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br/>专栏：杂谈<br/><br/> 改编风种种<br/> 陈伯健<br/> 读了全国有十三个剧团准备改编演出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消息，我想起了一幅题名《一娘五胎》的漫画：一小说（娘）抱着孪生模样的、同名或不同名的电影、戏剧、电视、舞蹈、曲艺众改编作（五胎），好不得意。<br/> 自然，这种联想未免有点“不类”，因为这两者毕竟有区别。前者为使名作芳馨播扬，深入人心，用心也许良苦，艺术效益也许显著；后者是为“娘”自身不甘寂寞，乐得“多产”，企求炒冷饭倍收名利。<br/> 我之所以作这样的联想，是因为这涉及到当今文坛一大不很正常的“时尚”：偶有佳作问世，改编者蜂起——或四处活动，私下抢揽，以先改为快；或诸家同时改制上马，宁撞车，不相让；或他改自也改、一改而再改……。<br/> 对此，有人为之叫好，并引为文事兴盛之标志及原作传扬之殊荣。<br/> 笔者并不这样看。文坛兴盛的标志在于作者创造力的迸发奔涌。艺术的繁荣在于艺术作品的争奇斗艳。改编虽然也是生产，但若这种生产缺乏创造精神和严肃态度，生搬硬套，机械复制，那就不是什么好事。这样的改编愈多，愈见其才智的枯竭和创造力的懈怠。久而久之，文坛必多因袭而少生气。<br/> “重复工程”浪费人力、物力不说，更有抛却原作精义自作主张，一经改制，名存实亡，面目全非。此其一。有的作者不思精进，乐于改编，由于不懂或缺少对其它艺术品种特性的了解，即或勉为改成，也失了原作灵气。此其二。至于有的作者为名利而“一娘多胎”，或借改编之机拉关系，那更是文坛的不幸。<br/> 这里，笔者并无意于否定时下改编之作和改编家的辛劳。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和艺术鉴赏方面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对名作进行严肃、认真的改编工作，是我们文艺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功的改编作品不嫌其多。但是，改编者应把自己的工作作为艰苦的再创作，切勿为名利、任务一哄而上，不负责任地随意改制。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化建设日新月异的新时期，一个有创造性的作者，要把眼光投注到“满眼生机转化钧”的社会生活。这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作者能取得成功的主要途径。
第7版()<br/>专栏：图书出版发行笔谈<br/><br/> 无船无桥怎过河<br/> 缪群<br/> “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在沪兴起，扩向全国，正向广度和深度进展。可是，“读书热”与“出书慢”之间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br/> “出书慢”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出版社工作有待改进；有人说是管理问题；也有人说：赚钱的书出得就快，赔钱的书就慢，是指导思想问题。凡此种种，都有一些道理；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却是印刷生产力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出版事业的发展速度。以北京为例，出版社新增83家，期刊新增600种，但书刊印刷厂连一家也没有增加，印刷生产力只达到出版任务的70％。印刷设备陈旧和技术落后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手工铅排的效率仅及国外先进设备的25％—50％，平版铅印机的效率仅及国外先进设备的2.5％—5％，大量手工装订与国外装订多用联动机的效率差距更大。我国印刷机械现有200多种，日本有1，400种，至于机械性能、自动化程度相差就更远。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全世界科技书籍正以每分钟2，000印张的速度增长，每年发表论文400万至500万篇，科技图书8万至10万种，科技杂志5万种。出书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知识更新频率。仅从量的方面来说，国际社会出书之速与我国出书之慢形成鲜明对照。对此，我们应该有紧迫感，才能急起直追。我认为除了印刷企业挖、革、改外，还必须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代替落后半个世纪的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旧材料，大力发展印刷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出书慢的落后状况。<br/>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就把“有书读”与“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今天我们正在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读书对于我们就更加重要。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胡耀邦同志号召领导干部争取读两亿字的书，两亿字等于100万字的大著作200部，手里有两亿字书的人能有多少？更何况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读更多的书。倘不能多出书快出书，读者又从何处读起！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恐怕仍会流于空话。这“桥”和“船”就是印刷设备。若干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产生许多不平衡，印刷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挂不上号，有关部门的有些同志往往重视物质生产（这是对的），忽视精神产品的生产（这是不对的），重视经济积累（这是对的），忽视文化积累（这是不对的），其结果不仅工农业之间比例失调，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之间比例也失调。