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团结一致 奋发图强
陈再道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说，这次人大和政协大会是在过去五年工作的基础上，开创今后五年工作新局面的加油站、新起点。过去五年的经验，我想可以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奋发图强”这四句话来概括。
实事求是，就要纠正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影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办一切事情都不忘记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不仅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更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既要肯定和发扬成绩，又要正视和纠正错误缺点；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有科学态度。
解放思想，就是不要被一些僵死的“条条”、“框框”所禁锢。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敢走；前人走错了的路，要敢于纠正。要立志改革，敢于独创，朝着四化建设的目标，迈出更大的、更坚实的、更稳妥的步子。
团结一致，就是上下团结，党内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这是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化的根本保证。
奋发图强，就是要克服困难，拿出创业的劲头，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尽自己主观的最大努力，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现在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不承认不行，光承认还不够，还要努力克服它、战胜它。
大家都要做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
刘海粟委员（南京艺术学院院长）说，我们大家都要做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孙瑛委员回国定居就是大家向往大团结大统一的证明。前年我携画去香港展览，台湾有人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情况很好，我很自由，我能到香港开画展嘛！他们想让我到台湾去，我说可以，但要讲好条件，我去台湾是探望老朋友，我是一定要回大陆的。
更好地发挥爱国侨胞的作用
杨成武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说，在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上，爱国华侨和侨眷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的事业中，他们仍然是一支积极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福建的华侨有五、六百万，绝大部分人是爱国和关心祖国建设的。福清县华侨捐款建学校、造桥梁、修影剧院，表达他们爱国爱乡之心。我们要认真落实有关华侨和侨属政策，使他们感到祖国的温暖，要真正按政策办事，取信于华侨。
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愿望
安子介委员（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章阁委员（香港鼎大金属厂公司总裁）说，赵总理报告中把香港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表明我国政府对香港非常关怀和重视。“适当时间”、“适当措施”八个字体现祖国对处理香港问题的审慎态度。
徐四民委员（香港镜报董事长）说，收回香港主权，这是中国近百年来许多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愿望，今天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实现。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道德观念教育
汤祖坛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了今后五年的任务，特别是把发展教育放到了重要地位，这是百年大计。我认为，必须确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方针，使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让全国人民都遵守。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现在时代不同，内容可以不同。社会教育有电影、戏剧、报刊等，要宣传道德观念。学校教育要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要结合学生平时的思想表现、学习成绩进行总评。
黄一中委员（江苏苏州市民革副主委）说，既要搞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多数青年是认真读书，埋头工作，但确有不少人一切向“钱”看，追求生活享受。不健康的思想不解决，经济任务难以完成。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思想教育工作
刘延东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对青年尤为重要。青年是各条战线的主力军，也是受教育的主要对象。在这方面共青团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要从八十年代青年的实际情况出发，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促进青年健康成长。同时，希望全社会都要关心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别希望文化艺术界能给青年提供更多的健康的精神食粮。青年教育要广开门路。外国许多地方利用旧居、铜像搞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博物馆等设施却很少，以至青年们对我国古老文化了解不多。
杨乐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说，精神文明建设应从幼儿抓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应从心理学、教育学角度研究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如在小学普及夏令营等，让孩子们过过集体生活，不然二十年后，我们民族的勤劳、吃苦、克己让人等优良品质就会下降。
充分发挥妇女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董边委员（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妇女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全国农村有三亿劳动力，妇女占了一半。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妇女有了安排田间劳动和家庭劳动的主动权，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也得到解决，她们对发展生产、学习科学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工业女职工达到四千多万。科技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体育界的妇女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继续从各方面努力解决好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充分发挥妇女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宗教界要加强法制观念
