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调查报告

在出现了先富后富差别之后
杨殿通
从青县四个大队的调查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归公有,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一提社会主义,有些人就总想有一天会捏合起来,农民不怕近期政策有什么变化,仍怕将来变。党如何从理论上进行通俗的宣传,武装农民的头脑,是很有必要的。
三年前,在河北省青县有四个“穷散”了的大队,包干到户,一年翻身。今年是第四个年头,记者到这四个大队调查了四十户的经济变化情况,其中有现在最富裕的,也有最穷的,他们的情况说明:家庭承包责任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农村千家万户争着劳动致富,虽然富裕有先有后,但都在奔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富裕先后的原因是什么?
  青县在河北省是一个较富的县,去年全县人均占有粮食800斤,现金收入238元。按现有水平,这四个大队不是最高的,但是,由于原来基础差,大包干后发展速度还是较快的。拿大包干前1979年人均收入与大包干后1982年人均收入比较,东王店大队由45元增到312元,固屯子大队由36元增到237元,曹寺大队由41元增到295元,璜马大队由58元增到309元。
一般户的情况,象社员们说的,是“一年喘了口气,二年直起了腰,三年粮食没处着(存放)。”四年来,发展快的户约占25%,收入比大包干前粮超五倍以上,钱超二十倍以上;发展很慢的户占5%,收入比大包干前粮超三倍,钱超二倍。一点不超的没有,不如大包干前的更没有。对五保户、烈军属照顾的费用,也分别增加二至五倍。固屯子发展最慢,最困难的社员曲树山家,有四口人,老婆是个瘫子。过去欠债多,底子薄,大包干后承包12亩地,种得不够好,去年只收粮2,400斤,没有别的收入。他是全县包干到户后收入最低的一户,也比大包干前每年最多分粮900斤,超一倍半。如今他家已偿还了旧债,解决了吃饭问题,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先富后富的差别是有的,但没有因为一家致富而使别的人家穷困了的。出现先富后富的差别,一是因为劳动力多少、经营和技术水平高低不同;二是因为资金垫底多少不同。社员们议论,劳动力是可变的,经营和技术是可变的,资金的多少也是可变的,已经富裕的户如放松生产,收入就会比较差。差的户干得好,就会赶上来。农民曲树山说:“在旧社会,我当雇工,地无一垄,一直受穷。现在土地公有,想富有根,过二年,我的儿子也能干了,俺爷俩干,日子就会追上去。”
旧社会里,农村“穷的越过越穷,富的越过越富”,其根本原因是土地的私人占有。现在先富后富的差别,与过去贫富差别的性质不同,先富的户资金多,肥料、农具、牲畜,什么都能买,就是不能买脚下的土地。社员们说:“只要地权归公,社员致富就有信心,有安全感”。因此,先富起来的社员想更富些,也不把还有困难的户看成固定不变的。璜马大队徐树青靠育山芋秧子致富,他说:“我这个年纪,还能干二年。要是我老了,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别人就会比我强了。”实际情况说明:实行家庭承包制,在党的领导和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差别只会在富裕程度高低之间有上有下,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农民为什么还怕政策变?
有些社员怕变,有这样一个过程:开始,怕政策秋后变,明年、后年变,怕基层干部思想不解放有变。经过四年来的观察和学习中央文件,现在不怕近期有什么变化了,仍怕将来有变,有的说:“现在咱国家农业不行,等以后缓过劲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农民怕将来变,是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璜马大队绿树芳,自己富裕了,心里却总不踏实,上级一提社会主义,他就想,只要搞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捏合起来。看来,如何从理论上进行通俗的宣传,武装农民的头脑,是很有必要的。
拿合同契约来说,大包干的第一年,由于社员怕变,不论是纸契还是口约,都是三头对面,板上钉钉。随着包干制度的完善,社员把完成合同上写的包干责任看成是“致富的一年早知道”,也含有向国家四化作贡献的荣誉。社员说:“过去是‘地凭文书官凭印’,现在是‘包凭合同尽责任’。”开始分责任田的时候,许多社员想的是“分分分”,集体的牲口棚、队办公室也拆除了,生怕再合起来。经过四年的大包干,富裕了,人的思想也变了。他们现在想的,不是个人顾个人,而是要求大队加强领导,户与户之间互助,家庭和睦团结,更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从这四个大队看,大包干后,凡党支部没有放松领导的,社员就感到家庭承包是集体身上的细胞,社员致富是集体和国家致富的一部分。东王店大队领导班子坚强,在帮助社员浇地、除虫、排涝和学技术、买肥料、换优种、找副业门路上起了很大作用。社员们从头至尾看到大包干是党的政策的产物,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支援化肥、农药是国家对农民的关怀,他们说:党姓“共”,国姓“社”,咱包干户,也姓不了别的。而放弃领导的固屯子大队,少数有本事的,就觉得自己是放出笼子的鸟,愿怎么飞就怎么飞,大多数社员就唉声叹气地说:“再没人管,不就是单干了?”
基层干部要做好服务工作
在出现先富后富的差别以后,党的基层工作应该注意群众的大多数,使先富户更高地飞,后富户加快地赶。就这四个大队来说,家有存款3,000元以上的是少数,粮款无积存,年吃年用的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后两种户的发展潜力很大,应当帮他们大步往前赶。
第一,充分调动大队干部的积极性。现在的问题是,大队应该服务的任务很重,可是,有的干部看着别人致富,闹情绪,工作不积极;有的致富手段不正当,群众有意见。群众议论,可以让干部的收入随着社员各户的平均收入浮动。只要把大队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好各种服务工作,比由县、社直接抓重点户、专业户要好。如果大队领导得好,象璜马大队,可搞大型养鱼塘,固屯子可搞枣林间作基地。可惜干部不组织,大多数社员致富的门路不广。
第二,大队要有公共积累。公共积累是加强服务工作的物质基础。集体有了公共积累,照顾五保户,优待烈军属,办学校,搞文娱,补助社员买电视机,办一些公益事业,社员是乐意的。也只有公共有积累,社员才觉得大包干姓“社”不姓“资”。


