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人民代表应当真正代表人民”
——记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温元凯
本报记者 周郁夫 宣奉华
“人民代表应当真正代表人民，我要用行动来回答选民们对我的信赖和重托。”
安徽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温元凯用他特有的明晰果断的语言对记者说。
今年三十七岁的温元凯是我国年轻的化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共产党员。他于去年9月提出关于改革教育科研体制的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中国科技大学任命他为该校化学教研室主任，领导改革试点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他所主持的化学教研室的改革在教学、科研，促进人才流动，向产业部门提供科技服务，开辟高等院校经费来源，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和科技生产部门引起了强烈反响。4月底，在安徽省六届人代会上，温元凯以732票（全票769票）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短短一个月内，温元凯收到全省各地数十封选民来信。这些信大都是希望他继续做改革的促进派。有的还向他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建议，要求他写成提案带到全国人大会上去。
温元凯认为，这些热情的来信体现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的意向。为了充分听取广大选民对于改革的反响和意见，他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用多种方式联系群众，为赴京参加六届全国人代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随着人大会期的临近，温元凯更加忙碌了。他一面安排化学教研室近期的教学科研工作，一面听取群众意见，撰写提案，还应邀到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兄弟院校去作关于改革情况的报告。
在赴京前，他已经草拟了几个方面内容的提案，诸如：如何促进科技人才流动，提倡招聘制、合同制，建立流动式的科研队伍；建议开展创造学和创造教育学的研究；关于扩大自费与公费留学途径，在国际文化科技教育交流中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关于扩大改革试点的范围，有些改革措施应尽快推广，使之普遍化；建议建立科技人员和职工休假制等等。
温元凯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我的提案都是有关改革的，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我要到全国人代会上发改革之言。目前，社会上似乎有一阵小小的冷风冲着改革吹来，但我深知广大人民是迫切要求改革的。我要当改革的铺路石，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也决不动摇。”
温元凯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1979年晋升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他是我国量子化学界的新秀。1980年2月至1982年6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法国巴黎居里大学从事“量子生物学”研究工作，写了六篇学术论文，取得了被美国哈佛大学卡帕勒斯教授称为“先驱性开创性”的成果。因此他应邀参加了两次国际化学会议，并到英国、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瑞士、卢森堡等9个国家讲学、访问或作学术报告。在国外工作、深造期间，他特别注意深入考察那些连续产生第一流科学成果的科研教育体制，取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看到我国现行科研教育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非改革不可。
记者问道：“你对体制改革的前景如何估计？”
温元凯信心十足地回答：“九曲黄河归大海。改革尽管会出现百转千回，但终究能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何况，进行改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那种改革半途而废的情况决不会在我们的时代重演了！”（附图片）
本报记者 沈进摄
第3版()
专栏：
包尔汉同志的心愿
新华社记者 陈雁
一辆黑色的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驶出，车里一位白发银髯的维吾尔族老人激动地对坐在身边的秘书说：“这次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真是生动活泼！”
接着，老人又兴致勃勃地说：
“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我一定要争取多发言，多提些建议……”
这位壮心不已的老人，就是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尊敬的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包尔汉。
记者在包老家里访问他的时候，他头戴一顶维吾尔族的红色小帽，身着浅色便服。包老说：“在6月1日的民主协商会上，胡耀邦同志讲得真好：‘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真鼓舞人心！”
这位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新疆的繁荣和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老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革命活动。1949年，经王震、徐立清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老以他亲身的经历，深感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他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有大民族压迫、剥削小民族和民族间的互相残杀。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平等。”
作为在新疆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人，包老常用自己目睹的这些事实来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同志。每当他在新疆工作的子女来北京探亲，他总忘不了叮嘱他们要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新疆的同志来看他，他谈得最多的也是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精神。
包老对记者说，党中央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提出要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党的民族政策在“十年动乱”中遭到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族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尽管现在民族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是我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工作一定能开创出新的局面。”老人满怀信心地说。
