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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要鼓励自学成才
叶圣陶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说，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自学成才”，这是教育界应该普遍关注的一句话。从幼儿园到大学，还有其它有关补习进修的班级，其实都是鼓励来学的人自学成才，辅导来学的人自学成才。光听讲，不融化，不会成才。举一隅，不能三隅反，不会成才。惟有入学而取得了自学的本领，才能成才。学生受教育，就是要学到一辈子能够坚强地自学的好本领，这是其一。二、教师不仅要授与学生以各科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于启发学生，熏陶学生，让他们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这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教师的伟大功绩。三、对教学的方式方法谋求改革。某些承袭了七八十年的所谓新式学校的老框框非丢掉不可。四、今后要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我杞人忧天，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至今未歇，只恐今后高教加速发展，这个坏风气更将高涨。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对教育事业，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追求什么升学率，可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数极多，有上海育才中学的例子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取得了录取学生数最多的荣誉，但是，熏出来的鲜花容易蔫，学生进了大学大部分都吃不消。这样的事咱们也听说过。我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地中学以及所有中学生的家长齐心协力，互相戒勉，把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个坏风气永远消除。
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这些部门的事业其实是广义的教育事业，都要拿出东西来供应人民。这就是在做教育工作。不能不要求你拿出来是好东西。要求你的东西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不是有点过高了呢？我以为并不过高，请不要忘却，咱们如今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不应当有共产主义思想吗？订报买书要付钱，观看戏剧电影要买门票，所以这些精神产品同时又是商品，但是要在做好广义的教育事业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考虑到商品的价值，绝对不容许颠倒过来。但是颠倒过来的现象现在确乎有，虽然不普遍，也不在少数。我时常感到不愉快，很想说几句忠告的话。现在好了，报告中说到了。
民主党派办学的作用不能忽视
汤蒂因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委）说，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不仅要办好大、中、小学校，而且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发展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两年来，我们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不用国家投资，没有一个编制，自己编写教材，办起了7个学校（有150个班），28个专业培训班，学员达7，539人。学员反映我们的课程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现在培训工作中出现了两个矛盾。一是同各单位“双补”（文化补习、技术补习）在时间上的矛盾；二是同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学校在文凭上的矛盾。为了在五年内完成“双补”任务，各单位对职工的业余学习作出安排，这样冲击了我们的专业培训。虽然有的部门，如商业部门，非常支持我们搞，但“双补”直接关系到职工的晋级，他们必须要通过“双补”考试。另外，教育部承认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历，而电大辅导少，许多人跟不上。我们办的学校老师讲得好，学生跟得上，但不承认我们的学历。我觉得现在有些太强调文凭了，而文凭不能等同于业务水平。我希望重视民主党派在发展我国教育科技文化上的作用。
高等院校工科教学问题不少
俞宝传委员（北京工业学院教授）说，高等院校工科教学问题不少，主要表现在：1．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学生普遍“消化不良”；2．实验课、设备课大大削减，理论脱离实际较严重；3．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4．中文水平差，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很多论文不通顺。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制定有效措施，由教育部统一管起来，加强专业对口，并要加强教师的培养和提高。
要搞好小学教师的轮训
臧慧芬委员（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小教师）说，小学教育要开创新局面，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是关键。除不断从专业学校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外，对在职教师进行轮训是个有效的途径。建议：（1）在保证第一线教学和正常管理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安排教师、校长、后勤人员等参加轮训；（2）轮训以本职业务工作为主，学习文化知识，教学理论，兼学政治、法律、科技常识；（3）轮训形式可参考夜大学、短训班等办学经验，时间以短期（半年或一年）为主；（4）轮训应由省、市领导，制定计划，贯彻实施。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引导人民前进
