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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府工作人员要带头执法”
——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沈坚
本报记者 颜世贵
真是三句不离本行，一见面，沈坚就谈起了政法工作。
“赵总理的报告讲得太好了”，沈坚说，“是应该强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以身作则，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成为执行宪法的模范。”
沈坚今年54岁，是江苏仪征县的公安局长。他办事公道，不徇私情，破案率高，1982年，曾被公安部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对这方面的感受更深。”沈坚说，从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选举法及组织法等基本法律是顺乎民心的，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保障，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已经开创了新局面。但是，现在，法制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还很淡薄，一些“左”的东西还经常作怪。沈坚认为，法律对谁都是平等的。不光要老百姓遵纪守法，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更要带头执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伸张正义。用法律的威力，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任何侵犯。沈坚告诉记者，仪征县50多万人口，离南京、镇江、扬州较近，水陆交通发达，南来北往人多，情况复杂一些。但由于县里的执法人员带头按法律办事，全县治安状况有明显好转：县城所在地真州镇，5万人口，1982年发案比1981年下降51％。全县大案、要案全部被破获。
当然，按法律办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还有不少的阻力。1982年3月，一位领导同志的儿子到县医院无理取闹，拿着刀要行凶。公安人员为了弄清行凶动机，防止发生不良后果，决定将其拘留。去执行时，这位领导同志出来干预，他们没有理睬。这位领导人生气地说：“我是从公安局出来的，你们翻脸不认人！”几个月后，又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儿子因盗窃被抓获。不少人说：“沈坚这下可不好办了。”有人甚至出面说情：“小孩子犯罪，不要追究刑事责任了，那样要影响到老头子的。”沈坚说：“既然盗窃与老头子没关系，那就应该办罪，法律上有规定。不依法处理，对他倒是不好哩！”最后，还是依法捕判了。
这两件事虽说不大，然而涉及到一个原则性问题：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呢，还是因人而异、随意践踏？这位老公安局长毫不动摇地选择了前者。
谈到这里，沈坚颇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同各方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又是本乡本土的，参加工作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是执法机关，不能因为老上级、老领导、老部下、老熟人，就可以影响法律的实施。有了一个坏的开头，就要起连锁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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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从政以后
——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副省长李铮友
本报记者 高新庆
“我热爱我的专业，从来没有想过做‘官’。”新当选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副省长李铮友赤脚穿着凉鞋，坐在沙发上，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的确，这个人没有“官相”，脸面黑里透红，胳膊粗壮有力，显然是一个长期经风吹日晒，很少坐办公室的人。
李铮友，现在还是党外人士，今年四十七岁，云南农大副研究员、我国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一九六九年，他育成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滇一型粳稻“红帽缨”不育系，使杂交水稻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七三年，又实现粳型杂交水稻三系（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配套，这在我国粳型杂交水稻研究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之后，经过多品种选育和转育，他又育成九种人工不育系。他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进行滇型三系的精育和研究，培育了“滇瑞四○九”、“滇协一号”、“滇寻八号”、“云昭四号”、“滇榆一号”等高产常规品种。“滇榆一号”去年在大理县种植三万亩，平均亩产达一千三百多斤，最高单产一千八百八十七斤，创造了粳稻单产最高纪录。
“十年动乱”中，李铮友到部队农场、山沟里偷偷搞杂交水稻试验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严厉批判；资料、种子多次被封存。最后，又断绝了资金、物资来源，只得靠“化缘”来维持。
“我坚信我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没有这个信念，我早就被斗趴了，吓趴了，苦趴了”，李铮友回忆走过的多灾多难的科学实验的路程，深情地说道。李铮友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把两个上学的孩子丢给有病的爱人，常年在元江、西双版纳和海南岛农村奔忙。十几个寒暑假和春节，大都在育种基地度过。艰难时，只有两角钱一天的伙食。
人心是杆秤。人民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李铮友是个人才，把他推上了领导岗位。
李铮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少中年知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标志着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很重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完成人民的重托。”
“在其位要谋其政”，李铮友话锋一转，谈到今后的打算：“我是分管农林口的副省长，第一步要把云南农林牧副渔、土地、水利等情况摸准，吃透。还要向老省长、老领导，经济研究中心的专家们请教，到基层去摸第一手材料，找出云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