第5版()
专栏:在致富的路上

  千里传园艺
  张全林 杨希泉
4月的伏牛山,大地一片翠绿,处处一派生机。在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公社东岳庙大队的柑桔种植地里,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正在向群众讲授柑桔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他,就是浙江省奉化县肖镇公社陈家岙园艺场柑桔技术员陈德秀。
事情是这样的:近两三年来,大石桥公社把荒山坡地承包到队、到户。大家都想在山坡上栽种柑桔,可惜淅川一带没有桔苗,公社就派人专程去浙江省奉化县肖镇园艺场联系。陈家岙园艺场当即表示大力支持,他们把65,000多棵桔苗细心地包装好后,帮着装上了车。按道理讲,卖方就算没事了。可他们想,浙江到河南,千里迢迢,沿途倒车多次,来的人又不懂得管理技术,一旦途中出现气候变化,桔苗发现病变怎么办?园艺场经过研究后,决定派技术员陈德秀护送桔苗到河南。
来自南方的柑桔技术员到北方传经送宝,这可乐坏了山里人。有的队大老远派专人来听;有的干脆用录音机把他讲的录下来。东岳庙大队前几年栽了一些蜜桔,由于管理技术跟不上,桔树不是被冻死,就是遭受虫害,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听说桔乡来了技术员,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姣娥受全队1,000多名群众的委托,请小陈到他们大队去传授管理技术。第二天一早,天还下着蒙蒙细雨,陈德秀冒雨步行十多里,赶到东岳庙大队。他看了这个大队的地势和已经挖好的桔树窝后,发现桔窝的行距太密,就讲行距过密会影响通风透光、以至少结果的道理,还讲了从苗期的管理到幼苗成树挂果怎样施肥、怎样防治病虫害,以及桔子生长的几个关键环节要注意的问题。在大石桥的几天里,小陈热心地解答了人们提出的疑难问题,直到把运来的桔苗全部栽上,才离豫回浙。现在,当看到满山遍野的桔苗吐露新芽,人们都称赞说:陈家岙园艺场的同志不光给咱传授了柑桔的栽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浙江人民的一片真情厚谊。


第5版()
专栏:

