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不足取之余
东方既白
读了有关北京化工七厂女工程师朱毓芬自杀的报道后，悲愤之余，想起了鲁迅对于自杀问题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论秦理斋夫人事》；另一篇是《论“人言可畏”》。秦理斋夫人之所以自杀，是死于吃人的礼教；电影明星阮玲玉之所以自杀，是死于人言可畏。“礼教”之所以能吃人，是因为这礼教受到了那个社会的维护；“人言”之所以可畏，也是因为那个社会支持，支持长于散布流言的洋场恶少。所以，鲁迅在前一篇文章中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在后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朱毓芬的自杀，和秦理斋夫人、阮玲玉自杀的原因和时代，迥乎不同。她是死于她那个厂厂长的愚蠢、无能；又是死于厂长对知识分子的惧怕、仇恨、打击。所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这事件为“不该发生的悲剧”；报道以及“评朱毓芬之死”的文章中，也都提到朱毓芬走这条路是“不可取”的。对！这的确是“不该发生的悲剧”，然而它毕竟发生了，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也的确没有人会说，自杀的道路是可取的。不过人们要问：为什么有关的领导，对该厂的领导班子没有及时听取朱毓芬的多次建议，竟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呢？这种视而不问，或者叫作默许，不也是一种驱人于死地的一种特定的环境吗？《人民日报》的报道和文章，自然也是向这种环境的挑战，但这挑战目前尚未能达到足以打破这种特定的环境，足以使该厂厂长这类人慑服。说朱毓芬走的这条路不足取，自然也是出于一种劝戒后来的，不再走这条道路的好心，但好象还应该给以更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一个时期以来，对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声浪日趋高涨。可是，朱毓芬就是在这声浪中离开人世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要用笔去唤醒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以及支持同情这些知识分子的所有人，敢于向党、向社会申诉，敢于同这“不该发生的悲剧”的制造者进行抗争。
类似朱毓芬的悲剧，真的不该再发生了，也不该再允许发生这种悲剧的环境存在了。这需要人们加倍地警惕，加倍地努力。
第8版()
专栏：大地
花匠
吴晴
在第一棵小草的嫩尖儿还没有破土的时候，春意便隐隐地在校园中回荡。树木的枝叉舒展了，天空也明湛了许多。几天之后，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生机将杨树枝上的骨节儿顶得鼓涨起来；柳树的枝条也仿佛渗出了绿色，只是很难辨明是视觉，还是感觉，使你了解到那绿的存在。
一天，春真的来了。第一个报春的是一株山桃，它的季节显然是早了些。校园中其它花木尚未梳妆完毕，它的枝条上已挂上了一串儿一串儿的粉色的花蕾，珠儿似的。有的，绽开了，娇羞而又鲜妍。然后，迟到的迎春匆匆地开放了，黄灿灿的，周围的空间似乎因这黄而明亮了许多。
在我们的校园里，最能争春的莫过于榆叶梅了。它的每条枝叉上都热热闹闹地挤满了花儿，简直不留一点空隙，招着十几只蜂儿围着它嗡嗡地抖动翅膀。这之际，丁香、海棠、梨花儿、桃花儿……也竞相开放。一场春雨过后，柳树和杨树刚刚冒出的叶片越发显得青嫩，新鲜，连同土地一起散发着芬芳。而那满校园盛开的鲜花儿也更加繁茂了。
“明年我们还要种十几棵玉兰，那时候这校园的春色就更胜几分了。”老花儿匠曾经跟我这么说。说是老花儿匠，这“老”字，只适用于他的年龄。当花儿匠，他的资格可不老，只有三年的历史。
三年前的一天，我到教室楼去上课，一进楼门，看到二三十盆一品红，组成了个扇形。正中，是并排两株盛开的栀子，浓郁的花香正透过一层层红云向外散发。走进教研室，一眼就看到一朵开得碗口大的红色的百合迎面冲我微笑。屋角儿还放着一大盆蓬蓬松松的青翠欲滴的麦冬。
那正是冬春交替的季节，春寒料峭，校园中还是一片衰草和枯枝。是谁，这么早就把春送到我们身边？
课后，我怀着好奇和感激的心情来到花房。
“我们这里添了生力军呢！”一位在花房工作的女工往玻璃温室里指了指对我说。
我还以为花房里添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不然他们怎么会有余力往教研室送花儿呢？不料想顺着她的手指一看，看到的却是一位老者。这老者，高个头儿，尖头顶，筋骨硬朗。跟花房的同志聊了聊，知道他是退职干部，姓田，还是个“三八式”呢。
