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在“结合”上作文章，走自己的路
——读《邓小平文选》札记
周 惠
《邓小平文选》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实事求是地解决新时期重大问题的经验的结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例。学好这本论著，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贯彻党的十二大纲领，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小平文选的许多篇章，过去曾读过，有不少讲话还亲自听过，现在重读仍有初读的新鲜之感。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抓住了时代的主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反复实践，作好这个答卷。
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还是在别国的经验中，都找不到普遍适用的现成方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理论变为现实业已六十余载，中国步入社会主义亦近三十个年头。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解决好，主要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左”倾思想的指导，使这种探索没有顺利进行下去，以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曲折。多年来，把那些符合中国实际、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作法和形式，如早就在农业生产上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视为“离经叛道”，理论上横加批判，实践上成为望而生畏的“禁区”；而把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权”，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去“吹”。搞什么“穷过渡”、“割尾巴”、“全面专政”，以致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切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吃够了苦头。在严重的教训面前，为什么不能反躬自省，弃旧图新，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还提出“两个凡是”，坚持错误做法？就思想路线讲，最根本的是把真理的标准搞错了，不是用实践去判断是非曲直，而是用“书本”去剪裁实践。小平同志及时抓住了这个要害问题，果断地倡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四化就没有希望，就要亡党亡国。从而为我们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前提。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二字上作文章。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体会，这段话的关键在“结合”二字。过去，我们靠这个“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要靠“结合”这个法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去开锁。路要自己走，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问题就出在离开了中国的国情。小平、陈云等同志多次强调，全党要认识国情，把建设的指导思想统一到这点上来，这是走自己道路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就一国的情况讲是这样，就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部门或单位来讲，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必须从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结合”上作文章。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有贯彻执行的坚定性，但这种坚定性，并不表现在一般表态和照转照搬上，而是表现在能够吃透中央精神，因地制宜，贯彻到“底”上。是否到“底”，就要看能不能把中央的精神变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方针、办法和措施，并进而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取得好的效果。1980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决定在那些边远落后地区以及贫困的“三靠队”，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包产到户”，已由“地下”走到“地上”，顺乎民心，大有迅不可遏之势。但有些同志，主要是部分负责干部，却对此很不理解、很不主动，主张只能在“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其他的社队不能“包”，否则就违背中央精神。自治区党委认为，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试行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在全国基本属于边远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即使是一些生产比较好的生产队，同内地许多省区相比，也有相当差距。因此，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是毫不足怪的，也是合乎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贯彻中央文件、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没有用具体框子去硬性限制群众，而是由他们选择自己最乐意采取的责任制形式。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很好的，仅一年多时间，大部分“三靠队”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原来一些生产比较好的队更富裕了。同时，我们从内蒙古的情况出发，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确定了“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建设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正由于把中央的政策与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使自治区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小平同志关于搞好“结合”、走自己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包含着一个深刻的也是最基本的群众观点。实践经验反复告诉我们，要作好“结合”的文章，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一切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都源于群众，又要复归于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不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而是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由于党中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就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来讲，并不是哪一个天才人物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人民群众的自觉创造。回顾内蒙古五年来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到包产到包干，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到“大包干”，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领导者深入实际，不断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引导群众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的过程。对于农村这样一场重大的变革，有些同志为什么看不惯，想不通，甚至“顶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群众观点、群众感情和群众路线问题。把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创造，视为“只要产量，不要方向”的“倒退”行动，似乎搞“包”姓“资”，顶“包”就姓“社”，这是受“左”倾思想影响作出的错误判断。如果说“方向”，那么广大群众所创造的“大包干”等生产责任制，正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便于继续前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好形式。它“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法简便”，能够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有很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地破除了吃“大锅饭”的弊病，因而最受群众欢迎，最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选择的这种“方向”，全然没有错。农村实行“大包干”为主的责任制的伟大变革，不仅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而且推动着各条战线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发生了强大的连锁反应。这是我们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结合”上作出的生动的文章。
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勇于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几年，小平同志一直强调，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改革，才能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革除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弊端，开拓出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探索、系统的改革。
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索，不断在“结合”上作文章。这种“结合”对于各级领导者来说，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也不是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盲目实践，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带领群众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海市蜃楼”的幻境，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但“黄河九曲十八弯，奔流到海不复回”，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有成熟的、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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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指导我们进行各项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学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于浩成
