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学习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论述
荣敬本
正确地对待脑力劳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流传着一些对脑力劳动的错误看法。这些看法是违反马克思对脑力劳动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的。认真学习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有关论述，对于弄清是非具有重要的意义。
脑力劳动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地位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典型形式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工人的活动表现为看管机器。这和使用手工工具时情况完全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8页）在机器大工业时期，整个生产过程日益成为科学的应用，同时，产品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的交换必然大大发展，贸易、交往、经营管理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或者反映社会交往和经营管理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愈来愈重要。同使用手工工具时手艺的世代相传完全不同，科学知识必须依靠教育事业来积累、继承和发展。教育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劳动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农艺师、经营管理者等虽然从事脑力劳动，但他们并不脱离生产实践，而是直接的生产者，直接从事生产性的劳动。他们并不是脱离劳动的上层，而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资本论》第1卷第556页）马克思在考察工艺史时写下了大量摘录和笔记，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每一种对生产工艺的变革发生巨大影响的机器的发明年月和发明者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机器都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他们为人所共知。可见，这些脑力劳动者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同以前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们在生产中起的作用是同机器体系的威力联系在一起的。
实际上，无论机器体系和社会结合的体系都不是资本本身创造的，而是人类在长期劳动过程中所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成果。机器等等，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科学知识所调动的一切自然力量和社会结合的力量，本来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但却变成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科学知识本来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和实际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只能使工人获得一些操作方面的知识，即使造成了一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却使更多的工人被剥夺了科学知识。因此，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智力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机器大工业中完成的。总之，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智力劳动在社会生产发展中所起的伟大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智力变成资本对工人统治的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性。
脑力劳动的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中科学地预见到脑力劳动将起愈来愈大的作用。他指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已经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马克思这里说的一般社会知识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总和。他认为，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将受这种科学的智力的支配，并把这一点看作是劳动获得真正解放的条件。因为只有在科学成为直接生产力的条件下，直接劳动不仅从量的方面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而且从质的方面也处于从属的要素。在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下，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按照马克思的预言，会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因为土地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机器，如果这种自然的物质代谢能加以最有利的科学调节，就能使农业造福于整个社会。其结果是一方面物质财富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可以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使每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又会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
马克思还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未来社会，直接生产过程本身既是训练和教育，又是科学知识的运用。因此，马克思认为，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的情况下，劳动将成为同身体锻炼一样需要的活动。
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论述，是他总结了工艺史、自然科学发展史、社会发展史而作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所作的许多科学预言，已经为他逝世一百年以来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实。当代，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机器人的出现以及新能源的使用，使生产自动化程度愈来愈高；化学、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工程的发展，使农业完全有可能成为人们加以科学调节的自然的物质代谢；在一些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比例愈来愈高。科学愈来愈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体力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论述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脑力劳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我们要提高脑力劳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的认识，克服曾经流行过的一些错误的或片面的思想。
例如，在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片面的看法。马克思始终强调，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管理和监督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保留下来。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产劳动。把管理本身不是看作生产劳动，而只把直接参加企业中的体力劳动才叫参加劳动，这是一种小生产的观念。管理劳动的根本使命是在宏观范围和微观范围内做好劳动的社会结合工作，提高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知识。因此，不强调干部的知识化，只强调干部的体力劳动化，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管理干部应该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劳动操作和生产情况，但目的是为了搞好管理。也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使广大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各种管理知识，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经营管理工作，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管理者不是固定在少数人身上，逐步做到人人都有机会参加管理工作。
