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莫愁前路无知己
——记一位发明者和支持他的几位领导干部
本报记者 毕全忠 王友恭
高级工程师章仲禹，如今在冶金行业出名了。他研制成功的“铜合金微引程反推式水平连铸机”荣获国家发明奖。一家大钢铁公司慕名求贤，请他去主持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钢水平连铸技术的研究。多少领导、专家、群众，一起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他。然而，当我们前去采访这位发明者时，他却郑重地说：“给你们介绍几位我周围的同志吧！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更谈不上会有什么发明。这些同志才是值得写的。”
不知疲倦的“临时工”
章仲禹1953年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来到山西冶金学校当教师，那时候，他是个很热情、积极的青年团员。他主持创建了全校最好的实验室，编写了两本全国通用教科书，是学校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可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并有亲属在海外，被怀疑是“特务”，每次运动都挨整，成了“老运动员”。他感到委屈，但没有消沉，对党的热爱丝毫没受影响。他还是一次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写了十几次。他坚信误会是暂时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办，改成了工厂。章仲禹在厂里被“监督劳动”，当了钳工。这时，给他最大的打击，是一位在他挨整时曾经保护过他的亲密同事含冤死去。他悲痛极了，决心今后一个人要做两个人、几个人的工作，承担死去的同事对国家应尽的那一份责任。然而，“监督劳动”的境遇使他难以发挥作用。他苦闷，发愁。1973年春，他愁得近乎要“发疯”了。
就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人在关心这个“落难”的人。章仲禹的一个学生，名字叫郭思正，是太原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一个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他怕章老师真的愁疯了，就把他
“借”了来，请他参加所里的技术革新。于是，“革新组”里多了一个浑身油腻、不知疲倦的“临时工”。
可以干技术革新了，虽然是“临时工”，章仲禹也很满意。他把铺盖卷搬到车间，跟老工人徐师傅睡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干。他向工人们自我介绍：“我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组织审查还没结论。我一定好好改造。”“嗨，章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工人们很不在乎。“那你们领导知道我的情况吗？”
“知道了也没事。你放心吧！”“你们所长是谁？”工人们指着窗外一个正在用小车拉土的大汉说：“诺，白凯，白所长。”章仲禹望着那个身材魁梧、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人寻思：他要是知道了我的情况，能让我在这里干下去吗？
其实，白凯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当白凯发现这个没日没夜干的陌生人后，就问过郭思正，又调看了章仲禹的档案。白凯15岁就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当过好几个厂的厂长。他深切地感到，搞建设，要靠用好人才。他一直重用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揪斗他，说他是“牛鬼蛇神的保姆”。如今又弄来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特嫌”，这不冒风险吗？白凯细细地分析、了解章仲禹的现实表现。凭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认定章仲禹不是什么“特务”，而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告诉郭思正，要支持、关心章仲禹，给他派个助手，以后设法正式把他调来。
