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瞻望
薛暮桥
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但还没有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完全扭转过来。由于1982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分扩大，使今年前四个月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显著地超过轻工业。如果今年的基本建设规模继续扩大，那就可能回到1978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出几年，就要再来一次调整。今后为了防止基本建设投资层层加码，防止各地进行重复建设，除了要改变计划管理制度和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外，还要利用经济杠杆。目前计划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学习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地方、行业、企业朝着国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指令性的计划也必须善于利用经济杠杆，特别要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很好，这一点已被世界所公认了。去年工业总产值增长7.7％，农业总产值增长11％上下，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7％，超过了二十年翻两番所要求的7.2％的增长速度。
前年这个时候，由于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有些同志对于经济发展前途悲观失望。去年这个时候，工业生产迅速回升，许多同志信心倍增。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从信心不足转向由于形势好转而头脑发热，使经过4年调整得来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
我们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果，但是应当看到，这个成果还很脆弱，还没有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完全扭转过来。所谓显著成果，从根本上说，是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81年的28.3％；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从1978年的27.8％上升到1981年的31.5％，同期轻工业从31.1％上升到35.2％，重工业从41.1％下降到33.3％。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职工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生产资料的供应比较缓和（机械产品有的供过于求），消费品的供应愈来愈丰富，物价基本稳定，除副食品价格有所上涨外，许多种产品（如化纤织品、电风扇、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非名牌的手表、自行车等）供过于求，纷纷降价。但是，从1982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又潜伏着一个新的危险。基本建设规模1979、1980年想压缩而压不下去，1981年狠下决心，好容易把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从539亿元压到428亿元，减少了111亿元，去年又上升到555亿元，比计划多出110亿元，超过了1980年的水平。设备更新改造等的投资增加更多，因此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又有回升。从去年下半年起，生产资料的供应出现全面紧张的情况，如果不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我们又将被迫加速发展重工业，其结果又将挤了轻工业和农业，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重新朝着不协调的方向发展。
从1979年执行三中全会的调整方针以后，我国就一反三十年的常规，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低于轻工业，而且差距一年比一年扩大，1981年发展到重工业的负增长（下降）。1982年我们渡过了调整中难于避免的速度下降的岁月，开始看到重工业的上升，这一转变是很可以令人高兴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又有点令人担忧。我们的重工业是在调整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扩大而迅速回升的。如果我们不保持冷静的头脑，情不自禁地头脑发热，又有可能一步步地回到三中全会以前的老路上去。
速度与比例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如果计划要求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客观规律所允许的限度，就不能不过度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从而引起生产资料的供应愈来愈紧张，迫使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挤轻工业和农业，不但阻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使消费品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这就是1970到1978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惜因此而暂时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甚至可能有几年出现负增长。1958～1960年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1和1962年工业生产下降38.2％和16.6％，其中轻工业下降21.6％和8.4％，重工业下降46.6％和22.6％。那一次由于调整得很彻底，1963年起就稳步上升。1978年由于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调整得比较及时。同时也由于比例失调所引起的困难远不如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明显，所以1979和1980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决心不大，效果不很明显。1981年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但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减慢到4.1％，重工业还下降了4.7％（轻工业仍上升14.1％）。调整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当时我们就预见到1982年重工业就可以停止下降，甚至略有回升（计划增长1％）。出乎意料的是1982年重工业增长了9.3％，而轻工业的增长则没有完成7％的计划，速度减慢到5.6％，还低于重工业。
