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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忆楚云
林默涵
最近收到福建人民出版社革命史编辑室一封信，信中说：“郑楚云（眠石）同志，福建福安人，你是他参加革命的引导人，他为革命事业和进步文化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含冤而死已近二十五年，至今不仅福建很少人知道他，连他家乡也对他很陌生。特请你就所知道的情况写篇短文，好吗？”
郑楚云即陈楚云，他不幸死去已经二十三年，我虽然时时想起他，却始终没有写点什么来纪念他，现在应该写几句话了。来信说我是他参加革命的引导人，这是不确的，他参加革命比我早，年龄也比我要大些。他家境贫寒，1928年得亲友资助，入北平大学俄文学院念书，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常在夜间到天桥一带做人力车夫的工作。1930年在游行示威中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关了八个月后放出来，被勒令离开北平。他回到家乡在一个中学教书，常在夜间出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又被国民党逮捕，1933年释放后，他到了上海。
我就是在上海和他认识的。是怎么认识的呢？现在想不起来了。那时我经常见面的有好几位福安籍的朋友，张白山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可能是在他们那里遇到楚云而认识的。他当时叫郑楚云，后来才改姓陈。
楚云极少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上面说的种种，大部分是张白山同志告诉我的，他们是小同乡，又一起在北平上过学。在同楚云的接触中，我发现当大家高声谈笑的时候，他常常会忽然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使人感到他总有些悒悒不乐，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他被捕时后脑勺被国民党特务用铁棍击伤，神经受了损害的缘故。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或放松自己的工作，他依然默默地从事秘密的或公开的革命活动。他到上海后参加了“社会科学家联盟”，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又编辑一份叫《工人生活》的地下小报，亲自跑印刷厂、编排、校对，出版后向工人秘密发行。大约在1935年春天，我曾在《读书生活》上写过连载的《妇女常识读本》，每期两课，登过几期。那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懂得什么妇女问题呢？不过是从一本日译的苏联柯伦泰的《新妇女论》中捡些观点来编凑成篇罢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当时我在一家报馆当资料员，因为老板赌博输钱，欠了一年多的薪水，每月只能“借支”几块钱，难以糊口，只好写些东西弄点稿费买饭吃。后来老板赌赢了，居然又补发了薪水，共有数百元。那时日圆贬值，许多青年都到日本去留学。我就辞去报馆的事情，拿了这笔钱到日本去了。《妇女常识读本》便由楚云接着写下去，后来还印了单行本。不久，他就到读书出版社去当编辑了。
我到日本后，收到他主编的一份小报《生存线》，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编得尖锐泼辣。我给它写过稿子。
“一二·九”运动使全国的救亡烈火烧得更旺，我没有心绪在日本念书了，1936年春天我回到了上海。那时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实际上是秘密的“哲学研究会”，每隔十多天聚会一次，由艾思奇同志主讲哲学史，参加的有胡绳、胡曲园等同志，组织工作全由楚云担任，每次开会都是他去旅馆租房间，每回得换一个旅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楚云都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这是一个爱国青年的组织，我负责宣传工作，楚云负责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参加了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辗转于苏浙前线。1938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那里又遇见了楚云，才知道他曾和艾思奇等同志一起去延安，组织上又派他到大后方来工作。这时他正在帮助俞鸿模筹办海燕书店，我则帮助柳湜编辑《全民周刊》，我们都住在江汉路联保里。不久，我准备到延安去，楚云为我饯行，吃饭时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模糊，只有他在饭桌上写给我的杜甫的两句诗：“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却始终记在我的脑海里，并时时警惕自己：不可懈怠懒散。
