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利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 促进现代化建设
田雪原
人口年龄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把人口因素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怎样认识人口的这一作用？我认为，不仅要重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要注意人口年龄构成的作用，认真研究年龄构成及其变动对四化建设的影响。
一个人并非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生产者。他要经过婴儿、儿童、少年阶段才能进入劳动年龄，成长为一名劳动者。然而，一个人从生下来到生命完结却始终都是一个消费者。人口学根据人在一生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将人口分成0—14岁少年人口、15—64岁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三个基本组群，并用少年与老年人口数量之和占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表示从属年龄人口比。这个比值越高，说明某总体人口中处于经济生产年龄的青壮年人口占的比例越小，需要抚养的少年和老年人口占的比例越大，于经济的发展越是不利；反之，这个比值越低，则对经济的发展也越是有利。目前，世界从属年龄人口比约为73.2％。欠发达国家为75.4％，发达国家为51.5％，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的1.4倍。从属年龄人口比值高，一方面因增加消费、减少生产性积累而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因用在科学、教育等方面的费用难以得到相应的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的质量难以得到应有的提高，又间接地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合理的年龄构成和适当低一些的从属年龄比，是经济顺利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从属年龄比的变动趋势
那么，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从属年龄比将会怎样变动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最近我们以本世纪末全国人口不超过12亿的规划为基础，做了多种方案的年龄构成演变的测算，取得了一批比较完整的数据。
（1）生育率较高的方案。以1978年总生育率2.3为起始值，1985年降低到2.2，1985—2000年由2.2降低到1.9，2000—2020年由1.9提高到并一直保持在2.1的替换水平，则从属年龄人口比1978年为69％，1990年为45％，2000年为49％，2020年为41％，2040年为56％。
（2）生育率中间的方案。总生育率1985年降低到1.9，1985—2000年由1.9降低到1.6，2000—2050年由1.6提高到2.1替换水平，则从属年龄人口比1978年为69％，1990年为42％，2000年为43％，2020年为37％，2040年为58％。
（3）生育率较低的方案。总生育率1985年降低到1.7，1985—2000年由1.7降低到1.5，2000—2060年由1.5提高到2.1替换水平，则从属年龄人口比1978年为69％，1990年为40％，2000年为40％，2020年为36％，2040年为61％。
为什么从属年龄人口比会有上述变动呢？因为目前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轻，2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这部分众多人口在未来四十年内仍然滞留在经济生产年龄范畴。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远远补偿不了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少年人口数量的减少，致使任何一种方案在2020年以前从属年龄人口比均呈下降的趋势。2020年以后占现在人口大部分的25岁以下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期，老年人口增加比较迅速，使从属年龄人口比于2040年前后达到高峰值。为了避免过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上述三种方案都在2000年以后生育率开始调高，因而2015年以后进入经济生产年龄的人口逐渐回升，使得从属年龄人口比在下个世纪四十年代达到高峰值时仍在现在的水平以下。随后这个比值缓慢下降，2080年可基本稳定在55％左右，同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从最近几十年内人口年龄构成演变的趋势看，只要生育率继续有所降低，无论是较低的、中间的还是较高的方案，本世纪余下的近二十年时间内从属年龄人口比都将有一个显著的下降，下一个世纪头二十年内还将继续稍有下降。这一趋势是毫无疑义的。
充分利用人口年龄构成的“黄金时代”
上述情况表明，从现在起到2020年左右，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将经历一个从属年龄人口比很低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又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到2000年，是比率大幅度下降时期；后期从2000至2020年，是比率由缓慢下降过渡到停止下降转而上升的时期。
这一情况对实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现代化关系极大。首先，从筹措建设资金看。1953—1978年每年用于全国少年人口的消费额多达450多亿元，即使今后仍保持这一水平不再增加，按中间的方案计算，由于0—14岁少年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35.8％下降到1985年的27.6％，1990年的23.3％，1995年的22.3％，2000年的22.7％，扣除在此期间因老年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支出，同1978年相比，1985年全国仍可减少支出92亿元，1990年减少140亿元，1995年减少145亿元，2000年减少131亿元。从现在算起到本世纪末累计减少的支出是一笔高达几千亿元的巨大数目，如果将节约下来的部分支出用在生产建设上，特别是用在改善工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上，对实现总产值翻两番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变动上看。按照中间的预测方案，15—64岁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59％提高到1985年的66.6％，1990年的70.4％，1995年的70.8％，2000年的69.7％，其绝对人数由1978年的5.7亿增至2000年的8.3亿，即二十多年里增加2.6亿人。