“第二步，在落实和放宽农村政策的基础上，下力量抓好农业科学。”关于人才培养，他强调要建立农业教育体系，农业大学、农专、农校培养目标要明确；还要搞好在职干部和各种专题性干部培训班。特别要注意农村和少数民族农技干部培养。
李铮友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就要提出我们这些人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我看两条，一要依靠党，二要不脱离群众。有这两条就站得住；没这两条，就会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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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作用
——访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浙江代表团
本报记者 陈敏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向一个新的时期迈进。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新宪法健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将监督宪法的实施，发挥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十亿人民掌握宪法和维护宪法，是宪法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这个精神怎样贯彻到基层中去呢？听说浙江省调查、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我就去浙江代表团访问了。
找到浙江省代表团的时候，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铁瑛同志正好在小组讨论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党的十二大和这次会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实现？必须抓好三点：一是深入持久宣传宪法，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习惯。二是党和国家干部要模范遵守和执行新宪法。三是要从基层抓起，把城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和健全起来，综合治理。
小组讨论会后，我找到铁瑛同志，请他就发言中的第三点再作些阐述。他说：“是的，浙江省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比较重视。今年年初，彭真同志还亲自到浙江来与大家座谈总结经验，派人到杭州市作调查。”居民委员会是建国以后我国城镇人民的一种创造。它作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组织，起着多种职能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参观过，并作了高度评价的杭州市小营巷卫生模范居民区，就是居民委员会工作成绩的一个范例。铁瑛同志说，在今天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进行社会的综合治理中，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在对杭州市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哪里居民委员会做了工作，那里的治安就好；哪里居民委员会弱，社会治安就差。1982年，杭州有287个居民区的治安情况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总结他们的经验，共同的一条是居委会工作抓得好，治保组织得力。许多退休工人都组织起来成立监督岗。居委会还组织力量照看双职工的家。全市违法的青少年，多数也是靠居委会帮助教育。由于居委会出色的工作，不少居民区消灭了犯罪，或使发案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当时，彭真同志听了这些情况后，高兴地说：看来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叫公安机关去处理。所有做坏事的人都由公安部门来管，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只要对群众无害，在法律范围以内，把这个矛盾交给群众来解决。真正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搞起来，发扬民主，群众当家作主，事情就好办了。
铁瑛同志说：“居委会这样的组织，不但在城镇需要，在农村实行政社分设，推广责任制后，也同样十分需要，这就是村民委员会。余杭县的永建公社，原来社会秩序不好，偷鱼成风。后来，订立了乡规民约，抓到一个偷鱼的，一查竟有十张大网，就按规定罚款1，600元。结果震动很大，不仅刹住了偷鱼风，治安问题也明显好转。”去年10月，铁瑛同志还到安吉县凤凰公社双一大队去调查了解乡规民约的情况。正好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朱岳年也是这届人大代表，铁瑛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请老朱同志来谈谈村里的情况吧！
朱岳年同志今年整60岁，五十年代就是浙江省的农业劳动模范。他说：“大队的乡规民约是从1978年开始陆续制订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计划生育、保护森林、禁止赌博和调解民事纠纷等方面。这些规定都是大队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初稿，交社员讨论，然后召开生产队长、支部委员等会议，将群众意见汇集修改定稿后，再交社员大会通过，印成公约，贴到每户社员家里，让大家遵守执行。这些乡规民约反映了广大社员的意愿，因此在推行中就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由于奖罚分明，成效显著，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例如，过去有人在溪中洗刷便桶，污染下游村民的用水。订了公约之后，社员们都自觉地把粪便集中倒入粪坑，在一处洗刷。特别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公约，影响最大，大大改变了过去重男轻女，甚至溺弃女婴的旧习。现在全大队领独生子女证的已占育龄夫妇的80％，生两胎的结扎率已达到100％。订立了乡规民约后，队里民事纠纷少了，赌博也没有了，青年之间打架吵嘴也少多了。有时两个小青年吵架，虽然嘴上说：“你打吧！你打吧！”但只是说说而已，谁也不动手。有一次，有些社员聚赌，我们按规定罚他们拿钱给大家租一场电影，并在放映前用字幕说明今晚电影费用是某某等人赌博罚款。大家说，赌博出了钱还丢丑，从此没有人再赌博了。
朱岳年同志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队里的生产越来越好。1982年全大队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72元，如果加上家庭副业就可达到600多元。曾有人担心，生活富裕了，生活有了保障，安全没有保障。如果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作用，生活、安全两者都可以有保障，大家就会同心同德地来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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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专访
