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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毋忘团结奋斗 致力振兴中华 圆满完成人民托付的庄严任务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部分代表在分组会上的发言摘要
大寨、昔阳有了新变化
山西代表罗贵波（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山西省省长）说，几年来，我们在农业战线上，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普遍推行并不断完善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纠正了农业学大寨的“左”的错误，克服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全省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昔阳县和大寨大队的变化就是很好的说明。
大寨大队在“文化革命”前就是我省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经验曾经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给以充分的肯定。后来，那里搞了极左，不仅大寨搞，而且在昔阳全县搞，使大寨和昔阳成了我国农村搞极左的典型，成了吃“大锅饭”的突出代表。这使大寨和昔阳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少问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干群关系也很紧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昔阳和大寨逐步清除了“左”的影响，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才使大寨大队和昔阳农村，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高兴地说，党的政策威力大，昔阳发生新变化。昔阳和大寨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不吃“大锅饭”，实行大包干。
以前，昔阳县搞的是一刀切，念的是大寨一本经，队队都记“大概工”，社员都吃“大锅饭”。三中全会以后，农民迫切要求实行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县农村99.3％的核算单位实行了联产责任制。但是，当时在昔阳、在大寨都有阻力。当然阻力有几个方面，有来自省里的，有来自下面的，从下面来说，有些县社队干部思想不通怕搞了责任制对他们不利，不能象以前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后来县里对干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逐步扭转过来。所以，搞责任制在昔阳和大寨比较晚一些。到1981年底，全县农村99.3％的核算单位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实践中，农民觉得还是大包干好，他们就要求实行大包干。于是，昔阳又搞起了大包干，到今年年初，实行大包干的已经占到核算单位总数的99％。大寨大队去年年初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实行过程中，社员认为不如搞大包干。根据社员的意见，今年1月开始，也实行了大包干。800亩土地全部承包给130户社员，社员和大队签订了合同。
大包干在昔阳、大寨实行以后效果是很好的。社员十分珍惜承包的土地和专业，他们不再是钟声的奴隶和特殊干部的长工了，进行着自由的劳动，干活特别下功夫，土地整得好，肥料足，质量高，管理很细致，真象描龙绘凤一般。过去那种“出工迟与早，干活多与少，农活质量低与高”的问题，一个包字都解决了。但是昔阳从1980年起，又碰上了少有的连续干旱，去年直到7月31日才下了雨，比1973年那个没有见过的大旱，还晚下雨两个月。就是这样，昔阳全县还生产粮食1.76亿斤。这个数字是群众报的，实际数字可能还要高一些。这比1978年是少产了9，000多万斤，比没有见过的大旱的1973年的产量，还增长了20％以上。虽然粮食少产了，可是社员收入却增加了。1978年全县社员人均总收入是119元，1982年却达到了215元，是历史上最高的，比1978年增长80％多。大寨大队1978年人均收入174元，1982年达到了231元，也是最高的一年。从1979年到1982年，昔阳县在保证社员有足够口粮的前提下，年年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包购任务，平均每年多售给国家粮食1，100多万斤。今年昔阳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如果没有别的意外灾害，粮食生产是可以大幅度增产的。
二、多种经营大发展。以前昔阳县搞农业生产不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挥当地优势，而是光抓粮食的单一经济，实行的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粮食生产是玉米挂帅，多种经营几乎没有，路子越走越窄。那时候社员家庭只准搞“一人一鸡一兔，一户一猪一树”，群众说当时的情况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除此之外，都是祸害”。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坚决贯彻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努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使一些几乎绝迹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工副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县社员家庭副业收入1978年人均只有14元，去年达到了73元。大寨大队也办起了粉坊、醋坊，还有矾石场和小煤窑。有三户社员个人买了汽车、拖拉机，搞运输，跑副业。目前，大寨有六分之一的社员从事工副业生产，他们计划以后还要再开辟一些工副业门路，增加社员收入。
三、集市开放，购销两旺。以前昔阳县是不准搞集市贸易的，更不准农民做买卖，谁搞“庄稼搅买卖”谁就是资本主义，要受批判。社员就是一颗鸡蛋不卖给供销社，也要按资本主义批判的。现在，昔阳县的城乡集市都开放了，农民上会赶集，出售农副产品，买卖兴旺，市场异常活跃。1982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了687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6％。
四、干部民主了，群众舒坦了。过去一段时期，昔阳县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很盛行，态度生硬，强迫命令，动不动就搞大批判，弄得群众很紧张。干部瞎指挥，群众不敢说，心里不舒服。这几年，干部作风转变了，办事民主了，社员敢说话，心里很舒坦。
