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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在迈步前进
——六届人大，六届政协侧记
本报记者 艾丰
也许，这样一件事，很能反映我国民主生活近几年发生的重大变化。
记者访问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民盟常委千家驹教授。他讲述的“大胆建议——被迫沉默——大胆建议”的经历，听后不能不为之感叹和兴奋。
1957年，千家驹与曾昭伦、钱伟长、华罗庚、童第周五位科学家提出《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主张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倡的。不要“重理轻文”、不要以政策宣传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等等。这些如今看来完全正确的意见，当时却被宣判为“毒草”。196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千家驹代表六位研究经济的委员提出三条意见，后来，又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借政协讲坛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遭遇，千家驹不能不怀着“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沉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位科学家的问题平了反，千家驹也结束了近二十年的沉默。他接连发表讨论教育改革的论文，遍走十几个省份讲述自己对经济工作的见解。今年初，他将自己的论文《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寄给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很快复信，认为他提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很有远见的，并建议中央书记处讨论一次。4月份，千家驹教授又把自己的讲稿《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寄给胡耀邦同志，并说明自己的看法同国家计委某些领导同志的看法有出入。胡耀邦同志很快复了信。说到这里，千家驹教授把复信拿给记者看。但见上面写道：“讲稿拜读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丙乾同志了。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跻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这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和支持啊！千家驹深有感触地说：“中央领导同志如此鼓励，我敢讲话，没有顾虑。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问题又多，确实要有不同意见发表，讲对讲错由实践证明，这样才能搞好。”
千家驹代表的感受，是许多代表共有的。只消回顾一下从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这五年的历程，就不难看清，我们的国家，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做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五届人大在它行使权力期间，曾经做出决定和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建立常设机关，它是国家权力机构，而政府是执行机构；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关系由过去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它不属各级政府，而属于人大常委会；县以下人代会，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五届人大还制订和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成为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保证。作为这一切的概括和总结，五届五次人代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在确定我们的根本目标时明确写道：“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加上“高度民主”的字样，在建国以后制订的四部宪法中还是头一次。
这五年，民主迈出的步伐，人们在生活中看到的，自然就更生动了。来自安徽的六届人大代表、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同志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以双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意义远远超出经济范围，它大大扩大了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位在县里工作三十多年的农村领导干部，把这个看法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论证：
1949年到1955年，农村干群关系是很好的。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有了民主权利，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社后有些矛盾没处理好，后来又搞一平二调、割尾巴、大批判开路、大寨模式等等，这样关系就紧张了。有个小港生产队，20户人家，“文革”期间曾派进18人的工作队去攻“堡垒”。工作队对农民讲：“我们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鞭子，赶也把你们赶到‘正道’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发生了大转折。现在农民最满意两件事：生产民主，不瞎指挥了；分配民主，不搞“大概工”了。干部多吃多占不容易了，干群关系改善了。
听了陈庭元的话，记者联想起人大开会前夕在浙江温州农村看到的情形。永嘉县燎原乡在1956年就搞过包产到户，后来被打下去了。那里的干部、农民讲的话同陈庭元讲的几乎完全一样。他们还形容实行双包责任制前后的变化是：“过去种地看‘人面’，现在种田看‘地面’。”这可谓是高度概括。过去一个县只有县委书记“会种地”，社员吃喝拉撒睡都抓在队长手里，不看“人面”行吗？现在，“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可以自主种田、自主安排生活了。在有些习惯于老样子的干部看来，“农民不那么听话了”，其实，主人在公仆面前把腰杆挺得直一点，有什么不好呢？人们看到干群关系重新变得融洽起来了。
