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工作札记
努力开发农村智力资源
中共湖南省醴陵县委书记 丁益宏
醴陵县位于湖南东部，从自然条件和当前生产状况分析，我县农业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自然资源总量丰富，相对量小，需要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二是粮食单产高了，增产难度大，需要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突破；三是传统技术丰富，但现代科学技术落后。这三个特点，也是我县农业当前存在的三个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尽快地很好地解决，就会妨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县要实现农业翻番的目标，光靠粮食不行，必须实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光靠出售原粮和原料不行，必须实行农副产品多层次加工，多次增值；光靠现有农副产品品种不行，必须不断更新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因此，改变单一农业的状况，树立综合农业的思想，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自然资源综合开发，产品综合利用，企业综合经营，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是实现农业翻番的重要保证。
无论是解决农业当前的矛盾，还是实现本世纪的战略目标，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大力开发智力资源，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振兴我县农业的根本所在。现在，农村联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唤起了群众的新的需要，这就是农村出现的致富和科学两股热。广大农民把科学技术看成治穷的钥匙，致富的翅膀，舍得花钱搞智力投资。作为领导者，一定要看到农民这种新的要求，切实把智力开发的各项工作抓起来。
改革农业科技的管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科技人才，是开发农村智力资源的首要工作。目前，我县共有农业科技干部247人，有农民技术人才581人，现有农业科技力量虽很薄弱，但各门类学科还是有人才的。过去，由于我们只把着眼点放在粮食生产上，其他各业人才的作用发挥得不好。拿我县的猪只生产来讲，1979年全县户均养猪达到3.5头以后，就徘徊不前了。原因在于沿用谷米青料的传统饲养方法，生长慢，出栏时间长，加上猪病防治等问题解决得不好，农民不敢放手多养。我县泗汾公社充分发挥畜牧兽医人员的作用，兽医人员和肉食水产部门配合，与150户养猪专业户签订合同，实行饲养和防疫两大改革，使猪只饲养量有了大的突破。去年，这150户户均饲养量达到37头。养猪专业户刘建龙，去年饲养良种猪67头，无一头死亡，全年出栏53头。这些情况说明，发挥现有科技人才的作用是当前打开富门的“金钥匙”。
为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一是改革农科推广体制，变单科机构为多学科的技术服务中心。改变过去部门各立门户，互不协作，力量抵消的状况。二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壮大农科队伍。今年上半年，我们对全县范围内各种技术人才进行了一次认真普查，年内分两批进行考试考核，对合格者，发给技术职称证书。三是运用经济手段，采用合同形式，全面实行各业技术承包，给各业人才开辟用武之地。
振兴农业，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同等条件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有文化与没有文化，经营成果大不一样。去年我们对301个农户作过调查，其中32户专业户、重点户与一般户相比，人均总收入高1.03倍，人均纯收入高1.14倍。这32户的经济效果为什么这样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较高。这说明，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有效地开发智力资源。