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道路正在开创
本报记者 丛林中 崔文玉
从广州到深圳，每天有四列客车，每列都坐得满满的。从香港进入罗湖口岸的客人，每天上万人。深圳，这个原来只有23，000人的小镇，现在，每天涌入的内外来宾就接近它原来的人口。
深圳，突然繁荣起来了。
街上，大车小辆川流不息，招待所、宾馆住得满满的。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宾客和旅行者，用好奇的甚至有点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深圳。
深圳大变样了。原来的深圳城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小镇上两条十字街，半小时可以跑完。有一家五层楼酒店算是最高建筑。几家生产化肥、水泥以及搞农机修配的小工厂，一年的产值只有6，000万元。现在，市区一下子扩大了十倍。在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竣工和正在兴建的大厦，一个个拔地而起；10万人的建筑队伍，日夜施工。目光所至，到处是推土机、翻斗车，如网的脚手架，各种型号的塔吊，林立空中。楼层就象出土的笋，日日升高。道路正在开创，港口正在开掘。29条马路，已经完成18条，计27公里，平坦，宽阔，有新兴气概。已经建成投产的电子、石矿、船用油漆、印染、印刷、铝材轧制、家具、旅游等几百个各种经营方式的项目，去年共完成三亿六千多万元的产值，比1979年增长了五倍。
深圳变了！从前来过深圳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不认识深圳了。就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家乡在短短的三年之中会变化得如此之快。
究竟深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没有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在深圳创办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唤醒了沉睡几百年的土地，就象吹过一阵春风，使万物充满一片生机，到处呈现出郁郁葱葱的景象。正如新西兰外长库珀访问深圳之后所说：“特区发展之快，出人意料。中国能创办这样的特区，体现了领导人非常明智。经济特区这一独特的新事物，必将载入中国的发展史册。”
一
然而，今日的深圳，从总体来看，仍然是一个大工地。这个工地从东到西约有50公里。它的最西端蛇口工业区，在2．14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上，初步形成了一个新型现代化的工业海港小城市，但它不过是规划中的10个工业区之一。其余如港仓区、商业区、住宅群、公共建筑等，尚待成片开发。堪称国内最高建筑46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刚刚打好基础工程，横跨深南大道的全长3，000米的立交桥，正在设计之中。这里是开发者的土地。深圳是属于未来的，但并不遥远，开发者们每天都在把蓝图中的设想一个个变成现实。因此，凡是来这个大工地走一走看一看的人，无不惊讶于它的速度。
在深圳，工效普遍比内地提高1．5倍。友谊大厦的施工者广东省四建公司，在广州时，300平方米的面积，每月只能搞两层；在深圳，七天一层，不是最快的。罗湖大厦原定15天一层，现在五六天一层。许多从内地来的施工队伍说，建5栋5层楼房，在内地花上几年时间是司空见惯的。46层大厦的近万米的庞大基础工程，立起来相当于一栋22层的大楼，三个月就完成了。我们问：“在内地要多少时间？”来自湖北的工程负责人说：“至少要八个月。”当年，蛇口的建设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五通一平”（即通航、通水、通电、通车、通电讯和平整土地），使来访的香港总督为之惊奇。他说，在香港也要四五年的时间。
蛇口街头耸立着一幅巨型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以说，这就是特区建设的写照。
在深圳搞建设不是靠国家的大量投资，大多数是与外商合资或者贷款，钱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十分讲求经济效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资金周转快，把钱拿来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先赚了钱再滚雪球式地扩大企业的规模，再赚更多的钱，再去建设更完善或者更高级的项目。西丽湖度假村的建设很有代表性。刚开始时，9个人带领12名工人，打着背包来到这荒山野岭，只有6万元钱，买了30个露营帐篷，10条小船，10部自行车，20个烧烤炉，就开始做生意。从搭草棚卖狗肉到打石头盖房子，三年时间，接待旅游者由每年的8，000增加到21万人次，利润几倍、几十倍地往上翻，由低级度假房发展到山庄别墅、餐厅茶座，包括有跑马场、射击场在内的一整套游艺项目。记者采访时，已经是第三期工程了，正准备修一个国际标准的有高层跳台的游泳池，可以进行国际比赛。这一切都是平地起家的，总共300万元的投资，三年时间在0．9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建设起一个价值3，000万元的依山傍水具有50多栋房舍714张床位的旅游点。