章仲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助手。他感到党和人民信任他、支持他。人们很惊奇，章仲禹哪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白凯自己实行的是每天“16小时工作制”，可他感到章仲禹超过了他。白天，章仲禹跟大家一起加工零件，安装设备，工人们发现他是个出色的钳工。下班后，他给工人们上课，讲授机械原理，是个循循善诱的教师。晚上，他画图、设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起来，还教同住的徐师傅打太极拳。一上班，工人们发现，昨天还在讨论的事，今天已变成图纸放在面前了。这样的速度，他们从未见过。
没有多久，“革新组”就设计制造出了好几台技术先进、性能良好的设备，用到如今，八九年过去了，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乌纱帽”拿在手里的支持者
章仲禹在太钢钢研所痛痛快快地干了近两年。这期间，山西冶金学校复校了，几次要章仲禹回去。然而，学校的一些人伤透了他的心，他不愿回去。1975年，学校给他一个公函说，如果他再不回校，就要给他行政处分，甚至开除。这无异于最后通牒，章仲禹又发愁了。不久，学校门口开来了一辆汽车，是钢研所的。车上人敲锣打鼓，送来一封感谢信，感谢学校大力支援，把章老师借给他们，然后列举了章仲禹在钢研所的工作成绩，只是只字不提让章仲禹回校。这一来，学校负责人倒也不好再开口要人了，更不好开除章仲禹了。不用说，感谢信是白凯叫送去的。不久，白凯调到太原电解铜厂去当厂长兼党委副书记去了。
1976年初，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太原来势很凶。又有人说白凯是“白猫”了，说他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而且毫无“悔改”之意。这时候，白凯还想着章仲禹。他知道，章仲禹在太钢钢研所又无事可做了，一定是忧心忡忡。于是，他把章仲禹“借”到电解铜厂来干。
章仲禹到铜厂后，白凯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审查一台挤压机的全套设计图纸。这套图纸是某大学师生“开门办学”的成果，章仲禹挑出了其中大小一百多处毛病。但是，否定它，要冒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风险，何况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怎么办？他去问白凯。白凯说：“不管它，不行就是不行。挤压机是生产铜材急需的设备，你自己造吧。”“我没造过挤压机，一个人也太少。能不能象钢研所那样，搞个革新组？”“好。”
白凯考虑得更多。他知道章仲禹不善于跟人打交道。造挤压机这样的大设备，要钱，要物，要人，免不了要跟很多部门打交道。为此，他决定：厂里成立“双革办公室”，由章仲禹负责，归厂部直接领导。从各车间调来3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双革队”，派一名干部当队长，章仲禹当副队长。“双革队”所需物资单独领取、采购，不需经过层层报批。
“双革队”很快工作起来了。章仲禹干工作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住到了厂里，白天跟大家一起干，晚上制图，第二天一早就把图纸放到大家的面前。但是有一条：重要的技术问题，一定要按他的意见办。时间一久，矛盾就来了。队长到白凯那里去告状：“章仲禹太主观，骄傲。我是队长，他却要我听他的。”白凯问明了原委，说：“你认为他主观，骄傲，我却认为他这是责任心强，敢负责。他是技术人员，技术问题不听他的听谁的？”但是，队长仍然跟章仲禹闹矛盾。白凯干脆把这个队长调走了，重派了一个他的老部下当队长，希望他好好配合章仲禹工作。可是，又发生了矛盾。章仲禹主张将“双革队”和挤压车间合在一起，可以加快工作进度，厂里同意了，队长却硬是不同意。事情闹到白凯那里，白凯责令他的那个老部下作检查，干脆叫章仲禹当了队长。有些人向白凯反映，这样做将使章仲禹“更主观”，“脱离群众”。白凯却说：“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理开始往往在少数人方面，一些能干的科技人员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有独到的看法，如果和大家都是一个水平，还要他们干什么？”
白凯不断地为章仲禹这个“有政治问题”的“临时工”排除障碍，已使一些人不快。他对各种不正之风又毫不留情，这又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章仲禹是白凯的大红人”，“他们有特殊关系”。章仲禹很不安，找白凯反映他听到的议论。这次白凯却严厉批评了章仲禹：“你心眼儿太狭窄。今后你不要再对我讲这样的事。”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是把‘乌纱帽’拿在手里干的，能让我干几天，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放心干，其他事包给我了。”章仲禹心头热乎乎的，不知说什么好。
