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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心同德 团结一致 当家作主 振兴中华
六届人大部分代表在分组会上的发言摘要
进行改革要认真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天津代表陈伟达（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说，过去四年，我们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业方面，前四年基本上属于局部的小改小革。通过试点，主要探索如何正确处理企业和国家的关系，解决分配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建立企业管理上的经济责任制，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经过三年的试点，到1982年，全市大多数国营工业企业采取了总额分成的办法。在这个基础上，从今年6月1日起，绝大多数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和税利并存。还有少数企业实行利润包干和其他形式的责任制，部分服务行业搞了承包。在工商管理体制方面，有的行业实行产销联营，有的实行工商合一体制或供产销一条龙。农村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有较大进展。
通过这几年的城市改革试验，我们体会到，进行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坚决，又要慎重。没有把握的改革，不能一下子推开，要认真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形式上，应注意灵活多样，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改革办法，不搞一刀切。城市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需要通盘规划、总体布局和同步配合，使各方面的改革互相衔接起来。希望国务院体改委尽快拿出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有了方案，分头分步骤解决，太急是不行的。但如不抓紧改革，不加快改革，就将直接影响我们战略目标的实现。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湖南代表刘正（湖南省省长）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要振兴经济，各项工作都必须立足于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四年内，湖南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扣除提价因素，每人的年平均纯收入仍增加20元，相当于1958年到1978年年平均增长数的十倍。所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主要原因就是通过认真清
“左”，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从根本上克服了原有农业体制中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搞活了农业。这个成绩还是在我们省委的思想解放比较迟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搞好改革，威力是很大的。现在，工业、商业和其他经济体制，还存在着比农业更多更复杂的积弊，比如政企不分，条块扯皮，城乡分割，流通不畅，奖罚不严，以及各自为政，盲目重复建设，经济效益不高等等。只有立足改革，根除这些弊端，振兴经济才有希望。
（二）要搞好改革，必须胸怀全局，坚持正确的方向。正如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决不能把改革单纯看成是权力和利益的分散；而应该明确：一切改革都必须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是关系四化成败的大事。企业现在的潜力都很大，把工作做好，就能使国家、职工都增加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永远充满活力，并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说改革有阻力，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上述正确思想还没有成为所有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行为。比如，纠正平均主义是很重要的，现在却又有一些单位不是真正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去纠正平均主义，而是大搞本位主义，甚至在用福利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结果，本位主义成了平均主义的保护伞，“大锅饭”的弊病并没有根除，却又发生了挤国家、肥自己、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转嫁负担等等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严肃纪律，强化企业内部责任制，发扬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时代精神，才能保证搞好改革。
（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整体，各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有领导有步骤地同步协调进行。一个是商业的改革要注意同工农业的改革协调，特别是工业品由大部分包销改为大部分选购自销，要有个过程，只能逐步实行，决不能脱离支持工农业生产，不顾社会经济效益，单纯地谋求商业利润。再一个是现在许多企业对依靠技术进步还很不重视，因此生产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也要协调进行。科委对专业科研机构、科研力量和科研课题要加强统一规划和组织领导，各个经济实体则要积极地逐步实行产供销和设计、科研一条龙。第三是目前我省的地方机动财力很少，各部门却拥有较大的资金，为了做到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在一个时期内能比较集中地解决几个关键问题，还必须把加强对各方面资金使用的计划管理，作为一件大事抓好。
（四）要振兴经济，关键还在于改革用人制度，以利于选贤任能。长期以来，我们下边实际实行的同样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个很不好的习气，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严重阻碍了人才的起用和更新。所以，我感到赵总理提出的“逐步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择优录用，任人唯贤”的要求，非常重要，应该尽快付诸实施。以省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来说，按宪法规定是五年为一届，我们讨论，准备首先从自己做起，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对负责干部所担负的工作实行两三年一考核。做到胜任者上，不胜任者下，有作为者上，无作为者下。对有些“老大难”的基层单位，我们还采取了出榜招贤、毛遂自荐和群众民主选举、领导审查批准等多种办法，进行了若干试点，效果都很好，很快就创出了新局面。同时，还准备根据干部的不同情况，加强集中培训和下放基层锻炼的工作。在这方面，该花的钱要舍得花，以做到有效地大量培养人才，使青出于蓝胜于蓝。
