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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党员标准 保证党员质量
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党的党员总数已由解放初期的四百多万名增加到四千多万名。新党员中，中年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第一线的骨干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
本报讯 记者从中共中央组织部获悉，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由解放初期的四百多万名增加到四千多万名。
近年来，为了使发展党员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根据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坚持党员标准，确保党员质量，较好地克服了某些单位重发展、轻教育、忽视质量的问题。许多党的基层组织对积极分子队伍进行了培养教育，建立了严格的考察和教育制度，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端正入党动机。发展新党员时，注意认真履行入党手续，把好审批关。因此，新党员的质量绝大多数都很好。据各地反映，去年发展的新党员中，被评为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的约占40—50％，有的地区和单位达70％左右。各地都涌现了一批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忘我献身四化的优秀人物，蒋筑英、张海迪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各级党组织重点抓了在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中，各行各业第一线生产骨干中，以及党的力量薄弱的部门和地方发展党员工作。据去年底统计，在新发展的党员中，知识分子党员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1982年全国发展入党的各类专业技术工作者占当年发展党员总数的23.6％（不含军队），比1981年上升了2.2％，比1978年的8.3％增长了1.7倍。在新发展的知识分子党员中，中年知识分子占70％以上。新党员中各行各业第一线人员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长。各地还普遍注意了从25岁以下有文化的青年中发展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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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处处想到群众
——记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谷智
本报记者 涂国之
谷智参加革命四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几乎天天都是早上五点半钟就从家出发，步行到三里外的机关去上班；星期天经常和老伴一道上街体察民情或买东西，都是挤公共汽车往返。有的老战友问他为啥对自己这样苛刻，他总是说：“我这已经比老百姓和战士的待遇好得多了。”
去年7月，谷智趁假期回河北省雄县老家探亲。他怕机关派人派车跟随，就自己挤公共汽车到永定门长途汽车站买好了回家的车票。不料，在开证明信时暴露了“秘密”。机关的同志果然要派小汽车和公务员随同，说天气炎热，上年纪的人挤长途汽车不方便。谷智说：“比我岁数大的工人、农民出门坐长途汽车的人有的是，我为啥不能坐？！”大家好说歹说，他才同意让公务员小杨带点防暑药品跟着去，以防路上出意外。他和小杨一起乘长途汽车回到了故乡。在村里，他安排小杨藏在家中读书。外出串亲戚时，他都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他在村里呆了一个星期，社员们谁也没看出他是个“官”，有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老工人呢。
一次，谷智利用假期和老伴一道去上海市郊看望当兵的女儿。当时正值8月酷暑，女儿所在单位的领导考虑到驻地离市区较远，为方便老两口进城转转和看望老战友，就专门准备了小汽车。谷智心想：“我是来看女儿的，是办私事，不应坐公家的车。再说，我来看孩子给派小车，工人、农民来看孩子给不给派车？”他们在市里的亲友不少，常常需要转好几次车才能看一家。有时挤不上车，就步行，天天搞得十分疲乏。但他们始终没用公家的车。
谷智经常对老伴和孩子们说：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想跟我“沾光”靠不住。他的老伴段景荣，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同志，直到1979年退休，还是一名普通工人，去年被评为北京市的“四好家长标兵”。
谷智从未利用职权在子女升学、当兵、入党、提干等问题上施加过“影响”。他的4个孩子，都凭自己的努力，在学校和工作单位赢得人们的称赞。小女儿由学校推荐到四川山区的部队当兵后，对那里的气候不适应，一位同志对谷智说：“把孩子调回来吧，你如果不便出面，我可以帮你办。”谷智摇摇头说：“四川那儿总得有人去干。有职有权的人都要把自己的孩子调到身边，那没职没权的人怎么办？这样做，群众是会有意见的。”
谷智有两个外甥在雄县务农。从1974年起，他们就不断来找舅舅开后门当兵或当工人。这使谷智感到为难。他考虑再三，还是认定维护党的原则要紧，一直坚持给妹妹全家做思想工作。去年谷智回去探亲时，又专门去开导妹妹一番，终于说服了他们。
一次，谷智到驻在首都市郊的一个团检查工作。在和一个新战士交谈中，了解到他母亲来北京治病，住在卫戍区医院。儿子很想去看看母亲，可是中途要转好几次车，怕去了当天回不来，医院又没处住。谷智决定用小汽车把这个战士带到医院。谁知，团里一位领导同志却不同意，说一个新兵坐上级首长的车，太不象话了。谷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车是公家的，我能坐，战士有特殊情况也可以让他们坐。在官兵之间搞得那么等级森严没有好处！”（附图片）
谷智同志和他的妻子段景荣同志，热烈拥护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 杨桂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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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
——记海军七○一厂共产党员戴有煌
1976年，戴有煌因患多发性神经炎住进了海军医院。消息传开，前来医院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有干部，有专家，有居民，也有农民和学生……这使得戴有煌的同室病友猜测不已。有的猜戴有煌是一位高级干部，有的说戴有煌是专家、名人。当他们知道戴有煌是一位普通工人后，都投来羡慕和敬佩的眼光。
