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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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布置有检查
本报讯 记者颜世贵、孙健报道:去年7月,江苏省委针对知识分子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决定为知识分子办十件好事。最近,江苏省对此作了一次检查,结果表明,“许愿”的十件事,正在一件件落实。
去年,全省吸收5,000多名知识分子入党,占发展党员总数的20%,是历年来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最多的一年;5,000多名中青年知识分子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其中厅局级97名,县处级490名;给600多名高龄专家、教授配备了助手,1,764名用非所学的技术人员实现了专业归口;知识分子就医、阅读文件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
在这同时,8,000多户知识分子的住房得到了调整。各单位还按照有关规定,抓紧办理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农村家属迁城的审批工作。去年下半年以来,已有1,800多名中级知识分子的农村家属迁入城镇。一些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积极办好食堂,扩大托儿所,增设各类生活服务点,解决知识分子实际困难。南京大学把全校360多名教职工子女组织起来,成立劳动服务公司,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解决了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江苏省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单位对这项工作还抓得不紧,许多应当解决且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一些“左”的影响还没有很好地清除。现在,省委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检查督促有关单位,切实做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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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步履艰难
——写在湖南大学两教授来信发表两个月后
本报记者 毕传永 吴兴华
《光明日报》发表记者来信,本报发表石任球教授、彭肇藩副教授来信,反映湖南大学知识分子政策远未落实,至今两个多月了。两个月后湖大有什么变化?这里报道一点记者最近的见闻。
沉闷的局面冲开了
教师们高兴地告诉记者:尽管学校的问题这次能不能根本解决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两封来信的发表如同一声春雷,把湖大沉闷的局面打破了。多年来捂着的问题这下子被捅开了。仅此一点,大家就感到庆幸。因为湖大的知识分子虽一再要求落实政策,过去校方领导却一直充耳不闻,不予理睬。现在把问题捅开了,真不容易啊!
去年7月,湖大有一个《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报告》,代表了一个时期以来学校领导对该校落实政策状况所作的估价。就在这个报告写成之前不久,民盟湖南省委去该校调查了存在的问题,《光明日报》披露了该校一起“署名事件”,反映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被人侵占。尽管如此,那份报告还是把湖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说得满而又满。报告完全无视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彻底平反的事实,说“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问题”。报告还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总之,执行政策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知识分子的呼声还是要反映出来的。去年8月,湖南省政协派出调查组,去湖大听取了100多位教师和有关各级负责人的意见,于9月28日写出了一份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反映由于各项政策不落实造成很多知识分子心情不舒畅,政治上、生活上有后顾之忧,积极性受到压抑,想离校的甚多等情况,直接批评了当时的党委书记张健的许多错误言行。这份调查报告引起省委重视。毛致用同志批示:“针对存在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切实加以解决。”焦林义同志批示:“请省文教办、教育厅共同派人前去就所反映的问题认真检查解决。”奇怪的是,由省文教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德隆同志带领的调查组,背离上述精神,不是去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对省政协的调查报告进行反调查。他们对那份报告逐条逐项地批驳、否定,说“这是欠妥的”,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连行文的结构、段落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形式。这份长达29页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学校存在什么问题,结论自然是:湖大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真是好上加好,这就把那里的问题封得更加严实了。
了解了这些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湖大的知识分子一听到揭露本校问题的来信发表,就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兴奋心情。沉闷的局面终于冲开了。现在,人们看到的问题,远比来信中揭露的要严重得多。没有彻底平反的冤假错案,不知超过信中所列举的几多倍。有的案件,申诉人写信八十余封,登门一次又一次,一直不得解决。不少案件留的尾巴非常离奇。据初步摸底,这次要求学校复查和落实政策的,达995人之多。这样,直到来信发表前不久还在党委副书记嘴里炫耀的、用以堵人之口的“我们学校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进单位”的假象,就被事实完全揭破了。
担心的情绪在增长
两个月来,在中共湖南省委和机械工业部的督促下,学校党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工作:党委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下设由十多人组成的办公室,着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先后举办了副处级以上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学习班,学习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大家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无线电教研室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兼教研室试验室主任龚宪章同志不该在别人著作上署名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他长期压制、打击教师又拒不认错、改错作了组织处理,宣布他不宜担任教研室的领导职务;召开了两次全校性的大会,为一些政治上蒙受冤屈的教师和已毕业的学生平反或“割尾巴”。
记者发现,尽管所做的工作可以数出这么多,各方面的评价却并不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工作的进展并不满意。教师们认为,两个多月过去了,学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真正解决的问题还太少。不错,开过两次平反大会。但从宣布的事件看,属于这次新处理的问题虽有几件但多数是过去早已宣布过了、解决了的问题,这次仅不过放到一起再来宣布一下。而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不只是解决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这一项,还有许多近年来受到打击、压制的事件也迫切需要解决。例如机械系热处理教研室讲师易文质,1979年经长沙机械工程学会同意,与校外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合编了一本《考工复习题解》,由该学会出函,在《长沙晚报》印刷厂印刷,交待业青年销售。1980年4月,这本书被定为非法印刷品,书被没收,易老师也被说成“投机倒把”、“经济不清”、“牟取暴利”(其实他并未得到一分钱)的人。这件事的功过是非并不难澄清,可是至今没有解决,他还背着沉重的包袱。至于一些相当负责的干部,犯有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错误,也还没有触及。