要教育农民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处理好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鼓励子女入学。要提高教学质量，调整好学校布局，小学高年级增设农业常识课。改革中等教育，使之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在普通中学逐步增设农业技术课，针对我县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自编乡土教材。抓好农民业余教育，县社队层层有针对性开办专业技术训练班，搞好科普宣传。主要办法是，县里办好《醴陵农科报》、广播学校，组织科普人员赶集搞技术咨询，建设好农村图书室。区社主要运用广播、黑板报、墙报、通告和会议等形式及时传布科技情报，进行科普宣传。
第5版()
专栏：
人大代表叶荣新两次学养牛
他说：“我来上学不是为了跳出‘农门’，而是为了真正入‘农门’，学到技术本领，为在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尽一分力量。”
本报记者 周祖佑 马力
在浙江省金华市婺江岸边的多湖公社下张大队，流传着奶牛专业户叶绍全两次送子学养牛的故事。
53岁的叶绍全，体弱多病，子女又多，1979年前一直是超支户，生活十分拮据。近两三年来，他筹款买回了一头奶牛，日子才开始发生了变化。现在家里饲养了5头奶牛，是金华市第一个养奶牛的专业户。两年来，他家已向国家投售鲜奶7.8万多斤，加上自繁自育小牛，总收入共1.7万多元，平均每年纯收入在4，300元以上。
叶绍全一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养过奶牛。他有3个子女，其中两个初中毕业生，大儿子叶荣新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对养奶牛却是一窍不通。如今养上了奶牛，奶牛又似乎特别娇气，乳房炎啦，消化不良啦，把一家人搞得惶惶不安，三天两头得往公社畜牧兽医站跑。
不下本钱，学不到本领。叶绍全决心节衣缩食，也要送大儿子去学奶牛饲养技术。他们四处打听，写信联系，直到去春3月，才得到安徽歙县的上海第十三牧场的同意，可以前去学习两个月。叶绍全二话不说，立即替儿子收拾上路。23岁的叶荣新，一到畜牧场，就把铺盖安放在奶牛房里。他一面劳动，一面学习。场里人员实行三班制，他却从清晨到深夜跟班到底。有时已上床休息，一听呼唤，就立即翻身起来，跟着兽医们出诊。稍有闲暇，他不是请人讲解，就是翻开书本自学。两个月期满，他初步掌握了一些饲养管理知识，可以治疗奶牛的一般小病了。
这时，下张大队许多社员家都已开始饲养奶牛，叶荣新一回家，就成了全大队养牛户的“技术顾问”。不论白天、黑夜，谁家的奶牛生病，谁家的母牛产犊，只要一招呼，他就连忙赶去。诊病、打针、接生、给初产母牛挤奶，有时忙得通宵达旦。
叶荣新在牧场才实习了两个月，经验还不足，有些问题还解决不了。乡亲们越信任他，他越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一个消息传来，金华市要举办一所户来户去的农业技术学校，并开设畜牧兽医专业班。父子俩高兴极了，立即一起赶去报名。今年3月，农技校开学了。叶荣新背着行李来到学校。虽然这时他已应聘在公社担任配种员，每月有40多元工资。但他和父亲是一个想法：几十元工资哪有学习技术重要！？在畜牧班一次班会上，叶荣新向同学们讲他参加学习的目的时说：“过去我们上学读书，想的是跳出‘农门’。如今，党的政策给我们农村开辟了劳动致富的广阔道路，我来上学不是为了跳出‘农门’，而是为了真正入‘农门’，学到技术本领，为在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尽一分力量。”
由于叶荣新努力学习技术，又热心为群众服务，去年，他被评选为金华市先进工作者；今年4月下旬，又光荣地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5版()
专栏：农村漫谈
“招工启事”的波澜
禾子
这是发生在去年麦收时节的事。
江苏省泗洪县石集公社汤台大队社员吴士玉，承包的85亩小麦要收割了，全家老小都下田，四天四夜才收了20亩。眼看天要下雨，即将到手的粮食可能遭受损失，全家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吴士玉急中生智，写了十几张“招工启事”，贴到了县城里。启事写道：“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福，我家种了85亩小麦，现麦子已成熟，但劳力不足，又临阴雨，十万火急，特请城里闲散劳力前来帮工，供吃供喝，日工资3元，好香烟一包。”