此外，在对待脑力劳动的报酬问题上，过去也存在一种片面的看法，似乎给脑力劳动的报酬高一些，就会脱离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如果承认在现代化大生产时期脑力劳动愈来愈起主导地位，就应该对脑力劳动的承担者付给较高的报酬，这样，正是鼓励人们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担心对脑力劳动付给较高的报酬会引起工人和农民不满，这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正是工人和农民把一些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称为“财神爷”。由于他们的辛勤的脑力劳动使工人和农民不断富裕起来，工人和农民自然非常乐意给他们以较高的报酬。至于有些人由于缺乏知识，没有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作出应有的贡献，甚至造成了某些损失，他们拿取较高的报酬，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这只能说明在脑力劳动者中也必须同样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我们在强调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时，决不是忽视体力劳动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虽然我们有了一批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骨干企业，但为数甚多的是机械化程度较低、需要大量手工操作的企业。我国的80％人口在农村，虽然农业机械和农村用电大量增加，但他们仍主要从事手工劳动或半机械性的劳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所有企业都面临着技术更新和改造的任务，我国农业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于科学技术，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的结合和贸易交往的作用会愈来愈突出，知识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这种社会智力的作用会愈来愈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党中央强调脑力劳动和知识的重要作用，正是为了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锻炼出一支现代化的、知识化的劳动大军，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逐步变成我国生活的现实。
第5版()
专栏：
知识与能力
白玉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多次提出逐步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这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有的同志对于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并不以为然，他们说什么，有人文化程度高，但工作能力并不高；有人文化程度低，但工作能力并不低。言外之意，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没知识不一定没能力。到底知识与能力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能力的基础是不是知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澄清某些糊涂观念，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文化科学的自觉性，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能力？能力就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第1卷第190页）我们这里所说的能力，主要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尽管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是劳动能力，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只有在劳动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今人与古人的体力相差不了许多，而劳动能力却有天壤之别。这里的关键就是知识的多寡。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的劳动能力主要是以体力劳动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即使在这个时候，人的劳动能力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那些原始的、粗糙的、简单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人类初期智慧的结晶，就是当时的知识。
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的增多，人的劳动能力逐渐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越来越发展。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的知识积累急剧增长，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就迅速提高。人们长期以来以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形态为特征的劳动能力，改变为以科学技术、知识形态为特征的劳动能力；从具有简单劳动形态的能力，转变为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具有复杂劳动形态的能力。现代化大生产的实践告诉人们，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一方面使单个人的经验和技巧的意义逐渐缩小，另一方面，使人类世代积累的智慧——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今天，要完成生产任务，人们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在直接生产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整个生产过程不是直接依靠劳动者的技巧，而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要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通过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这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主要途径。不能否认，有些繁重的、手工操作的劳动，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知识。但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改变生产面貌，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就不行了。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人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但可以胜任领导一个生产队、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甚至挑更重的担子，而换一个知识分子就不一定能搞好？是不是能力与知识并不常常是对应的、同步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所谓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却能胜任工作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胜任”，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所谓胜任，说不好听一点，其实就是维持。在农业上，十几年、几十年时间，面貌不改，山河依旧；在工业上，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几十年“一贯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高深的文化知识也无用武之地。另一种所谓胜任，就不单是维持，而是大踏步的前进，是发展，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是开创新局面。这种情况，没有一定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就寸步难行了。在革命化的前提下，一个部门和单位的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与这个部门和单位的生产和工作状况，永远是同步的。
至于有的知识分子放在某一岗位上，没有能做好工作，这也并不奇怪。这种现象，一是说明工作经验有待于积累，二是说明每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有不同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它并不说明知识与能力互不相关。我们知道，做任何一种工作都有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只要是有真才实学，又在实践中刻苦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获得经验，做好工作。中央提出，选拔干部在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两个方面进行权衡时，应以文化程度为主。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另外，还应该看到，世界上真正的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全才”是没有的，每个人的知识都有一定的范围，所以，他的能力也就只能表现在一个或几个领域。一个农科院校的毕业生，也许管理不好一个生产队，但却可能是个出色的育种专家；一个精通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工作者，也许没有重大的发明创造，却能成功地领导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列宁在谈到管理者必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时曾指出：“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4页）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能力的基础只能是知识。