玉赛音阿吉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说，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强调要继续加强法制建设，这很重要。我们宗教界要根据宪法第36条的规定办事，不仅我们自己要遵纪守法，而且要带领广大穆斯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我们建议尽快制订一个“宗教法”。
杨高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说，当前，在一些地方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很猖狂。有的地方天主教内极少数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各种非法违法活动，还有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公然宣称要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希望政府依法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要重新学习
卢嘉锡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说，我来科学院工作两年，感到科学院有两个“密集”，一是老干部密集，一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因此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结合很重要。解放初期，党中央号召所有干部重新学习，那时是由农村进入城市，要建设新中国，必须学习。现在党中央又一次发出了重新学习的号召，我体会这虽然不是要每个干部都从ABC学起，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外行逐步变成内行，就得学习，尤其要学会掌握唯物辩证法。同样，高级知识分子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要重新学习。他们常被人们叫做专家，专固然好，但若没有起码的全局观点，看不起政治工作，不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就容易钻到牛角尖里去，就无从正确地贯彻科技工作要面向国民经济的方针。我是科学工作者，现在担任党组领导工作，只能边干边学。
委员调查不要兴师动众
王碧云委员（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说，政协组织下去调查，对了解民情和了解政策法令的执行很有裨益，但要改变那种大张旗鼓的办法。今年初，五届政协组织我们去北京新街口商店调查，记者、摄影师前呼后拥，商店方面象是事先准备好的，售货员个个和颜悦色，平日不见的货物也有了。过后我再去，有的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依然生硬如故，与调查时见到的判若两人。社会科学应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创造性的意见
邬沧萍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说，我国文科和理科人数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有长期以来的思想认识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对国家的贡献不是那么大；同时也是因为社会科学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提不出创造性的意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对各种问题提出科学的论证，成为党和国家的智囊。在党和国家作重大决策之前，要召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论证会，以广开言路，发挥社会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吴富恒委员（山东大学校长）说，新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考虑它的重要性。教育周期长，计划安排和投资都应比其他事业先行，要使计划、财政、劳动人事部门统一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我希望有一位副总理主持，召集有关主管部门和专家共同研究，从正规学校、成人教育、业余教育和干部教育等方面考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教育体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比较复杂，党政如何分工，如何搞好党政领导与专家领导的结合，都要认真考虑。学习外国，长期以来有片面性，人家早已经改进了，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墨守成规，不从这种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对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教育经费是生产性投资
董纯才委员（文改会主任）说，教育经费是生产性投资，智力投资，不是消费性投资。中、小学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基础不牢，很难培养出专门人才。从省、市、县到公社，各级的办学经费都要有所增加才好。特别是对边远偏僻地方和山区的办学经费要加以照顾。
希望教育部门支持社会办学
陈方伯委员（新疆民革支部负责人）说，我们新疆由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发起、自治区26个单位集资联办、军民共建的乌鲁木齐联合职业大学，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创业，已初具规模。由于办学方向对头，大家反映很好。现在的问题是建校两年多来，一直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承认和支持，也不准宣传，给办学造成了种种困难。我认为根据宪法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办学，有利于四化建设，符合教育改革的要求，这是好事。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关心和支持乌鲁木齐联合职业大学。
发挥地方办院校的积极性
刘复光委员（无锡轻工业学院教授）说，高等学校还应当积极为本市、本省服务，充分发挥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我院制定了为无锡市承担科研任务的计划，受到市领导的欢迎。反过来地方又为学校建设提供了条件。过去我院基本建设排不上队，现在成了无锡市的重点工程。科研经费地方出，国家何乐而不为？学校也应当允许地方的技术人员进修单科，帮助地方培养人才。
智力开发，要首先重视本地的智力资源
费孝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天委员（民盟中央秘书长）说，要求内地组织力量去支边的地区，当地却有不少智力资源，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有的对自己有多少智力资源，没有摸底，也不重视知识分子意见。如云南省有个林科所，他们对发展云南林业的意见很好，放置不用，反而到外面要求支援。再如昆明如何利用煤气问题，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一条也没有被采纳。其他省也有大量积压智力资源情况。智力开发，要首先注意开发本地的智力资源，把它用在建设上。