《邓小平文选》对我们的当前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借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在小平同志近年来一系列论著中，曾多次讲到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必要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进行改革。早在1978年底，他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就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重新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有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为我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全面而系统地讲到改革问题的，是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论著。他在这篇讲话中透彻地分析了现行一些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端，列举了这些弊端的种种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改革的目的、要求和实施步骤。实际上，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篇指导我们进行各项改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一方面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整体上说，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这里，小平同志实际上要我们反对两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小平同志严肃指出，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另一种错误思想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熟视无睹，从而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小平同志在详细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各种主要弊端以后痛切地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小平同志接着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当前的改革与“文化大革命”
有什么不同？
学习小平同志的论著，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党之所以提出改革的任务，并不是少数人一时心血来潮，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是要革什么人的命，而是改革某些具体制度，从而充分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是要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制造什么激烈的震荡，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使生产力不但不会遭到破坏，而且能比较快地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今天从事的改革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完全是主观的臆造，这与反映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改革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强调解决制度问题？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着重解决制度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总结了过去的重大经验教训以后提出的。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因此，“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中还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方针，同小平同志这一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小平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就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小平同志这一“法治重于人治”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进行政治制度上一系列改革，直到制定新宪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方向。
改革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应该看到，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上的各种弊端，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得到改革。但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一蹴而就的。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由此可见，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还仅仅是开始，改革是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的。我们一定要提高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做改革的促进派，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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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好
刘克仁
多年来，由于“左”的影响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基本建设敞口花钱、吃“大锅饭”的现象十分严重。工期长、质量差、浪费严重，几乎成了基本建设战线的一个常见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投资包干。
目前，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是由有关主管部门把钱拨给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为施工企业提供建设项目所必需的资金和建材，建筑施工企业则提供单纯的劳务。一个建设项目进度和经济效益如何，同他们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这就缺乏一种内在的动力。实行投资包干，则可把资金、材料同施工拧在一起，改变资金、建材和施工相脱节的管理方式，把社会经济效益与企业利益统一起来，提高基本建设的经济效果。
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主要是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根据国家批准的建设项目的设计规模、概算、建设内容和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签订投资包干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经济责任。从河北省情况看，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民用建筑按平方米造价包干；二是单项工程按施工图预算造价加系数包干。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如何包干尚在摸索之中。
民用建筑按平方米造价包干，在唐山市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首先在四个住宅小区实行这一办法。这四个小区共有住宅楼192栋，42．8万平方米，公共建筑54项，5．13万平方米，加上室外管网、小区道路等配套工程，总造价7，390．3万元。包干的内容是“四包”：包规模（小区住宅楼、公建设施、构筑物、室内外上下水、煤气、暖气管道及小区六米宽以内的道路等全部工程），包工期（凡工程质量达到标准，提前交付一个月，奖励工程总造价的1‰或2‰，由总概算中列支；推迟一个月罚款1‰或2‰，由施工企业的基金中列支，不得摊入工程成本）、包质量（工程质量必须全部符合设计要求，优良率要达到70％，全优工程率达到70％—90％，不合格由施工单位负责返修，工期按返修合格后计算奖惩）、包造价。平方米造价确定以后，一次包死，超支不补，节约归己。
单项工程实行预算加系数包干，在沧州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做法是，对单项工程按施工图作出预算，再按工程类型和现场实际情况增加系数，然后按总金额签订合同，一次包死。签订合同时，还明确双方的责任。建设单位要“四保”：保证提供全部施工图纸，保证提供国家调拨和部管材料指标，保证隐蔽工程验收和质量检查，保证施工现场“三通一平”。施工单位则做到“四包”：包投资，包规模，包质量，包工期。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无论采取哪种具体形式、办法，都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第一，缩短了建设周期；第二，降低了工程造价；第三，提高了工程质量；第四，提高了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五，简化了手续，减少了扯皮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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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太平军北伐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将在石家庄举行
今年是太平军北伐一百三十周年。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接着于五月先后派兵北伐和西征。以往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偏师北伐只是个战术错误，如果当时全军北伐，太平军有可能摧枯拉朽，一举推翻清朝。对此问题，目前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同志认为偏师北伐已属战略错误，若全军北伐则更是大错。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和河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围绕以上的问题将展开百家争鸣。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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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中央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
民盟中央正在北京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这个讲座共分十个专题，每个专题分为十讲，十题总共一百讲，主讲人都是民盟盟员中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这十个专题和主讲人是：“美学、中国美术史”，主讲人朱光潜、黄药眠、常任侠；“中国经济问题”，主讲人千家驹；“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讲人关梦觉；
“广义变分原理”，主讲人钱伟长；“光导纤维”，主讲人叶培大；“谈红楼梦、红学四论”，主讲人吴组缃、张毕来；“新闻艺术”，主讲人徐铸成；“语言通信”，主讲人马大猷；
“中国文字学”，主讲人商承祚；“生态学与保护、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善自然环境”，主讲人侯学煜。现在，“美学、中国美术史”已讲完，“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开讲。
（韦士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