要制定出必要的经济法规
河南代表何竹康（河南省省长）说：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重申，要把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这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每一个公民应该为之努力奋
斗的历史责任。特别是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应该成为今后五年全部经济工作的主攻目标。要下决心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动员全党
全民迅速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扩大财源。第二，适当集中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要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对此，应规定一些必要的杠杠。第三，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当前整个国民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加快改革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不实行改革，就难以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第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振兴经济，既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高度觉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消除“左”的影响，抵制和反对一切不良倾向。
河南代表买立智（河南省新乡市制革厂厂长）说：今后五年要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下决心解决财力不足和资金分散的问题。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整体观念，顾全大局，真正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建议国家计委、经委制订必要的法规，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严格把好技术引进关。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盲目建设，盲目引进，将有限的资金用在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上。
改革要同步进行
黑龙江代表陈雷（黑龙江省省长）说，改革必须加速，但也必须改准改好。改革，既要态度坚决又不能操之过急。当前总的看，改革形势是好的。但是我感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秩序有些混乱。这种混乱来源于各方面的改革不是同步进行，步调不够协调。主要表现在：财政、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政策不吻合；微观经济改革与宏观体制改革不吻合；国家各部门的动作不够协调。因此改革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根据经济的联系性，考虑同步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经济效益。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几年来，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开始有了一些活力，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这一点值得重视，不能因为扩权试点出了点问题就回到过去对企业管得过死的老路上去。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必须集中，削弱必要的集中就不是前进，而集中的程度的大小，既要从四化需要出发，又必须注意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商业改革要确保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上海代表王娟华（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营业员）说，今年年初，有几个大商店搞承包，有些单位采取
“先戴帽子，后穿衣裳”的做法。有的职工说：“搞承包就是为了奖金超过工资”。结果，出现了弄虚作假、变相涨价等现象。群众批评这些商店搞承包是为了多捞腰包，肥了个人，亏了国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应切实解决商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商业改革中应注意加强管理工作
宁夏代表洪梅香（银川市糖业烟酒公司南关门市部主任）说，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必然会出现新的繁荣景象。现在流通渠道多了，但具体管理办法缺乏。有的零售门市部为了多挣利润，也搞批发，吃“过水面”挣钱；有的出现了短斤少两，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忽视了服务质量。这些问题应引起重视。赵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责、权、利三者结合的经济责任制，责是第一的。商业工作一定要在“三个兼顾”上强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社会服务效果，加强管理。
要注意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吉林代表刘树林（吉林省副省长）说，对固定资产投资，不少同志只注意建设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而没有考虑和注意建设项目的主要效益应表现为社会经济效益。现在的建设工期平均比“一五”时期延长差不多一倍。据有关部门测算，按现在的建设规模，工期缩短一年，仅税利一项国家就可多收50亿元。还有不少在建项目技术落后、产品落后，没有投产就决定了它的经济效益很差。因此，建议在计划、管理体制一时还不能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能否先从不涉及全局的具体问题进行改革。比如，建筑业设计和施工全面推行招标、投标的办法；建筑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对进度快、质量好的要加价，反之要减价。
对国民经济划分方法的一点建议