这张启事一贴出，有人就站出来说：这是雇工剥削，不行！城里有20多人看了启事赶来应招，吴士玉不敢留用。幸好公社党委得到消息，组织了50多个机关干部前来帮忙，才把麦子收割回来。吴士玉共打了5万多斤小麦，把4万多斤卖给了国家。
农民吴士玉“招工启事”的小小风波，发人思索。这类事，在过去吃大锅饭的年代是不会发生的，麦子熟了烂在地里，用不着吴士玉这样的普通社员去操心，操心也是枉然。如今实行责任制，“联产如联心”，吴士玉的心情当然不同了。可是，这个刚刚告别贫穷的农民家庭，只能靠镰刀去与茫茫麦海作战；社队里又没有建立起为农民排解困难的生产服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眼睁睁让麦子在雨里霉烂，还是组织社会力量从龙口里夺粮呢？
回答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吴士玉的招工，属于临时请帮工的性质，政策上应当允许。它有利于国家（收购了4万斤粮食），有利于社员增加收入，也有利于吸收闲散的社会劳力投入生产劳动，完全是件有利社会的好事。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剥削制度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又是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商品生产还相当落后，应当允许农村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各种方式的结合，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利的。至于农户之间的换工，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力不足者为维持生活所请的零工，合作经济之间请季节工或专业工、技术工等等，都是群众之间的劳动互助或协作。不能把这些活动，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扣上一顶“雇工剥削”的帽子。
“招工启事”引起的波澜启示我们：在继续落实各项农村政策的过程中，对新出现的某些经济现象，不要用过去那种旧眼光去简单地看待。
第5版()
专栏：
前进大队加强智力投资
种好庄稼管一年 育好人才管一代
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山前公社前进大队，把加强智力投资作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一件大事，他们说：“种好庄稼管一年，育好人才管一代。”
近几年，大队自办了一个青年之家，各生产队建立了文化室，订阅各类书刊杂志上百种，吸引广大青年参加学习。他们又为学校盖了35间校舍，添制了各类教学用具，每年给学校订报刊就花500余元。12名民办教师全部由大队开支。五年来，他们向教育投资30万元，促进了全大队教育的普及，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全大队已经扫除文盲。他们还建了一个幼儿园，有40多名幼儿参加了学龄前幼儿班。
（刘在峰 孙树林）
第5版()
专栏：通讯
喜人的红布条
马宝山
塞北杏花吐蕊、杨树抽芽的时候，我来到与赤城、沽源县接壤的河北省崇礼县清三营公社谷嘴窑村。这个仅有17户人家的小山庄，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整洁的街道、簇新的房舍和庭院中的杏枝繁花，而是那一缕缕迎风摆动的红布条。耀眼的红布条在门楼上、树枝头、畜棚顶、猪圈旁……都可看到。
曾记得过去乡间有个风俗，妇女生了小孩，要在门上悬一缕红布条，以示临盆之喜，敬告行人莫惊动产妇。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红布条，不能不使人疑惑：一个小山庄，就有这么多妇女同时生小孩吗？
我提出疑问，生产队长岳汝林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是社员饲养的大牲畜和母猪生了娃娃。”
凭我的经验，社员饲养这么多母畜、母猪也实在少见。生产队长见我不大相信，一户一户地盘算起来。结果是，17户社员，共饲养大牲畜49头，其中母畜30头；养母猪20头。社员们说：“养骡马招门户，养母猪悄悄富”。他们发挥本地草坡宽、牲畜销路好的优势，在搞好粮油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养殖业，不少户靠养母畜、母猪由穷变富。就拿生产队长岳汝林来说，1980年起养了两头母猪，每年卖猪娃能收入五六百元，近三年来，还清了外债，盖了三间新房。