戴有煌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广泛的人的关注和爱戴呢？
1953年，18岁的戴有煌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伍七年中，先后被评为一等模范，一级技术能手和先进工作者。1960年，戴有煌转业来到北京海军701厂工作。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戴有煌外出办事，想顺便理发，跑了半天才找到一家理发馆。一看门口等待理发的“长蛇阵”不下百人。戴有煌想去别的理发馆，但一打听每家理发店都这样。他理完发回到工厂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晚饭也没吃上。戴有煌躺在床上，从“理发难”想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如果让更多的人把排队理发的时间用在工作上，那将会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呀！”“从前，我不是给人理过发吗？现在为什么不能拿起推子为群众理发呢？”第二天，戴有煌自费买来推子、剪子、刮脸刀等理发用具，在宿舍里办起了一个免费“理发馆”。从此，厂里的工人都可以到这里来理发，不用出去排队等候了。时间长了，来这里理发的不仅有本厂职工，也有居民及附近农村的社员。戴有煌想，为人民群众义务理发，这本是件帮忙应急的好事，只坐在家里应酬还不够，要走出去把方便送到工厂、农村、机关。从此，他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和工余时间走街串户，上门理发。
大陈各庄村有一位全身瘫痪的夏得亮老人，过去很少理发，戴有煌得知后，便经常来到老人身边。老人不能下床，连头部都不能摆动，戴有煌脱下鞋，爬到床上，一手扶着老人，一手理发。有一次，戴有煌在理发的时候，夏得亮老人突然大便失禁，顿时满屋臭气熏人，他立即下床把粪便清理干净，又端来一盆温水给老人擦洗，然后继续理发。老人临终时对亲属说：“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报答老戴的恩情啊！”
戴有煌经常这样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一行关系着党的声誉，多为人民做一件好事，就多为党增添一分光彩。”
蒋台公社敬老院，是戴有煌定点服务的10个单位之一。敬老院离戴家4里多地，他每星期去一趟。院里的老人有4个患半身不遂，有两个头部长年生疮，还有一个患摇头病。戴有煌为了给这些老人理发，有时跪在地下，有时爬在床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退却过。
“我的工资是党和人民给的，在人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应该拿出来，不能把金钱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戴有煌不仅不吝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群众办好事，而且在金钱面前同样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只身在外的戴有煌，从自己每月40多元的工资和28.5斤口粮中，经常抠出一部分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志。每天开饭的时候，他总把自己买到的饭菜，分出一些给那些饭量较大的同志。职工于世财的爱人长年有病，父母没人照料。戴有煌先后给他家寄去230元钱。在三年困难时期，厂里有12名工人的家里，相继收到了戴有煌寄去的汇款单。
戴有煌在大陈各庄村理发时，认识了一位富农子弟张松岭。在十年动乱中，他眼见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也经常遭受批斗，心里很不好受。他想：“这孩子是生在新社会，不能把父辈的罪孽强加在他的头上。”于是，戴有煌每逢出去理发，总是从家里带上吃的用的，一进村就悄悄给小张送去。逢年过节，戴有煌买两条鱼，要送给小张一条；买几斤肉，也要分给小张一半。
1980年，党的政策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大陈各庄。张松岭背了二十多年的“富农子弟”包袱摘除了！高兴之余，张松岭想起十多年来戴有煌给他的帮助：是戴师傅一次次给我送来饭菜；是戴师傅陆续把自己节余的500多斤粮票和200多元钱搭救了我；是戴师傅一次次将我的破旧衣服带回家，让戴婶缝补……。
1981年，戴有煌的妻子张荣华主动帮助张松岭“搭鹊桥”。后来见他快结婚了还没有房子，老戴又帮他借了钱盖新房；锅碗瓢盆不齐全，张荣华一手帮他买齐了！
戴有煌对别人这样慷慨大方，自己却是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他长年一套工作服，二十多年了，没有置办一件象样的服装，他的两个孩子从来都穿的是棉布衣裳。
二十三年来，共产党员戴有煌多次立功受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共产党员。他利用“八小时”以外的工余时间和无数个节假日，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他所创造的财富无法准确地计算，他那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更是千金难买！
袁建玉 徐忠 刘杰（附图片）
戴有煌同志在大陈各庄幼儿园为孩子们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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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冲破旧传统观念的禁锢
——记六届人大代表、女共产党员徐涤
本报通讯员 王及扬
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徐涤同志自愿当收殓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八个春秋。八年来，徐涤不怕讥笑和讽刺，不断冲破旧传统观念的禁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尊重，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多次被评为梧州市先进工作者、好党员。今年2月光荣地出席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先代会”，被授予自治区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最近又光荣地出席了六届全国人大会议。
徐涤今年35岁。她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1975年夏天，她主动报名当收殓工，被分配在梧州市殡葬管理所工作。
“大姑娘当收殓工！”这成了用老眼光看问题的人讥笑、议论的稀奇事，有人还居然喊她“棺材妹”。以后，到徐涤家来玩的朋友渐渐少了，熟人见到她也绕道走开，有的同学开玩笑说：“徐涤，只有死人的时候才会想起找你罗。”