辽宁代表宋则行（辽宁大学副校长、教授）提出，现行的对国民经济按农轻重划分的方法太笼统，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其部门内部的关系。特别是重工业包括的门类更复杂，发展很不平衡，如能源工业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需要加强的重点建设部门，而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则是设备能力较大、需要改造的部门。因此，对不同的重工业部门要区别对待。为了便于考察各生产部门是否按比例协调发展，在计划和统计上要改变农轻重的划分方法，应把重工业分为能源工业、材料工业和设备器材工业三类，把轻工业改称为消费品工业，它们的发展次序应是：农业、能源工业、消费品工业、材料工业、设备器材工业。按照这种次序才能合理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稳步增长。
不允许向重点建设单位敲诈勒索
湖北代表纪卓如（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说，赵紫阳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决不允许向重点建设单位乱收费用和敲诈勒索”，这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正在武汉龟山上兴建的湖北广播电视塔，是我国第一座结合旅游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广播电视塔。它可以播送中央和省、市五套彩色电视节目、五套调频广播。这个工程原设计投资549万元，现在增加到了900多万元。投资大大突破原计划，除建设期间因水泥、钢材调价，增加了部分投资之外，主要是有关单位乱收费用，敲诈勒索。比如，原已签订协议的单位硬要增加搬迁费；征用山地硬要按征用蔬菜地标准收费等等，这几项就增加投资200多万元。广播电视是最现代化的宣传教育工具，希望各方支援它，而不要都向它伸手勒索。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甘肃代表杨澄中（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说，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科技人才的统一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现在，我们科研干部队伍的建设存在着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科技队伍严重老化。目前，由于编制冻结，新生力量得不到补充，不久将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如我们兰州科学院近物所，想要从为我所对口培养的兰大现代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中补充科技干部，却因编制限制而进不来。二是学术思想出现僵化。现在科研人员长期固定在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小领域里工作，向外扩展不了，视野受到局限，研究工作往往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深不下去。三是科研人员普遍积压，特别是中级科研人员比例很大，在工作中互相牵制。由中级人员提高到高级人员的水平的速度很慢。因此，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分析研究解决科技人员的管理问题。总之，老化应通过补充新生力量来解决；僵化应通过人员交流来解决；“积压”通过人才输出来解决。中国科学院是培养高级实验科学人才的场所，应该向工业部门输送，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科技作用
上海代表刘靖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我认为，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日本为什么上去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注意了从西德、美国等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提高和发展。我们引进的东西不少，但消化、吸收、提高和各方面配合不够，要加以改进。同时，提高经济效益还要同改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就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注意产品适销对路，加速资金周转，反对浪费，很好地组织和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解放前，我们在经营企业中取得的经验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如果不了解市场行情的变化，不注意产品适销对路，就谈不上经济效益。
改革科学体制调整科研单位人员结构
贵州代表涂光炽（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刘东生（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说，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非常正确、重要。我们建议：（1）改革科学体制。如以地质方面的研究所为例，全国就有149个，比哪个国家都多。机构、人员、设备等各搞一套，重叠浪费，利用率不高。一个热门课题大家抢着上，造成许多重复劳动。应当通过改革，做到统筹安排，解决好对科技人员的统一管理和合理使用。（2）调整科研单位人员结构。科研单位专业人员应多于行政人员，现在正相反。不改变这种情况，势必影响科研质量，影响出成果。（3）注重知识交流、更新。在科研人员中，定期
（四年左右）给一定“休假”时间，让其到外省、外单位学习、进修、讲学、专题研究，以解决知识老化问题。我们还建议：大学分科不宜太细，要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抓紧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多办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建议研究制订博士学位标准。我们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现在授了十八个博士学位，数字虽少，意义重大。但是，也不要把博士看得太神秘，高不可攀，那样对促进人材成长不利。
建设电站要考虑环境保护
山西代表王祖侗（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研究所副所长）说，在山西等地的煤矿区建设大型坑口电站的同时，要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火力发电留下大量灰渣，占了大量土地，又造成空气污染，要研究利用和处理。特别象大同云岗等有文物古迹的地方，更要注意保护。
解决运输问题更好地开发宁夏煤炭资源
宁夏代表李文斌（石咀山矿务局煤矿工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迅速解决运输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发利用宁夏的煤炭资源。他说，宁夏煤炭蕴藏量丰富，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著名的“太西煤”远销欧洲市场，是宁夏的一大优势。但是，现在这个优势却发挥得很不够，主要是运输紧张。大量的原煤开采出来，运不出去，积压成山，落地自燃，既白白浪费了国家的能源，又不能为宁夏这个不够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二是妥善解决煤矿职工家属中女青年的就业问题。煤矿需要女工少，矿区女青年就业困难。现在在矿区的待业青年中女青年占大多数。这个问题，建议地方和煤矿共同研究，广开就业门路。这也是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的一个方面。
