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边沿上的孩子
〔报告文学〕
刘真 刘洁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后,广西东兴镇的居民都撤走了。唯一不撤、不怕的,只有边防军和三只脚的“猫”(这是居民给小偷起的浑号)。边防军在忙于反击、守卫。小偷们一看,机会可来了,他们的二哥(头头)吴秉光,发明了老鼠打洞的方式,把许多户的墙壁穿透,暗中把盗窃的衣物、粮食、国家的机器零件等等,悄悄运走。他们还跳墙、钻窗,点子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不分平民百姓和干部,一律平等对待。把镇委书记卢添源和副镇长黄玉坤家的东西,几乎偷了个净光净。1980年下半年,居民们陆续回来了,小偷们不怕,照样偷。4,000人的小镇上,土生土长了70多个小偷,快占人口的2%了。再加上越南的特工队不断过来捣乱,常常打过来枪弹炮弹,曳光弹,真是内忧外患不得安宁。上级给东兴镇党委和政府的任务是:安定边民,保卫东兴,改造东兴,建设东兴。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完成这任务呢?对外的保卫有边防军日夜守卫的眼睛,有武器和望远镜。可望远镜望不见小偷们的行踪。派出所很忙,抓住几个教育教育放了,过不了几天,他们还去干那老行当。他们有一群,有“二哥”,都是失学无业的青年,吃喝赌,瞎胡混。回家家长打骂,四邻人家都不理睬,只有二哥和小兄弟们成了他们的亲戚朋友。
把他们一个一个抓起来,臭打一顿,再挂上牌子扔上大卡车去游街示众,然后关进监狱去劳教劳改,这不难办,他们都够格了。可镇党委书记卢添源和副镇长黄玉坤他们,不愿意用这简单的办法,先把这些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心剥个净光,然后再谈改造。他们说:“自己丢点东西是小事,挽救这些孩子是大事。挽救好一个,能影响一大片。”他们二人主动承担了这又紧急又艰难的任务。他们走家串户,调查研究,知道了一个一个为什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再去找那些小青年们谈心,去问寒问暖,问疾苦,交朋友。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农工商联合公司、文化站和各种企业,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解决实际困难。
当然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个21岁的“头头”吴秉光,卢书记找到他家去。书记没有架子,吴秉光却有惧怕,有成见,有恶感,他不肯见,回避了。卢书记听他父母诉了一阵苦,只好回去了。第二天,黄玉坤副镇长却把吴秉光堵到家里,他不得不泡了一杯茶,放在副镇长的面前。他正担心书记和镇长找他,是为了和他算账,要他交出偷盗的东西,然后不知怎么发落他。他没有想到,老黄不提那些事,只是善意地望着他,叫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问他有什么困难和痛苦,问他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想的?小吴上小学五年级时,效仿“白卷英雄”,反对师道尊严,敢于打骂老师,谁说也不听,被学校开除,人们向他投来的全是轻蔑的目光和骂声。如今,他第一次遇见副镇长是这样的看他、对待他,他这才低下头,认真地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怎么办?”老黄说:“你要是真心想做工,咱们政府有办法。你看看越南的炮弹打的这烂摊子,要干的活可多呢。”“每月给多少钱?”“现在困难,先从三十元说起吧。”小吴把大眼一瞪:“三十元?三十元我不够一天花的。”黄副镇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这要看咱们劳动的快慢和成果,不是定死了,只是个开头。小吴啊!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不可惜自己吗?你被学校开除时还小哩,上当受害了,这会儿你长大了,应该认真地思考了。要明白,政府对付你们的办法可容易,拿来手铐,咔嚓一声算完事。我们不愿意那样做,一下子毁掉你们一生的名誉,愿你们自觉地变成祖国的好孩子。”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字字句句敲打着小吴的心。副镇长走后,他坐不住了,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来:是啊,我还年轻,就这样下去,作一个人民的罪人好呢,还是开始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走正道?要人品?还是要吃喝赌偷那一时的满足?副镇长那亲切的态度,使他认识了、感觉到了:高尚的人品,才是精神上最大的富足。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会有安宁,再不象人间的鬼魂那样可怕,那样孤立于正常生活以外了。