一个“三八式”退职后不在家享清福，来当义务花匠？
是了，当花儿匠从早到晚都象蜜蜂那样辛劳，可以活动筋骨，与泥土和鲜花儿打交道，可以颐养心性；花匠滴到泥土里的是汗水而开出来的却是鲜花，这又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无怪乎他要当花儿匠了。后来，在与老田的接触中，看他总是那么开朗乐观，年迈而不生衰老之叹，于是便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解了。直到十年以后，我到他家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想法全然错了。
那是他答应送我一盆米黄色的月季，让我跟他去家中取。他住的是平房，屋里陈设十分简单，床、桌、椅，还有一个竹制的小书架，再就是各种花卉了。我很有兴致地观赏过花卉之后，便浏览他的书架。书架上有线装书，平装书，杂志，还有几本颜色已经变黄的四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其中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我顺手翻了翻，从扉页中发现了一枝枯了的山桃花。我找到了问题的真正答案。
这山桃原是长在一座山崖上的。在一个阴霾惨淡的日子里，它开了，背衬着云气沉沉的天空，俯瞰着迷茫昏暗的大地。两个正在寻找队伍的受伤的战士来到山桃树下。看到满树开放的晶莹耀眼的花朵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也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年轻的战士，摘了一枝带苞儿的山桃花别在扣眼儿上。这棵迎着寒风开在山崖上的山桃，预示着春即将在祖国大地降临，预示着，在明天将有一个姹紫嫣红的世界出现。他欢欣，他陶醉，他谈着未来和理想，然后在指挥员的怀中睡去……
那指挥员便是我们的老花匠老田同志。
那个小战士是个小号兵，他就长眠在那棵山桃树下。
啊！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他辛苦地锄草、浇水、松土、打药，终日忙碌不停，是因为他最知道这春的代价。他是曾用鲜血去换取祖国春天的人，今天，在退职以后，还要用自己的汗水去浇灌祖国的土地，使树更茂，花更艳，春光更明媚；在冰雪封冻的日子里，他向往春天，今天，他珍惜春天，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余热创造着更加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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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执一同志挽诗
赵朴初
于役黄歇浦，风雨连朝夕。
噩耗空中来，大舟竟沉溺。
三年忧不解，斯人有斯疾。
群朋相向哭，往事话历历。
惟君正且直，乱流岿然立。
革命至老死，意志未少易。
铁肩担道义，赤胆当荆棘。
身处危难中，犹急人之急。
遗言何坦荡，灰飞不留迹。
未免三宿情，宁止万人泣。
大江流哀音，青山标战绩。
自有不朽存，不待史官笔。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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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乡的小窗
张德强
家乡的小窗，我眷恋的遥远的镜框。告诉我：雨天，你依然挂那幅水墨画吗？乌篷船的倒影在濡湿的宣纸上摇晃；夏日的黄昏，你可仍用晚霞的油彩涂抹树冠、谷堆和石板小路？笔触总是那么粗犷；当雪夜悄悄降落你，是不是又变成一帧木刻？黑白相间的梦，裹着一个酒酣的水乡；而我钟情的春野呢？你摄下的最含蓄的彩照呢？呵，刚栽下的青秧般的希望，在我心中洞开一片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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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奖金的名目
魏志军
某单位发一笔奖金，作了一个规定；凡大专毕业者发60元，高中毕业者发40元，初中毕业者发30元。可说是“发奖史”上的一桩奇闻。