说到挂红布条的意思时，有人说牛马产仔、猪生娃是一桩喜事，见红有喜；也有人说，挂红布条是告诉买猪娃的人谁家有小猪……虽然说法不一，但我明白啦，这喜人的红布条是喜事临门的象征、招财进宝的幌子，是一曲农民致富的赞歌！
第5版()
专栏：
制止滥伐油桐树生产木耳
最近，我发现一些山区大队将不少成片成片的油桐树砍伐后，再种植木耳，使油桐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如我县朝东公社石林大队的一些干部和社员认为，用油桐树种木耳，比用其它杂木种木耳产量高，大家争先恐后地到集体山林里砍伐油桐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以来，仅两个多月时间，这个大队种油桐林的7个生产队，乱砍滥伐油桐树材达100多立方米。其中，仅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一家砍伐的油桐林，就有20亩之多。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我县西岭山一带林区还有不少。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劝导群众不要再干这种“杀鸡取蛋”的蠢事。
广西富川县 沈建强
第5版()
专栏：
他是“山里人”
——记南丰县白舍公社际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
本报记者 高新庆
人们常说：老表热情。
可不是吗，我一到江西省南丰县，地方报记者、县里的干部、公社的报道员，都众口一词地向我推荐白舍公社际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
（一）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奔赴际民大队。从白舍公社的罗坊乘小木船渡过盱水，便一直爬了近20里山路，累得我们气喘吁吁。“翻过那架山梁就到了！”公社年轻的报道员一声喊，把大家的精神提起来了。我们略事休息就一鼓作气往上爬，穿过一片果林，又穿过一片杉竹林。猛抬头，一座古朴的江南山村呈现在眼前：群山环抱，古木参天，一条小溪从村前蜿蜒流过。溪对岸，两座新建筑正在紧张施工。溪这边，一幢幢老式砖房傍山而起。
“这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在大队部刚刚坐定，报道员带进一个人介绍说。我握着徐承安的手，仔细打量：只见他矮矮的个子，一米六左右身材，脸面瘦削，卷着裤腿，一脚杆的泥巴。
趁准备午饭，我一个人跑出去串门了。我问一位老太太：“婆婆，这两年生活好吗？”“好呵，过去饿肚子，现在可以吃饱肚子罗！”“为啥哩好呢？”“支书换了，政策也放了呗。老徐人好，心好，会谋划。”“婆婆，听说上面要把他调走呀……”
“莫调，莫调，他是大队主心骨，调了要砸锅。上面狠心调，我老婆子就天天坐到公社门槛上往回要！”旁边两位妇女也帮腔：“调不得，调不得！”
这简短的“民意测验”，更促使我要了解：徐承安这个城里人为何得到山里人的信任？多年来，农村党的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往往是上面委派，选举不过是走走过场。际民大队为什么出现自下而上的联名请求？山民说，不光党里的，三个自然村，几乎家家出代表按了手印，可见老徐是众望所归。
（二）
“穷三担穷三担”，再穷的人家搬家，也有三担挑的。1962年春，徐承安离开他教了八年民校的珠湖大队。到更深的山区际民当会计却只有“穷一担”。这一担，除一摞书，就只一把锄头，一床简单的铺卷，四双筷子、四只碗。他抱着扎根山区、建设山区的决心，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只身进山了。
握笔的手，哪能捏锄把？加上媳妇没进山，山里人断定他“兔子尾巴长不了”。
“第一步动员妻子进山。”老徐说，我是抱着“自私”心理动员的。
“人家往山外跑，你为么往山里钻？”
“山里更需要文化人。”
“不跟你进山，进山苦一世。”
“穷是可以改变的，立志把穷山沟变成富窝窝嘛！”
“靠你？！靠我？！”
“不，主要靠党和群众。”
妻子不吭气了。星期日，小曾来到丈夫身边，看到丈夫衣服脏成泥片片，农忙时，顾不上吃口热饭，心疼了。加上父亲规劝，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也献给山里人。
第二步是“文化人”要变成“作田人”。先学田里功夫。犁学会了，耙学会了，耖田难，他就白天黑夜学。山里人插田不拉绳，不打格，由最有技术的老农插一行标准秧。开始，他插的秧不是歪了，就是漂了。他连续一二十天跟在老农后面学，腿胯子象散了架似的站不起来，腰酸痛难忍，吃饭要靠着墙才能直起腰，他咬紧牙挺着，终于把秧插标准了。连续几年坚持，最后成了全村数一数二的插秧能手。山里人都是好猎手，为了与山民打成一片，他也学打猎。第一次学放统铳，不知枪托要顶着肩膀，他平端着，枪一响，强大的后坐力震碎了四颗门牙，但他终于成了好猎手。每次进山，都不空手而回。不是带回几只野兔、野鸡，就是猎获一只野猪。
