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临危莫爱身”
浩成
“临危莫爱身”是杜甫赠严武诗里的一句话。后人评论说:“法言忠告,令人肃然。夫奉送府主,谁敢作此语,亦谁肯作此语?子美真古人也。”这里所说的“真古人也”的赞美之词,可以不必多作计较,因为古时候的人大都有“今不如昔”的想法,称赞一个人也往往说是“有古人之风”。当然这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完全不符的。不过“法言忠告”的评论倒确实是中肯的。
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临危莫爱身”这句“法言忠告”呢?这是不久前发生的劫机事件引起的。全体机组人员在几个反革命匪徒的突然袭击下都能做到临危不惧,为国家的尊严和旅客的生命安全,尽到努力。他们这种忠于职守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感动!而全体中国旅客镇定从容,临危不乱,也表现了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尊严和节操。
在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中,临危不惧的可歌可泣的事例俯拾即是,如身死柴市的文天祥,临刑前还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这样的英雄豪杰更是举不胜举。瞿秋白烈士高唱国际歌赴刑场,夏明翰烈士在就义前咏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样的千古名句,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殊死抗争,都在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也许有人觉得要做到临危不惧并不难,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在平素,尽管有些人可以拍胸脯,说大话,但身历其境,到了生死关头,其表现如何也还是一个未知数。言语的巨人与行动的矮子往往是同一个人。在一些地方确实有些人恪守个人主义的行动哲学,说什么“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遇事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这就难怪他们在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没有挺身而上。
要做到临危不惧,并非只凭一时感情冲动,心血来潮,象十年内乱中所常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要靠平时的修养有素,树立革命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私才能无畏,这是从无数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客观规律。
这使我又想到,大家都在学习先进人物的时候,也有一些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漠不关心,甚至说即使不学,到了关键时刻也会成为“好样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空话和幻想是应该抛弃的,只有切切实实地向那些英雄模范们学习,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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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鲜花盛开的园地
——纪念《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
任大霖
1953年7月,一个以高小、初中程度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文艺月刊——《少年文艺》在上海诞生了。宋庆龄同志亲笔为它书写了刊名,并撰写了题为《让鲜花开遍这块园地》的发刊词。她殷切地说:“《少年文艺》出版了。这样就在少年们的心灵中开辟了一个园地。作家们将要在这儿栽培出鲜花来,让少年们生活得更美好,更丰富,更有教养,更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心准备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让鲜花开遍这块园地吧!我们要求作家们为这块园地努力工作;也要求少年们爱护这块园地,并且能够从这里得到力量。”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这块园地里已经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生气蓬勃的景象,给少年儿童带来了美的享受,帮助他们认识人生,健壮成长。创刊初期的小读者,已经进入中年,他们的子女、学生,如今成了《少年文艺》新一代的读者。刊物的发行数不断上升,创刊号仅发行18,000册,1977年7月复刊时为25万册,到1981年突破100万册,目前每期发行105万册。
这个刊物能够受到少年读者的欢迎,主要因为编辑方针强调了少年特点,强调了文学性。能针对少年的思想实际,通过亲切、新鲜、多样、有趣的文艺作品,对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三十年来,我国的老中青作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这块小小的园地上辛勤耕作,浇灌着汗水和心血。一些著名作家,并没有因为这是少年刊物而把它看作无足轻重的“小儿科”,如郭沫若、叶圣陶、冰心、严文井、高士其、秦牧、王若望、袁静……都把他们的优秀作品给了这块园地,其中有些佳作传诵至今,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至于那些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儿童文学事业的可敬的老园丁——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如陈伯吹、贺宜、金近、包蕾……更是数十年如一日,夙兴夜寐地为这块园地栽培了大量的鲜花。
活跃在我国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成了《少年文艺》作者队伍中的“主力军”,不断地为《少年文艺》写出富有生活实感、思想性艺术性均强的佳作,给这块园地增添了蓬勃的生机。有一些中青年作家,对《少年文艺》怀着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正是在这块园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发表了处女作。女作家张抗抗从《少年文艺》的“小读者”到“小作者”,又成了作家的过程,就有一定代表性。
三十年来,刊物始终十分重视联系读者工作,认真处理读者来信、来稿。现在,编辑部每月收到来稿、来信近一万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少年读者寄来的。对于少年习作,编辑部择优采用,每期辟“新芽”专栏发表,并加讲评分析,很受读者和语文老师的欢迎。对于读者提出的各种意见,包括对作品的评价、读后的心得、具体建议等,编辑部除定期研究,作为工作中的重要参考之外,还选择一些在“读作编”专栏发表。此外,每年发动读者搞一次“好作品评选”活动,对办好刊物起了“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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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洋漂流记》后记
白刃
老朋友在一起,喜欢怀念故旧,一个人到晚年,常常想起往事。往事如烟,时浓时淡,然而儿时的印象,却是格外的清晰,好象昨日之事,似乎返老还童了。