包老告诉我，他这次要求参加政协民族组的讨论，一方面是为了多听听少数民族委员的建议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更直接地向委员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包老说：“在这次民主协商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组成第三梯队，这是件大好事。我看民族干部也要有第三梯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优秀人才，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要热情地扶植他们，这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大有好处。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地区可是块宝地啊！我真想到那些地方走走。
包老说到这儿，他女儿笑着接过了话题：“包老虽说已到耄耋之年，可不服老！他一听到别人去基层调查的消息就着急，想去得不得了！”
包老用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年纪大了，耳朵不好，眼睛也不行。想干点儿事情，力不从心，真急啊！我常因为自己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感到不安。这次听耀邦同志讲，希望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在领导班子里，继续工作。我要尽自己的绵力，为民族团结多做一些事情。”停了一下，老人又郑重地说：“实现党中央的政策，巩固民族团结，在短时期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党员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
第3版()
专栏：
比翼齐飞
——访六届人大代表、青年农民杨小运、黄汉涛
本报记者 龚达发
他们刚从飞机场乘车来到住地，没有来得及整理行装就与记者交谈起来了。憨厚纯朴的大个是最先超售万斤粮的湖北应城县农民杨小运；机灵利落的小个是杨小运的竞赛对手、湖北安陆县农民黄汉涛。
话题是从他们之间的竞赛开始的。
1981年10月，杨小运带头超卖万斤粮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也冲击着青年农民黄汉涛的心。黄汉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兴奋地告诉记者：“杨小运和我都是八十年代的农民，更有趣的是我们还是同一年生的”，“1957年。”杨小运补充说。黄汉涛接着说：“那时我想，杨小运敢于带头超卖万斤粮，为什么我不能？归根到底，是杨小运的爱国热情比我高。”
从孩提时代起，黄汉涛就常听老人说：“财是下山的猛虎。”那时他不想“发财”，也不想出头冒尖。1981年，他家超产粮1.6万斤，可是只卖了6，000多斤，怕卖多了第二年又加任务。和杨小运一比，思想开了窍。他和父亲一商量，把剩下的一万多斤粮食全部卖给了国家。接着，他又挨家挨户宣传杨小运多卖粮作贡献的事迹，很快，这个只有12户社员的生产队又卖粮六七万斤。
这时，一个新的愿望在黄汉涛心中萌发：和杨小运挑战，比一比谁的责任田种得好，赛一赛谁对国家的贡献大。他的具体条件是明年（1982年）超售粮食2万斤，农副业总收入超万元。
挑战书在《孝感报》、《湖北日报》先后登载了。杨小运看到报纸后重新修订了生产规划，并公开在报上应战。从此，两个相距百里的青年农民火热的心想到了一起，一场紧张的对手赛展开了！
“规划归规划，不干成空话”。这是黄汉涛挑战书中的话。这一对青年农民有从老一辈身上继承来的实干精神，又努力学习老一辈所没有的科学知识，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着。鸿雁传书，传递着你追我赶的信息，交流着互相鼓励的真情挚语。这一年，竞赛双方都夺得农业大丰收。杨小运向国家交售粮2.4万斤，超售15，000多斤，比上年增加25％，全家人均纯收入达1，104元。黄汉涛项项指标超规划，超卖粮食2万斤。这一年，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也迅速由穷变富，杨小运所在队人均收入508元，黄汉涛所在队人均收入580元。
1983年初，他俩双双被评为省特等劳模。在省劳模会上，他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制订新的规划。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一人富不算真本事，全村富才最光荣。杨小运在鞭策自己：我们队的人均收入还没有黄汉涛所在队高，我还要加倍努力，把所有的农户都带起来。为了大家共同富裕，杨小运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帮助周围的社员广开致富门路。全队20户，他先后给18户传授科学种田技术，支援物资和资金。
黄汉涛学习杨小运带领全队共同致富的精神，挑起了生产队长的重担。为了迅速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他带头承包了两口离村最远的鱼塘。队里有两户社员发展生产有困难，他帮助借钱买来1，000只良种鸡，分头喂养。又与公社兽医站联系，为他们签订了防治鸡病的合同。今年，他们队已经有8户养鱼、养猪、养鸡的重点户，致富的路子更宽了。
说到这里，杨小运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各种养猪、养鸡、养牛专业户、重点户迅速发展，但防病治病跟不上，常常大批死亡家禽、家畜，给农民带来很大损失。去年，他们两家分别死了三头猪；去冬今春，黄汉涛所在管理区死了100多头牛。临行前，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一定在人大会上呼吁加快发展科教事业，呼吁科技工作者多下乡指导农民致富。
临别，他们表示很希望同全国的农村青年来一个大竞赛：比一比谁的责任田种得好，赛一赛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第3版()
专栏：
爱国一家
访八位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协委员
本报记者 胡思升 王庚南
又有8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名字，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的名单里。现在的大多数年青人，对这些新委员是陌生的。但是在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国共两党既合作过、更斗争过的漫长岁月里，他们都不是无名小卒，而是统率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人民厮杀的“铁腕人物”。他们的经历和今日的思绪，是会令人感兴趣的。
这8位新委员是：前国民党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前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罗历戎，前国民党第79军中将军长方靖，前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前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15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前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前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周振强，前国民党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十师中将师长李以劻。说来也巧，他们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只是期数不同。