这期间，学校停发章仲禹的工资，白凯每月从铜厂借钱给他，有时还亲自送到他家里，主动关心他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一段时间，太原许多人都自制沙发，章仲禹家中却没有。白凯问章仲禹：“你们怎么还没个沙发？”章仲禹答：“有了也没功夫坐呀！”“好！我就赞成这种生活方式。”白凯说，“咱们这号人，路走过来，留下个脚印。工作需要你换个地方，拍拍屁股就走。回头一看，留下一堆完成的工作，经得起检验，这就行了。”章仲禹看到了我们党的这位干部的胸怀。一个技术人员不是也要有这种胸怀才能有所成就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凯这番议论，成了章仲禹生活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论文化水平，白凯远不如他。但在生活中，白凯却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当然，他的良师益友并非白凯一人。
毕竟正气占上风
1977年初，章仲禹和“双革队”造出了全液压传动的500吨挤压机。他们仅花了8万元，就创造了这台值50多万元的设备，之后又设计制造出好几台设备。但是还没有为挤压机铸造铜坯的先进设备。厂里决定自己制造水平连铸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双革队”。这时，白凯花了不少力气，把章仲禹正式调来了。
1978年初，厂里派章仲禹和厂技术科长等几个技术人员到上海去考察连铸机。这时，他多年的冤案平反了，可以更放手工作了，浑身憋足了劲。他一心想着要赶紧把水平连铸机造出来。可是，技术科长却说要到苏州的同业厂去看看。一星期之后，他们回来了，兴致很高，带回了买的年糕和皮鞋。章仲禹见他回来了，也很高兴，说：“我在上海这台设备旁仔细地看了7天，这设备不行，有七大问题，一是铜锭表面裂纹多；二是拉的速度不稳；三是……”正说着，他发现技术科长收敛了笑容，脸色越来越难看，也不向章仲禹介绍去苏州考察的结果。章仲禹明白了，他的“自尊心”被损伤了。
回厂后，章仲禹针对他考察发现的问题，开始重新设计水平连铸机，采用液压传动技术。但是，同他一起去考察的那位技术科长却不同意，说：“上海有现成的图纸，为什么还要另外设计？工厂是搞生产的，搞科研出了问题谁负责任？”章仲禹回答说：“知道原设备有问题还照抄图纸，才是极端不负责任哩！”这时白凯已不当铜厂厂长了，调去担任了市冶金煤炭局局长，他告诉厂领导让他们同意章仲禹另外设计制造。
液压技术用到水平连铸机上，是个复杂问题，国内没有人搞过。液压控制又是关键，外国是用电脑控制，既复杂，又费钱。能不能想出一个既简便，又灵巧的办法呢？章仲禹苦苦地思索着。终于，从美国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受到启发，他找出了水平连铸机液压控制的方案——脉冲液压控制系统。
白凯虽给章仲禹配备了“双革队”，但工作中困难也是常有的。比如，厂里有几十辆汽车，可是章仲禹要用车，却颇费口舌。一着急，算了，干脆用板车自己拉。需要一些量具，厂里没有，市场上买不到，他打听到附近某单位的物资站有，但不肯卖。有人对他说：“得给人家一些好处”。但是，他既无物，又无权，给人家什么好处呢？他只有一样东西——知识。又有人给他出主意：“物资站站长的女儿要考学校，你去给辅导辅导，准行！”于是，每天中午在站长家里，都可以见到这位送上门来的英语辅导老师。就这样，章仲禹为“双革队”解决了各种特殊的量具、刃具，保证了工程正常进行。
1980年10月，一台独创的“微引程反推式水平连铸机”投产了。它铸出的铜锭是意想不到的好，内部组织与机械性能竟跟压力加工过的相似！工人们很高兴，他们从此可以跟又脏又累的“糠模浇铸”告别了。章仲禹很兴奋，他发现了连铸技术的新理论——引锭理论，并立即写出了论文。
一项新技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要得到推广，就得对它进行鉴定。但是，厂领导没有把这台设备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认为没有必要鉴定。厂里也有识货的，恰恰就是开头反对章仲禹设计、继而又反对组织鉴定的人。章仲禹又找了省、市一些部门，结果不是推，就是干脆不理睬。白凯虽然很支持，但他也无法组织鉴定。