农村责任制的推行同时成了一次民主的进军。这是人们没有充分预计的，却是令人振奋的。在城市、在工商、文教各条战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的进展，同样的进程也已开始。人们正在实践着新宪法写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生活启示着我们：正象经济不可搞高指标、“大呼隆”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应单纯追求戏剧性的变化和轰轰烈烈的场面。民主是一个复杂的、扎实的进程，它必须也只能与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步”发展。
在我国民主生活中，知识分子显得空前活跃。这届人大和政协知识分子代表和委员比重增加，就是个标志。过去这五年，对我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忘的。他们从“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和姿态，提出建议和批评了。
三个月前记者曾在广西采访过的广西艺术学院甘宗容副教授，今天以六届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北京出席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了。今年2月底，她和艺术学院其他五位教授一起，写信揭发该校一位副书记违法乱纪和上级迟迟不作处理的问题，信在报上发表后在那里激起了强烈反响。鉴于当时气氛，有人问他们：你们不怕枪打出头鸟？他们回答：“现在是爱鸟月。”他们看对了，说准了。果然，春风杨柳的召唤，“爱鸟法令的保护，更多的鸟儿出来鸣叫了。在中央的关怀下，三个月来，当地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称赞、佩服这六位教授。4月，年近六十的甘宗容副教授入了党，接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她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甘副教授对记者说：“能到北京开会，心情是激动的。作为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在个人待遇上没有什么可求的，我们关心和着急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
朴实的话，耐人寻味。只有饱尝“左”的苦而又意识自己是国家主人的人，才会写那样的信；而一封信在一个地区发生那样大的影响，又不能不说是具有时代特色的。
是的，在我们国家，今天更多的有知识的主人，正在发挥主人的知识的作用了。他们在国家经济建设重大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另辟篇章书写的。
当然，一些代表也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还面临着艰巨复杂的任务。但过去五年取得的显著成绩和丰富经验，鼓舞着我们。这届大会，从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邀请各方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到赵紫阳总理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更使人信心倍增。这使人联想起在这样的隆重的大会上，多次看到而又寓意深刻的一个场面：穿着各族服装的代表们，踏着阳光铺地的台阶，一步一级、一级一步，庄重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一定会这样继续迈出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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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点建设要努力杜绝浪费
——访人大代表、葛洲坝工程局总工程师曹宏勋
本报记者 欧庆林
曹宏勋从繁忙的葛洲坝水利建设工地来北京参加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心里很不平静。虽然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参加这样的盛会，但他觉得这次更有意义。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由佛子岭到磨子潭，从丹江口到葛洲坝，一直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倾洒心血的老专家，如今腰板更加硬朗，精力显得更充沛。
“谈什么呢？出个题目吧！”我们刚一坐下来，曹老就问。
“请您谈谈如何搞好重点工程建设吧，您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多体会。”
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必须大力加强能源、交通等方面的重点建设。要从水电、火电和核电三个方面，加强电力工业发展。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浪费大、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否则重点建设就会成为重点浪费。
曹老泡上一杯茶，沉思片刻，慢慢地谈起来。
他说，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进行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不讲效益，浪费大的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1958年以后，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时间拉得长，花钱多，质量差，是个通病。有时只讲政治，不算具体经济细账和大账，造成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丹江口水利工程一上马，就提出一年完成的口号。过了一年不行，又提出三年完成。三年也没完成，结果经过十年第一台机组才发电。这中间因为工程质量不好，曾花了很多钱来返工处理。
“你问葛洲坝的情况？葛洲坝工程也是匆匆忙忙上马的。很多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或没有做，就干上了。1972年周总理听了工程汇报，决定工程暂时停下来，重新弄清自然情况，修改设计，做好前期准备工程建设。那时主观上总是想快，但因实际工作中问题重重，质量不能保证，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葛洲坝工程匆忙上马，搞了10万多立方米的混凝土大坝基础，其中有2万多立方米因修改设计方案不得不炸掉，重新进行浇筑。还有因组织指挥不当，施工管理不善，都造成了不小的浪费。”