两个月来,校党委一直说要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口号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实际的收效却很有限。从记者接触到的情况看,并没有哪个受“左”的思想影响严重的人作出了深刻的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校领导也同意这个估价,只是说:“这是很自然的。”相反,抵制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奇谈怪论,却听到不少。一些明显的错误言论,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
记者着重了解了学校抓的三个重点教研室之一——铸造教研室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从3月23日到30日,他们开了8个半天的会。校系两级有七、八位同志前去听会。党委副书记、总支书记在会上除不断指出发言不要过激外,都没有用自己深刻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自我批评去引导大家。会议开成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论战,结果,并没有真正达到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分清是非,增强团结的目的。党委副书记最后不得不说:“开了几天会,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这样散会了。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教师在两封来信刚刚发表时的那种兴奋情绪也就逐渐低落下来。担心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会不会走一下过场了事的心情越来越重,疑虑也重新增多。有的教师昨天向记者讲了自己的遭遇,今天声明一律作废。
关键的一步没有走
湖南大学这一段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为什么效果这么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左”的思想严重,以致影响到政策未能很好落实的负责同志,没有参加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行列中来。
例如刚刚离休不久的前任党委书记张健同志,不但长期在湖大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负有领导责任,而且据众多的群众反映,他对待知识分子就有过不少的错误言行。他虽然离开了湖大的领导岗位,但他的思想作风在干部中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消除。他现在站在一旁散布不满情绪,说什么省政协的调查有“政治阴谋”。在湖大的问题已经这么明朗了的情况下,他居然还说这样的话。所以,许多教师、职工认为,请他站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行列中来,不仅对弄清过去多年的问题有必要,而且对推动当前工作有必要。
又例如,长期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李梅林同志,他的一些想法做法同大批冤假错案得不到彻底平反,是很有些关系的。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没有听到他作出象样的自我批评。不仅如此,当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讲到,有一大笔应当用于落实政策的款子被学校挪用了时,他还责问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省委书记焦林义同志在两封来信发表的第五天,即2月28日,就指出党委要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应当说,清理领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影响,是全校清“左”的关键性的一步。可惜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一步并没有走。现在,湖大许多教师、职工对这两个月的进展不满意,意见主要也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有的基层的同志说:我们是“生产队长”,都听上面的,光叫我们清“左”,赔情道歉,我们想不通。确实,党委自己不清理,只叫下面去清理,实难奏效。现在湖大的党委会,是去年11月底选出的。他们有一个想法:造成湖大这么多问题的,是上一届党委,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只要在我们手里把政策落实好就行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行不通。这样把上届党委和本届党委分成毫不相干的两段是很难的。何况新党委成员中,除书记是刚刚调来的以外,其余都是原在校系两级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其中有的也干了不少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事。他们接任已有五个多月,两封来信发表也有两个多月。他们怎么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最后再讲几句湖大知识分子想说的话:那位主持写了反调查报告的省文教办的负责同志,如果在湖大党委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时,也能前去助一臂之力,作点自我批评,对湖大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人们希望湖南大学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中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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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如此目无法纪 突击拆毁明秦王府城门盖宿舍大楼
本报讯 西安的新城,是明初兴建的秦王府城垣,也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的地方,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新城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指挥中心。解放后,驻在这里的陕西省政府陆续将城墙拆除建楼,后仅存北门一处。这是西安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古建筑。今年4月中旬,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不顾专家和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不听中央领导的劝阻,不理睬社会舆论,蔑视国家文物保护法,突然下令拆毁这座六百多年前的古建筑,准备在这里盖省政府机关宿舍大楼。目前,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去年12月,省政府机关基建部门就动手挖城门东边土墙,省、市文物部门当即表示强烈反对,严肃说明这座古建筑作为历史文物的保存价值,《陕西日报》也在去年12月26日刊登文章,呼吁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拆除工作虽暂时停止,省政府有关部门仍持不同意见,先后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写报告,认为新城没有多大保存价值,坚持要继续拆除。今年1月,此事反映到党中央,中央负责同志立即明确指示:“如反映情况属实,请立即停止”。但省政府有关部门在4月中旬突然派出十几台汽车、推土机、挖土机,每天从早上六七点钟一直干到深夜12点,加速拆毁古建筑。拆除中,在墙内发现很有价值的《陕西新城记》碑石一块,记载了新城形成、演变的情况,他们不及时向省文物部门报告。省文物局负责人于4月26日找省政府领导人,指出拆除北门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要求立即停工,该领导同志不作明确答复,拆除工程照常进行。
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错误做法引起陕西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著名考古学家、原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说:如果这样的文物古迹在我们手里破坏,这是有负于自己的祖先和子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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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上图为4月21日北门外景,左上方为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指挥中心——新城大楼。
左下图为4月27日北门拆墙现场。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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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余

对这样的事该怎么办?