章仲禹拿着资料到北京，找有关部门要求鉴定，也没得到答复。他想起了北京钢铁学院的连铸机专家徐宝陞教授。徐教授设计的钢连铸机，在六十年代初比外国人早用于工业生产，使我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运用钢弧形连铸技术的国家，只是在后来我们落后了。去请教他吧。徐教授听了介绍，看了资料，很惊奇：这个从不知名的中年人，竟搞出这样有独到之处的设备。老教授很高兴，立即写信给冶金部，推荐这个成果。冶金部看到徐教授的信后，就给山西省冶金厅去函，要他们代表冶金部组织鉴定。“这下可好了，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了”。章仲禹心里这样想。他兴冲冲地回到太原，可是回厂后很久仍不见动静。原来，冶金厅征求厂里意见，厂里又说“还不成熟”，不同意组织鉴定。为了及时鉴定这项成果，章仲禹从太原到北京，前后找了70多人，至此还是“搁浅”了。
怎么办？他听说省科委副主任庄国绅是个机器制造专家，待人很热情。他带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去找庄国绅。老专家见是水平连铸技术，很注意听章仲禹讲述。他被章仲禹的理论观点和钻研精神吸引住了，决定尽快去铜厂看这台设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章仲禹走出省科委时的感觉。
果然，庄国绅很快就到铜厂去了。他仔细地看了连铸机，以内行的眼光评价着设备的每一个部件和它的产品。他对厂领导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很可能是一项发明，你们要保护好。”他考察回来后，立即向省冶金厅说：“如果冶金厅不组织鉴定，省科委组织鉴定。”
庄国绅此举造成了“冲击波”。冶金厅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请来了专家，在1980年年底开了鉴定会。鉴定意见是：技术是成功的，属国内首创，在反推连铸理论方面有新的贡献。1981年，省科委给这项成果发了一等奖，国家科委也给了奖。庄国绅建议章仲禹通过冶金部向国家申报发明奖。
然而，省科委和国家科委发的奖状、奖金却被厂里扣住了。而且事情还不仅如此，时隔不久，一位自称是“太原电解铜厂生产厂长”的人向冶金部反映：这种铜水平连铸机根本不能用，已报废了几十吨铜。冶金部科技司的同志一听，觉得问题严重，决定派人到太原去察看。在这同时，铜厂撇开了章仲禹和他的助手王丽娟，成立了一个“攻关组”，由某工程师带领，任务是把水平连铸机的反推技术否定掉。这个工程师硬叫工人把反推量调到“○”，表示取消了章仲禹发明的反推技术，然后叫工人们拉锭。机器不愿意似地挣扎着。铜锭拉出来了，一看，表面满是裂纹，“攻关”失败了。再来，又失败了。“攻”了好几次，还是不成。他们还想折腾，可是工人们不干了。他们原来想否定章仲禹的反推连铸理论和技术，可结果却否定了自己，再次证明了这项反推引锭技术是成功的。
冶金部科技司的同志来到了铜厂，检查了这台反推式水平连铸机和产品质量，详细询问了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情况都说明鉴定材料是正确的，技术是成功的。他不满地说：“那你们生产厂长怎么说根本不能用呢？”奇怪，这位“生产厂长”是谁？他指给大家看。唉！哪儿是“生产厂长”，原来仍是那位技术科长。
厂里这才把省科委、国家科委发的奖状、奖金发了下来。经冶金部申报，1982年这项成果获得国家四等发明奖。
天下谁人不识君
反推式水平连铸机经过鉴定以后，庄国绅问章仲禹：“今后有什么打算？”答：“想完善工艺，再造一台。”“你想到过把这项技术用到钢上去吗？”“闪过这个念头，但这太复杂了。”“如果能把这项技术移植到钢上，实现一次拉出钢坯，可以节省很多能源和投资，你想过吗？”“没有。”章仲禹感到他正在被这位老专家引向新的天地，新的高度。他两只大眼睛睁得圆圆的，注视着这位长者。他感到心胸开阔了许多，决定向新的天地进发。
目前，工业发达国家铸钢生产主要采用“弧形连铸”，水平连铸还处于试验阶段。而我国，弧形连铸技术还没有推广。章仲禹很清楚：要赶上工业发达国家，人家走一步的时间，我们必须走两步、三步才行。多么需要抓紧时间啊！他很快把设计方案写出来，交给了庄国绅。庄国绅觉得可行，立即为他联系移植试验的基地。太原有很理想的基地，就是太钢。省科委向太钢领导介绍这项技术，并表示省科委愿出18万元科研费支持移植试验。开头，太钢同意了，但后来又变卦了。
这时，白凯已不担任冶金煤炭局局长了，但他也为铜水平连铸技术移植到钢上到处奔波，可是无济于事。庄国绅着急地说：“设备放着不用要生锈，科技人员有好的科研思路，不能发挥，就要被埋没，这比设备生锈还要严重。”庄国绅生气了：这么一项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技术，在别的一些国家是要拚命抢的，而我们的一些企业，送上门来，加上18万元投资，还不要。
有没有对这项技术求之若渴的企业呢？当然有的。1981年3月的一天，《人民日报》上一条不足百字的消息吸引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孙若兰。消息说：太原电解铜厂制成了一台新式水平连铸机。他如获至宝。几天后，他到北京开会，会议一结束就去太原电解铜厂考察。