在深圳，没有人包你的生存和发展。你讲效益，你就可能一分钱办五分钱的事，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企业大发展。你不讲效益，那你就将倒霉，工厂倒闭，企业垮台。因此，边建设，边投产，边回收，边扩建，成为深圳建设的普遍现象。许多现在看来华丽的商场、有些名气的工厂，三年前都是搭个棚子就卖货，搞个简易车间就生产。深圳人从寻求经济效益中发展企业的生命力。合资企业友谊餐厅，1980年6月着手搞，7月就营业，当月取得利润，然后逐步扩大。他们采取母鸡下蛋的方式，到现在，由一个800平方米的餐厅发展到山珍野味楼、海鲜楼、蛇餐馆、两个超级市场，共四处八个点，营业面积是原来的六倍，平均每天营业额14万元。这个企业两年零七个月，上缴国家税、利779万元，到1982年底已经收回全部投资。现在，他们要盖一个用电脑和闭路电视管理的28层大楼了。钱不成问题，他们要讨论的是造一个什么样的大厦，是塔式还是板式，以便给深圳市总体建筑群增添新的色彩，也给友谊餐厅竖立一个独特的标志。
二
为什么在深圳能出现这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呢？关键是在体制和制度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可以这样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深圳有一家与外商合办的生产百事可乐的饮乐汽水厂，从谈判到投产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参观这家工厂的上海市外贸部门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上海1，000多万人口，汽水供不应求，早想扩建几个厂，报告打上去，由这个部门转到那个部门，至今还在旅行之中。内地若有特区这样高的效率，什么事都好办多了。”可以想象，如果在深圳也照此办理，绝没有今天的饮乐汽水厂。深圳市长梁湘也说，改革关系到特区的前途和命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深圳的建筑队伍，绝大部分是内地来的。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设备，换了一个地方，工效却能达到内地的250％。答案是什么呢？蛇口工业区到1982年底止，共完成建筑总面积27．8万平方米，全部实行招标的办法。招标者看谁家的价格相宜，质量好，速度快，有信誉，包括你的技术力量是否过硬，你以往承包过的工程总效益是否令人满意。竞争是激烈的。国际商业大厦一开始按内地老办法，分给一家建筑公司施工，要价高达680元一平方米。后来实行招标，八家公司投标，最后由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398元一平方米承包下来，造价降低了42％。这种竞争给深圳这个大工地带来了活力。在友谊大厦工地上，施工队长对记者说：我们的合同工期18个月，按期完工奖励30万元，提前每天奖1万元，拖期每天罚1．5万元。乖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是一支有名的建筑队伍，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等许多著名的建筑，走遍大江南北，拉到深圳来也是兢兢业业的，到工地休息半天，立即开工。当记者问到与在内地施工有何不同时，公司副经理欧贵衡回答说，搞招标制，促使我们要学会经济分析，一切要精打细算，要科学地组织劳动力，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强管理，以保证合同的实现。这里的建筑队伍相当多，竞争激烈，你要是倒了牌子，那你这支队伍在深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在深圳，相当普遍地实行了合同工制，从经理到工人，一律与公司签定合同。企业可以自行招聘，也可以自行解雇。工资和奖金坚决按劳分配，把大锅饭改为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有些部门还实行了职务工资。嘉年印刷公司实行新的劳动工资制度以后，管理人员忠于职守，供销人员主动调查市场，工人生产热情高涨，企业面貌大为改观。正在建设湖心大厦的江苏施工队，工资不封顶，大厦以五天一层的速度上升。
人们说，深圳没有懒人。也许有，少拿钱，不拿钱就是了。但工程工期确实只有提前而没有拖期的，更绝对没有内地常见的“胡子工程”。是不是有人被解雇呢？听说只有一个人，还是从澳门来的。紧张是相当紧张的，但是，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人们是高兴的，这才叫社会主义好。
