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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怎样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的宣教工作？
通县的经验是：切实抓好报刊发行到户工作，普遍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广泛开展“五好家庭”活动。
李云福
农村普遍实行责任制后，如何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北京市通县县委对这个问题抓得较早、较好，为农业体制改革后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经验。
今天的北京郊区农民已基本上摆脱没文化、不能读报的状况，一般家庭都有了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渴望学文化，学科技知识，丰富精神生活。广大农民初步摆脱贫困局面，也有了订阅报刊的经济条件。再加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再采取经常开会作宣传的方法，已不适应。因此，及时地把报刊送到户，帮助社员学报用报，已成为新形势下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县委认真分析了上述情况，切实抓好报刊发行工作。据1982年年底统计，全县共订阅各种报刊20．66万份，其中《北京日报》郊区版5．27万份，比1981年增4．34万份。这些报刊66％是社员户自费和半自费订的。全县农村平均每两户订阅一份报纸。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读报、用报，提高了思想觉悟，加深了对党的各项政策的理解。例如宋庄大队二队队长王福生，开始对实行专业承包思想不通，通过学习报上刊登的有关报道和文章，思想开了窍，带头实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
在通县广大农村，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的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57．1％。党员开展联系户活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向联系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决议；了解联系户的思想、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听取联系户的意见和要求，努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联系户在生产取得成绩，思想作风上的优点，及时给予表扬鼓励；联系户与他人发生了矛盾、纠纷，立即帮助调解。当前，党员重点帮助联系户搞好生产责任制，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五好家庭”活动。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曾经有些党员认为只要生产好，多拿报酬，就是好党员。甚至有的说：“有了责任田，干部变社员，党员也轻闲”，一头埋在责任田里，其他事情很少过问。在开展党员联系户活动后，人人有任务，个个有事做，调动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召里大队党员张宽，看到联系户太忙，顾不上自留地的活茬儿，就主动把联系户自留地的玉米苗给间了。有的妇女党员，承担联系鳏寡孤独户。她们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拆洗被褥，缝补衣裳，打扫卫生，料理家务。群众称赞说：党员同志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成了群众的贴心人，咱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去年，通县农村年终评比出“五好家庭”22，412户，占社员总户数的20％。
“五好家庭”的条件是：（一）家庭和睦、敬待老人好；（二）遵纪守法好；（三）计划生育好；（四）环境卫生好；（五）团结互助好。通过“五好家庭”活动，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牛堡屯公社高营大队社员陈瑞珍，过去常同婆婆对打对骂，妇代会干部向她做工作，她说：“你们管不了我家的事，有老太婆没我，有我没她，我跟她干定了！”公社妇联放映电影《喜盈门》，号召开展学水莲树新风活动后，妇代会干部不厌其烦地找她谈心，组织座谈讨论，让陈瑞珍谈观后感。她的思想受到了触动，她说：“电影里的强英是太可恨了，联想到自己，以前对婆婆的态度确实太蛮横，婆婆四十多岁守寡，二十多年来，拉扯几个孩子过日子实在不容易。我下决心要学水莲，不学强英。”如今陈瑞珍确实变了，她主动给婆婆买了件的确良上衣，过节时买了猪肉、羊肉给婆婆送去；有好吃的就把婆婆接过来，负担婆婆的口粮钱，还每月给些零花钱。婆婆见人就说：“我们小兵（陈瑞珍的小孩）妈，可是大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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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发展渔业潜力很大
这里渔业生产落后的原因是：多年来以粮挤渔，使水域面积缩小；重捕轻养，致使一些鱼类资源渐趋枯竭；管理体制混乱，影响职工生产积极性。
本报通讯员 任思霖 本报记者 翟启运 高 粮