楚云确是非常努力的。国民党军队顶不住日本侵略军，武汉很快就失守了。楚云跟一些文化界人士到鄂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又到河南确山县竹沟乡党的华中局工作，担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竹沟被围，他突围脱险到了重庆，又到读书出版社工作，创办《学习生活》半月刊。我从延安给这个刊物寄过一些稿子。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重庆，文化界的许多同志被迫疏散，楚云就在这时去了南洋，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记不准他是哪一年回到祖国的。总之，我们竟能活着在新中国的首都重逢，是过去未曾料到的，的确非常高兴。我说起他给我写的杜甫的两句诗，他说我们现在可以一道回福建去看看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忙，彼此见面不多。大概是1960年夏天吧，我正准备到外地去，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谈话中看出他心情有些沉重，他说起他所在的机关要他交代在海外的关系，那正是日寇侵占东南亚的时候，楚云在印尼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当然要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才能得到掩护。郁达夫就是在印尼被日寇杀害的。但是，国内有些人不了解这种复杂情况，使他感到为难。但他又说：现在好了，上面已经过问这件事，问题可以弄清楚了。我再三安慰他，要他放心，事情总会解决。谁料得到，等我从外地回来，黄洛峰同志告诉我：楚云在一个夜里，突然坠楼死了。这真使我不胜惊愕，黯然无话。我不禁想起杜甫另一首赠别诗中的两句：“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我怎么也想不到那次的分别竟会成为永诀。
我所知道的楚云的生平事迹，就只有这一些。但是，就从这些，也可以看到楚云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默默地活着，默默地工作着，最后又默默地死去，的确很少人知道他。他是大地上的一撮泥土，当人们赞赏植根在泥土上的奇花异草时，它是不被人注意的。然而，没有泥土又哪有什么奇花异草呢？人的价值，在于他本身所起的作用，而不在于别人对他的毁誉如何，难道不是吗？
凡是知道楚云的人，是不会忘记他的。他不愧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这就够了，其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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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白——白不
吕远
这个题目语意含混，而且读来别扭，但却无可更换，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小时候跟父母到别人家里作客，看到糖果点心总想着凑过去，但父母总把我拉开，没人时小声对我说：“要讲规矩，不要白吃人家的东西！”这个“不”能“白”吃人家东西的规矩，似乎就是一种道德规范，几乎统治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以后，通过学习，知道那是带有封建礼教色彩的东西，渐渐不大崇信了，代之而信的“规矩”，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比“不白”吃人家的东西，道德水平高得多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要求人人作到事事时时都要“忘我”甚至“无我”，但事实上很难作到，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恪守着第二种规范。至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是不会去白吃或白拿的。想不到人到中年以后，这个“规矩”越来越“疲软”，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新的“规范”在不知不觉中滋长蔓延，常常听到不少年轻人在说：“干吗不吃？不吃白不吃！”“干吗不拿？不拿白不拿！”而且不只是青年人，年纪大的人也开始这样说，不仅这样说，还真有人这样作。单位里的一些杂物、家具甚至设备，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有些下马的厂矿居然能被哄抢一空，甚至农民的满车西瓜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群起而“白吃”之，真是有点“物极必反”，白吃白拿也成为一种“道德”了。
前年冬天一个深夜，我在西单等车，路边有两个等车的女青年在说话，说到激动处，我听见其中一个人大声说：“那当然，不骗白不骗！……”我当时大吃一惊，难道连骗人也成了一种可以公然宣讲的社会道德了吗？那天夜里久久无法入睡，老是想着狼藉的瓜车、破烂的厂矿和两个女青年的模糊面庞，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压抑。天亮时忽然清醒过来：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本质，何必这样杞人忧天？于是也就安之若素了。
今年年初，因为工作需要，到南方走了一些地方，常常看到大饭店里座无虚席，其中虽然也有外宾，但多数都是“内宾”的宴请。圆桌一席，动辄三五百金。而且总不止一桌，上下领导均要出席，主客之外尚有陪客，今日你请，明日他请，来时先请，走时再请，于是酒店里觥筹交错，食客盈门。有些单位的负责人据说很少在家吃饭。与外宾谈判，应酬是难免的，但与“内宾”往来，反复宴请则完全不必要。何况这些宴席都是人民掏钱，大部分出席者都是“白吃”的，我坐在那里总有一种犯了“不要白吃人家东西”规矩的感觉。名酒名菜摆在面前，又使我体味到“不吃白不吃”那种奇异的心理。我在想，这满座食客未必都是认为必须这样白吃的，但“不吃白不吃”，也就应声而来了。何况又都是“工作需要”、“一方代表”、“敬意”、“礼貌”、“关系”，负责接待的同志曾告诉我：你想不白吃都难。但如果全国人人都以“不吃白不吃”的道德观吃起来，那每天就要吃掉山一样的鱼肉，喝掉河一样的酒浆……想着想着，我从圆桌边直起身子，仿佛听见四面八方传来千万张嘴的咀嚼声，我隐隐感到祖国大地在咀嚼声里逐渐变薄，逐渐萎缩……