要解决高等学校机构臃肿、人才闲置的问题
李泽民委员（河北师大党委书记、校长）说，现在大学好象机关衙门一样。上面有什么机构，学校也设什么机构。校长什么都管，象杂货铺里的掌柜，不适应教学科研。河北师大有教职工2，800多人，学生只有3，500人，人才闲置。这样的学校可以采取“老母鸡下蛋”的方式办分校；也可以在本科以外办专科、函授、夜大、训练班、走读、定向培训等。
曾昭科委员（暨南大学教授）说，学校的领导体制要改革，机构要精简，中心任务是提高效益。过去我校只有500多名教职工，现在膨胀到2，000多名，而学生只有3，000多人。主要原因是行政人员无限制增加，给工作带来许多障碍。
王治梁委员（武汉大学教授）说，大学的处、室机构太庞大，工作效率极低，浪费时间。这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处处障碍，手续繁琐的现象应立即解决。
王正绪委员（吉林师院副院长）说，对于教育改革问题，国务院应派专人协同教育部做一个详细调查，明确改革的方向。目前，在教改方面总的是好的，但也潜在着“向钱看”的危险。这对提高教学质量，稳定教学秩序，提高中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都有一定影响。
第2版()
专栏：
同一切铺张浪费、纪律松弛、无人负责的现象作坚决斗争
要认真解决各方面的严重浪费问题
曾守中委员（西安油脂化工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说，我认为，生产建设中的浪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计划上的浪费，布局上的浪费，好大喜功的浪费。如在陕西山沟里建厂，投资很多，形不成生产能力。建议对这些厂梳梳辫子，过过筛子，实事求是地把该下的坚决撤下来，把人力物力转到需要的地方去。（2）时间上的浪费。我们从国外进口的项目能按期完工的太少了，晚投产一年损失就很大。（3）人才的浪费。大厂很多技术人员窝在那里没事干，而有些地方的轻工企业里技术人员只占0.9％，严重不足。（4）原材料的浪费，很多消耗指标还没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5）很多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卖不出去，只得削价处理，国家受到很大损失。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要开源，二要节流，不节流，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财富就会白白流走。
要狠刹浪费之风
董寅初委员（贸促会上海分会副主任）说，浪费物资、人员、时间的问题十分严重。首先是盲目生产造成浪费。如上海去年就积压大量化纤。当时上海就写了报告要降价，但做不了主。相反，外地从香港进口便宜原料，到处设工厂，自己和自己竞争，价格比上海货便宜15—20％，而且送货上门，两个月后才收款，造成上海的化纤产品堆积如山。手表也是如此，因为利润高，就到处争着制造。这样搞，总有大家都搞不下去的时候。企业管理不健全，也是造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企业整顿十分重要，但不能走过场。建议验收不由上级来搞。上面来验收的往往只顾完成任务。应由横向的单位去企业验收，各税务局、银行最了解企业财政情况。
建议制订《反浪费法》
马杏垣委员（国家地震局地质所所长）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浪费是惊人的。一些人乱花国家的钱不心疼，给人形成一种概念：贪污有罪，浪费无罪。建设工程出了问题，造成了浪费，只检讨两句“我是负有责任的”，就完事了；有的还自我开脱说，“这等于交了学费”。如此把国家的资财当儿戏，还讲什么经济效益、成本核算！
何广乾委员（城建部科技委副主任委员）、汪德昭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所长）说，有些浪费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如人才的滥用等。在科技方面，在我们内部搞技术封锁，互相保密，造成重复劳动，这种浪费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杜绝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种种浪费，把我们节省的钱用于急需的教育、科研等方面来，我们各方面的建设进度定会大大加快。
陈永龄委员（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说，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国家大量的资财受到损失，而且在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形成一种恶习。根本问题，一是我们没有具体的办法，二是法制观念淡薄，三是执法不严。损失、浪费，一下就是几万、几十万，却不予追究，顶多党内处理，没有法来治他的罪。希望制订《反浪费法》。目前的纪检的职责范围要扩大，应该包括对浪费的检查。有了具体的法，还要严格执行，对搞浪费的要严惩，法怎样定的，就怎样制裁，同时要进行法制教育，杜绝浪费。非此不能奏效。
要警惕浮夸风在四化建设中抬头
潘锷鏱委员（安徽省工商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说，目前有些企业利用改革扩大机构的现象值得严重注意。例如有的工厂以改革为名，把一个厂分几个厂，上面再成立公司。有的厂把小组变车间，车间变工厂，或成立分公司、分厂。甚至有一家塑料厂，当中新隔一条墙，分为两个厂。这样做的结果产品未增加，人员增多了。形式上统一了，机构增多了。人浮于事，人员浪费。技术人员，更加分散。由于层次多，请示报告也就多，扯皮的事多，矛盾多，而效率更低了，说得严重点，这是浮夸风在四化建设中抬头，要引起严重注意。建议条件不成熟不要成立专业公司。工厂分工要慎重考虑。
要抓紧解决物价和市场管理混乱问题
李宗坊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说，我国城乡市场确实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凭票供应商品已寥寥可数。但是，我们的市场管理工作还远远跟不上，特别是对集体和个体工商户管理不力，哄抬物价、投机取巧、坑害消费者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情节还很严重。物价有些乱，议价东西太多，有些虽未涨价，但质量下降，等于变相涨价，城乡人民对物价问题反映十分强烈。这个问题事关民生，切不可忽视。
孙孚凌委员（北京市副市长）说，物价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价格政策的制定，一是价格政策的实行。对于前者，我认为，价格问题的好转根本在于生产的上升，但生产不可能一下子搞上去，我们应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促进生产。价格不合理的应该调，但一定不能调得过急。我们的原则是保生活，促生产，不能让群众增加的收入都让价格上涨吞了去。关于后者，我主张实行两种价格政策，即保证必需，照顾特需。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一定要稳定，对于一些特殊需要，只要能保证供应，价格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水果脱销和腐烂看供销体制改革的必要
罗新书委员（山东农学院园艺系副教授）说，我也深感产供销、内外贸脱节的严重。我是搞果树的，每次来北京开会，看到大家排长队买苹果，心里就难过。可是，烟台的苹果却运不出去，每年都烂掉不少。收购苹果的标准还是五十年代定的，只讲大（其实大的更不耐藏），而不讲味道、硬度、耐藏率，这是不科学的。供销社验收后，单据一开就完事，苹果已不属他管了。运输部门和销售部门又脱节，野蛮装卸，60斤一筐的苹果，从泰安运到海南岛只剩8斤半，其余全烂掉了。外贸内销脱节，山东一些名产：肥城桃，1975年还出口，现已濒于绝种；花红果子、杏子、凉山蜜桃也都由于压价而近乎绝种。我建议，水果也要成立产供销、内外贸联合总公司，实行产销一条龙。这是趋势，符合改革的潮流。山东文登、栖霞等县已成立了这种联合公司，群众、领导和供销部门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