有人总觉得这里边似乎有点资本主义的味儿，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却很不以为然地说：八小时打毛线，聊天喝茶，打听哪儿能买到便宜东西，难道那就叫社会主义？懒惰者与勤快者一个样，愚蠢者与聪明者一个样，无知识的与有知识的一个样，这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掉这些东西，是一件好事，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还有人总是盯着深圳的高工资，议论纷纭。不错，深圳建筑工人的月工资是相当高的，但是，你没有看到他们流过多少汗！为了赶一项工程，他们每天劳动十分紧张，刮风下雨不停工，节假日不休息。提前工期，降低成本，给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多大的财富！友谊大厦的施工队长说，在广州，一个工人平均年产值8，000元，而在深圳却高达1．3万元。至于一项工程能迅速投产使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还未计算在内。仔细算算这笔账，是很能使那些对改革抱犹豫观望态度的人开一开脑筋的。
我们接触到的经理和厂长，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指出，自主权是办好企业特别是同国际市场联系的企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被人誉为“蛇口方式”的内容之一，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蛇口的经验已在特区推广。记者在友谊餐厅听到两个故事。一件是创办山珍野味楼。去年夏天总经理部研究，认为在闹市搞一处分店将大有可为。他们看中了深圳大戏院对面的一家老店的位置。同时看中这个点的还有一家港商和一家上海企业。在三方激烈竞争中，友谊餐厅的总经理与副总经理一商量，马上以每月1．5万元的租价拍板成交。接着又投资140多万元，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座装修豪华、生意兴隆的山珍野味楼开业了。他们预计到今年6月，便可以还清投资。如果没有自主权，很可能到现在呈批报告还没有批下来哩；或者虽已批下，而那家老店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夺走。另一件事关于价格。1981年友谊餐厅所属商场进了一批衬衣，每件进价外汇券5．8元，零售价8元。但因款式过时积压了400箱。去年决定折价人民币5元一件，仍然滞销。今年他们到街头摆摊，第一天作价3元，马上吸引了许多顾客。第二天价格提为4元，还是非常抢手。第三天再提为5元，结果很快把存货销完。
这样折价出售不是赔钱了吗？一位来深圳参观的河南贸易界人士却说：“你们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河南也有许多积压商品，不知积压多少年了，一些商品都失去了使用价值，单仓库费用就超过了商品现有的价值，说来叫人痛心。”
是的，深圳正在改革。虽然他们称之为“初步改革”，但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我们到蛇口的那一天，正巧赶上工业区管委会在各部门经理以上干部中宣布新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的诞生，也是一个改革，是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用民主的方式，在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无记名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党委书记袁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我们想搞个改革试点，今后每半年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全体职工对管委会有过半数不信任者，管委会就得改选；个人有过半数不信任者，他就得下台，重新改选。”
“那就打破了论资排辈，终身制也不存在了。”
“这样做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作风和干部的结构。”
“你个人有何感想？”
袁庚说：“中国是到了有一批新人出来创造新局面的时候了。我希望他们被大家说干得好，后来居上！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迎接这个日子的到来。”
蛇口工业区有干部500多人，主要是自由招聘来的。这是人事制度的一个改革。也不容易。1980年，他们就提出，非专业人员、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和一般行政人员一律停止调入。前年他们又从广州、武汉、北京直接招考，但录取的尖子所属的单位不放。袁庚曾对考生说：“你们敢不敢跟你们党委书记说，‘敝人不干了，辞职了，我要到蛇口去！’”“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组织关系、住房、饭票怎么办？”袁说：“我给你包了，组织关系我们负责给你接上。”话虽如此说，敢这样尝试的，寥寥无几。人才如何流动，仍然是改革中的一个课题。但是蛇口毕竟走了第一步。
三
一位外宾在离开深圳之前曾经感动地说：“参加特区建设的人们，一定有着振奋人心的经历。”是的，他们是一代开拓者，艰苦创业的人，改革的先驱。