曹老讲到这里，深有感触地说：“五十年代初期建设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虽然技术上保守一些，条条框框也多，但无论勘测、设计和施工都还是按照科学规律和基建程序办事的。因此，在工程质量、工程投资和建设速度等各方面技术经济指标都是比较好的。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不仅仅是水利工程建设，包括我国一些基本建设工程，劳力用得多，材料用得多，设计方案经常大修大改，工程返工重做，浪费的账往往不算，也算不清楚。”
湖北省代表团的同志说，这位老专家性格温和，很少动气。此时此刻，他显然有些激动了，不由的站了起来。当记者问到，如何杜绝重点工程建设的浪费问题，他又坐下来，缓缓地说：
“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要加强责任心，实行经营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再加上一条，要立法，对严重的浪费损失要追究法律责任。”他强调，从水利工程建设来说，目前劳力的浪费主要是“三低”——出勤率低，工时利用率低，工效低。“三低”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国家包下来的“大锅饭”体制。材料的浪费，主要是不算细账，不算大账，没有责任制。葛洲坝第一期工程浇筑600多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由于管理不善等各方面的原因，初步估计造成的水泥浪费，可能要以数万吨计，这个账可是个大账。如果杜绝了这些浪费，节约的水泥可以建设一个中型的水电站。
人们都说，曹宏勋对工作一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去年，他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他更加谦虚谨慎，努力工作。他常常自勉的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了，而我贡献的太小、太少。”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曹老告诉记者：葛洲坝工程是国家93个重大工程建设之一，1970年12月30日破土动工，第一期工程的第七台发电机组将在今年8月投产发电。全部工程完成后，每年平均发电量达141亿度，是华中电网的骨干电站。它的电力将东送上海，改善上海工业生产的供电不足状况。目前，整个工程建设正在紧张进行。我们总结了过去水利建设中存在的速度慢、浪费大、质量差的教训，一定要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企业整顿，推广全面质量管理，实行经营责任制。我要和广大职工一起，尽心竭力地提高经济效益，确保二期工程按期完成，并力争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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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相倾山可移
——访胡子昂
新华社记者 丛亚平
“在中国革命几十年的进程中，共产党把我们当成真诚的朋友，我们也和共产党坦诚相见。”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胡子昂谈起这次政协会议，心情就很激动。
八十七岁的胡子昂老人，眉毛都已斑白，但精神健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和一个爱国者，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种国务活动，不遗余力地为人民的事业尽心尽责。
谈起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胡子昂兴致勃勃。他说：“前些天，中共中央邀请我们各界人士召开民主协商会，就国家大事诚恳地与我们协商，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重视。”
这位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工商业者，是在祖国内忧外患的艰难年代里认识共产党，了解到共产党对救国救民的正确主张的。几十年来，他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风雨同舟，受到党的敬重。今天，他对党更是满腔热忱。他说：“共产党虽然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依靠自己，依靠人民，及时扭转了局面，总结了经验。‘四人帮’被粉碎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又恢复了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了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同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多做工作，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多做贡献！”
胡子昂老人满怀信心地展望着将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十分正确，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只要按照现在的路线走下去，上下一心，团结奋斗，我们国家就一定会走向繁荣兴旺！”
李白有一句诗：“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今天，我们英雄的人民，我们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千百倍地胜过当年的扶风豪士，而我们党和民主人士的精诚合作岂止是意气相倾。有这样的团结合作，我们又有什么山不能移，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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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催人奋进的掌声
——体育界六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会散记
本报记者 李仁臣
如潮的掌声，又一次打断了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掌声，是由于他讲到体育战线的喜人形势而引发的。人民代表用掌声表达了对体育成就的赞许，对体育健儿拚搏精神的肯定。
6月7日下午，体育界出席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会议的同志在北京文津俱乐部欢聚的时候，这热烈的掌声，仿佛还回荡在他们的耳畔。在这个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荣高棠同志，看到有这么多体育界的同志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心情激动。他说：“来自体育界的六届人大代表有39位、六届政协委员有33位。这是整个体育界莫大的光荣，是党、国家和人民对体育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他认为：赵总理的报告对我们过去的五年做了很好的总结，同时指出了今后五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都十分满意。