五、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这几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逐年增加。1978年全县社员人均收入为119元，1982年达到了215元。社员在银行的储蓄存款，1978年人均为33元，1982年人均就达到了86元。社员的食物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家家户户是粗粮吃不完，白面常改善，杂粮豆类常变换。昔阳社员天天吃玉米面的状况有了基本改变。以大寨大队为例，1978年人均分配小麦70斤，以后逐年增加，到1982年人均达到200斤，增加近二倍。社员手里有了钱，盖新房置家具的越来越多，据1981年统计，全县社员个人盖新房窑10，469间（孔）。全县有五个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电视机，群众叫电视村。在集镇和公社所在地办起了五个文化中心。城关公社这几年新增电视机286台、缝纫机2，209台、自行车1，642辆、收音机2，206台、手表4，700只、衣柜2，400个、床2，000张、沙发748套。
马璧代表的希望和建议
湖南代表马璧（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说，听了赵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高兴，非常拥护。我之所以从台湾回来，是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了拨乱反正。我过去是反共的，现在不反了，学会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就象一个有眼病的人戴上眼镜把问题看清楚了，所以我现在拥护共产党。
今天，我们的国家能有这样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高度民主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只是代表资本家，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所以，我们国家的民主是高度的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高明的领导人，把局势扭转了过来，使国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那时我在台湾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所以在1981年11月就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我也很希望台湾方面的人士，看清这个形势。我觉得，仅仅因“反右”、十年“文革”这些事，就否定共产党的功绩，这是不公正的。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强大的新中国，这是很伟大的功劳。他老人家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老人家的功绩和地位。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完全全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一个完完全全不犯错误的党。所以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是非要弄个明白。
政府工作过去五年有这么好的成绩，今后五年将会更好，到2000年，也一定会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我是有信心的。现在的路子是走对了，但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加强。我求好心切，对报告提两点意见：第一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光靠少数领导人尽其能、负其责是不够的，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各尽所能、各负其责。这样，劳动效率才能提高，建设才能搞上去。第二点要加强科学管理，要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改良工农业生产的体制和商业流通的渠道。我对资本主义的腐化，是深恶痛绝的，但他们的那些科学管理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一些指标就不能得到落实。
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河南代表赵文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说，前不久，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四个视察团，对郑州、洛阳、平顶山三市和新乡地区新宪法的学习、宣传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视察。从初步检查情况看，各级人大和政府对贯彻执行新宪法是重视的。据统计，全省有一万多所中学开设了法制教育课。通过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了。但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消除，违宪问题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最突出的是以权代法。要进一步提高对人大工作的认识，充分发挥它的法律监督作用。人大常委会既是权力机关，也是工作机关，要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权，同一切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法律的尊严。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新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法部门必须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河南代表荣高棠（国家体委顾问）、陈冰之（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建议：（1）鉴于我国过去缺乏民主传统，现在不少人法制观念淡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新宪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做到人人知法，人人守法，人人维护法律尊严；（2）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自觉地执行宪法；全国人大代表要“从我做起”，成为执行维护宪法尊严的模范；（3）现在法律专业人才缺乏，要采取多种形式，加紧培养。
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