“吃鱼难”，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带有普遍性，北方地区更为突出。但不少地方渔业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据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了解，这里发展渔业生产的潜力就很大。
内蒙古的水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水面约为1，300万亩，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第10位，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居第三位。可养鱼水面达775万亩，比素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还多255万亩。全国人均占有淡水水面0．078亩，而内蒙古人均占有却达到0．43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5．5倍。
适合内蒙古地区养殖的鱼类品种颇多，有本地产的鲤、鲫、华子、小白鱼，珍贵的细鳞鱼、哲罗鱼、元鱼，秀丽的白虾，还有从外地引进的青、草、鲢、鳙、鳊、鲂等二三十种良种鱼。这些鱼在内蒙古地区都能很好地繁殖、发育和生长。
内蒙古地区天气寒冷，冬季结冰期长，对鱼类的生长有一定影响，但是，这里日照时间长，饵料生物丰富，繁殖快，鱼的生长速度并不慢。例如岱海的草鱼，平均每年可长7斤，哈素海的草鱼，每年可长4至5斤，鲢鱼两年可长到3斤以上。
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渔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单产很低，总产不稳，逐年下降，与其丰富的水域资源极不相称。以1980年为例，全区鱼的总产量为9，669．9吨，仅为1961年总产量的35％，平均亩产2．5斤，仅为全国平均亩产的十分之一。湖南省可养鱼水面只有520万亩，产量却达到了13．88万吨，平均亩产达70斤，等于内蒙古的25倍左右。
造成内蒙古渔业生产单产低、总产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则是多年来片面强调单一抓粮，以粮挤渔，围湖造田，抽水浇地，使水域面积大大缩小。据统计，达赉湖由原来的340万亩缩小到280万亩；乌梁素海从原来的120万亩缩小到40万亩。其它湖、沼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养鱼靠水，水面缩小，水位降低，必然使鱼产量下降。
重捕轻养，甚至只捕不养是鱼产量大幅度下降的又一原因。在产卵期，有些鱼要游到湖的上下河道去产卵，有些人竟不顾国家关于不准捕捞产卵鱼的规定，专门趁产卵期去捕捞，致使一些鱼类资源渐趋枯竭。阿巴嘎旗查干诺尔，过去年产鱼500吨以上，近些年因为乱捕，破坏了生态平衡，处于停产状态。许多地方还存在偷鱼、抢鱼、炸鱼、毒鱼，严重影响着渔业生产的发展。
管理体制混乱，责任不明确，也是渔业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渔业单位分别隶属于农牧、水利、供销、商业、二轻等许多部门领导，形成谁也想管，谁也不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全区从事渔业生产的专业和兼业劳力只有1，233人，平均每个职工（包括行政干部、科技人员）要负担6，000多亩水面的生产任务。湖南省可养水面虽然没有内蒙古大，却有职工93，600多人。可见，内蒙古发展渔业生产不仅大有可为，也是一个广阔的就业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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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鸡窝”与“鱼窝”
大江
在农村，几乎每个农家都有鸡窝，靠家里的辅助劳力，打些鸡饲料，撒把粮食，顺便照应照应，一年四季就有蛋可吃；逢年过节或者亲朋挚友登门，还可宰上一两只；家里缺零花钱，或蛋或鸡带往供销社、集市上出售，手头就会宽裕些。养鸡，给农民带来不少好处，又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副食品，因此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
养鱼与养鸡有某些共同之处。在那些有养鱼条件的地方，农家能否搞个类似“鸡窝”那样的“鱼窝”呢？广东省高州、信宜、阳春等县和广州市郊三元里公社的农民，因地制宜地在家门口、院子里建造几平方米、十多平方米大的鱼塘（当地叫“凼仔”），采用流水、密养等方法养鱼，有些户亩产达一万斤以上。其中高州县东岸公社岭山大队社员吴德瑞，用面积4．75平方米、水深0．9米的水泥池，饲养一种比较名贵的淡水鱼——塘虱，五个半月净收成鱼169．7斤，折合亩产23，793斤。这些地方的农民总结搞“鱼窝”的好处是：“有鱼吃，有鱼卖，访亲看友有鱼带。”
目前不少地方存在“吃鱼难”的问题，城镇水产品的供应主要靠国营和集体渔业来承担。如果一切有养鱼条件的地方，象高州等地那样，鼓励农民积极发展“鱼窝”，这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更多农户养起鱼来，就可以增加鱼产品的来源，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矛盾。农民家里有了“鸡窝”，再增添个“鱼窝”，不是又多了一项劳动致富的门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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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他们需要真正的支持