党有党规,国有国法。任何一级政府机关,都应该模范地维护、执行法纪。在文物保护法颁布半年之后,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竟不顾群众反对、专家呼吁和中央领导的制止,突击拆除了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西安明秦王府城垣北门。这真是一桩奇闻!
毁坏文物之事,近来时有所闻,有许多都作了处理。颐和园对在文物古迹上刻划留名的人,采取拍摄字迹,追踪罚款的办法;北京密云县禁止拆毁长城,严令谁拆的谁修,再拆的法办。这些都是追究破坏文物的个人的责任。现在竟然出了一级政府机关违法破坏古迹的事,对他们该怎么办?
据悉,陕西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弄成这个样子,就拆完算了。群众会问:对这种执法犯法的行为,能轻易“算了”吗?
·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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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孔子彩塑复原工程动工
本报讯 曲阜孔庙内孔子大型彩塑脱胎像复原工程已于今年1月开始动工,预计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孔子和“四圣”、“十二哲”17尊彩塑脱胎像将重新端坐在金碧辉煌的孔庙大成殿内。孔庙、孔府、孔林这“三孔”古迹的修复工程,已将所有殿、堂、楼、阁、庑、亭等古建筑恢复原貌。
曹兴民 宫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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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成立“首都青年自学咨询站”
本报讯 北京市“首都青年自学咨询站”于5月4日成立,下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成立大会。
为了解决一些自学青年求师无门的问题,北京市青联、北京市学联、北京青年报联合成立了“首都青年自学咨询站”。他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院校签订合同,聘请这些单位派人轮流进行专业技术辅导。
黄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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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进文艺界会员为少儿义演
本报讯 5月5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文艺界会员为募集少年儿童福利基金,在北京三里屯礼堂举行了首场义演。张权、李光羲、苏凤娟等会员及常宝华、常贵田等首都知名演员演出了声乐、曲艺、京剧等节目。6日晚他们还将在首钢进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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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嫩江地区推广氨化麦秸研究成果
本报讯 黑龙江省嫩江地区采用氨化麦秸代替牲畜饲草,解决饲草不足问题。自去年以来,已有5个国营畜牧场、276个生产队、39个养畜专业户采取这种办法,已经取得明显经济效果。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点小麦产区之一。过去,大量麦秸多用作燃料,牲畜饲草在许多地方却很缺乏。1981年,省畜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礼先、张庆祥与基层畜牧科技人员发现,麦秸经过氨化以后,质地变得柔软,产生一种糊香味,牲畜十分爱吃,采食量要比一般喂养提高20%左右。据化验,麦秸经氨化,蛋白质含量可提高41.7%,高于优良饲料谷草。氨化麦秸,方法简便易行,成本低。只要在一定气温下,在地上挖个锅底坑,用塑料薄膜铺在坑底和四周,将铡短的麦秸堆放坑内,每百斤注入15%浓度的氨水12斤,密封5至7天,开封后放净氨气即可喂牲畜。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张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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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全面展开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5月4日电 (记者瞿麟)第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5个项目的比赛全面展开。中国男选手韩健、栾劲、陈昌杰和女选手张爱玲、李玲蔚、韩爱萍在男、女单打第二轮比赛中均顺利过关,进入前16名。
女子单打第二轮比赛接连爆出冷门。印度选手阿·吉亚以2∶1击败1981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女单冠军、南朝鲜的黄善爱。第五号种子、丹麦老将科彭被南朝鲜的金练子以2∶1淘汰。第四号种子、中国的郑煜鲤在同丹麦的拉尔森比赛中,以1∶2失利。