要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
浙江代表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说，过去五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在畅谈大好形势的时候，不是对成绩的陶醉，而是对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必然胜利充满着信心，是对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充满着信心，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信心。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前几年有的地方盲目建设，浪费物力、财力。现在中央提出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我认为这个措施是非常正确的。有些建设，在地方看来是重要的，但从全国来看，是不必要的，或者可以缓一步的，我们要服从大局。
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上海代表张仲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到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分子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逐步得到纠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上海社科院“文革”前后几经曲折，目前初具规模的事实就是证明。“文革”前上海社科院只有5个研究所，500余人。现在已发展到13个研究所和1个经济咨询部，并拥有一座藏书约85万册的图书馆，科研人员增加到1，207人。不少科研人员已评定职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这个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做梦也没想到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在国外呆了十二年，前几年又多次出国，一些人对我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建设感到不能理解。我的切身经历体会到社会主义祖国好，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
应重视中等教育
浙江代表侯虞钧（浙江大学教授）说，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要加强中等教育事业。有人认为培养人才，主要是高等院校的责任，其实打基础的中等教育很重要，中学教育质量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同时，绝大多数中学生不可能进高校，如果不经过职业培训，就不能适应生产和社会的需要。二是我国现有的院校文理脱节，系科太窄，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现代科学技术要求，应该改革。三是要加强智力投资。去年我国用于教育事业的支出增加13亿元，是不够的。工业上一个大项目就是几十个亿。况且这13亿还包括了人员方面增加工资等开支，真正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增加就不多了。
对教育工作的三点意见
上海代表苏步青（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今后五年，计划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由1982年的31.5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55万人，增长75％。这一发展计划，我完全同意。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认为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制订招生计划一定要考虑到毕业分配，务使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不出现严重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毕业生，因生产单位不要，有时分配不出去。我主张除了四年制以外，还搞一些二年毕业的，这样更能适应建设的需要。二是要注意提高教学质量，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培养一心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三是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水平。现在中学教师的水平太差了，这就影响了教学质量。
加强儿童保健，提高人口素质
江西代表沈淑瑾（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基础室主任）说，过去我们的儿科工作，讲的是同疾病作斗争，小孩有了病，抢救过来了，活下来了就是好的。从现在来看，要提高人口素质，不仅要活，而且要长得好，长得身心健康。我们儿科就要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四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过去我们对婴幼儿及少年儿童保健工作是重视的，但是对一些难度较大，周期较长的一些基础理论及新技术的科研工作做得不够。我们提倡优生优育，但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属于国家级的儿科研究所，据说还要下放到北京市。我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国家级的妇幼保健机构。如果能把计划生育和儿童保健工作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机构，就可以更好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统筹协调地开展面向全国的妇幼保健工作。
要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
四川代表潘大逵（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说，赵总理提出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搞好在职干警的正规训练非常重要。现在政法队伍质量不高，数量也不够。政法学院全国只有几所，西南政法学院若干年没有学生，政法干部的数量、质量从何而来？政法干部过去被错整的不少，有的人不愿干。关于加强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赵总理去年就讲了，我认为应尽快落实。光有宪法这个“母法”，没有“子法”，是要落空的。要有行政法，还要设行政法院，或在法院里设行政法庭，以解决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问题。赵总理还指出，要提高政法公安人员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技术装备，加强他们的战斗力，这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