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增长对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将起什么作用？我以为要作辩证的分析。建国三十多年来人口增长比较快，因而劳动力增长也比较快，这在耕地面积有限和固定资产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给劳动就业带来很大困难，使之成为人口问题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经济生产年龄人口最好不再增加，甚至减少一些更好。这是我们的希望。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轻，今后二十多年内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很多，具有明显的增长态势，按照中间的预测方案，总人口要增长到2023年；较低的预测方案也要增长到2006年。因而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是要继续增长的。面对这一不可更改的现实，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努力控制人口和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把经济生产年龄人口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利用起来。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经验证明，充分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是经济高速度成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日本、新加坡等就是这样的例证。我们应该在现有条件下积极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多发展一些专业化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把劳动力雄厚的潜力挖掘出来。不言而喻，这绝不意味着劳动力越多越好，而是说在总的人口规模既定的前提下，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占得多些要比少些为好。
再次，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年龄构成“黄金时代”的到来，在不同的生育率方案下有着不同的意义。生育率较高的方案，从1978到2000年从属年龄比只下降20％，中间的方案下降26％，较低的方案可下降29％。这说明，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做得越好，从属年龄人口比就降得越低，国家支付老少从属年龄人口的费用也就越少，节约的资金越多，对现代化建设也越有利。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占的比例越大，“黄金时代”的水平也越高。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已写进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家喻户晓的一项基本国策，今后生育率可望经历一个明显降低的过程。只要生育率继续有所降低，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的过程就会发生，从而对国民经济产生良好作用。我们要通过加强计划生育工作，自觉地利用正在到来的上述“黄金时代”，为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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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小商品市场作用
付洪涛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农业产品，要严格实行计划管理，至于那些为数众多、零星分散、变化万千的小商品，把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即使纳入计划也难以实现。应当让这部分商品通过小商品市场进入消费者手中，从而保证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灵活地进行生产。
在我国，五十年代初期小商品市场非常活跃，摆摊设点，行商贩运，批零兼营，货郎担子走街串巷，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商品流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商品的流通仍然很大部分通过小商品市场，弥补了国营和集体商业的不足。“文化大革命”中小商品市场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商品市场开始有了新的气象，短短几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以个体商贩为主，面向农村为主，批零兼营，行商贩运等各种经营形式的小商品市场，而且越来越活跃。
小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主要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会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回答是否定的。目前许多地方小商品市场的实际情况说明，小商品市场恢复以来，价格上涨的商品只是少数，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下降的。如沙市市场上不少小百货及传统手工产品，由于进货成本较低，一般都与国营商店价格持平或低于国营商店的零售价格。因个体商贩经营灵活，为了搞活生意，有时还做赔本买卖。小商品的品种虽然繁多，但它的产值在整个社会产品的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所以，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范围、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这一部分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受国家政策法令的约束和国家计划的影响，小商品市场实行自由浮动价格，是不会影响整个市场物价稳定的。
为了进一步搞活小商品市场，有几个问题要研究解决。
第一，关于国营商业主导作用的问题国营商业不能再搞“一统天下”。但是小商品市场实行市场调节，不等于国营商业撒手不管。国营商业对集体商业特别是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有扶持的责任或义务。国营商业要健全经营小商品的机构，建立小商品批发市场，普遍设立小商品代批点（柜），形成从城市到农村、从批发到零售的小商品经营网。要加强对小商品的经营，努力扩大经营品种，做到适销对路。小商品中的骨干品种应掌握在手里，小商品里的大品种，应主动与工厂衔接，安排生产，积极收购，组织销售。
对待个体户应与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一视同仁，在货源、价格、经营方式等方面提供扶持和方便；应降低批发起点，设立样品间，方便选购。在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活动中，国营商业要运用经济手段稳定市场。要努力掌握主要商品的货源，特别是对适销对路的商品、紧俏的商品要积极组织生产和供应。国营商业应随时将掌握的商品投放市场，积极销售，平抑市场物价。
第二，发挥税收、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搞好市场管理 要印发统一票据，加强票据管理。这样有利于加强税收管理，防止偷税漏税，堵塞漏洞，保证国家收入。在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少个体户感到资金不足，并由于不能通过银行结算，每次外出购货带大量现金，不少人销货款也不送银行，大量现金虫蚀、鼠咬、火烧、被盗的事情常有发生。人民银行可根据资金情况和经营情况，允许个体经营者设立户头，开办个体户的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简便手续，给予个体户必要的资金扶持。银行吸收的大量资金，不仅可以满足个体经营户本身贷款业务的需要，而且可以支援其他建设。通过银行的结算业务，也可以加强现金管理，促进货币回笼。