男子双打比赛,中国选手蒋国良和何尚全、孙志安和姚喜明进入了前16名。女子双打,中国两对选手林瑛和吴迪西、吴健秋和徐蓉均因轮空而直接进入第二轮。混合双打,中国两对选手田秉义和韩爱萍、蒋国良和林瑛,分别以2∶1和2∶0战胜对手,进入前1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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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乒坛友谊花常开
十八个世界冠军的合影
你好!你好!——5月4日上午,代代木体育馆传来一片热闹的问候之声,这是中日两国老乒乓球运动员的“妈妈队”利用比赛间隙相聚了。她们在一起重叙旧情,谈笑风生,还“重操旧业”,有的拿着五十年代的木板胶皮拍,有的拿着现代的海绵球拍,象当年一样,开始了“紧张”的比赛。邱钟惠有力的推挡;关正子凶狠的抽杀;林慧卿稳健的削球;栗本(松崎)君代漂亮的弧圈,把人们带到美好的回忆之中。
最后有人提议,所有拿过世界冠军的“妈妈”在一起合影,记者们一数,整整18个人,不得不换上广角镜头。
“我比他早去一年”
在三十七届世乒赛的比赛场地和旅馆里,一位鬓发斑白、身穿一身铜色西装的老太太十分引人注意,她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周恩来总理和她握手的照片徽章。
她叫纽博格,是美国1956年全国混合双打冠军。1971年她到过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她对中国记者说:“我热爱乒乓球运动,是乒乓球使我们成为朋友。尼克松是1972年到北京的,我比他还早到北京一年呢!”
外国队里的中国教练
参加世乒赛的各队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着外国队服的中国教练,如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张立、梁戈亮,在意大利队的黄亮、吴小明,在加拿大队的苏国熙,在北也门队的王俊,在尼日利亚队的吴宗法等等。这些教练都是应邀帮助各国训练运动员的。他们说,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是中国运动员应尽的义务。
本报记者 吴骅 孙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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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乒赛单项比赛揭开战幕
本报东京5月5日专电 第37届世乒赛经过一天的休息后,各国健儿又挥拍上阵,在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今天进行的是各项预选赛,所有中国选手都没有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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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足球队即将开始集训
本报讯 记者汪大昭报道:国家足球队教练曾雪麟说,参加集训的18名国家队队员将于5月8日来京报到,并尽快投入训练。5月5日下午,记者在国家足球队训练场,观看了先期报到的左树声等部分队员的训练。曾雪麟对记者说:“训练工作一开始,肯定要碰到不少困难,我希望能够尽快熟悉队员们的技术和思想状况,和大家共同努力,搞好集训。”
国家集训队的队员,有来自广东队的5名:池明华、谢志雄、黄德保、古广明、杨宁,解放军队4名:李富胜、黄向东、盛柏华、朱波,上海队3名:郑彦、王纲、秦国荣,天津队2名:左树声、吕洪祥,北京队沈祥福,山东队王东宁,湖北队林强和广州队冼惠梁。全队平均年龄23岁,平均身高1.77米。另外,替补队员有辽宁队林乐丰、高升、李华筠,广东队吴育华、蔡锦标,解放军队李洪武、贾秀全,天津队陈金刚、李纪明,广州队赵达裕、麦超,广西队王峰,北京队李辉,山东队刘成德,上海队柳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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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篮球预赛形势逐渐明朗
本报讯 全运会男、女篮球预赛目前赛程已过半,形势逐渐明朗。据有关人士分析:上海赛区,男子组,广东和江苏队四战四胜,出线问题不大,广西队出线希望也较大。女子组,解放军和山东队保持不败,出线在望,另一名额很可能是黑龙江队。济南赛区,北京男、女队和上海男队连战连捷,出线希望最大,另三个名额将在湖北、陕西男队和四川、安徽、上海女队中产生。天津赛区,实力雄厚的解放军男队以及辽宁、吉林女队在前几轮比赛中,占有明显优势。此外,吉林男队三战三胜也可望出线。黑龙江和甘肃男队,广东和陕西女队将全力争夺另两个名额。武汉赛区,男子组比较微妙,四川、辽宁、山东、河北四个队积分相差不多,四川和山东队形势较好。女子组,江苏队积分领先,湖北、河南和广西三队还有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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