“出书慢”之所以难以根本扭转，就是上述思想影响的后果。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第7版()<br/>专栏：群众文化<br/><br/> 为了山区的娃娃们<br/> 闻林<br/> 地处青海东部的大通县，山多川少，交通不便，不要说大型表演艺术团体，就是一些跑码头的小戏班也从未去过。但是，山村舞台并不冷落，它是影子匠（灯影艺人）的用武之地。白文章就是一位深受山区娃娃们欢迎的业余影子匠人！<br/> 白文章同志是大通县向化公社乙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农民，年已花甲。他从小喜爱影子戏，解放初期就是新农村的文艺骨干。他从事灯影戏演唱，始于1966年初。十年内乱时，灯影戏被禁演，1978年恢复灯影演出。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更焕发了白文章的艺术青春，他不仅演唱传统剧目，还结合农村生活，特别是为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演出了许多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童剧目。<br/> 白文章根据农村小学语文课本改编了《小羊和狼》、《说谎话的孩子》、《黄鼠狼拜年》、《东郭先生》、《猴子捞月亮》等五出小戏，孩子们看后高兴极了，他们说：“白阿爷的影子是我们课本上读过的，看得懂，记得牢。”白文章还结合当地现实生活，安排上演剧目。当地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有部分小学生退学回家做农活。白文章创作演出了《为谁识字》剧目，生动地阐述了科学种田需要知识。他取得学校和老师的配合，组织在校和退学学生以及家长观看演出。这个戏演出之后在学生和家长中受到很大震动，不过三天，80％以上的退学学生，又重新回校上课。<br/> 为了山区的娃娃们，白文章不仅唱遍了本公社的大小村庄，本县以及邻近公社的近60个生产大队，也都留有他的足迹。
第7版()<br/>专栏：<br/><br/> 张大千遗作选<br/> 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四川内江人，原名张正权，改名张爰，又名张季，张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画室名大风堂，今年四月二日病逝于台湾，享年八十四岁。他的绘画造诣高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题材都有所涉及；在技法上，工笔、写意兼长；破笔、泼彩、泼墨，别具风格，为世人所推崇。<br/> 大千先生在国外三十余年，一向思念家乡故土，特别是晚年在台湾经常通过书画和信件，寄予思乡怀故之情，殷切盼望与久别的亲友团聚。这同时也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愿。<br/> 为了纪念张大千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和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千先生画展，通过二百余幅作品，展示出大千先生各个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思想。这里选刊的两幅，是从展览会上选出的。<br/> （宣）
第7版()<br/>专栏：<br/><br/> 影片《特急警报333》在成都获奖<br/> 本报记者罗茂城报道：6月18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举行影片《特急警报333》授奖大会，表彰峨眉电影制片厂拍出一部好影片。<br/> 《特急警报333》，真实地再现了四川省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战胜特大洪灾的英勇斗争情景，成功地塑造了县委书记郑驰、县长方盛禹等党政领导干部的动人形象，展示了干群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共同奋战的血肉关系，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的壮丽颂歌。<br/> 为了使影片真实、生动，峨影厂的领导、导演和摄制组的同志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特地让南充市淹了两条街，有些镜头直接在洪水中拍摄。全片800多个镜头，80％是夜景，三分之二的戏要在风里、雨里和水中演出。但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南充市党、政、军、民的大力协助下，仅用了四个半月，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第7版()<br/>专栏：<br/><br/> 四川提出“振兴川剧”<br/> 四川省1983年川剧调演第一批演出最近在成都市举行。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振兴川剧的批示迅速传遍巴山蜀水，调动了广大川剧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了抢救具有优秀传统的川剧艺术，各地录制整理了一批老艺人舞台艺术的录相和文字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批介绍川剧表演艺术、不同流派和川剧发展历史的书，同时各地还相继举办了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等训练班，以提高川剧队伍的艺术素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川剧界开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喜人局面，振兴川剧工作取得初步成果。<br/> 川剧调演大会第一批演出12台15个剧目，其中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反映抗洪救灾的《燕儿窝之夜》，表现废品回收部门青年生活，歌颂新人新风的《人与人不同》等，在探索用川剧艺术形式反映现代生活方面，从编导演到音乐、舞美都作了大胆尝试。乡土题材在调演中占了一定比例，有《巴山秀才》，根据阳翰笙同名话剧改编的《草莽英雄》等。此外，还演出了新编故事剧《王熙凤》、新编历史剧《轵侯剑》、《阚泽荐陆》等。<br/> 调演期间，全国许多戏曲专家和知名人士和22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同志参加了大会，并开展了艺术交流活动。张爱萍同志为大会题词：“乡音喜闻乐见，古曲今开新面。群星汇蓉城，百花齐放艺湛。堪羡，堪羡，天府新秀千万。”<br/>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到会祝贺。他说，振兴川剧目的是为了让四川人民喜闻乐见的川剧艺术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川剧振兴工作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川剧工作，以及所有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