那台全长不过十来米的水平连铸机吐出来的一根根铜棒表面光滑，截面细密，他看得入了迷。他想，这套设备结构比较简单，既不要大厂房，又不要很多投资，操作技术也容易掌握，倘能移植到钢上，可以节省能源，全国上百家中小钢厂都可采用。这对我国钢铁企业技术改造的作用该有多大呀！
他问：“这项技术是否可以用到钢上？”章仲禹不在场，陪同参观的铜厂副厂长苗心田说：“这正是章工程师的意愿。”
孙若兰要求该厂转让这项技术，电解铜厂的领导同意了，双方签订了协议。
1981年10月，章仲禹来到马钢后，受到公司党委的信任和支持。孙若兰为他挑选助手，并配备了由30多个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精干班子，工作由章仲禹统一指挥。章仲禹及其同来的助手被安排在公司专门接待外宾的高级住所里，上下班派小汽车接送。当时章仲禹还不是高级工程师，这种破格的待遇引起个别同志的议论。孙若兰说：“我们请的外国专家，要住高级房子，配小汽车，还要拿高薪。我们有些自己的专家并不比他们差，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好一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然而我们这位专家却不习惯这种生活待遇，他还是向公司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
章仲禹来到马钢后，发现这个公司的领导很理解象他这样想抢时间多做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想在前，扫除障碍是用快节奏。他在给爱人的信中说：“真幸运，我在这儿又碰上了一批象白凯、庄国绅那样的人，这儿就象一盆火。”他爱上了这个可以大展宏图的地方。
章仲禹在这个可以放开手脚干的天地里，工作的劲头更大了。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同心协力，仅仅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搞成了钢水平连铸的全套设备。1982年秋，国家经委把这项研究列入国家重点攻关计划，落实到马钢，由章仲禹负责这项任务。现在，他们已在马钢建起了我国第一台较完善的水平连续铸钢试验机，而且在这项关键技术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为了确保国家这项重点科技攻关任务的完成，冶金部建议正式调章仲禹到马钢工作。为此，马钢多次派人前往太原联系。庄国绅得知后，立即表示支持。但是，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王茂林知道章仲禹确是一个人才，就在市人事局起草的请调报告上批了“不同意调出，留下重用”。商调工作“搁浅”了。
章仲禹知道这个情况后，急忙赶到太原。王茂林与他见面后开门见山说：“过去我们不了解，使你受了委屈。现在了解了，你还是留下来的好。山西省得发明奖的不多，这次只有你和陈惠波。留下来，你的待遇不会比他低。你不愿意留在电解铜厂，太原市的单位很多，任你挑选。”急性子的章仲禹站起来向市长申述需要调过去的理由。但是，一时间他没能说服这个爱惜人才的市长。
章仲禹失望地走出王茂林的办公室，去找白凯。白凯说：“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工资、待遇，而是工作。国家这项攻关任务的重点放在马钢，那边需要你去牵头，把你留在这儿怎么能行？”说着，他迈步出门，“王市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去找他详细汇报。”几天后，章仲禹又来到市长办公室，这次王茂林不在。秘书拿出了批上“同意”的报告，对章仲禹说：王市长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王市长还留了话，要你在那边做出成绩后拿回山西推广，将来太原需要你，希望你还能回来。
记者访问王茂林同志时，询问他为什么愿意放走章仲禹。他说：“当时我虽然不同意章工程师调走，但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当一个科技人员把他全部精力贯注于一项创造性劳动的时候，硬要把他从这项工作上拉下来，那是很痛苦的。我自己也是个技术人员，我有这种体会。”说到这里，他站起来说：“放走这样的人当然是很可惜的。我们同意他调走，是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也是从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考虑的。”（附图片）
图为章仲禹（左）和白凯（右）、庄国绅在一起。
梁晋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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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帮助科技人员