河南代表吴波（原财政部顾问）说，我认为，当前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证重点建设，已经成为巩固和发展经济形势的关键所在，全党要统一思想认识，记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的方针。我建议：（一）切实加强计划管理，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保持计划的严肃性。首先，要有全国性的行业发展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其次，集中计划审批权，把计划大权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不搞层层下放；再次是严格划分基建和更新改造的标准，堵塞漏洞。（二）加强预算外投资的管理。前几年为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的积极性，搞活经济，财政上下放一部分权力是对的，实践结果看来放的多
了。把预算外资金适当集中一部分用于支援国家重点
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三）物资要适当集中，改变
物资过于分散的状况。物资太分散，地方和企业既有
钱，又有物，基建规模就难以控制。（四）严格控制
投资性贷款。贷款过多会助长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冲击计划，冲击重点建设，应引起注意。
重点工程要提高经济效益
山东代表童和祖（山东兖州矿务局副总工程师）说，兖州矿区是全国七十项重点工程之一，是八大煤炭基地之一。在全国人民的关怀支援下，矿区建设上得很快。全国支援重点建设，重点建设单位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定牢固地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观念，加快建设进度，减少浪费，节约支出，尽快发挥投资效果。煤炭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除了大力改善经营管理以外，还必须改变目前只管出原煤的单一经营方式，重视煤炭的综合利用，搞多种经营，广开财源。现在只生产原煤，如果把原煤入洗后成为精煤，洗煤后的煤泥和矸石还搞坑口发电；再利用电厂的炉渣灰加工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便可以大大增加收益。
立足自力更生 保护民族工业
上海代表贝汉廷（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熊岳城”轮船长）说，进口什么值得研究，前一时期大量进口电视机、手表、化纤等，冲击国内市场，不利民族工业的发展。我们应立足自力更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上海代表王金大（试飞员）说，在进口和引进上要克服盲目性，不能以为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引进更要慎重，要从国情出发，不然“消化”不了。不能什么都靠引进，我们不能买个“现代化”，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海代表胡桂清（兵器部第五设计院工程师）说，引进要与国内技术基础协调一致，不能离开国情，不然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是为了发展本国工业，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这个根本出发点。
要重视食品工业的发展
黑龙江代表吴孟（黑龙江商学院制冷系食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说，1982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第三位。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工业在人民生活中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影响食品工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除糖和啤酒外，其它都没列入国家计划，设备、原材料供应和投资都得不到保障；二是食品工业实行的多部门、多层次、分散的管理体制；三是食品工业技术人材短缺，1982年学食品专业的大学生在校人数不到1，000人。因此，建议：①国家计委要把食品工业列入国家计划；②食品工业要有一个经济实体归口拿总；③增加食品专业的招生人数，多办食品专科、职工食品技术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并成立全国性的食品研究中心，地方成立食品研究所。
同心同德建设新疆
新疆代表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说，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这是一条重要的真理。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要热爱祖国、热爱边疆、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建设，保卫边疆，为祖国四化作出应有贡献。
我们新疆怎样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经济发展中等水平地区呢？一是要把发展农业摆在首位，而发展农业在新疆干旱地区又要把发展水利摆在首位。二是发展自治区能源工业，首先是石油工业。而发展石油工业的重点，一要狠抓勘探工作，二要发展石油化工。三是发展以棉、毛、丝为主的纺织工业，发展以牧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工业。四是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五是发展新疆交通运输，加强新疆的铁路建设。
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湖南代表姚本琰（通道侗族自治县木脚公社党委书记）说，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物质生产发展很快，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是个薄弱环节，赌博、封建迷信、盗窃等歪风邪气不少。我建议：一、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村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各级党委要用很大的精力抓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办好文化站、电影队、图书馆，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三、广泛开展“文明村”和“文明之家”活动；四、加强共青团的整顿，发挥共青团员的先进作用；五、健全农村治保组织和调解组织，尽量做到及时、就地解决问题。
加强对回乡知识青年的技术培训