农村专业户呼吁有关领导机关要注重实效，改进工作方法，少开表彰大会，严禁滥发奖品
贾河泽 贾圪堆
目前，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专业户，宛如烂漫的山花盛开在农村大地。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其中贡献大、收入高的先进分子给予适当的表彰和奖励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层层开表彰会，级级发物资奖，已形成一股“风”。有的专业户一年要先后参加各级表彰会三至五次，得各种收音机四五台之多，自己用不着，就送亲友，甚至出卖。一些专业户说：现在的表彰会，大都是一报告，二发奖，误工不少，解决具体问题不多，搞得我们快成了脱产户。我们需要的不是参加这个会，那个会，也不是这种机，那种机。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请听几个专业户的呼声：一个养猪专业户说：今年春上，我一下子死了29头仔猪、两头肥猪，损失500多元，心里害了怕，不敢再发展。如果有个兽医能和我订个保险合同，那该有多好哩！一个养鸡专业户说，我养着300多只优种鸡，为搞科学配方，我这样一个农村妇女要经常跑沁县，下河南，千方百计托人到上海购买，忙得团团转。如果有个单位能专门提供配合饲料，我可以养到1，000只以上。
这些呼声表明，如何为专业户的生产搭好桥，铺好路，当好“红娘”，是件大事。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一定要注重实效，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少开表彰大会，严禁滥发奖品；扎扎实实帮助专业户搞好产前产后的各项服务工作，解决诸如信息、资金、技术、饲料、推销等方面的具体困难。这才是广大专业户的真正需要，也才是我们对他们的真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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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鱼塘 大收获
地处山区的江西省永丰县沙洒公社农民，几乎家家挖了小鱼塘。省坑生产队10户人家，就挖掘了12口，第一年户均捞鱼40多斤。沙洒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文高，最先学会了繁殖鱼苗，一年出售鱼苗收入500多元。现在，全社养鱼面积比前年扩大了一倍多。
郭庆亮 郭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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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为了祖国的荣誉
——记“铁丰18号”优良大豆品种的培育者
李春乐 李 信
4月的北京，正是桃花初绽，柳芽吐翠的阳春时节。7日上午，国家科委2楼71号会议室里，洒满了春光。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的十几名专家、教授，经过几番严肃认真的审议之后，正酝酿着对这次获国家三十九项科研成果发明奖中唯一的一项一等奖——“铁丰18号”优良大豆品种，发表自己最后一次结论性意见。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静听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的答辩。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十几名专家、教授，得出了一致结论：“铁丰18号”具有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好的优点，是国内近十年来培育并大面积推广的一个最优良的春播大豆品种，在国际上也跨入了优良大豆品种行列。
作为“铁丰18号”的培育者之一，辽宁省铁岭地区农科所副所长、中年农艺师单维奎，在刚才的答辩中还是那样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当他听到“铁丰18号”获得发明一等奖后，却激动得两眼湿润了。此时此刻，他怎能忘记二十年来和自己一起奋战的大豆育种组的同志啊！
如果把“铁丰18号”培育过程比作一场接力赛的话，那么，参加这场接力赛的还有杨柏玉、王国栋、葛佩清等同志。
这场接力赛是从1964年开始的。回顾这场接力赛的起因，还得从我国大豆生产在国际上的地位说起。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在历史上，大豆的产量和出口量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可是，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从领先地位退了下来，退到了美国后面，又退到了巴西后面……这样一步步的后退，对于大豆故乡的铁岭地区农科所的农业科技人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呢！当时，从事大豆研究多年的原东北农业大学早期毕业的农艺师王国栋（现为高级农艺师）同单维奎、崔香等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立志研制出一种赶超世界水平的优良大豆品种，为发展我国的大豆生产贡献力量。
第一道难关是选择杂交前亲本。王国栋、单维奎等同志根据自己的观察，决定选当地适应性较强的“45—15”为母本，荚粒多、抗病性强的“5621”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试验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从种子入土到荚果籽实成熟，不论风天、雨天，都蹲在试验田里，眼睛盯着小苗一点一点长大。春去秋来，汗水凝成果实。这年秋天，他们从杂交种中选出了28粒比较理想的种子。谁能想到，这28粒种子就是后来增产11．1亿斤优质大豆的由来。