1982年工业增长速度的这种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家计划，但基本上还是正常的，是1981年轻工业增长速度很高而重工业下降的结果。如果两年合计，则轻工业上升9.8％，重工业上升2.1％，前者仍然显著地高于后者。值得忧虑的是，由于1982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分扩大，迫使今年前四个月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更显著地超过轻工业。如果今年的基本建设规模继续扩大，那就有可能回到1978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出几年，就要再来一次调整。假使出现这样的情况，则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党中央已经预见到这样的危险，去年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82年年度计划，规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45亿元，低于去年的实际完成数，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仍然规定保4％争5％，也显著地低于去年的实际完成数。这没有什么不好，是防止头脑发热所必须采取的好办法。
速度要求过高，也会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去年，赵紫阳同志的报告中说，提高经济效益是目前我们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把我们的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二十年翻两番的根本保证，主要不在于这几年的发展速度，而在于能不能大大提高目前过分低的经济效益。尽管去年生产发展的速度显著地超过国家计划，但经济效益则仅仅稍有改进，远没有达到国家计划的要求。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仍然不大理解党的十二大和人大五次会议的精神，还在盲目追求生产增长速度，而不重视经济效益。殊不知只有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保证生产发展的速度持续稳步上升。反之，如果经济效益提不高，则生产发展速度就会愈来愈低。十二大指出，二十年翻两番要分两步走，前十年的重点是打好基础，其中就包括提高经济效益和继续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为此就不能不把生产发展速度安排得稍微低一点。前十年把基础打好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比例关系协调了，后十年生产发展速度就会自然上升，二十年翻两番不但有保证，而且有可能超额完成。
党的十二大宣布了工农业总产值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确实鼓舞人心；但由于建国后二三十年来盲目追求生产增长速度的习惯势力还没有彻底肃清，又开始出现争速度的苗头。许多地区、行业甚至企业都提出：“全国翻两番，我们怎么办？”于是大家都做翻两番的规划。鼓励大家来作二十年的发展规划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以此来安排今年的生产和建设，那就很可能打乱十二大和人大五次会议所规定的战略部署，即二十年要分两步走，“六五”计划是保4％争5％（执行结果有可能达到6％）。1982年工业生产增长7.7％是牺牲了经济效益而达到的，如果提高经济效益能够达到计划要求，发展速度即使降到6％，也比不讲经济效益的7.7％还好一点。有些地区为着确保二十年翻两番，提出今年的增长速度要力争不低于去年。如果这样做，今年的经济效益就不可能上升，且有可能下降。二十年翻两番必须分两步走，十二大的这个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二十年翻两番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决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都翻两番。大家知道，上海是全国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但去年上海工业生产只增长4.5％，在全国是很低的。在许多地区都在计算翻两番的空气中，上海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上海是一个加工工业地区，不生产燃料，绝大部分原料要靠外地供给。上海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很大，把各行各业的加工能力都翻两番是容易做得到的，但如果加工能力扩大了，燃料和原料无法保证，翻两番的目标就肯定不能实现。上海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饱和点，上海的发展必须“外挤内联”，即挤进国际市场，并通过联合的道路向内地发展。最近中央提出要作上海经济区的规划，把上海的经济建设扩散到长江三角洲，同苏南、浙西地区的建设结合起来。我认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还有必要向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内蒙古等地发展，帮助这些地区加速发展原料的生产和粗加工，以保证上海所需要的原料供应，进而帮助西部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考虑到上海的工业已经过分拥挤，今后应当向“高、精、尖”方向发展，把技术比较简单的日用工业品生产，有计划地向内地扩散。鼓励沿海工业先进地区向西部地区投资，采取联合形式开发西部地区，实行赵紫阳同志所说的“东西合作”，这应当成为我国长期规划的一条重要方针。每个地区都在自己地区范围内翻两番，这肯定是会破坏全国的综合平衡的。
二十年翻两番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统筹规划，不能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县都各自翻两番。近几年我们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把他们原来被捆住的手脚放开来了，这对解放生产力是大有好处的。但过去几年计划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各地区的发展方向缺乏具体引导，以致发生了许多超过全国需要的重复建设，这是基本建设规模不适当地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讲到纷纷降价的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手表、自行车等等，目前除少数名牌货外，大多已经超过市场的需要，而许多新办的工厂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产量还将迅速扩大。当然，十年二十年后农村富裕起来，销路可能增加，还有可能外销。但从近期来讲，这样分散的盲目发展是不必要的，应该把这些钱集中起来进行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但重点项目投资多，建设周期长，建成后赚钱少，除中央外大家都不愿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不顾全国的综合平衡，想用重复建设的方法来翻两番，那肯定是会落空的。
去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提出了四条具体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报告提得很及时，但这些措施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必须提出进一步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实现。今后计委、经委有必要花更大的力量来对全国范围的二十年翻两番进行具体规划，特别是协调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全国范围的综合平衡，这就有必要改变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计划管理体制。过去依靠中央各部门按条条进行管理，产生条条之间的分割，把经济管死了。近几年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在财政上又实行“分灶吃饭”制度，各地为着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就不管是否符合全国需要，盲目发展容易赚钱的加工工业，产生重复建设，甚至为着确保自己产品的销路而实行地区分割，不准本地的商业部门销售外地的优质产品。看来在实行以城市为中心分区管理经济以后，中央和省的主管部门有必要用大力来加强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工作，特别要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来制止重复浪费的建设，组织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