林默涵委员（文化部顾问）说，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不纠正，不但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文艺本身也要陷入绝境。现在电影观众和电影收入减少很多，除了受电视的冲击外，不少影片粗制滥造、质量不高也是原因之一。文艺上除商品化、“向钱看”的倾向外，还有一些作品散播资产阶级人性论、个人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想情绪，这比商品化更危险。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应是引导人民前进，决不能去迎合某些群众的落后情绪和低级趣味。我们要有辨别、有选择地学习外国文化，不能拜倒在外国文化的脚下，应该发展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艺。
不应让科学家兼职过多
时钧委员（学部委员、南京化工学院教授）说，我现在兼职很多，挂了许多头衔，大部分时间用来开会，没有多少时间搞科研。江苏有个女科学家，四十多岁，身兼数职。前不久，我问她现在在干什么，她说现在在忙于调工资。她身患多种疾病，这样多的职务，到处开会，不但没有时间搞科研，就是身体也受不了。这种做法对科技人员未必合适。为什么一定要给科学家那么多的职务呢？
让中年科学家担任行政领导是一种浪费
孙家昶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副研究员）说，有些人认为，重视科研人员就要让他们当“官”。这也是一种片面性。年轻的副所长，起码要有一半精力放在行政上。应该建立行政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也是一门科学。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行政人员较多，但如不注意，也会后继乏人。
林雨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副研究员）说，中年科学家去从事行政工作的有不少，许多同志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其实科研人员不一定能搞好行政。两个专家的观点往往不统一，一个水平高的领导，就可以把它们拢在一起了。现在有的研究所畸形发展，就因为专家意见不统一，一个观点压一个观点。科学家当领导，实际想干的事还是不能干，搞得不好是一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在起作用，秘书专政。应该真正在科学家指导下建立管理体制，使科学家的智慧体现为集体智慧，起桥梁作用的是管理干部。
体育工作有新的突破，但不能忽视薄弱环节
陈先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说，体育战线上出现了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有几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成绩上有较大的突破。亚运会上夺得的金牌第一，三分之一的体育项目进入了世界水平。二是在比较大的范围进入国际舞台，我国已是47个国际体育组织和26个亚洲体育组织的会员。三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体育界的拚搏精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振兴中华的口号，已成为社会上共同的语言。四是人才培养有所突破。主要是经过各种竞赛考核，人才得以集中使用。当前体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科研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体育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我们还有很多缺点和问题，要继续抓紧解决。
为什么基建投资超过概算？
何浣芬委员（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主任工程师）说，过去几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贪大求全、求洋和追求高标准的思想仍比较严重。不少基建项目超出原概算和预算二、三倍。很多项目不按原计划任务书的规模和控制投资的要求办。有时明知要超出，便采用“钓鱼”的办法，先上马，再追加。或在概算中先扣除设备费用，然后又分期分批追加，致使基建缺口较大，无法控制。
2、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不按科学办事，不考虑国情，使有些工程标准一提再提，甚至在施工过程中仍一再修改设计图纸。例如我院设计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原设计为43层，基础已施工，又要求加3层，并加上一个旋转餐厅；展销大厅由2层改为5层。原负责设计的同志感到困难较多，认为贸易中心没有必要增设旋转餐厅。但兴建单位一再坚持非改不可，这就势必停工，等候设计修改，造成浪费。
3、缺乏全面观点，单位之间互不协作，重复建设的项目较多。例如，当前兴建大专校舍，每个学校都要有一套完整无缺的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站等，实际使用率不高。
4、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1982年住宅建筑投资为每平方米135元，而实际建一平方米住宅，投资达350元；再加上拆迁和补偿拆迁户的费用，则高达600元。
5、企业及单位自筹兴建项目过多，国家计划“三材”也是自筹。因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处走后门，拉关系，高价购建材，不仅使投资加大，而且使国家重点项目需要的建材无法保证。
6、基建工作的财务管理上也有较大漏洞。目前设计部门乱发奖金的情况已较少，但收受超额加班补贴的情况仍存在。由于设计人员接受了兴建单位的补贴，为了满足兴建单位要求，往往便违反设计程序，提高标准，扩大设计面积，甚至有在设计概算和预算中打埋伏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基建投资突破的原因之一，希望领导注意解决。
盲目引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茅以新委员（铁道部技术顾问）、郎钟騋委员（铁道部技术顾问）说，我们不反对引进必要的设备，但反对盲目引进。有些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好，这种思想要不得。现国内有些工厂闲着无事干，有生产能力，偏要到国外去买。应动员国内工厂自己制造。盲目引进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葛和林委员（上海电缆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说，引进的重点应是技术，也就是所说的软件。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的进口要严格掌握，万不得已，以少进口为宜。