云南代表孙雨亭（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培养科技人才除了正规学校以外，把回乡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分别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农村的初级技术人员。这对于科技人员少的边疆民族地区来说，是一个容易办到和见效快的好办法。黄桂芳（彝族，路南彝族自治县尾则公社党委副书记）补充说，我们公社就有1，500多名高初中学生在家务农。盘美芳（瑶族，河口瑶族自治县妇联干部）说，我们瑶山公社文化基础最差，但我们还有100多高初中回乡青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
科学研究工作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浙江代表顾功叙（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所长）说，科学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认清科学研究的特点。科学研究必须跑在生产前面，必
须是开拓性、创新性、探索性的，既不能落在生产后面，也不能与生产并驾齐驱，更不能老是模仿外国，而是要创新。但是对这个问题认识上长期没有解决。二、以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办法代替科学管理，至今还没有多少改变。一些搞行政领导工作的同志，由于缺乏科学研究方面的素养，习惯于用行政办法管理，“只有行政空气，没有学术空气”。学术问题不是开会所能解决的，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编科研计划，象工厂编生产计划一样，这是不科学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过来。三、科研项目没有学术带头人。过去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人人都可当主角，不容许拔尖。人的智力和钻研精神是有差别的，没有真本事的人带头，科研是搞不好的。科研攻关，不能靠人海战术，不能看经费多少，而是看是否有学术带头人。过去搞科研，往往没有学术带头人，没有学术领导，一哄而起，工作一般化。由于人浮于事，因人设事，搞科研不计成本，不讲效益，项目重复，抓不住重点，战线过长，互相扯皮，大搞部门所有制，人力物力浪费极大，这是没有学术领导的必然结果。四、科技人才安排使用不当。教育部门只管培养，不管分配，学非所用情况相当严重。大学生分配，往往是根据档案，只见材料不见人，而且是只进不出，分配不当的不能调整，极大地浪费了人才。五、科学研究机构应该精悍，但现在机构庞大，而且人员还在不断增加，实在难于管理。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长期拖下去，对四化极其不利。
发展高教事业要有具体措施
上海代表刘佛年（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有远见的措施。这五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正赶上九十年代大发展的需要，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五年内高校招生人数增长75％，职业高中在校学生占整个高中学生总数的40％以上，急需具备以下三项条件：一是物质方面的条件。扩大高等学校招生，校舍、设备就得跟上去。目前高校内校舍的潜力很小，要造校外学生公寓，就要有资金、材料和地皮。这都要列入国家预算，要在周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制订出细致严密的计划。二是招生的来源要有可靠的保证。从上海市的情况看，普通高中的数量不大，学生的质量不高，只有重点中学能保证，其他学校的升学率低。而且许多初中学生毕业后不愿考高中，都报考中专、技校，许多高中毕业生也希望进中专。现在又要求在五年内高中的40％改设职业技术学校，这样，高校招生的来源更少。既要保证大学有足够的考生，又要实行中学结构改革，这个问题很紧迫，不及早解决就会乱套。而且单靠教育行政部门无法解决，它涉及到劳动、人事、计划、经济部门，要市长亲自抓才能解决。三是师资问题要尽速解决。增设高校就要增加许多师资。这几年由于专业培训班、研究班和科研机关等的发展，老大学的师资已经开始紧张，能调给新高校的数量并不会很多。如果要扩大高中毕业生数，势必也要增加高中师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高中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适应大发展的需要。所以培训新高校和高中师资的任务迫在眉睫，需要有专门部门统筹规划，立即制订措施。我认为，重视智力开发是对的，但要算一笔细帐，有一个周密的规划。发展教育，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有实干精神。
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 合理使用人才
河北代表冯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名誉所长）说，智力开发，办好大学很重要。但大学基础在中学，中学基础在小学，因此，根本的问题是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现在大学生质量不高。只提倡大学增加招生人数是不行的，根本是逐步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
我认为，提拔专门人才到领导岗位工作，并不都是好事，当了什么“长”，会议多，杂事多，特别是一些行政工作，必然影响他搞专业，这个问题应从制度上解决。现在人才分配卡得很紧，有的地方不能出，积压严重，有的地方不能进，缺得厉害。
大专毕业生必须服从国家分配
青海代表张文豪（龙羊峡水电站工程师）说，去年分配给龙羊峡水电站26名大专毕业生，实际只有14人报到，其他人都不愿来，另找了工作。国家培养一个大专程度的技术人才很不容易，不服从分配不行。对科技人员一方面要实行优待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对不服从分配的人也应有适当措施。
切实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思想
辽宁代表李学盈（沈阳市政协副主席）说，现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学校和家长一齐往学生肩上压担子，弄得学生整天抠书本，负担过重，健康水平普遍下降，一些学生政治素质很差，有的走上犯罪道路。这种倾向应引起严重注意，并要采取可行的措施及早扭转。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思想，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德育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
辽宁代表曲啸（营口市教育学院干训部心理学讲师）说，现在不少地方热衷于搞重点学校，培养“尖子”，忽视普通学校建设和对大多数学生的培养。这种做法给学生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有些“尖子”，在长期的题海战术中，养成死记硬背的习惯，不善于思考、分析，不会做实际工作；有的埋头读书，不锻炼身体，精神不振，近视率上升；有的把升大学作为人生目标，考上大学便认为万事大吉，失去事业心，丧失政治进取心。同时，由于片面强调重点学校的重点培养，使多数学生得不到同等教育，形成大批“教育弃民”，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