过去有些企业归部门管，有些企业归地方管，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业务主管部门往往把精力主要用于管理自己直属的企业，在进行全行业协调时，常常首先照顾自己的企业，挤压地方和其它部门管理的企业。结果主管部门不能集中力量来进行地区之间的全行业的协调，而且使地区为保护自己的企业而不服从主管部门的管理，争原料，争市场。财政“分灶吃饭”制度更增加了上级业务部门制止重复建设的困难，许多地区不争着办赚钱的企业就无法完成自己的财政包干任务。今后除铁路、邮电、民航、重要军工生产等少数企业外，一般企业都将交给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去管理，中央和省的业务主管部门可以集中力量来进行地区之间的协调，召开同行业的会议，进行统一规划，定点生产，并组织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与此同时，还要逐步改变财政上的“分灶吃饭”制度，把企业上交利润逐渐改为上交所得税和其它税款。有些税收归中央，有些税收归地方。所得税原则上应归中央，地方可以部分留成。高税产品（如烟、酒等）的产品税也应当上交中央，使税收能够发挥调节作用。这样企业不但可以不受条条（部门）的束缚，而且可以改变它们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做到政企之间的合理分工。
为着防止基本建设投资层层加码，防止各地进行重复建设，除了改变计划管理制度和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外，还要利用经济杠杆。对于盈利特别多的行业，限制办法，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减价。加税或者减价以后，除先进的工厂仍然有利可图以外，落后的工厂就无利可图，甚至还要亏本，各地也就不会盲目建设了。多年来各地所以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很少发展燃料和原材料工业，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加工工业价高利大，而燃料、原材料生产则价低利小，甚至还要亏本。我们的价格政策往往不是引导地方和企业发展短线产品，限产减产长线产品，而是引导企业向和国家计划要求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目前计划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学习利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是刘少奇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的），也就是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地方、行业、企业朝着国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管理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又说计划管理不但要有指令性的计划，还要有指导性的计划。所谓指导性的计划，就是主要依靠经济杠杆来保证企业按照国家计划所要求的方向前进。不但指导性的计划必须利用经济杠杆，指令性的计划也必须善于利用经济杠杆，特别要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不解决这个问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的。
综上所述，为着确保实现二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第一是按照十二大的战略部署，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防止形势好一点就走高速度、高积累的回头路。第二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以解放被束缚着的生产力。这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价格和改进价格管理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加强金融工作，逐步改革现行的劳动工资制度，使经济杠杆能够按照国家计划发挥调节作用。当然，保证二十年翻两番不仅要做好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必须认真执行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保证完成重点项目的建设和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整顿企业管理和培养人才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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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军统”
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除“中统”外，另一个就是以“军方”黄埔系为基础的“军统”。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这个系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侦查组”，为蒋介石收集政治、军事情报材料。戴笠原是黄埔军校六期的肄业生，参加了胡靖安的“侦查组”工作。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胡靖安奉命赴德国留学，“侦查组”的工作即由戴笠接替，名义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尉联络参谋。戴笠组织了一批流氓、帮会分子和亡命之徒，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以“学生”的名义把收集的情报呈送到“校长”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批给戴笠特别活动经费，允许以“总司令部侦查组”名义招揽人员进行活动。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助理干事，于4月1日正式成立。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第一处扩大成为“中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少将级，1940年后升任局长），实际负责。
军统局的规模异常庞大，内勤组织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是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员。所有内外勤特务都是终身职务，不得中途退出。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基本工作人员激增至四万余人；在边远的伊犁、拉萨以及一些国外重要城市，都设有机构；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还控制了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的武装部队。