一花开而知春。体育战线出现的“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神州大地的盎然春意，展示着我们祖国兴旺发达的美好未来。1978年以来，我国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约有3亿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这五年中，体育健儿荣获世界冠军70个，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78次。令人钦佩的拚搏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象征，变作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体育战线的胜利的影响已超出体育领域，鼓舞了亿万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精神。
在一张圆桌旁，人大代表李富荣、袁伟民、祝嘉铭、钱澄海、孙梅英和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相谈甚欢。记者问李富荣：“昨天，赵总理讲到体育那一段，整个大会堂都响起了掌声，你听了有什么感想？”他说：“这掌声，既是对我们过去做出的成绩的鼓励，同时又让人觉得以后的日子不大好过。任重道远，更要谦虚谨慎，真正从零开始，只能比以前做得更好。”李富荣三句话不离本行，乒乓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我国乒乓球运动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个项目。作为运动员他先后打过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为教练员他又参加了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不久前，当他和队员们站在三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领奖台上时，还不忘叮嘱说：“下一届也要站到冠军的位置上。”现在，他已经在为三十八届更艰巨的任务操心事了。
毗邻而坐的袁伟民和祝嘉铭，在二十多年前同是中国男排的主力，一个是二传，一个是主攻；现在同是国家排球队的教练，一个带女排，一个带男排；又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女排要为实现“三连霸”而奋斗，男排要打好冲出亚洲的翻身仗。开会期间，袁伟民一有空就回到他的球场上，再过四天，他就要率队赴南京迎战来访的日本女排二队。新组建的中国男排正在南方短期集训，当这篇散记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可能祝嘉铭已踏上南下的旅途，过几天后再赶回来选举，他放心不下自己的队伍啊！
这是一次冠军的聚会。环顾四座，单是获得过世界冠军和打破过世界纪录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有十余人之多。在这次活动中“穿针引线”的是人大代表、优秀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同志。他指着一位笑容可掬的运动员介绍说：“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有我国第一个女子的射击世界冠军——巫兰英，她是全国人大代表。10日，她将去加拿大参加第44届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请她在出征前给大家讲讲话。”巫兰英同志谈到，在即将举行的这次重大国际比赛中，要团结战斗，努力拚搏，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当记者问她：“如果你们有好消息的话，在会议期间就能听到吗？”“如果有好消息，19日最迟20日就能传回祖国。”我们期待着他们的捷报。
经历了三十四年操场风雨的一级体育教师、国际篮球裁判韩茂富同志，对赵总理报告中谈到要“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感触尤深。他说：“建设四化的合格人才出自于青少年，未来的世界冠军出自于青少年。我们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作为一个人民代表，有责任把在基层中发现的问题反映上来，更应该以身作则努力工作，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年逾七旬的政协委员穆成宽，多年来致力于培养青少年游泳运动员。他说：“我愿做一名识途的老马，埋头苦干，培养更多的游泳运动员。”
掌声，使人不安，又催人奋进。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请出席两个会议的同志，对体委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恳切地祝愿体育战线的同志们无愧于人民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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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国家带向更好的明天
香港一些报纸高度评价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重大意义
新华社香港6月7日电 香港一些报纸发表评论，高度评价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重大意义。
《新报》的社评说，“目前在北京进行中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它可望在正确改变及不断进步的轨道上把国家带向更好的明天。”
《财经日报》的社评说，“六届人大期内应该是真真正正为中国‘四化’建设打基础的年代，因此，六届人大一方面是确保法制确立的‘根基年’，更是稳固经济建设的‘磐石’”。
《星报》的评论指出，中国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各方面都有改进，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评论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希望中国强大，人民生活好转。”
《文汇报》的社论说，“赵紫阳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完成我国八十年代三项战略任务作出新的安排和部署，他的报告将是我国人民今后一段时期的行动纲领。”
《大公报》的评论指出，“回顾过去五年，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转变。”评论说，“全国人民从过去五年拨乱反正的根本转变，深刻领会到今天和过去的差异，今天人人心情舒畅，对前途充满信心，都是来自‘三中全会’扭转乾坤式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