请分享我的喜悦
——全国人大代表、中学教师陈华雄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欧庆林
夜已深了。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团驻地的一个房间里，灯还亮着。头发花白的陈华雄伏案疾书，向远隔重洋的兄长、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理工学院陈华伟教授倾吐心声：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参加六届一次人代大会。和我一同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的，还有我们的长兄陈华葵、表姐王诗恒。听到这个消息，你不感到高兴吗？……
一个多月以前，他曾同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陈华伟相会。那时兄弟两人因分手几十年后相见，昼夜畅叙，分外喜悦。今天，他又与长兄陈华葵、表姐王诗恒在北京相聚，商讨四化建设的大事，喜上加喜，心里充满着幸福。他要把这种喜悦和幸福，告诉远在国外的亲人。
陈华雄，苏州人，今年已经58岁。1949年春，南京刚刚解放，他大学没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工作。不久，因为有“重大海外关系”，“不能信任”，一步步从大城市转到小县城，从小县城又转到农村。“十年动乱”期间，他被迫当了农民。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以后，他获得新生，重新站在讲台上，用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教育下一代。
“过去的五年，我们党对国家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认真逐步地进行纠正，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陈华雄在审议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小组讨论会上，常常这样发表自己的看法。
陈华雄在黑龙江省宾县，近几年已成为一个名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从一个被劳动改造的“特务”，回到中学当了数学教员，很快又被提拔为中学的副校长，担任了县政协的副主席；还因为县委、县政府把没收大贪污犯王守信私建的住宅分给他居住，此事轰动了县城；更因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使一大批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提高了成绩，进入了高等学府。许多学生的家长说：“陈华雄为教育下一代付出的心血多，他得到的荣誉也应该多。”
陈华雄参加六届一次人代会的这些日子里，脑海中经常浮动着临来北京之前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的领导以及师生员工们欢送他的情景——充分的信任，热情的嘱托，战友的深情。有的说：“我们宾县建国以来第一次出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你的光荣。你一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说话。”陈华雄说：“我一定把大家的愿望带上去，把党和国家的关怀带回来。”
陈华雄是一个严肃谨慎不愿多讲话的人。可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团的许多代表都说，来北京这些天，他一直是处在激动之中。人们看到，6月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的时候，他和他的长兄、年近古稀的华中农学院院长陈华葵教授匆匆相见，他兴奋得象个年轻人。星期天，当他见到从宾县一中考入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府里读书的学生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学生们说：“你们太幸福了！”他的学生回答：“陈老师，您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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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综合治理螳螂川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赵丛礼的建议
本报记者 刘时平
提起螳螂川，也许有人还不知道它的方位；可是来过昆明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久负盛名的风景区——温泉。螳螂川就是滇池的出口，流经温泉，转入金沙江，奔向长江。
最近，记者专程去云南林学院访问了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丛礼副教授。他带我走到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油松林，来到温泉附近的螳螂川，指着水面让我看。他感慨地说：“过去水清如镜，川流不息，一眼可见底；现在却混水一川，象是得了喘息病，流不出去。原来螳螂川的金线鱼和鲤鱼，还有点名声，可现在……”他叹了口气，说不下去了。我们爬到山坡上，眺望远处，但见烟囱林立，黑烟滚滚，不是钢铁厂，就是化工厂、水泥厂，特别是附近的造纸厂，给螳螂川带来的污染尤为严重。他说，七十年代周总理在温泉休养时提出：要根治螳螂川！但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谁管污染不污染？污染源越来越多，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不要说养鱼，就是附近农民种的粮食和蔬菜，不经过化验，连种菜的人都不敢吃；吃了的，不是骨折，就是牙坏。
针对这个问题，林学院的林业系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采取“林地静化污水”的办法来治理。省、市环保局同样引起重视，采取经济制裁的办法收排污费，并要求做到“水清有鱼”。可是，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控制一时，不能维持久远。所以，他们与附近的安宁造纸厂合作，大搞荒山造林。这样，造纸的废液和有机废水经过分解、净化，引到山上灌溉林木。自今年9月份起，他们在安宁造纸厂周围的荒山上种了12，000棵树，有桉树、白杨、梧桐等。
谈到这里，他又提出一个体制问题。目前林业部门管造林育林，而三废处理又归环保部门管，有时扯皮，耽误工作。按照科学的规律，及一些国外的做法，应当把林业与环保结合在一起。
最后，他谈到，云南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的24％，把治理污染与发展林业结合起来，是大有前途的。云南的茶花品种之多，是尽人皆知的。有一种金茶花，是稀有的品种，不少国家曾经派人来云南引种，如果污染严重的厂矿区种植金茶花美化环境，治理污染，又可赚取外汇，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