他痛苦地抉择、考虑了三天,主动去找到黄玉坤说:“镇长,我考虑清楚了,还是做工,让我种香蕉树吧,我会种。”他想到了自己在全镇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又补充说:“香蕉树是拿不动偷不走的。”副镇长笑了,对他说:“听说你养鱼有技术,鱼塘需要人,你愿去吗?”小吴一听,很高兴,他是喜欢养鱼的,可他又变了脸色说:“水獭是吃鱼的,你叫我去养鱼,人家不会说你在鱼塘里放进了水獭吗?”副镇长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们相信你,谁说什么我们也不听。”这几句暖融融的贴心话,对小伙子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他精神一振作,立刻跑去象小老虎一样干起来了,还提了许多养好鱼的办法。他说了声用大粪养鱼好,就挑起粪桶,去淘大粪,放进鱼塘。他也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臭了。但尽管他这样干,还是有人说:“鱼塘里放进水獭去了。”小吴听了又生气,又委屈,可副镇长的话,支持着他,又帮助他克服了具体的困难,他又干下去了。
当副镇长调他去养鸡场工作时,他使劲摇着头说:“不去不去,那可不能去。不养鸡。要不,人家又会说:鸡场里放进黄鼠狼了。”
他养鱼时那不怕脏、不怕累的干劲,领导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这时,黄副镇长话不多,只说了声:“叫你去鸡场当保管和看守。”小吴一听,不由得向后退了两步,目瞪口呆了。他正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黄副镇长把一串钥匙拿出来,搬起他的右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了。小吴望着钥匙和副镇长,止不住扑嗒扑嗒流下泪来。这泪水,冲走了他九年的耻辱。这泪水也冲亮了共产党人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不能不想,到底是党的干部真诚、温暖,眼睛亮啊!从此,在老黄带领着他们清场地时,小吴一马当先,扫除那些人粪,狗屎,最脏的东西。夜间,小吴一人看守那些鸡饲料和设备材料,他常常整夜不眠,手中拿着一把柴刀。这被越南的炮弹打得到处是洞眼的楼房,离小河那一边敌人的炮口枪眼,只有50米远,子弹炮弹,随时可能打过来。要说不怕,不觉得担子重,那是假的,可小吴硬着头皮坚持着。这一夜,他突然听见有脚步走上楼来,小吴抓紧柴刀,心脏猛烈地跳着,高声问:“谁?”“我!刚开完会,我来和你作伴。”小吴听出是谁来了,他忙接过了行李,一面在空床板上铺着被褥,一面深深感动地想:黄镇长啊!你是我再生的父母,最知心的好朋友哇!
去年夏天,一天半夜12点,17号台风从东兴登陆,老黄听到预报,忙于在别处布置,抢救物资,鸡场只剩了小吴一人。在暴风雨中,门窗在掉落,玻璃哗哗响,崩碎着,树枝和楼顶上的瓦片飞下来,越方又趁机向这里乱打枪,打过来曳光弹。就在这铺天盖地的天灾人祸中,吴秉光上下来回奔跑着,扛麻袋、堵窗户,抢救、搬运小鸡娃。把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生起了15堆炭火,把湿透的小鸡暖干,救活。天刚亮,当黄副镇长和鸡场的人们担着心来看望鸡场时,只见8,000只小鸡娃没有一个伤亡。可吴秉光的鞋子不见了,脚上流着鲜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黄副镇长望着这湿人,血人,伤员,又心疼又感动;这真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几个月过去了,小鸡长成了二三斤重的大母鸡、大公鸡。小吴望着这劳动的果实,想:我终于有了一双能建设能创造,干净洁白的手了。
一天夜间,小吴正在鸡舍周围巡逻,突然望见了几个黑影窜过来,他正准备搏斗,一个黑影说:“二哥,是我们。肚里没有油水了,叫我们捉几只鸡去作顿夜宵吃吧。反正夜间也没有人,这么多鸡,少几只别人看不出来,我们又不给你透风。”小吴听见这声音,象望见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过去,愤恨地说:“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快走开,不走,我手中的棍子就不客气了。你们还想把我拉回去吗?不行了。这鸡场就是我的饭碗,我的生命。我劝你们还是赶快改邪归正吧,再不要这样胡混下去了。有困难去找领导,就业吧,我不许你们再这样下去。”小兄弟们一听他这诚挚的话,个个垂下了头,不好意思了。二哥的话,够他们考虑几天的。不认真的考虑也不行了,失去了二哥,他们就象丢了魂一样,怎样活下去?