我们想向读者介绍几位深圳的企业家。看上去他们身着西装，颇有一点香港老板的气度，实际上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是创办特区以来才崭露头角的。旅游公司副经理张秀明，是开发西丽湖的带头人。他从前只搞过电影队、文化馆，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更没有搞过建设。友谊餐厅副总经理邹洪，今年三十岁，女民兵出身，接手办企业时对经商一无所知。只有三十八岁的林光舜算是个行家，办过肥皂厂、塑料厂，但真正一鸣惊人的还是他最近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家乐床具家私厂。这个厂经过激烈竞争，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家乐牌高级床褥在香港的销售量，已占世界各国同类产品总销售额的首位。三年前，他们名不见经传，现在都是省市先进单位的经理，深圳的名人。是开放政策给他们创造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使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
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思想解放，勇于实践，有股子闯劲。西丽湖开发之初，曾经几乎被迫下马；邹洪几次险些被摘掉乌纱帽；林光舜背后也有许多流言蜚语。他们在市委的支持下顶住各种压力，不屈不挠地埋头苦干下去。张秀明说得好：“用人不疑。对不对要看实践，看效益。不能要求一笔写成历史。一项事业在开创之中，应该允许有些毛病，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要开创一个新局面，总是要冒一点风险的。谁能保证就一定取得成功呢？蛇口的袁庚曾对耀邦同志讲过商鞅、王安石和康有为，他说：“历史上搞改革的都没有好下场。现在我们搞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为了四化大业，我们值得冒这个险。”耀邦同志深表赞同地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和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领导者是带头号召、督促下面去改，和过去根本不同嘛！”袁庚当年顶着强大的压力开拓蛇口，没有这股闯劲也就没有今天中外瞩目的“蛇口方式”！
作为一个新型的企业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周旋，若想事业获得成功，需要有预见，有主见，有创见。林光舜在“家乐”厂创建之初，就研究市场预测，他认为，家具的生产必然发展为家具配套，并且独自成为一个系列。在他看来，来料加工不是目的，不过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机会。重点在武装自己，有自己的产品和产供销一条龙，也就是说，要自己掌握生产的主动权。当我们和张秀明谈起引进外资时，他说：“开发特区，引进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仍然要以我为主，不能单纯依赖外资。外来技术也不是完整无缺的。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办事。”在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中，都大胆地实行了各种改革，既从实际出发，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中成功的经验，有见识，有魄力，敢拍板，敢于破除妨碍生产效率的一切阻力。这是他们的事业得以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他们都是每投下一分钱就开始考虑怎样回收的人。他们在实践中练出了同外商打交道、同国际市场打交道的本领。他们懂得，与外商合作必须平等互利，那种怕外商不投资、投了资又怕人家赚了钱的小农思想，是办不了合资企业的。“家乐”厂投产三年，纯利润从19万元增到34万元，不久前合作客商主动要求延长合同八年。他在香港对新闻记者说，他对合作充满信心，计划增加更多的投资，引进更先进的设备，把家乐厂办成东南亚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家具厂。我们曾经问林光舜：“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使这一项事业立足于天下，为国争光。”
有人以为，在特区似乎躺在沙发上，天棚就能掉下馅饼来；似乎只要引进外资，地上就能长出楼房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蛇口响起第一声开山炮时，创业者们都住在滩头仅有的一座蚝民小房中，没有水吃。开发者们，边防支队的战士们，建筑工人们，都在草棚、帐棚、临时工棚中度过了艰辛的岁月。我们在采访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特区的人们工作十分紧张忙碌，约一个人谈话很不容易。找一位总工程师，约了三次才挤出时间来。第一次访问林光舜时，只谈了一刻钟，他就提上皮包上杭州出差了。没有一次采访是不被主人的各种繁忙事务所打断的。同邹洪谈了不到半小时，隔壁房间等她去确定大厦方案了。在西丽湖，经理是被我们从床上拉起来的。清明期间，旅游者甚众，他和服务员一样，凌晨三点才睡觉，眼睛都熬红了。我们去拜访深圳特区报，编辑部除了一名总编室秘书之外，全都外出采访去了。在深圳，有多少人每天忙于接待大批来访者、旅游者；忙于作生意，谈判，订合同；忙于审定技术方案，规划蓝图，作出决策。而更多的人则忙于建设——结构工程，装修内部，修桥铺路。深圳出现的这个崭新局面，正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四