徐博文委员（水电部电力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说，国家应制定引进项目责任制办法。凡主持签订技术引进项目合同的人，应为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对技术问题全权负责。改变目前把出国签订合同作为政治待遇或借机为自己捞好处，而对引进项目不负责任的作法。
控制基建规模 杜绝计划外建设
周宝芬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说，去年我们的基建开支超过110亿，这个问题很严重。前一阶段好了一些，现在规模又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看来，这个问题人治不行，要法制，定下法律，滥搞基建要以法制裁。
李宗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四川省副主委）说，要坚决控制基建的规模，超过计划的基建投资要下决心杜绝。现在下面有的单位，有点钱就盖楼，浪费了大量资金，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要采取措施解决。政协、民主党派要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同不顾国家利益，大上基建项目的现象做斗争。
肖同智委员（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现在，下面各企业只要能搞到钱的都在盖住房，没有钱的，就从别的资金上抽，东凑西凑，叫做“吃拼盘”。这是吃国家，应坚决制止。
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要因势利导
罗培元委员（广州市副市长）说，当前农村形势很好，我们要因势利导地发展大好形势，不要任其自流，要使之持久。现在农民手里有许多钱，他们想盖房子，但解决不了材料，怎么办？有些人就到山上乱砍滥伐，甚至乱占地盘。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同时，许多农民都有将本乡本土搞好的强烈愿望，我们要积极引导，处理好农民的各种捐助，不要刮“共产风”。另外，农业生产上去后，农民要求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欲望非常强烈。如广州市从化县办了个机械维修班，每月收费一百多元，结果许多农民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学习。建议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和领导同志要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作出科学预测，制定出发展规划，使农村的大好形势能持续地向前发展。
必须保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戴松恩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说，今后五年必须大抓耕地，要象抓人口问题一样来抓，以确保粮食生产。我国人口多，耕地少，1982年每人平均粮食才701斤，与1979年世界粮食人均水平相比，还低128斤。根据有关资料分析表明，我国现有耕地面积还在继续下降。为了使我国人均粮食在2000年达到800斤的水平（这仍是低水平），以及尽可能不再进口粮食，就必须保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粮食生产。因此建议，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土地管理机构和有权力的专职业务机构，赶快制订土地法，对水利、铁路、公路、厂矿、城市、农村等一切用地要严格控制；同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作物（如油茶、核桃等），压缩部分油菜、花生、烟草等的播种面积，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畜牧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王兴让委员（原供销总社副主任）说，我国牛羊饲养业发展缓慢，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五十年代初，牛肉年人均1.3斤，现在只有半斤；羊肉也只有1.1斤。最近，我调查了8省1市48个县，发现畜牧业是有潜力可挖的。问题是：只追求存栏数，不注重经营管理，冬春两季牛羊饿死的很多。对牛实行“保护政策”，统得过死，阻塞流通，致使发展缓慢，繁殖率很低。在体制上，畜牧部门跟商业部门没有直接的联系，管生产的不管流通，管流通的不管生产，地方防疫部门与经营部门也严重脱节。商业部内部各部门也自顾自：食品公司管肉不管皮，畜产公司管皮不管肉，生产资料公司只要活牛。互不协作，造成极大的浪费，牛皮质量很差，也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内外贸易部门也脱节，所以管理体制亟需改革。我建议，搞一个牧工商、产供销、内外贸联合的畜牧业总公司。这样七、八年后畜牧业翻一番是可以做到的。
延安等地开始富裕了
韩起祥委员（曲艺家、延安市政协副主席）说，很多委员是到过延安、或从延安出来的。战争年代延安靠的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后，延安人民长期生活不好，很多老同志都难过。这次不同了，我来开会时，乡亲让我捎话：“我们延安也富裕了，吃饱了，请老同志们放心。”现在延安是穿不愁，吃不愁，市场繁荣样样有，收音机、电视机，家用电器争着购。我六十八岁了，还要再干二十年。
王玉磬委员（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副团长）说，我经常下乡演出，原来很穷的静海县大秋庄，现在很富了。责任制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还聘了工程师，请了法律顾问。收入多了，他们要看戏，需要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我们演出，有的农民从老远骑“电驴子”赶来看。他们说，只要十年政策不变，我们什么都可以供应城市。
要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刘嗣淼委员（浙江海洋渔业研究所捕捞室主任）说，我和孟庆闻委员（上海水产学院教授）两人有以下意见：水产品产量增长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主要经济鱼类，在有的海区已经没有了，有的海区已经很少，成不了渔汛了。捕到的鱼越来越小，质量很差，增加的一点产量是增船添网，酷捕来的。象浙江这样的渔业重点省，过去主产的大、小黄鱼，带鱼，墨鱼，现在数量严重衰减，可是渔船还在不断增加。机动船1954年4条，1970年发展到4，700条，1980年达到了1万多条，再加上1万多条木帆船，捕捞能力大大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结果是自我竞争，你争我夺，成本增高，收入降低，经济效益很差。