第三，根据市场情况，小商品市场上市的品种范围，可以适当放宽 工厂或商业积压的某些二类商品及现行政策允许上市以外的某些三类工业品，也可考虑允许上市。这样可以消除积压，搞活生产和流通。目前不少商品是国家现行政策所未规定的，工商部门管理也不好掌握。建议根据生产和销售情况，在经营品种上适当放宽，当然应该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进行大量细致的市场分析后慎重地进行。
小商品市场毕竟是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因此，在开放和发展小商品市场的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教育，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法令。国家还可以通过税收、费收、利息率等经济手段，调节个体经营户的经济收入和投资方向，促进小商品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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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劳动积累
梁文森 田江海
所谓劳动积累就是通过投入活劳动的形式，形成新创造的价值，并把它直接转化为生产基金。这部分价值一般未通过商品交换就可以列入国民收入。
劳动积累越来越受到重视。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必须十分重视扩大劳动积累。在农村要利用众多的劳动力因地制宜地、有效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在矿山、交通和其他建设中也要重视劳动积累的作用。”
比如，我国农村社员参加义务工，包括修道路、建水坝、造林等，还有社队农民修建水库水渠、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以及盖房等劳动，就是进行劳动积累的活动形式。农民辛勤劳动的这部分劳动积累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在不能大量增加投资和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尤其在我国目前农村机械化水平仍然很低、主要靠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劳动积累是十分必要的，劳动积累的计算也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
正确反映农村劳动积累量，需要有比较可靠的计算方法。那末，应当怎样去计算劳动积累呢？
劳动积累的计算范围，包括筑路，造林，造田，土壤改良，修水库、水坝、水渠，建房等劳动。计算方法是，从价值上看，通过追加劳动所创造出的上述社会财富的全部价值，在扣除工具折旧和由商品交换构成物质消耗所支付的费用以后的那部分价值，也就是由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从实物形态看，新创造价值所体现的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就是劳动积累量。
现举一个典型材料。江苏省已经建立起五套水利工程体系，在全省初步形成一个能排、能蓄、能引、能控制、能在流域之间大调度的新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建设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国家投资36亿元，社队自筹资金38亿元，劳动积累70亿元，三者的比例是：1∶1.05∶1.94。在这项积累总额中，劳动积累占48.6％。
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在农村建设中要注意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我国农村人口多、土地少、资金缺、机械化水平低。在这样的国情下，在实现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现阶段，寻找过剩劳动力的出路，利用农村众多劳动力，在农村建设中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适当进行有效的劳动积累，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决策。
劳动积累是凝结在社会产品上的价值，而这种劳动凝结一般地并未参与商品交换，但却是积累的实体，是生产规模扩大的表现，所以，劳动积累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来达到增加社会财富的结果。它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以及集体筹集建设资金的负担，又可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既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又可以减轻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只要条件许可，就应当进行。
（2）在计划安排上要正确处理劳动积累与资金积累的关系。
各类建设项目劳动积累的比重会有差异。就整个农村看，某一年份该有多少劳动力投入劳动积累的创造过程，需要认真调查研究、统筹兼顾。不能认为农村劳动力过剩就忽视这一点。因为建设活动的特点是较长时间只投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不产出（为社会提供有效用的产品）。在上面提及的那些具有劳动积累性质的建设项目中，如果安排的劳动力超过可能，也就是超过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正常多余量，势必造成农业建设挤农业生产，使当年农业生产下降，农业建设也难以为继。反之，如果农业建设中可形成劳动积累的劳动力安排过少，劳动力优势没有发挥，农业生产战线窝工，也不利于农业积累的增长。
过去我国农村安排劳动积累的建设活动过多。例如，1958年“大跃进”，几千万农民上山伐木采矿，大炼钢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学大寨”，许多地方大搞人造平原等等，都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良影响，而许多劳动积累又未见实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今后要特别注意劳动积累的经济效果，切不可重犯以往的错误。
（3）农村分配要正确处理劳动积累同农民当年收入的关系。
劳动积累如果过大，在当年农业生产收入总额中扣除劳动积累这一部分以后，可供当年分配的收入就过少，使农民的消费水平降低。这会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多，每年都可新增加一些积累，而增加积累的途径和形式，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劳动积累来实现。这就告诉我们，在安排劳动积累时（特别是国家安排的义务工），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兼顾长远和眼前的利益，科学地制订中长期农业生产建设规划。