记者乘政协开会之际来到他们的住地，请他们忆旧话新。周振强、李以劻因事因病未能参加。上届就担任政协委员的前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和前国民党北宁线护路中将司令兼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同这8位新委员都曾是国民党的“党国中坚”，获特赦后又同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如今又一起共商国是，也兴冲冲赶来。
沈醉最为健谈，不象年逾古稀的老人。他说：“我最近给海外朋友写信，讲到他们8位荣任政协委员，用了‘八仙过海，后无来者’8个字。为什么说‘八仙’，他们过去都是武将，在国民党里鼎鼎大名，后来又成为研究历史的文史专员，经历独特。我想，我们这一代今后大概不会再有战犯这个称呼了，因为所有的特赦战犯，担任文史专员的，现在都已成为政协委员，所以叫‘后无来者’。”
在一片笑声中，文强补充说，“‘八仙过海’，下一句是‘各显神通’。‘神通’就要显在促进国共再一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上。这是光荣的事，不必隐讳。现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有我们的旧上司、国民党元老，象何应钦、张群、顾祝同；有我们的同辈、黄埔军校的同窗旧好，有我们的部下。我和在座的，过去真可以说是右派中最右的尖子，长期反延安、反共，现在不反了。为什么？共产党没有用金钱收买我们，我们也没有象台湾‘国大代表’那样每月领几百美元津贴。就因为我找到了真理，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我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祖国统一。”
大家开玩笑，说沈醉快成作家了。继《我所知道的戴笠》之后，《我的三十年》又出版了。文强也写完了20多万字的《新生之路》，即将问世。
79岁的董益三是戴笠、康泽的部下，过去是专攻特务通讯联络的无线电专家。他对记者说：“国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我都参加了；后来国民党积极反共，我也参加了。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向台湾提出第三次合作，我认为是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安排，也是历史的召唤。回顾历史，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国民党第一代领导人孙中山实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同意后实现的。现在中共提出第三次合作，这就要看国民党第三代领导人蒋经国先生的态度了。中共伸出了热情之手，我希望蒋经国先生捐弃前嫌，也伸出手来。”
跟随陈诚半辈子的杨伯涛，讲述他自己的历史道路：“很惭愧，我很早就操起刀枪反共。1931年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我就是参加者。抗战时期，我在六战区，同新四军倒没有什么磨擦，因为大目标是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我又坚决反共。淮海战役被俘后，自杀未遂。我别的不怕，就怕真理，终于在真理面前低了头。我曾是个顽固派。台湾许多老朋友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今天变了。古话说：‘以铜为镜以整衣冠’。象我这样的人，台湾还有不少。据我观察，实行开放政策，发表叶委员长九项建议、告台湾同胞书和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是打动人心的。去年何应钦到美国，见到从大陆去美的被俘前国民党74军军长邱伟达，问邱在大陆生活得怎么样，叫他到台湾去看看，也没有骂人。这说明人人都在思索。”
说到这里，杜建时插话介绍杨伯涛：“杨伯涛是陈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从排长做起，三十几岁就当18军军长，在战场上是不怕死的猛将。总括他的军人生涯，是对人民有罪，但在抗日上也有贡献。他在台湾的熟人同事很多，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高魁元就是他的同事。”
郑庭笈这位前国民党军长，是个“命大”的人。抗战时期在山西忻口会战中，他连中三弹，竟然未死，惊喜之余为自己取号“重生”。他今年78岁，操着广东口音说：“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对这一点，我很有信心。”他讲了一段轶闻：“我是1948年在辽沈战役被俘的，从1926年进黄埔军校追随蒋介石‘主义不能变’的口号，为国民党打了二十二年仗。共产党行不行？我曾是抱观望态度的。后来在事实面前认了输。至今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我们的关怀。1959年周总理接见我时，了解到我家庭生活的变故，马上对张治中讲：要动员复婚。后来我当了文史专员，组织上又把我妻子调来当打字员，一年后，我们复婚了。国家总理关心我这样一个罪人，不能不使我感激至极！这次六届政协，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当上政协委员，台湾方面是会有感触的。海峡两岸的人，要统一，要和谈，要相通，是人心所向，难以阻挡。”
30年代在江西参加过对红军第三、四、五次围剿的方靖，今年83岁。他说：“在台湾的人，认识问题要有个过程。”这是经验之谈。郑庭笈也打了个比喻：“好比吃螃蟹，要一点点地来；如果一口吞下去，就要卡住。”
罗历戎曾经患脑血栓，身体稍差，也发言说：“我曾是蒋介石‘王牌军’第一军的副军长和第三军的军长，抗战时期，封锁延安，就是第一军干的。‘王牌军’，过去罪恶不小，现在要立新功。”
杜建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衔高级参谋、陆军大学教务长，今年76岁。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为国家统一尽一分力量，我说句不夸大、不缩小的话：我们不仅是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而且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沈醉又插进来说：“祖国统一，要靠人民的力量，靠党的政策。我们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也要推波助澜。我们都没有改名换姓，在共产党里也没有亲戚朋友，但能够在今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并欢度晚年，就是靠共产党的政策。”
邓颖超同志在六届政协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化敌为友，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附图片）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左起）方靖、郑庭笈、文强、杨伯涛、董益三、罗历戎在座谈会上。 王庚南摄
第3版()
专栏：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金问鲁（右），重视知识更新，努力掌握国内外建筑科学的新技术，在实践中解决了建筑力学方面的许多难题。
新华社记者 沈楚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