  船多不碍江 富路铺八方
殷德杰 余遂中
河南省南阳县瓦店公社马庄村,从前是个很冷清的小村庄。现在却整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庄上办起了旅店,饭铺。客人有的是广东音,有的操山西腔,叽里呱啦,好不热闹。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里出了一位能人叫朱丰贤,养银耳致富出了名。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探宝取经、找他寻求富裕之路的。
1982年3月的一天,马庄村传出一个消息:因盖房子背了外债的朱丰贤不知到哪里去了。是躲债去了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人们纷纷猜测。谁也没想到,小朱旧债未还,又借了700元,跑到福建省古田县学习人工培养银耳技术去了。到那里后,人家只从理论上讲讲银耳栽培方法,对实际的菌种培育技术却严密封锁。怎么办呢?他趴在人家菌种培育室的后窗上偷看了八个通夜,才总算把技术学到手了。
朱丰贤回家后,一次试种成功,当年收入一万多元。消息传开后,来他家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53人,每天还收信件几百封。他热心传授技术,有求必应,去年光邮费就花了1,300多元。朱丰贤还腾出三间房子,在家里办起了培养银耳的技术速成班。现在已办了五期,培训学员200余人。他办的学习班有三个特点:学费低,每人收40元;时间短,每期20天;教理论也教实践,期满不合格者不让毕业,免费继续学习;回家后试种不成功者,他自费巡回辅导,保证毕业一个,成功一个。
有人开玩笑地问:“朱老师,你不怕我们断你的财路吗?”朱丰贤胸怀坦荡地说:“船多不碍江,世上的钱谁也挣不完,咱们百舸争流吧!”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们都说:朱老师不仅劳动致富出了名,助人致富的名声更高。


第5版()
专栏:来信

  如何提高农机具使用率?
最近,我们对安平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几个大队的农机具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怎样更好地提高农机具使用率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口公社北满正大队实行大包干后,农机具归小组统一管理,统一耕地、浇地、播种。农机具使用效率较高,生产进度也快,还给社员节省了一大笔钱。这个有1,400人的大村,近两年仅添了4台电动机、6台小型拖拉机。何庄公社仁庄大队则不然,他们的农机具大都作价归户或变卖了。农田管理各人顾各人。近两年全大队新添柴油机20台、电动机11台、小拖拉机8台、水泵17个,价值4万多元。虽然这个800多人的小村骤然添了这么多农机具,生产进度并不快。拿浇水来说,常常是这家浇了三亩两亩拔泵停机,那家为浇一亩两亩又得放泵安机。这样做容易损坏机井、机泵,浪费能源,一些社员还常常为争机井引起纠纷。农民向我们反映:现在个人购置那么多农机具,一旦市场上有了小型节能、物美价廉的新农机具,再想买,也买不起了,只好“望机生叹”。社员筹款购买农机具,加大农业投资也是个问题。据了解:仁庄大队社员储蓄余额只有1万多元,而社员贷款已达3万多元;北满正大队社员储蓄余额已超过30万元,没有因购买农机具而贷款的农户。另外,仁庄大队由于都是独户或联户购置农机具,不少人对机械的操作、保养不熟悉,常常发生人为事故。而北满正大队设专人开专机,技术精,管理熟,很少发生事故。
从仁庄大队和北满正大队对农机具管理、使用情况的对比,我们体会到如何提高农机具使用率,关键还在怎样把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同集体经营的优越性统一起来。
         河北省安平县 李延龄 马铁良


第5版()
专栏:

  从牧民到助理研究员
  ——记果洛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班见木
本报记者 刘金桐 《青海日报》记者 张志道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有一个从一字不识的藏族牧民成长起来的助理研究员。他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校,是怀着改变草原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刻苦自学成才的。他名叫班见木。现在,他还担任着这个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近年来,他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去年,在他主持下,这个所同有关单位合作,完成了《布氏杆菌猪型Ⅱ号弱毒冻干菌苗对怀孕中期牦牛的气雾免疫安全试验》的科研项目,获得了自治州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班见木十八岁的时候,党把这个当时一字不识的牧民选送到自治州畜牧兽医站(1979年改名为牧科所)训练班学习。他诚恳地对老师说:“我决心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当个好兽医,为畜牧业生产服务一辈子。你看我行吗?”老师热情地鼓励他说:“牛犊腿短,能跑出草原;你文化基础差,只要有志气,也一定能攻破文化科学关。”1960年,班见木毕业了,留在站上工作。从此,他更加顽强地向文化科学堡垒冲击。稍有空闲,他就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课本和笔记本学习。别人娱乐,他在学习;别人进入梦乡了,他还在学习。晚上,他的住房或帐篷里,总是熄灯最晚。
1979年,他被调到所的布氏杆菌病实验室,进行草原牦牛布氏杆菌病的研究。班见木在科学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攀登。他更加刻苦地攻读专业书籍,并开始学习英文。他经常废寝忘食地蹲在实验室不出门。有时,他连续几个月深入草原调查,同牧民们生活在一起。布氏杆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他由于长期接触布氏杆菌病,自己也感染上了。有些人劝他不要再搞这个工作了,可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就是死在布氏杆菌病上,我也毫无怨言。”早在1973年,班见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情地对所里的同志说:“没有党的关怀和培养,也许我现在还是一个一字不识的牧民,没有汉族同志的帮助,我也成不了助理研究员。”