常言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有别。28粒种子虽然同出一母，但也有优劣之分。他们要突破的第二道难关是选株定向。第二年，从省农科院转来的杨柏玉同志参加并主持了这项工作。他们把28粒种子种到选种圃里，出苗22株，随后又从这22株籽实中选择出225粒最优种子。又一年春天，他们把种子播在选种圃上，从出苗、长第一片叶，一直观察到结粒、收获。植株的每一个变化，他们都仔细观察，认真记录，每棵植株上数不清滴下了他们多少辛勤的汗水。
1966年夏秋时节，他们的试验正在进行中，巨大的政治风浪冲击了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农科所，有人说大豆育种组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于是，王国栋被“专政”了，杨柏玉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大豆新品种试验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年轻的科技人员、五十年代中专毕业的单维奎同志挺身而出，勇敢地接过了继续试验的接力棒。他把选种圃保护起来，不让它受政治风浪冲击。有些好心人劝他：“没看眼下是啥气候，还顶着风险搞那玩艺干啥！”单维奎语重心长地说：“为了祖国的荣誉，个人担点风险算啥！”他带着二十多名同志走遍全省24个试验点，一块田一块田，一株苗一株苗地进行现场观察。杨柏玉在劳动改造的空隙偷偷跑到试验区进行观察，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交给当时的生产指挥部。王国栋在种子收获时，也偷偷地把精心选出的种子保存下来。他们就是以这样不畏险阻的精神，一棒接一棒地攀向高峰。
1974年3月，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鉴定，批准推广铁岭农科所研制的这种大豆种，并定名为“铁丰18号”。一个豆科植物从未有过的优良品种脱颖而出，它的生命力迅速显示出来。种植面积由几平方米发展到500多万亩，播种区域跨12个纬度、7个省市，28粒种子已繁衍出46亿斤优质大豆。它的单产远远超出国内所有的大豆品种。
科学研究的接力赛是没有终点的。此时，“铁丰18号”大豆育种组的同志们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他们想得更多的是“铁丰18号”的不足，决心尽快地再培育出更好的品种。在科学研究的跑道上，一场新的接力赛已经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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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一场卖药种的争论
药材专业户江维元讲信用，守合同
王贵生 王振河
安徽省宿县前付公社大姜庄药材专业户江维元，年年种三五亩草药，可来钱呢。去年，光这一项，他就收入2，000多元。俗话说，家底不厚，翻身不易。这不明摆着，几千块钱的收入，仨月没过，就只剩余寥寥了。4间大瓦房的料子备齐了，却没有架起来。儿媳妇虽说谈好了，可连一根头绳还没给人家买。两口子白天扳着手指算，晚上捂着胸门想……
一天晚上，老江的爱人丁凤英串门回来，面带喜色地把老江拉到屋里间，笑盈盈伸出4个指头：“400块，咱又寻到了400块的门道”。维元一听，愣了。“咱又没做什么买卖，孩子他娘，这钱是你拣来的？”丁凤英悄声告诉他：“咱找来个买药种的，咱家里那70多斤板蓝种，人家出价6到8元。咱把它一脚卷，400多块，攥手心里了。”
去年，江维元同县药材公司签定了生产板蓝种的合同。合同规定，公司向老江提供技术辅导，供应化肥，老江生产的种子由药材公司统一收购。现在，市场种子涨价，爱人见利思迁。老江可不是那号见钱眼开的人，他冲着凤英说：“甭说能卖400块，就是能换个银磙子，咱也不能背信弃义！”
一番呛人的口舌，惹起了丁凤英的火气：“去年，咱400多斤板蓝根，人家小贩上门来买，出价8毛，你不让卖，结果6毛一斤卖给公司。里里外外百拾块，硬是让你讲‘信用’了。如今，中央有文件，上边也有精神，咱出省、出县，想咋卖咋卖！”“那咱合同不算数了？”“你那一半算数，咱这一半自由。房子要起，媳妇要娶，你不操料俺操料。”
维元虽说是个粗汉子，可往往粗中也有细，他瞧着凤英火了，便心平气和地说道：“人家公司按合同调化肥，前年还把一吨复合肥给咱送上门，分文不要。人家公司的技术干部老陆，从合同签定那天起，晴天来，雨天去，手把手地传技术，没喝咱一口水，没吃俺一顿饭，咱要是只图眼前利益，不守合同，那咱也对不起老陆啊。”
一席话说得丁凤英面红耳热，她饭没吃，水没喝，蒙头就睡。是啊，两头好才能合成一个好，订合同双方都想图便宜，那百事不成，谁也没有便宜讨啊。第二天天没明，她就蹬醒了维元：“唉，当家的，俺想通了，70多斤板蓝种交给药材公司，随公家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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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绿洞庭 周先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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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新居 摄于江苏省海安县 杨一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