不多久,这些小兄弟就分化解体了,一个一个找上镇政府的门,劳动就业了。小伙子们在正路上也跑得很快,暗暗和二哥比赛,不信自己就没有志气。没有多久,好几个评上了先进,10个当了民兵,3个加入了共青团,几十个人常常受表扬。吴秉光也被选为全县的先进工作者。他还是他们的头头,可眼前是一派新天地了。
在镇党委和政府召开的先进分子代表会议上,吴秉光第一次站上人民的讲台。他一面哭,一面介绍自己的过去、转变、那一切一切。会场上的父老乡亲和同志们,也是一面听,一面哭。有的哭出声来,有的哭湿了手绢。哭他们的孩子受毒害,从小失学。哭他们的孩子终于走上正道,回到亲人的怀抱。更哭自己的孩子那转变过程中的决心、勇气、志气和那感人肺腑的事迹。
当我们在文化站看见吴秉光往日的小兄弟郑四新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失足青年。”
呵,好孩子!你这冷静的诚实,坦率,说明你改了,好了,认识自己的过去了。
边陲小镇呀!你有多好的党、政负责人。这才叫认真负责呢,认真负责地把已经失足到深渊边上的孩子拉住了,抱住了,使他们走上了明光闪闪的大道。
啊!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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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在水波上
张长
才写下这个题目,我就想起这是墨西哥作曲家约文蒂诺·洛沙斯一首挺有名的器乐曲。这首曲子的旋律立时就在我脑海里无声地荡漾开来,使我回忆起最近我在洱海的柔波之上的一次航行,回忆起二十多年前最初听到这乐曲时的感受。
我那时十八九岁,刚从学校出来,被分到遥远的西双版纳边寨卫生所当医生。离版纳卫生所不远,还有个农场的卫生所,那里的医生姓陈,从武汉医学院分来,爱好音乐。在他简单的行李中倒有一大箱子是唱片,还有一台电唱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边寨确乎是很“洋”气的。
1956年是值得留恋的岁月。那个时候的生活,有如晴空下的江流,平静,却又非常有力地缓缓流向远方。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充满活力的。白天,他徒步冒着酷暑或暴雨到各生产队巡回医疗;夜晚,便自个儿在他密林深处的小茅屋里听听音乐,过着虽清苦却无遗憾无抱怨的恬静生活。
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应邀到他的小茅屋里做客。当他把唱针搁在唱片上时,小茅屋里响起了轻柔的《在水波上》。
“闭上眼睛!”他说:“哦,这是个平静的水面,它仿佛载着我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向前流动。周围只有细碎的涟漪,你正躺在水面上……起一点微风,碧绿的水波举着你,推上去,又放下来,又推上去……看到没有,你的身边,有一叶白帆,也随波浪起伏,乘风而去……”
他自信对这支曲子理解得很深,也想努力用形象的语言让我去理解。可惜,我不会游泳,活象个瞎子,任导游把周围的景色讲得天花乱坠,却始终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得承认,乐曲的旋律和极和谐的配器处理,给我以情绪上的强烈感染,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那是一种对生活无忧无虑的闲适心境,一种有时间去慢慢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的舒适情绪,它是徐缓的,松弛而又甜美的。有点象劳动之余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头上悠悠远去的白云,听着耳畔风吹小草的窸窣声的那种恬然自得的心情。我在想,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工作之余,如果常有这种好情绪,那这个国家和人民一定有福了。