这当然是我的胡思乱想，因为能到酒店和饭馆去参加宴请的终究是少数人。但是，要改变“不吃白不吃”这种“流行”观念，还就得从这少数人开始作起。如果我们各级组织、至少是自己人的活动和往来，尽量俭朴，把钱省下来为民造福，后人民之乐而乐，我们的国家就会强盛得快一些，人民就会富足得早一些。那种“白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恐怕就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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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一个“方程式”
一对已过中年、在工作中志同道合的异性同志，由相互敬慕产生了爱情，由于一方爱人已死，一方已经离婚，于是他们结婚了。这是电影或电视剧中常见的情节。对于这种天从人愿的结合，人们当然是同情而且高兴的，所以这个“方程式”很可能还会久演不衰。
看来我们的剧作家还得把视野打开点：事业上的异性合作者不成为夫妻的大有人在，请不要宣扬变相的爱情至上，宣扬男女相近就要发生关系的封建陈腐偏见了。 茹 获
禁绳
走了几个城市，见许多电车汽车站上均有手持长绳，用以拦护候车人的执勤人员。有胆敢越绳者，往往乖乖地缩了回去。此法于交通秩序颇有裨益，但不甚文明。
我以为不甚文明之外还想到另一点，消极的“禁”并不一定比疏导更有利，设若交通员彬彬有礼地在一边劝导，旅客未必就要撒野。
江作苏
“橙黄桔绿时”
原广州部队副政委杨树根同志古稀之年上了电视大学，河南省云阳蚕业试验场副场长李铁樵同志也在“花甲”之年成为研究蚕业的专家，这与所谓“人过三十不学艺”的常态可谓迥然两样。
苏轼曾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透过“荷尽”“菊残”的现象，看到“橙黄桔绿”的好景，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吴玉章八十一岁时写下的《座右铭》：“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老一辈如此，青年人更当如何？ 向国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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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游京华
韦妮
一年前来京，很偶然地看到一部短片——《我们的角落》，听说是几位电影学院高年级生的自编、自导、自演习作。
在惊叹他们能用电视录像机把片子拍得那么极具电影感，生活气息是那么浓烈，内涵如斯丰富之余，一直在为为什么肢体有缺陷的年轻人，就要被拒于大学之门外找寻答案。每当在居住地香港看到失明的年青人进入“港大”当研究生，也是失明的姑娘如何出外留学回港，为失明人服务的电视访问，就总会想起《我们的角落》那几位肢体残缺的青年，想起他们扒在铁丝网边羡慕球场上同辈人的眼神，想起他们默默坐在街道工厂里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描花绘叶的专注神态，更忘不了他们对报考上大学的一位伙伴，那份盼望她考上的赤子之心，以及为她考上的欣慰之情……虽然时光逝去几百个白昼与黑夜，真的忘不了啊！
今年京华重游，读到了张海迪的介绍，姑娘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确是值得我们年青一辈看齐，可惜从她的奋斗过程中我还没找到两年前就存在心底的答案。
而在所有介绍文章中，最刺目的一个词汇，就是“残废”。肢体、五官的缺陷，且不管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非咎由自取，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这个具有贬义的词汇去称呼他们？张海迪不就是个“残”而并不“废”的好例子吗？
在海外，一些政府辖下的、民间的文娱场所，如巴黎的庞比杜中心，香港的大会堂、香港艺术中心都有专为下肢瘫痪者轮椅使用的厕所、通道（电梯、梯阶建成小斜坡）方便他们享用普通人所能享有的文娱生活。
当然，我们的国家要办的事太多，一时还顾不上这些生活小节，但作为教育这一环，对伤残人士，是否都已给予必要的关注呢？我对国内的情况所知有限，但愿《我们的角落》中的那类青年们，都已跨入了大学之门，如果他们具有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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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出版史料》集刊
专门刊载书籍的编著、印行的史料性刊物《出版史料》集刊第一辑，已由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学林出版社出版。
《出版史料》的出版，为史学研究者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出版史料》主要刊载有关出版单位、出版界重要事件和著名人士等专题研究史料以及历史文件资料的汇编和辑录；此外，还刊载重要书刊的编印实录和书话轶事珍闻等。为了配合史料的发表，并附载珍贵的图片和复制件等。它设有专题史料、回忆录、资料汇辑、年表、大事记、人物评传、人物志、访问记、回忆录、编辑生涯、编印实录等专栏。第一辑载有记述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商务、中华等专题研究文章；还有记述陈望道、舒新城、包天笑与出版工作的专文和记述海燕书店、上海出版公司以及解放前上海出版业情况的回忆录和书话等共四十多篇。出版界前辈叶圣陶、姜椿芳、徐梅坤、徐伯昕、徐雪寒，以及胡风、赵家璧、戈宝权、李侃、高崧、陶菊隐、郑逸梅等为刊物撰稿。
这本十六开本的《出版史料》集刊在出版界目前尚属第一本，已以其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图文并茂而受到文化出版界人士的瞩目。
（玄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