据说童年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我的童年却是另一种情景:一边跟大人干点农活,一边断续读了几年私塾,接着去南洋谋生,当学徒,卖报纸,半工半读,在各岛上流浪。可能是生活不易,道路坎坷,遭遇曲折,因而年岁越大,那蕉风椰雨的异国风光,越是记忆犹新,年青时的经历,不时在眼前出现,恍惚有个声音,要我把它记录下来。
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民对外面世界十分陌生,以为华侨都是资本家。近年对外开放,大量外宾来华旅游,许多华侨回国探亲,有些人对国外生活,又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使我感到有责任,应将自己在南洋那段生活写出来,或许有助了解海外华侨的情况。
海外华人的历史悠久,人数达两千多万,散居在五大洲百十个国家。最早出国的华人,是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当,被拐骗当“猪仔”卖去的所谓“契约华工”。他们在美洲和南洋群岛,象黑奴一样地作牛马,开矿山、修铁路,在种植园里劳动……几百年来,他们披荆斩棘,含辛茹苦,流血流汗,用勤劳与智慧,为所在国的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
目前海外华人中,不乏富裕人家,但大多数仍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情趣各异,然后都是身居异邦,寄人篱下,形成共同的思想,那就是怀念家乡,热爱祖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洗掉“海外孤儿”这一伤心的称号。
南洋群岛是华人最多的地方,有其典型意义。因此,我以南洋作背景,写下这部书。出书之前,陆续在国内及香港报刊上,发表了部分章节。读过本书片断的同志,有的问我写的是不是回忆录,有的看成是我的自传。需要声明一下,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充其量是部带自传性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阿宋,用第一人称“我”,但并非作者自己,而是以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结合所见所闻的一些有趣故事,创造出来的人物。书中其他人物,大多有模特儿,也不是真人真事。
本书在香港出版时,以《南洋流浪儿》为书名。广东花城出版社出国内版,编辑同志建议,改用《南洋漂流记》。
《南洋漂流记》仅仅反映特定环境中少数人物的命运,比起海外华人丰富的斗争生活,不过是沧海一粟。作者有生之年,倘若条件许可,还想继续收集材料,写点有关华侨的文艺作品,但愿这不是一张空头支票。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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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渔民新村
关山
这里与香港地界只有一河之隔。解放以前,这条河流上漂泊着几十只小船,他们以打鱼为生,然而船舱里却无隔日之粮, 一家数口挤在那小小的乌篷船上,衣衫褴褛,凄苦异常。有人告诉我说,那时候他们被称为疍民(水上居民),漂荡无家。这些渔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可想而知了。
今天,我们来到渔民新村造访。远处的山峦苍翠如画,近处的田野绿绿葱葱,那池塘也是碧绿色的,32幢白色的小楼,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新颖别致,典雅清新。我们走进新村,欣赏村里的景象。
热情好客的主人把我们让进她家的客厅。那里摆有沙发,很精美。房间里弥满着喜悦的气氛,一望而知,主人是十分好客的。我们坐定后,女主人给我们沏上一杯香茶。便拉起了话题。我们从渔村的过去谈到她的今天和未来。我一边听,一边环视了一下客厅的摆设,对面墙有一只大组合柜,大组合柜旁是一只小玻璃柜,上面放着一台20英寸彩色电视机,正在播送着节目。靠右的墙角,放着一台200升的淡绿色的电冰箱。墙上挂有一幅贝雕画,客厅显得色彩富丽。自然,我也想,这毕竟是渔民中的“尖子户”,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如此。然而,这却是个信息,反映着渔民生活的巨大变化。或者说,他们至少是在向着富裕的生活走近。
楼下是两室一厅。女主人打开住房门,任我们参观。这是她两个男孩子的卧室,每人一间,各得其所。里面的摆设,大致相同。每间住房都有大柜、写字台和半软椅,全是崭新的。床头柜上还有多用录音机。
主人又陪同我登上二楼。这也是二室一厅,和楼下的规模一样。客厅摆设比楼下更为精致、大方些。有围墙一周的一套十件的沙发,全是黑色的人造革包面。招待处的同志对我说,这种沙发很受群众的欢迎。他们的生活水准,要比想象的高出许多哩!
二楼客厅旁有一扇门,可以直通楼外。我推门走出,沿着天桥,来到他们漂亮的小凉台上。我望着繁忙的田野,海湾里点点渔帆,只觉得眼界更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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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把好“关口”
马建民
石家庄火车站附近,有人摆摊出售以不同型号铅字印刷的《女儿经》、《弟子规》、《名贤集》、《增广贤文》等小册子。河南登封还有出售《少林武术秘传》、《少林拳对打法》、《少林武功醉拳》、《少林风魔棍》等书籍的。封面上标有“中国嵩山少林寺”字样。我想,铅印不是一桩简单事情,至少,未经宣传、出版等部门审查许可,印刷部门是不应承揽私人印刷书籍业务的,特别是对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利润再大,也不能为之大开“绿灯”。由此想到,出版部门不仅要对自己的业务工作加强领导,也要把好印刷“关口”、杜绝类似《女儿经》之类的东西流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要严加市场管理,对非法印刷品要坚决予以取缔,扫除污染社会道德风尚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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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冤了戴嵩
戴嵩画的那幅“斗牛图”,自从被一老农(一说牧童)指出牛尾巴应夹在屁股里以后,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失败之作。苏东坡特地写了一篇散记:《书戴嵩画牛》,意在诫人莫步戴嵩后尘。前些年甚至有人借题发挥,作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一个例证大谈特谈。但我总是怀疑,冤了戴嵩。
两牛相斗,全身的力气都使在角上,牛尾巴紧紧地夹在屁股里,诚然有理。然而要说牛斗时,牛尾巴只有夹在屁股里一种形态,这就未免以偏概全了。世间万物,各有灵性,瞬息之间变化无穷。我小时候放过牛,也观过牛斗。无论黄牛、水牛,斗架时见其夹尾,也见其翘尾。戴嵩既是画牛行家,对牛当有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唐朝名画录》中说戴嵩画牛能做到“穷其野性筋骨之妙”,那么,对于牛斗中的尾巴的形态,当不至于那样无知而疏漏。
退一步说,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未必是失真。杨升庵多事,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故把“千里”改作“十里”。看来是改得接近“真实”了,但也不为世人所喜了。世上多有杨某人一类的真实论者,但他的论据不一定是从千变万化的生活中得出的。
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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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畅的清泉〔木刻〕 杨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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