1942年，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发生了联系。1943年4月，中美双方签订协议，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5月1日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杨家山正式成立，戴笠任主任，美海军参谋部梅乐斯中校为副主任。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及武器，有数百名美国特务来到中国进行活动，在各地举办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集了四五万人接受训练，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所有器材、人事移交军统局。
“军统”系统的特务，一直把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时，它曾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革命根据地，刺探情报和进行抢劫、暗杀等活动；抗战开始后，又派遣特务混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
“军统”还组织了极其凶恶的所谓“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政治绑架和暗杀勾当。他们嗜血成性，残酷毒辣。被他们秘密绑架和凶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难以数计的。1933年6月，他们在上海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企图以此来镇慑宋庆龄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1月，他们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主张抗日的《申报》负责人史量才，举国为之震惊。抗战开始后，满怀抗战热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刚从海外回到祖国，就被戴笠囚禁起来。经过十二年的辗转折磨，他和秘书宋绮云两家六口全被杀害在原中美合作所内。1940年3月，他们在成都搜捕了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和罗世文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无结果后，除将车、罗二人关押在集中营外，其余的人均被投入坑内活埋；1946年，又把车、罗杀害在原中美合作所内，并焚尸灭迹。
“军统”为了大量囚禁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在重庆望龙门设立临时看守所（特务称之为“小学”），在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设立秘密监狱（特务称之为“中学”），更在贵州省息烽县境内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集中营（特务称之为“大学”）；此外，还在江西省的上饶县设有东南最大的上饶集中营。特务们在这些杀人的魔窟里，对所谓
“政治犯”施以种种非刑，并用美国新式器械横加折磨，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特务也是蒋介石翦除异己力量的一支别动队。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时，戴笠率领大批特务赶到福建进行策反和破坏。1935年初，康泽率领“别动队”入川，也是蒋介石专门用来对付四川军阀的。1936年6月，陈济棠在广东成立“西南政府”时，戴笠派遣特务收买了陈的空军和其他将领，致使陈军不战而溃。同年冬，戴笠派人在上海绑架了反蒋派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刘芦隐。
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还比较积极，“军统”在这时期也诛杀了一批叛国投敌的汉奸卖国贼。如：1938年在沦陷后的上海，诛杀了伪“维新政府”的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又击毙了投敌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枪杀了正在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唐绍仪。但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军统”为了实行反共政策，不惜与日伪特务勾结，和汪伪的政治保卫局交换使用人员，各委要职，设立电台，互换情报。有的汉奸甚至还兼有“军统”特务身份，如大汉奸周佛海就是“军统”指挥下的“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
张国焘于1938年5月在武汉叛离共产党后，先和“中统”发生联系，到重庆后又转到“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任所长。
“军统”特务恣意横行，罪恶盈贯，遭到全国人民痛恨与谴责。1945年9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时，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严正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特务机关，载入《双十协定》。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正义人士指责“军统”特务的残暴和凶恶。恰在这时，“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乘飞机失事，摔死在江苏省江宁县板桥镇岱山。“军统”因之曾一度陷于混乱状态。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原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与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分合并组成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专门从事收集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和进行武装破坏活动。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在全国大陆相继解放时，保密局曾在各地派出多批潜伏特务，但终于逃不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先后均被破获。
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原本想搬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之术，维护和巩固它的反动统治。但是，“中统”和“军统”以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极端野蛮与恐怖的手段来破坏中国革命和残杀无辜人民，非但无助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反而更加暴露了它的黑暗和残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加速了它的崩溃和失败。群魔麇集、嗜血成性的“中统”和“军统”，终于没有逃出彻底覆灭的命运。
（刘敬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