总之，人的能力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二者虽不能等同，但始终是同步的。知识的高低决定着能力的高低。这是一条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5版()
专栏：
《人物》小丛书已开始出版
《人物》杂志编辑部编辑的《人物》小丛书第一批共七种：《走向成材的脚印》、徐海东《生平自述》、《马海德》、陈爱莲自述《我是从孤儿院来的》、汤蒂因自述《金笔缘》、《小学教育家陶淑范》和《怀念十篇》。这七种已陆续发稿、前三种已经出版，其余各书也将陆续出版。
《人物》小丛书，今后还将继续编辑出版第二批、第三批……，几年内逐步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介绍各方面人物的成套读物，以满足不同的读者的阅读需要。（晔）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七七”芦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顽固推行其所谓“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准备发动独占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在国内，强化军人政权，增加军事预算，扩充军队，扩大军事工业；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侵占我领土，抢夺我主权。自1937年春起，更加紧其武力侵略部署，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不断扩充军事设施，调动重兵，派军分驻丰台、通县、南口、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等地，包围平津。随后，日军便在芦沟桥以北以西地区举行一连串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中国人民普遍觉醒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中共北方局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争取驻防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做了许多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为全面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侵略者为了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巩固之际，尽快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便制造了芦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清水节郎中队奉命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芦沟桥为其假想攻击目标。11时许，日方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驻宛平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拒绝，日军即包围宛平城。翌晨2时，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获悉失踪日兵已经归队，但仍无理要求入城查明失踪情形，宛平驻军同意双方派员调查。日方利用交涉之际，由丰台调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和机枪一连，强占宛平东北沙岗。又无理要求中国驻军撤至宛平西门外，日军进至东门内才开始谈判，遭我方严词拒绝。4时许，双方正在交涉，日军牟田口联队竟向宛平城发动猛攻。中国驻军忍无可忍，乃奋起还击，中日战争就此展开了。事变发生后，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及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紧急开会，决定一面集中兵力于各据点待命，一面派员与日方在北平谈判。日方又利用谈判之机调动军队，一日之内连续进攻宛平三次，但均被我军击退。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实行全面抗战。15日，又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决定自动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编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日，愿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迅速开展起来。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工人相继组织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学术、文化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各地报刊发表文章，支持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力抗战。在日军炮火直接威胁下的华北各阶层群众，更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在此形势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也开始采取自卫抵抗的方针。12日，蒋令第二十九军就地抵抗，并令调孙连仲部第四师北上增援。17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芦沟桥事变的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但态度仍然动摇，幻想以“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芦案的解决”。担负华北军政主要责任的宋哲元，同样抱着侥幸心理，一味向日退让，乞求和平。
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一战中遭到迎头痛击，便一面以谈判为缓兵之计，一面加紧其侵略部署。11日，日方代表与华北当局议定中国军队由平津及芦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中日共同防共等条款。可是同一天，日本五相会议（内务、外务、陆军、海军和大藏五相）通过陆相杉山增兵华北的提议，并任命香月清司为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12日，香月火速赶至天津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作出在丰台、通州、密云、天津等地增兵的部署。次日，日军即强占天津车站，并在丰台、通州恣意寻衅。14日，日本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反共、取缔排日言论、排日团体及抗日民众运动，中国驻军撤出北平等七项要求，限19日前承诺。18日，日本增援部队6，000人进入天津。这时，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兵力约计10万人。在此严重时刻，宋哲元竟承认香月所提七条，随即由津返平，立刻下令打开封锁了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解散南苑军官训练所和西苑集训学生，查禁抗日书报，实行所谓“中日共同防共”，并请孙连仲等部停止北上。
宋哲元的退让并没有使日本的侵略止步。日内阁19日紧急会议决定向华北大量增兵，定于20日午夜“采自由行动”。21日，日军以步、骑、炮及坦克部队总攻宛平，同时炮击长辛店，轰炸廊房，我军民伤亡重大。翌日，日军秘密向华北运送机械化部队。25日下午，日军以修理电线为名，抢占廊房车站。26日，日军占领廊房；并从丰台派兵一中队，企图进入北平广安门，但遭我守军刘汝珍团的坚决阻击。日方即以此为所谓“广安门事件”，一面于当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27日中午以前将冯治安部驻芦沟桥、八宝山一带军队撤至长辛店，限驻北平冯治安部28日中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27日，日军以铃木旅团、酒井机械化旅团，在飞机30架及炮兵一个联队的配合下，进犯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并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间的公路。
至此，国民党政府及华北当局始感到妥协乞和无路。于是，宋哲元拒绝了日方的最后通牒，令二十九军各部奋起抵抗。28日，宋部第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分别在丰台、廊房及天津总站击败日军；第一三二师在南苑奋起抵抗。在南苑之战中，师长赵登禹与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阵亡殉国，官兵死伤约5，000人，南苑经苦战后失守。于是，日军乘势分路侵占沙河、清河，一部向门头沟出动，将北平完全包围。当晚，宋哲元偕秦德纯、冯治安等由北平撤往保定，次日北平陷落。接着天津也在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部抵抗后于30日弃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于8月13日又在上海大举进攻，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上海抗战。自此，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熊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