动的结晶”,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值得深思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切作品要写得好,它就应当“是从作者心灵里歌唱出来的”。从这部影片充满激情的旋律中,我们听到了创作者们心灵跳动的节奏!(附图片)
方盛禹在灾民中发现妻子领着一个失去亲人的陌生女孩,方知自己的女儿已被洪水淹死。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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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浙联合举办
越剧革新学术讨论会
本报讯 上海艺术研究所、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最近在沪联合举办了“越剧革新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上海、浙江越剧界人士120余人。
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使越剧适应时代的需要。大家普遍感到,现在越剧戏老、人老、观众老,内容脱离时代,脱离广大青年观众,艺术上停滞不前。要使越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进行革新是当务之急。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越剧必须开拓新的题材,按照“三并举”的原则,搞出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剧目;要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越剧的剧种风格,既要发挥它的长处,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对艺术流派,要重视继承,强调发展;女子越剧要提高,男女合演要扶持,两朵花互相补充,互相学习。袁雪芬说,千头万绪,中心环节是增强责任感,把赵总理讲的两个“十分珍重”化成行动。这番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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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坚集》
为纪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周年,由北京人艺《艺术研究资料》编辑组编辑的《攻坚集》,最近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收编了有关表、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的文章共四十六篇,其中有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刁光覃、叶子、赵韫如、朱琳、于是之、童超、郑榕、董行佶等同志的著述。(微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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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
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等十所院校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九八一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最近编写者对该书作了一些修订,即将再版继续发行。(杨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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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共有二百四十余册,预计一九八七年全部出齐。《丛书》规模宏大,比较系统。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有茅盾、巴金、丁玲、艾青、刘白羽、孙犁、曹禺、贺敬之、闻捷、王蒙、峻青、茹志鹃等人的研究专集。整套丛书分别由福建、江苏、浙江、四川、贵州、新疆、云南、湖南、山东、内蒙古、少儿和解放军等二十一家出版社分期分批出版,上海书店承担了丛书征订任务。(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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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定·勇敢·勤奋
——记部队作家彭荆风
易一金
接触过部队作家彭荆风的人,都为他热爱生活、热爱边疆的激情所感动;交往多了,更会窥见他那勤勤恳恳地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赤子之心。他走过一条坎坷艰难的道路,却给人民和战士奏出了充满光明和欢乐的乐曲。
1949年6月,彭荆风同志迈进了革命队伍的行列,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一个人的灵魂,是精神支柱,能给人以力量和理想,能使人不畏艰险,勇敢地战斗。
在这以前,他在艰难的旧中国度过了十九个年头。他憎恨那专制独裁、民不聊生的反动统治,对新的解放事业也就特别热爱。他毅然脱去那套蓝色的学生服,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戴上了闪闪的八一军徽,迈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在进军大西南的战斗硝烟中,他目睹了被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人民的苦难,同时,又感受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欢乐。他认定,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一辈子。
部队挺进到云南后,他为了献身于壮丽的革命事业,主动要求离开军区机关,离开城市,下到了遥远的阿佤山边防连队,担任了连队的文化教员。在边防的战斗生活中,他和战士一起,滚过战火的硝烟,浸过黎明的寒露,走过南疆的山山水水。在和边防战士以及边疆各族人民朝夕相处中,他发现了生活中间的珍珠,给了他力量和源泉,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他要为这新的生活奏乐,尽管当时他的功力有限,也要尽力为边疆丰富多彩的欢宴奏出美好的乐章。他以斗士般的勇气,叩击着文学的大门。在艰难的战斗环境里,在兄弟民族的竹楼上,他写出了歌颂党、歌颂人民和歌颂边防战士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边疆亲人》、《佧佤部落的火把》,并与他人合作创作了两个电影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在散发着芬芳的生活气息的文学作品中,他倾注了作为一个边防战士和青年作家的满腔热情和心血。
彭荆风的长篇小说《鹿衔草》开始写于1962年冬,但到了1979年才得以出版。一部仅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前后却历时十七年之久,这并不是他在精心雕琢,而是作者和这部小说的命运,也象这小说所描写的苦聪人一样,多灾多难,饱受折磨。
小说刚写完,就遇上十年动乱,彭荆风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未出版的《鹿衔草》被打成了“大毒草”,他被关押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在狱中,他痛恨灾难而不省悟灾难从何而来?那时候,党和国家正处在混乱之中,不可能有人来为他解答脑海中的一个个问号。但是,给他帮助的,还是年轻时候根植于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冷静下来,回顾了过去的战斗生活,回顾了边疆军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景,同志之间、军民之间亲密无间的革命友情,使他看到了在黑雾迷茫中闪烁着的一点点星光,给了他希望和力量。
一天,他大着胆子请监狱的工作人员给他孩子带了个信,让在送衣物时,给他送一套马恩著作来。在狱中,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以往的美好生活,又冲开了他创作的闸门。他毅然握起被剥夺了的笔,把牢房当作创作的幽静环境,把给他写检讨的纸裁成手掌那么大的小张,每天偷偷写几百字,日积月累,一年多时间,就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断肠草》。直到1975年8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他才被释放出狱,监狱工作人员检查他的东西时,才发现他用小纸片写了部小说。
彭荆风同志出狱后,由于“四人帮”还在,对他不可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也不能立即分配工作。在等作结论的日子里,除了领导派人来找他谈话以外,他就埋头读书和写作,从不让时间白白溜去。这样,他又修改了长篇小说一部,创作了中篇小说两部,以及短篇小说多篇。打倒“四人帮”后,这些作品都得到了发表。1977年写的歌颂共产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长篇小说《鹿衔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荣获1954年至1979年的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
1979年2月,彭荆风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当他从新穿上军装,幸福地用镜子照看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已两鬓花白,顿时心情又沉重起来,觉得已年近五十,一种创作的紧迫感不容他有一丝休息之念。
这时,对越自卫还击战已开始,他好似听到了炮声,连夜就从昆明赶赴前线,象战士那样投身保卫祖国的战斗生活。他被指战员的英勇作战精神所深深感动,决心把我们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谱写成壮丽的战歌,让千千万万的人了解、学习!
他随部队从边防前线撤回到个旧市,立即开始写作反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生活的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尽管经过多日随部队行军作战,身体很疲劳,他还是每天从早到晚加班加点地写作,十天时间,这部中篇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他感到一阵阵心绞痛,被送进了野战医院。这场大病,使他三个月卧床不起。就在这种情况下,彭荆风同志仍坚持伏在病床上写作,所以,这部小说有一半是写于医院的病床上。
彭荆风坚持深入生活,勤奋地写作,自1979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九本书,还写了大量散文、评论。这期间,他还为许多青年作者看稿改稿,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为云南的文坛上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白族、佤族、哈尼族、景颇族的创作新人。
由于彭荆风同志热爱生活,勤奋写作,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连续三年给他记了三次三等功,1982年出席了昆明军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并被树为精神文明标兵,记了二等功。今年被昆明部队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参加六届人大会议期间,彭荆风同志满怀激情地说:“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参加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幸福,我十分感激党和人民的信任。尽管我的能力有限,我还是要尽力奏乐。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写作,为振兴中华尽力奏出最美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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