本报评论员
发明者章仲禹把他成功的功劳，归于那些理解他、信任他、支持他的领导干部，归于同他密切合作的工人同志，这是本人的谦虚，但也反映了事实。在我们国家，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发明和应用，常常是科技人员、领导干部和工人团结合作的结果。有时候，领导干部对科技人员的支持，甚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领导干部从哪些方面支持科技人员的工作？从章仲禹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首先，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科技人员，真正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当着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委屈的时候，要挺身出来保护他们。白凯等同志就是这样做的。章仲禹毫无道理地以“特嫌”被整，这些同志冒着风险，信任和重用章仲禹。这种无私、无畏的气概，特别值得称赞。现在，科技人员在政治上受委屈、被歧视的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了。比如，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本人表现很好的科技人员，仍然被认为“不可靠”，不被信任；有些被错划为“右派”、已经改正了的同志，仍然以曾为“右派”被歧视。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该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决不能听之任之。
其次，要充分理解科技人员工作的特点，以及这些工作特点给他们形成的某些特殊性格，当着他们遭受非议、遇到困难的时候，挺身出来支持他们，千万不能把科技人员的自信心、责任心，看作是“骄傲”、“争权”，把他们的独到见解，看作是“主观”、“脱离群众”。“你认为他是主观、骄傲，我却认为他是责任心强，敢负责。他是技术人员，技术问题不听他的听谁的？”“你说他主观、脱离群众，一个能干的科技人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和大家都是一个水平，还要他干什么？”白凯同志这些话说得多好啊！当然，对科技人员思想作风上确实存在的缺点，领导者应该热情帮助他改正，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要理解科技人员急切的报国之心，及时为他们发挥专长创造条件。我们的许许多多科技人员，总想抢时间为国家多作贡献。章仲禹说得好：“要赶上工业发达国家，人家走一步的时间，我们必须走两步、三步，多么需要抓紧时间啊！”科技人员自己抢时间作贡献，也希望领导干部抢时间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还不理解科技人员的这种心情，一些本来可以及时帮助解决的问题，长期拖着不予解决，这是应该认真改进的。有些人嫉贤妒能，采取卑劣手法，阻挠、破坏科技人员搞发明创造，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章仲禹在发明水平连铸机的过程中，从设计、制造到鉴定、应用，曾经遭到那位技术科长的反对、阻挠。类似情况在其它地方和单位也时有发生。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该尽力为科技人员的工作提供条件，并且坚决同那些嫉贤妒能的恶习作斗争。
第四，要从全局利益出发，合理使用人才。山西省、太原市几位爱惜人才的领导干部，同意放走章仲禹，让他到马钢承担国家的一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这种顾全大局的风格，也值得学习和称赞。现在，爱惜人才的同志越来越多了，这是极为可喜的。但是，如果把自己用不上的科技人员，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单位更能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储藏”起来，不肯输送出去，就不叫爱惜人才，而是积压人才、浪费人才。在人才使用上，切不可“画地为牢”，搞“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
在我们国家，象章仲禹这样有觉悟、有才能的科技人员，象白凯、庄国绅这样能够理解、信任和支持科技人员的领导干部，将越来越多，我国的科学技术将有更快、更大的进步。对此，我们满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