第7版()<br/>专栏：文化动态<br/><br/> 《版画世界》第二期出版<br/> 《版画世界》第二期已出版发行。这一期集中介绍了版画史研究家郑振铎和江苏省四位版画家的水印木刻，以及日本、印度等外国版画作品。<br/> 《版画世界》于今年初创刊。在此之前我国已出版有《版画》、《版画艺术》和《劲草》等版画刊物。《版画世界》的出版更加显示了我国版画艺术的繁荣。<br/> （美）
第7版()<br/>专栏：<br/><br/> 方寸间见气势<br/> 纪才<br/> 邮电部决定于1983年6月30日发行《秦始皇陵兵马俑》特种邮票一套，共四枚，并同时发行小型张一枚。<br/> 1974年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三个大型秦始皇陵兵马俑从葬坑，出土了大量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及古代金属兵器等。把这一影响颇大的题材表现在邮票画面上，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难度。邮票画面小，而军阵场面大、壮观；邮票枚数少，而兵马俑内容丰富。设计者用四枚邮票一组来表现，邮票画面上既有人物头面细部刻画（上图），又有陶俑、陶马的整体形态（下图），并且展现了兵马俑军阵整体形象。这种以点概面的艺术设计，恰当地表现了秦兵马俑的丰富内容。使人既能看到兵马俑坑的整体效果，又能了解局部情况，可以在仅有的四枚邮票上看到秦兵马俑的概貌。
第7版()<br/>专栏：<br/><br/> 石窟艺术的瑰宝<br/> ——记大足石刻<br/> 卢祖品<br/> 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如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早已名扬四海。四川大足石刻，在一些美术史著作中，只在五代、两宋部分轻轻提了一句。我刚从大足归来，忍不住写下我的感受。<br/> 大足石刻位于大足县境内，在重庆市西北相去165公里。石刻造像分布在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妙高山等四十多处，共五万余尊；有佛教的，也有道教和儒家的。其中以宝顶山、北山的规模最大，造像属于佛教，涉及面之广，“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著无不备列”。<br/>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末景福壬子年（公元892年），经五代，而至南宋末年。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上，南北朝以前属早期，隋唐属中期，唐末宋代属晚期。大足石刻集石刻艺术之大成，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br/> 佛像作为一种造型艺术，伴随佛教“进口”，面型日趋中国化。到了隋朝，整个身体显出较重的圆的曲线趣味。佛的发髻有的是螺形，菩萨开始出现女性化的倾向。唐代佛像几乎同中国人无异。佛头多作螺髻。菩萨满身璎珞，披巾飘带下垂飘动，薄裙紧缠两腿；不论立姿坐姿都是腰部曲斜，很少挺直；已经大部分女性化。装采上不象六朝那样单纯，而是精工细描，衣饰花纹尽情绘出，线条自然流畅。人体比例与解剖关系比较适度。不同的是，初唐瘦劲，盛唐丰满肥壮，晚唐修长纤丽。宋代承袭晚唐遗风并有所发展，显出高度纯熟的技巧。大足石像有着上述的种种特点。<br/> 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一万多尊。石刻以山岩的自然形状形成，大型高浮雕巨龛相连。题材主要采自佛经，内容无一重复。每龛又分刻几组或几十组图像，连续展开一个或几个不同时间、地点的佛经故事。旁刻说明文字，宛若连环画。<br/> “华严之圣”龛中的密宗始祖毗卢舍那佛和文殊、普贤菩萨，身高7米，镂空到近似圆雕，立体感很强。普贤的手伸出1.2米，托着近千斤的石塔，历数百年而不坠。就因为作者作了匠心安排：袈裟披肩挂肘，下垂玉脚，既加强了庄严的气势，又获得了支撑手臂的稳定的力度。<br/> “释加涅槃”像全长31米，仅刻到膝部。隐匿在岩石里的下半截，是通过启发人们的想象而得到补充的。释迦侧身而卧，神态安详，慧眼欲闭。虔诚的境界由那双眼睛牵动全身。<br/> “父母恩重经变像”表现了父母抚育子女成长的全过程，生活气息浓郁。“地狱变像”的补白、陪衬雕刻，不少是直接描写劳动生活的佳作。“观无星寿佛经变像”是一龛精工富丽的净土变像，虽然说的是“西方佛国世界”，但是里面的珠楼、宝阁和栏杆，却是按照宋代样式“修建”的。<br/> 我们还看到有1，007只手的“千手观音”，孔雀开屏似地分布在88平方米的石崖上。这是世界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被誉为宝顶山石刻之冠的圆觉洞，十几尊佛和菩萨，技法细腻圆熟，冠纹衣饰精致华美，衣服和肌肉的质感都很强烈。<br/> 北山的宋代菩萨造像特别多。清丽俊逸，神采飞扬，这是北山菩萨造像的独特风格。北山的菩萨造像都很美。122号窟的“送子观音”，113号的“水月观音”，180号的“十二观音变像”，都是久负盛誉的艺术珍品。<br/> 大足石刻成就辉煌，这个被长期湮没的艺术宝库，应该在艺术史上享有它应有的地位。（附图片）<br/> 普贤菩萨头像
第7版()<br/>专栏：<br/><br/> 张大千遗作两幅 右：柳禽游鱼图（一九八一） 左：黄山旧游图（一九六六）
第7版()<br/>专栏：<br/><br/> 谢幕 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