后来不知是在哪本书中读过卢梭关于音乐欣赏的精辟见解。他说:“音乐不能直接地表达事物,但它能在人们心灵中产生经由视觉形象所引起的同一情感。”正是卢梭,验证了我对《在水波上》的情绪理解是对的。我实在没有“在水波上”的直接感觉,但我却和陈医生一样,有着“经由视觉形象所引起的同一情感”。只是他感觉是在水中,而我的感觉在陆上。
但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也有“在水波上”的直接感受了。自然地,我又想起了这支曲子。
那是乘船遨游洱海的途中。我们乘坐的是一条小小的渔船。洱海平波如镜,渔船滑过水面。水是那样清,再深,也能看见水底飘动的水草和穿梭的鱼群。只是染上了一种透明的绿,绿得象水晶杯子里的酒,绿得象水汪汪的翡翠。据说,这是因为洱海沿岸还没有工厂,没有污水排入洱海。这才使得亘古以来倒映在水面上的苍山十九峰上的一木一石,仍然和过去一样清晰。苍山顶上是一片高远湛蓝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鸟在水中翱翔,而鱼却游动在天上。我们的小船在十九个山峰的倒影上起伏前进。我看见从斜阳峰开始,十九个山峰一个推着一个,逐渐远去。小船一忽儿被风推上一个山峰,一忽儿又轻轻滑下,又推上去,又滑下……水底的十九个山峰仿佛成了十九个滑梯似的,而且似乎永无止境地推上去,又滑下来,又推上去……那是一种坐车急驰过拱桥时的感觉,或者象儿时躺在摇篮里。蓦地,一个乐句从我心底升起:
《在水波上》!对,我正是在水波上!这样明显的节奏,这样舒适的摇晃,只有母亲才这样亲切地摇着自己的儿女。看船家不知什么时候也停下自己的桨,挂起了一面白帆,那渔女正拿出围腰,一针、一针,悠闲地在上面绣着自己的希望。是一对戏水的鸳鸯?是吉庆有余的大红鲤鱼?我没细看。男的,坐在船头,任小船起伏颠连,以一种喜悦和盎然的兴致指点山河,自己欣赏,也让我欣赏。
“快看‘玉带云’!”他手指对面的苍山。果然!一条细长的边缘整齐的云带,系在翠绿的苍山半腰,水平线一样横亘几十公里之远。
“古话说,‘苍山系玉带,饿狗吃白米’,这是大丰收的瑞兆啊!你看——”这次,他指的却是不远处的水面。
风停了,水面静静地倒映出岸上的山光树影。可是,在船家指的正前方,既不是山,也不是树,而是彩虹一般五彩缤纷的水面。先是一片大面积的金黄,象是盛开在水面上某种水草的金色花朵;继而是一片朱红,象水底燃烧的火焰;接下去是一大片石青……整个象有一种强烈的韵律感,仿佛有光电效应的电子音乐,正应和着我心中的旋律,在水面上伸展开去,伸展开去……水面上哪来这样丰富的色彩?我从未见过这种仿佛通晓人意的水波,而且陆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奇怪了,那渔女却笑着说:“那是我们村子里的倒影:金黄的是稻田,红的是桔子,青的是新盖的瓦房。”
尽管远处苍茫一片,但她的话我完全相信。因为在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常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非常现实的奇迹。比如苍山下有名的三塔,在晴朗无风的日子里,它的倒影居然会出现,这可从高原的气候和大理特殊的地理位置作出解释。所以,我坚信眼前见到的并非海市蜃楼,子虚乌有,而是今天建立在坚实土地上的幸福生活的投影。这只要看看渔女低头绣花的幸福面容,看看那白族小伙悠然坐在船头看风景的兴致,看看他们随着水波微微摇晃的身影,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一种吃穿不愁、心舒气顺时才可能有的好心境!
水波上,小船儿飘呀飘地前进,阳光下的前程真个是锦绣般绚丽,洛沙斯《在水波上》的旋律始终轻轻响在我的心底,并且不断地变奏着、重复着、回旋着。突然,波浪里腾起了几个红色的航标,我觉得,那正是从我心中蹦到晴空下的几个音符,而且,那小伙和姑娘分明地笑了。
他们一定听到了我心底那支欢愉甜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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