当前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以后，进行劳动积累的组织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从宏观角度看，从社会范围看，仍然要求计划部门、农业领导机构正确处理劳动积累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摘自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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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想社会主义》出版
吴易风著《空想社会主义》，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本书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没落的历程，论述了从莫尔到魏特林等一批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他们的主要著作和学说。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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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第六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
5月初，中国财政学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了第六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
关于控制建设规模问题。建国以来建设规模发生过几次大的膨胀，1958年、1970年、1978年这三次都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砍掉一些建设项目，在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但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并没有被所有的同志所认识。1982年这次建设规模过大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的：（1）过去几次主要是预算内投资膨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砍预算内基建投资；这次是在预算内投资有所压缩的情况下，由于预算外投资和银行贷款增加过猛造成的，这就不是砍预算内投资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从财力分配和财务体制上通盘考虑，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2）过去几次主要是骨头上得过多，这次则是在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上不去的情况下，一般加工工业上得过多，投资使用方向不当，加剧了投资结构失调。调整对象不同于以往，调整的难度比以往也要大些。（3）过去几次都很快在消费品市场反映出来，这一次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市场供应比较好，它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但是，生产资料供应已十分紧张，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势必挤轻工生产，挤市场，甚至波及物价，使几年来得之不易的调整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同志们认为，控制建设规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二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上来，坚定地贯彻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在具体做法上，要继续加强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加强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要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管理制度，把预算内外的固定资产投资都通过国家计划管起来。大中型建设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批，实行科学论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小的项目实行总额控制，并要制定合理的技术经济政策，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
关于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国家财政掌握的财力不足，急需进行的重点建设如能源交通、科学教育等缺乏资金。因此，适当集中资金是当务之急。
许多代表认为，国家财政收入上不去，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1）经济效益低，成本和流通费用降不下来。
（2）价格补贴负担过重，1982年价格补贴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8.6％。（3）企业利润留成比重大，有些企业用挤上缴利润的办法搞基建，归还各种贷款。（4）外贸企业亏损扩大。大家认为，解决财政平衡的关键，是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有的同志认为，解决国家财力问题，思路要开阔一点，要统观全局。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情况复杂，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处理好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企业财务体制和税收制度的问题。代表们认为，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一是资金分散，二是效益不高，甚至下降。财务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应当有利于解决这两个矛盾。许多代表指出，由于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走在前头，出现了新的利润分配制度与尚未全面改革的统支制度之间的矛盾。一些企业由于管理不善造成损失，还在继续转嫁给国家财政负担。这种责权利脱节的现象，抵消了经济杠杆的作用，也不利于调动企业在维护全局利益的前提下向生产的广度、深度进军的积极性。因此，在推行利改税的同时，要加强成本管理，严格成本消耗和所得额的核算，改革资金、成本管理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把责权利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使企业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增强维护全局利益的自觉性。
代表们认为，企业财务体制的改革与其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要同步配套。对流动资金实行全额信贷是企业财务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必须同时改革物资管理体制，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