徐承安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但又不同于普普通通的“山里人”。山里人谈起他，都充满感情和热爱。
“老徐这人，干啥都认真。作会计，帐目清清楚楚。”
“老徐救了多少人的命！”大家介绍说，际民三个村，没有一个医生。徐承安决心学医，向自己岳父学中草药，成宿成宿钻医书，踏遍周围数十里山山岭岭寻找各种草药。
“那天刚收工，我弟弟被蛇咬伤，腿脚肿得象冬瓜，抬到老徐家。老徐刚进门，放下锄头就抢救，包扎后，又连夜进山采蛇药。”
“我爱人早产难产，亏了老徐，连夜请他姐夫（医生）来，又连夜送白舍、送南丰，才保了母子平安！”
山民们争着诉说老徐救死扶伤的事迹。不但际民，周围几个村的山民，也纷纷赶到老徐家看病，有时一天来七八拨。
老徐也是兽医、禽医，能给猪、牛、鸡治病。还会阉鸡、杀猪。他常说：“为群众办事要实在。山区缺人才，不多准备两手哪成？”
山区缺水果，他就学果树栽培。他的果树栽培技术驰名公社。1979年10月被公社抽调去当农业技术员，于是他的足迹又走遍白舍的山山岭岭。
（三）
1980年初，小石大队与际民大队分队了。公社党委根据党员、群众的要求，并征得本人同意，决定把徐承安调回新成立的际民大队担任大队党支部领导。徐承安回来了。山民们先是奔走相告，之后又为老徐担忧：“十年动乱”伤了元气，至今没有很好医治。队上新分出来，一贫如洗，社员吃不饱肚子，担子不轻呵！旧历年刚过，老徐在原来大队部召开了第一次党支部大会。大队部桌子是破的，门是破的，窗户四面通风，甚至连把象样的板凳都没有。9名党员，或倚墙，或蹲地，听徐承安站在煤油灯下讲话。
“十年内乱，把人心斗散了，把际民斗穷了。我们党支部要拧成一股绳，领导乡亲们克服难关，刨穷根，走富路。第一步要人人吃饱饭；第二步要家家有票子花。还要象城里人那样，点上电灯，看戏看电影，学科学、学文化……”
朴素的语言、朴素的纲领，一下点燃了9名共产党员心中的火炬。
一上手，徐承安就抓责任制，先搞包产到组，后搞包干到户，打破了“大锅饭”。
徐承安还领导大家广开致富门路。际民有百多年种白莲历史，“文革”中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徐承安首先抓白莲生产，有人心有余悸。老徐说：“三中全会以后，党实行富民政策。种莲一可出口，为国家赚外汇；二有利社员增加收入。利国富民，再大风险由我承担！”1980年至1982年莲子总产32，280斤，总收入106，700多元。又办松脂林场、办香菇生产基地、办果园。1982年多种经营收入达到90，900多元。
粮食生产在面积减少的前提下，抓改良种子，精耕细作，科学施肥等，粮食单产和总产连年大幅度上升。单产：1979年632斤，1982年达到1，370斤，三年翻了一番多；总产：1979年367，800斤，1980年518，300斤，增长40％以上，1981年527，680斤，1982年537，000斤。三年三大步。
际民这个穷山沟终于变了：人均口粮，由过去的400斤左右，增至800斤，几乎翻了一倍；人均收入，由过去的60元，增至1982年的352元，将近增了5倍。按照政策规定，交售白莲可以代替粮食征购任务，但际民群众富了不忘国家，除交售白莲，1980至1982年，三年交售粮食29.8万斤。一个年年吃返销、要救济的穷困队，短短的三年发生了多么引人注目的变化！
“愚蠢的基础上建不成现代化的大厦！”徐承安十五岁初中毕业，放弃了深造的机会，也不要国家教师这个“铁饭碗”，一个人到山区的珠湖大队创办民校，为珠湖大队培养有文化的农民。他的学生，有的是生产队会计、队长，有的是大队干部。到际民以后，既当会计，又兼民校教师。任大队书记以后，动员自己的外甥进山教民校，外甥又动员自己的未婚妻进山。现在际民有民校教师5名，学生几十名。去年又兴建了一幢二层楼的教学楼。
老徐还是“科学迷”。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培植了本地优秀的白莲种，比老种提高产量20％以上；他连续几天几夜细心研究“莲眠夜虫蛾”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莲瘟病的发病原因，找到了根治办法。
山里人富了有几盼：一盼商业流通，票子才有地方花，大队办了代销店；二盼点灯不用油，徐承安领导大家修办了际上、暮坑两个小水电站，家家拉上了电灯；三盼活跃文化生活，老徐动手搞设计，带领大家自建大礼堂，又自办大队电影队，山里人也象城里人那样，可以坐在礼堂板凳上瞧戏、瞧电影了！
第5版()
专栏：
南疆牧场 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