有一回，徐涤到一位同学家去参加婚礼，这家的老人问：“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徐涤正想开口，同伴抢先代她回答：“她是民政局的。”回家的路上，同伴对她解释说：“喜庆的场合，怕你说出你的职业会带来不吉利，老人家不高兴。”
一次，有位亲戚给她介绍一位年纪三十出头的国家干部作对象，后因对方听说小徐是收殓工，连面都不愿意见就告吹。对这一切，徐涤感到真不是滋味，有时偷偷掉泪：“自愿当收殓工是走错了门吗？”“是离开殡葬所，还是留下呢？”徐涤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经过反复思量，她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有勇气与旧传统观念决裂，被一些人视为“下九流”的收殓工这个职业，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她心里亮堂了，决心不做旧思想的俘虏，要当新思想的尖兵。
有理想、有道德的姑娘不愁找不到对象。1977年，小徐与一位志同道合的中学老师简朴地举行了婚礼，建立起幸福的家庭。
两三年后，徐涤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当初和她一起到殡葬所工作的同伴一个个离开了殡葬所，自己怎么办？平时爱说爱笑的徐涤，一下子沉默寡言了。工作劲头也不那么足了。所里的几位老工人看出了她的心病，陆续找她谈心，进行新旧社会殡葬工人不同命运的对比。老工人的帮助、党和人民政府对殡葬工人的关怀，使她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自己做起，用辛勤的汗水改变某些人对收殓工的错误看法，用实际行动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
有一次，电厂一位职工失踪几天后，人们才发现了她的尸体。尸体运到火葬场后，全身已经腐烂，按惯例就不搞整容和更衣了。可是，为了让死者家属得到一点宽慰，徐涤克服了一切困难，细心地为死者穿上新衣服，整好容。家属看到化妆换衣后的遗体，含着眼泪连连点头说：“多亏您这好心的姑娘啊！……”实践使徐涤深深体会到，殡葬工作是给人民送温暖的工作，体现党和人民政府对群众的关怀，自己一定要把殡葬工作做得更好。
徐涤转为国家干部了，后又被选为梧州市殡葬管理所党支部书记。地位变了，但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收殓工，经常出现在工作的第一线。
有一回，殡葬所接到急需处理一具患急性传染病的尸体的通知，卫生防疫部门再三叮嘱要严格做好防护和消毒工作。在这项有危险的任务面前，徐涤意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单位的领导人，要有大无畏精神，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于是，她同所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由她带两名工人执行这项任务。老工人黄亚细知道后，拦住徐涤说：“你还年轻，又是女同志，这次任务交给我们老同志吧。”徐涤激动得热泪盈眶，坚持和两名工人一起迅速赶到死者的地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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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空军党员干部联系实际学习朱伯儒
争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
本报讯 施金根、郑玉文报道：武汉部队空军广大党员干部，在开展学习八十年代新雷锋朱伯儒的活动中，突出学习朱伯儒的“炭火”精神、“螺丝钉”品质和“大树”风格，以此规范自己的行动，争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
朱伯儒的先进事迹发表后，武汉空军所属部队党委、机关立即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组织学习这一典型，为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而努力。有的单位引导党员干部进行“三对照”“三检查”：一是对照朱伯儒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精神，检查自己是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对照朱伯儒热爱部队、热爱本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检查自己的服役态度是否端正；三是对照朱伯儒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立身正直的崇高品质，检查自己是否摆正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关系。通过对照检查，大家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部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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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风小议
假如电话不是打给陈市长
王文利 李和平
报载：北京市有个市民，因房屋漏雨，打电话给陈希同市长。陈市长冒雨登门查看，作了一番指示，局长、区长、主任等“各路诸侯”纷纷登门，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陈市长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是感人的，我们很钦佩。但由此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假如这个市民不打这个电话，有关部门能去堵屋漏吗？假如这个电话不是打给市长，而是直接打给有关部门，问题能当即解决吗？会不会“研究研究”，一推了事？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工作部门，对群众的事往往不那么关心，没有领导批示，并不复杂的问题，也“研究”个没完，非等群众告到领导那里，领导发话了、督促了才去做；尤有甚者，领导发话了，并一再督促了，有的部门和单位的主管人员仍然置之不理，或搪塞一下了事。至于自己应负的职责，似乎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很应该从市长解决屋漏问题的事迹中得到启示，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上采取“主动式”，而不要总是被领导赶着去“堵漏”。恪尽职守是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本分，凡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群众没有提出来，也应该主动做好；群众提出来，更应该积极做好。假如有的人硬是缺乏这种“人民公仆”的责任感，任意玩忽职守，就应当给予严肃的批评、处分，直至把他们撤换下来，千万不能让他们贻误了我们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