还有人很关注深圳的社会风尚。
说社会风尚，往往青年人首当其冲。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深圳青年怎么样了呢？团市委书记简灼南有一种看法，他说：“开放政策促使人们思考，它帮助整个一代青年人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深圳的电视一打开就是香港的，开放之初，青年争相观看，据说电影院晚场卖不出票去。但是看了几个月之后，青年们兴趣索然，觉得并没有多大意思。中国闭关锁国太久了，青年人有好奇心不足为怪。你越是封闭，越要生出一批“探险家”来。要让人们比较和鉴别，在比较和鉴别中，马克思主义才显出它的威力。现在，青年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社会主义就是好，但是也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许有人对这个结论仍然不满意，但是，比起绝对化的观点来，总是一大进步。从前，大批青年外流香港，动用专政工具也未能有效制止；现在，家乡搞建设了，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相当数量的外流青年又回来了。边境开放了，农村青年每天到港澳去卖花、卖鱼、卖菜，没听说有一个留在港澳不回来的。在深圳，一切友谊商店、豪华宾馆、著名酒家都可以自由进出，任你参观，选购，住宿，就餐。人们思想中一点也没有觉得那些地方有什么神圣。在街上，绝对没有如同内地围观外宾的现象，他们自己穿著打扮也很“洋”，何必去围观别人呢！现在深圳流传着四句话，叫作“边境安宁，人心稳定，思想开朗，生活富裕”，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来深圳调查研究之后说：人们传说深圳如何如何，没想到社会风气竟这样好。
深圳青年主要想些什么呢？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变之后，现在的深圳青年主要是想发展自己。在深圳，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鞭策青年们努力上进。合同制、浮动工资、考核招聘等劳动工资制度所带来的人才竞争，也促使青年要尽快提高和发展自己，要有一技之长。因此，在青年中正逐步形成一种学技术、学外语、学文化的热潮。发奋图强者大有人在。工会、工厂、企业也很重视智力开发，办起了各种业余教育，帮助青年成长。光明华侨电子厂经过培训，已有400多名文化较低的青年工人成为厂里的技术力量。爱华电子厂有个十九岁的团支部书记张国华，人们说他有三个“特别”，一是求知欲特别旺盛，二是特别舍得花钱买书，三是特别爱惜时间。今年1月，广东省外文书店与深圳市新华书店联合举办中外文图书展销，参观选购者逾3万人次，大多数是青年人，最畅销的书籍是英汉对照读物、外语工具书和科技资料。
深圳工人工资高一些，花起钱来慷慨一些，是有的。儿子赚钱多，老子向儿子借钱的事，也屡见不鲜。但是，深圳青年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去年，一名青年司机在车座中发现港客掉下一万港币，当即送还。你要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我们在深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外地窜来作案的小偷，被一群青年人追赶，他灵机一动，把偷来的1，000元港币漫天撒去，妄图借机脱身。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之所动，小偷被捉到，1，000元港币如数拾回，分文不少。深圳青年如同全国青年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在他们手里不仅建设起高楼大厦，也同时绽放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花朵。
深圳特区是一个新事物。三年之中，它在机构体制、生产关系、科学技术、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一场急剧的变化。现在，它还在发展之中，不可能十全十美，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毛病。这也很正常。每天有一大批人到深圳来研究它的改革，考察它的变化。评价不会完全一致的，但绝大多数人从中得到了启发，则是可以肯定的。而深圳，将满怀信心地勇敢地走它自己开拓出来的道路，这道路正一天比一天宽阔。（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