国务院发布了水产资源保护条例，但是控制不住捕捞强度。除水产部门工作没做好以外，还有一些原因：1、渔业劳力太多，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增船；2、为保证市场供应，完成收购任务，不考虑资源；3、外海捕捞投资大，鱼价低，渔船不愿意去；4、保护资源涉及的问题多，不好解决。
我们建议，国务院要重视解决渔场纠纷，水产部门是处理不了的；组织劳务输出；允许一部分鱼货从海上直接出口，售得好价，减少亏损。
要努力发展食品工业
肖家捷委员 （轻工业部食品发酵所总工程师）说，现在农业不断丰收，我们要考虑好收获以后的处理问题。由于处理不好，丰收后的粮食、水果、蔬菜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要减少损失，就必须努力发展食品工业。食品工业是农产品的继续，食品加工是农产品的唯一出路。食品工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我国食品工业落后，设备陈旧，国家对食品工业投资也很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对“三种人”必须认真清理
牛平甫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说，辽宁省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成绩确实很大，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原因是有的单位“三种人”未得到认真清理，过去整人的人很多仍然身居要职，而且十分嚣张，有的竟公开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致使某些重大案件，至今得不到解决。上级再三催促，依然顶着不办。“三种人”不清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隐患。
希望通过整党改变社会风气
王昭明委员（云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说，现在下面的问题是没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人治超过法制。滥搞基建，多占私分房屋，拉关系，走后门等等问题没得到严肃处理。我们相信党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希望通过整党改变社会风气。
要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女干部
杜瑞兰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说，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培养、选拔中青年女干部的重要意义。妇女干部同样存在新老合作、交替的问题，现在认识不足，势必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妇女中人才很多，要善于挑选、培养和使用。
为大力发展中医学呼吁
吕炳奎委员（中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说，现在，中医中药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中医医院少，中医少，病床也很少；中医学院教西医的课程多，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西医方面只达到中专水平，在中医方面连中专水平也达不到。要突出中医的特色阻力很大。“老中医不断死亡，中青年中医不断改行，学中医的青年人前途茫茫。”如果任其下去，中医事业前途不妙。
目前，有的同志歧视、排斥中医的思想还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单位，我行我素，一切仍旧。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有成绩，但总的来说突破不大。如针麻，理论上还解释不了。现在外国学中医，搞中医热，如果我们不解决上述问题，不要多少年，可能中医的东西也要从外国进口。我建议：1、成立中医工作机构，帮助政府解决中医工作的问题；2、全国政协成立相应的专门组织，组织从事中医、中药的政协委员，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改进中医药工作；3、请全国政协组织中医药专业的委员调查：（1）中医院、校的教学情况；（2）中医医院医疗情况；（3）中医文献整理、编辑、出版、发行情况。
切实搞好中西医结合
黄铭新委员（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说，我是个西医，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感到，中西医结合大有好处，我对中医很有好感。目前，西医学中医的基本情况是“非医存药”，主要是用中医的药去治病；对于中医理论的科学研究，还是薄弱环节。这个问题要靠中西医结合共同解决。
顾小痴委员（天津中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教授）说，搞好中西医结合，首先是发展中医，广开药源。目前，贵重药和常用药严重短缺，影响医疗质量。同时，有的青年药工技术水平低，责任心不强，抓药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建议开设全国药品议价市场；中医院校开设中药系、中药班。
顾伯华委员（上海中医学院教授）说，中医后继乏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毕业分配制度不合理。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不能留校，是因为名额被后门挤掉了。有深造前途的中医毕业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缺乏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只能用他们的一点西医知识去应付，这哪里谈得上人尽其才？
要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
郭秀珍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说，有些个体户牟取暴利，十分惊人。上海的鲥鱼，曾经卖过20元一斤，现在卖到8元一斤。有的从上海买了衣服，坐飞机到西藏去卖，除去来回飞机票还能赚钱。他们赚了钱，就去吃喝赌博，因为钞票赚来容易，不在乎。有的连执照也没有。有的在职工人也去赚外快，希望政府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
杨鉴清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说，北京的个体户不出北京城就可牟取暴利。现在人们不敢跟个体户买东西。
汤蒂因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任委员）说，有的个体户一天赚几十元；有的还没有营业执照，不用上税，这是不合法的。现在用议价代替涨价，大家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