我曾想：如果学历长短也可以作为发奖的依据，那么，年龄的大小，工龄的长短，甚至职务的高低是否也可以成为发奖的依据呢？奖金作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和劳动成果直接相连的。在生产中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无功不受禄”这是起码的道理。然而，话虽这么说，一些单位却早已把这个道理抛之脑后了。诸如“固定奖”、“平均奖”、“辛苦奖”、“提成奖”，名目繁多，恰似“大锅粥”里又撒上了一把米。
也许有人以为，奖金与学历“挂钩”，可以避不重视知识分子之嫌。依我说，此嫌大可不避。学历是学历，贡献是贡献。如果是发明奖革新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奖给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者。倘若是超产奖，那么就应该按规定给那些成绩显著的生产者。这一切和学历毫无干系。
滥发奖金而巧立名目的事情，应该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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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挤牛”
儿时，在塾坊里百无聊赖地玩过一种叫“挤牛”的游戏。找一个墙角，大家站成一排，用力朝墙角挤。最里面那位吃不消了，就挤出来再到后面去挤……今天回忆起人体和墙角受的那种压力和冲击，似乎还有点后怕。
现在的儿童有电动液压装置的“宇航飞船”之类可玩，无须再尝“挤牛”的苦乐了。但近年来我却常看到另一种“挤牛”。譬如，一个单位工作干净、轻松，奖金又多，大家便都来凑趣：工艺美术好，挤啊！仪表好，挤啊！无线电好，挤啊！挤来挤去，“墙角”往往叫苦不迭。君不见有些盛极一时的厂家，不就是因此变得“肚子”胀了，“内脏”扁了，“肠子”细了，“墙角”歪了吗？
但凡去“挤”的，大抵来路不凡，非“壮”即“硬”，“弱”“软”如林黛玉之流是绝不敢问津的。要冲散这种“挤牛”，首先要请“挤牛运动员们”学学鲁迅先生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倘有一点“甘为孺子牛”的公仆精神，就不会领着自己的、亲戚的、朋友的子女去“挤”了。 李百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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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最佳”
电影金鸡奖评奖结束，观众议论纷纷。有人说，毛病出在“最佳”两字上。
据说“最佳”之桂冠来自外洋。但外洋某些评“最佳”者，是带有捧角之味的，所以年年不费劲地“捧”出了“最佳”之花。可是我们的评奖工作是严之又严、慎之又慎，既不瞎捧，也不凑合，因而只好对某些项目告缺了。
为此，诚心诚意向电影金鸡奖评奖委员会以及其它类似的评选机构建议：把“最佳”之称改动一下，因为实践证明，“最佳”之称未必最佳。
陈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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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山风景障壁画
民文
日本横滨的“劝行寺”，是一座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日本法华宗名刹。该寺最近重建因年久失修的书院时，中国青年摄影家汪芜生拍摄的黄山风景照片被镶贴在书院的槅扇（障壁）上，在日本引起广泛兴趣。
把照片用作障壁画，这在日本尚属首次尝试。正在日本留学的汪芜生拍摄的黄山风景在去年2月的日本《朝日画报》上介绍之后，负责“劝行寺”书院建筑设计的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系茂木计一郎教授为这位中国摄影家镜头下的黄山雄姿所倾倒，他决定改变传统的技法，使用黄山风景照片代替水墨画，进行制作障壁画的新尝试。
汪芜生的作品共四幅，镶贴在十五张槅扇（障壁）上。经特殊放大处理的黄山风景照片与典雅古朴的室内建筑相映成趣，令人驻足留连。诗人柯岩曾为汪芜生拍摄的黄山风景作诗道：不知是云，不知是雾，哪里是山，哪里是谷？好象山在飘浮，又似云在寻路……
中国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山水照片被制成日本的障壁画，为日本有关人士所称赞，日本广播协会、《朝日新闻》都对这一尝试作了报道。因为它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泛起的一朵惹人喜爱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