第5版()
专栏:

  “孵鸡王”服务四方
  平继荣
吉林双阳县齐家公社养鸡能手、有名的“孵鸡王”王守元,两年来,培训了三百多个养鸡户,其中有三十户成了养鸡技术示范户;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县火炕人工孵化已由三百处增加到一千处。
  前年,齐家大队女社员高艳华到王守元家学习,因离家路远,每天来去匆匆,王守元就让高艳华吃住在自己家里,手把手地教她。去年春天,长泡大队的残废社员戈振清来买雏鸡,王守元帮他把鸡送到了家,还给他带去了防治鸡病的药。
王守元先后为社员提供了二万余只雏鸡,还帮助社员外买雏鸡两千多只。去年,他编印了五百份《育雏技术小册》,送给了社员。他写的《火炕平面孵化法》,县里印了一千多份,分发邻近社队。


第5版()
专栏:农村信箱

  化肥销售必须严格执行价格政策
本报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农村化肥销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请农牧渔业部农业局土壤肥料处作了答复,供参考。 ——编 者
化肥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对化肥的价格和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我们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将化肥价格、管理办法介绍给大家。
第一,国家统一管理的化肥品种与销售价格:硫酸铵每吨270元;硝酸铵每吨310元;尿素每吨450元(如果加聚丙烯塑料编织袋包装,硝酸铵每吨324元,尿素每吨458元);过磷酸钙每吨140元(只限南京磷肥厂和太原磷肥厂的产品);氮磷钾复合肥每吨320元。这部分化肥的价格是国家掌握,经销部门不能随意调价。如有大的变动,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二,地方管理的化肥品种和部分进口化肥的销售价格。这部分化肥是国家提出建议价,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如氯化钾每吨260元;硫酸钾每吨330元;氮磷复合肥每吨350元;磷酸铵每吨550元;三料过磷酸钙每吨340元;碳酸氢铵每吨190元;氨水的出厂价,按含氮等级14—20%每吨分别为60元、70元、80元。地方生产的小化肥,由于各地的原料来源和管理水平不同,所以价格也有差别。如碳酸氢铵,每吨售价是140—150元,有的省卖200元。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卖什么样的价格,都要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才能执行。各地都有一个统一的价格,不经批准是不能随便提价涨价的。任意卖高价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以次充好、变相涨价也是不道德、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由于各地区化肥生产不平衡,有的地方积压,有的地方不够用,国家允许互相调济,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部分化肥的价格,有的地方是把购进的化肥按当地价格卖给群众,其亏损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贴;有的地方是进价加费用,供销部门不赔不赚,或收少量的手续费。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今年在计划外增加了一部分进口化肥,这部分化肥数量很少,定向分配到局部地区。
对这部分进口化肥国家制定的作价原则是:价差亏损,国家不补贴。地方财政有能力补贴的,可按平价卖给农民;有的地方财政有困难,可以实行高进高出,供应给使用单位和农户。价格由商业部门(或供销社)提出,经同级物价部门同意执行。
总之,除国家计划外进口的化肥外,化肥价格没有变,经销部门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有的地方任意取消计划内的平价化肥,低进高出,变相提价,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当地政府要对这种现象加以管理和制止,严重者要严肃处理。
农牧渔业部农业局土壤肥料处


第5版()
专栏:图片新闻

瞧,这个小伙子听得多认真,还在手上写着什么哩,他在干啥?
原来,津关公社毛城大队正在上农业科技课,教室里只有40多个座位,已经挤进去78人。回乡知青任登高路过这里,听到正在讲养猪的配合饲料,身上却没有带纸和本子,就和一些背背篓的社员一道,站在窗口,将配合饲料的配制方法记在手背上。他说:“我养了4头猪,要试一试这个新方法。”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开县,时间4月24日下午五点钟。
                 方本良 摄影报道


第5版()
专栏:

  渔家女          陈秀春 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