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大革命洪流中的宋庆龄
尚明轩 刘家泉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大革命，它是新民主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合作，有力地推动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发展。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革命武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展了工农运动，进而举行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北捣黄河，东卷沪宁，迅速击溃了反动军阀的军队，得到了伟大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亲密的革命伴侣和忠实助手，在孙中山生前，积极参与谋议，辅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她又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维护和执行三大政策，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岁月里，和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无私无畏地勇敢奋斗，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崎岖坎坷。他在辛亥革命后陷于痛苦的绝望时刻，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他毅然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绝路逢春的伟大转变。
宋庆龄在孙中山实现伟大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同孙中山脉搏相通，心声与共，殚精竭力地积极襄助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和列宁讨论中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函电，就是由宋庆龄和廖仲恺、朱执信起草的。孙中山1921年冬在桂林会见张太雷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翌年8月在上海先后会见李大钊和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1923年1月在上海同越飞会晤，商讨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陪孙中山参加了这些会见，做了大量的切实有效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她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为她此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长期担任孙中山秘书工作的年轻国民党员宋庆龄，虽然没有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但她是积极支持者，对于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坚决拥护的。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团体，因此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斗争。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国民党右派恶毒污蔑共产党，甚至公开攻击孙中山。面对右派的攻击，孙中山意志坚定，革命决心毫不动摇。右派们在阴谋无法得逞时，误认为宋庆龄年轻可欺，就妄想通过她去影响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宋庆龄深信孙中山所说的“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所以立即严词拒绝。后来她追忆这段历史说：当孙中山“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她当时并曾面询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正是通过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宋庆龄进一步了解改组国民党的真谛，从而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政策。
国民党改组后，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成了团结国共两党的光辉旗帜；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成为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但就在革命节节推进的时候，孙中山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巨大的悲痛，决心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努力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她亲自或派代表参加各种悼念活动，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广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一再指出“凡追悼孙先生，当继续先生生前欲达之主义”；坚定地表示自己定要“遵孙先生遗嘱”，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实行”。对于前来参加吊唁的国民党女党员，她请何香凝代她表示：孙中山奋斗四十年，毫无个人私产，所遗下的产业就是新三民主义和最后的遗嘱。这不但是她的产业，也是中华民国和东方民族的产业。希望大家继承这份产业，努力奋斗，以完成孙中山的遗志。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于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她在上海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她并著文赞扬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志（孙）先生之志，行（孙）先生之行”。8月，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她闻讯极感悲痛和愤慨，号召革命党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进行”，并带病离开上海，返回广州投入战斗。宋庆龄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忠诚不移、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博得了人们的普遍敬重。革命的国民党人纷纷慰问她，称赞她“勇于奋斗”，“为吾党革命先觉”。何香凝在当时上海十万市民举行的大会上指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等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共同奋斗，才使大革命猛烈地发展了。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立现生机，它的组织迅速扩大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又为中国共产党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革命发展。随着革命的发展，迫切要求将广东建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援下，短时间内就消灭了盘踞广东各地的军阀势力，使国民党经营十多年仍然四分五裂的广东省，于1925年底迅速地得到统一和巩固。这就为进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畏惧和仇恨。他们妄图利用孙中山逝世之机对革命进行反扑，于杀害廖仲恺之后，11月在北京西山又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派李大钊”等反革命议案，公然分裂革命阵营。面对着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短兵相接这种形势，宋庆龄毅然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右派以迎头痛击。她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要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完全肯定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显著进步，指出，“这不仅是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了（孙）先生在天之灵”。邓颖超回忆说：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站在主席台上，发出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她“义正词严地呼吁，国民党员要忠实执行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她“勇敢地谴责了国民党内反对革命的右派分子”。宋庆龄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赢得了与会代表们的尊敬，她以最多的票数之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后，宋庆龄立即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先后占领长沙、汉口和汉阳，10月攻克武昌，11月又占领九江、南昌，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宋庆龄积极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她于12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后，即同十四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她还牵头同邓演达等十三人组成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兼任该会委员。她勤勤恳恳，踏实苦干，每天都到“联席会议”所在地南洋大楼办公，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又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在汉口四维路五号为革命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亲任班主任，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该妇女政治训练班，实际上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部队，它努力的目标在于“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一个革命的大同盟”。与此同时，她同何香凝一起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曾亲自电请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发动各工联团体救济武汉伤兵，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
二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逐渐暴露出右派面目，加紧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他公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的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另立中央，把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迁都之争，实质上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宋庆龄对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她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严厉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1927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宋庆龄是选出的五人主席团成员，经过她同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的努力，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重申三大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强调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防止个人军事专政；并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等，废止非法赋予蒋介石党政军财大权的总司令组织大纲，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在这次全会上，宋庆龄高举三大政策旗帜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日益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8日，又在南京成立与武汉对立的反革命“国民政府”。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在《通电》的号召和宋庆龄等的推动下，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
“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日子里，宋庆龄表现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她坚决地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屈不挠地同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正因如此，国民党右派对她极为忌恨，他们始则施展阴谋诡计，制造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继则进行武力威胁，反动军官何键甚至派士兵搜查了她的住宅。在白色恐怖面前，宋庆龄临危不惧，坚决进行斗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当时着人与发函慰问，指出：“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这充分反映了宋庆龄在风雨飘摇岁月中所表现的政治品德和斗争精神。
在反革命的“宁汉合流”前夕，7月14日，隐藏在武汉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秘密召集“分共”会议，宋庆龄断然拒绝参加，她请陈友仁代表发言，坚决反对“分共”，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同日，她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示了鲜明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不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叛徒同流合污。《声明》明确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与叛徒们实行了彻底决裂。《声明》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它大大地伸张了正义，鼓舞着革命人民去进行新的战斗。这一《声明》遍贴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给予了叛徒们以沉重的打击。
7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向新闻通讯社记者再次宣布：“此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何党务。”她同叛徒们严格划清了界线。8月1日，她又和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
“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
“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虽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
为了进一步揭露和抗议蒋、汪之流的反革命行径，并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于同年8月底离开上海出国，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她再次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她强调：只有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苏联访问期间，她又连续发表声明和文章，明确指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绝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她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充满信心，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坚信革命的人民定会“冲破表面的混乱现象而战胜敌人。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她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赞扬说：“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她以深邃的眼光预见到：“爝火虽微，卒能燎原”，革命的武装起义必会“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同年底，当她获悉蒋介石采取与苏联断交的严重步骤后，连续发出两封字里行间充满无畏斗争精神的电报，严厉痛斥蒋介石的叛逆罪行，并严正声明：“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在此后的长期斗争中，宋庆龄始终不渝地恪守自己的声明，她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创建新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正是通过一次次严峻的锻炼，她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
总之，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宋庆龄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捍卫者，是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的杰出代表。她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不惧威胁，不受利诱，断然与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冒牌的国民党领袖”决裂，迎着反革命逆流昂首奋进，在血雨腥风、危浪险涛中巍然屹立，坚贞不渝地捍卫三大政策，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而忘我奋斗。这种崇高政治品德和彻底革命精神，实是革命者的楷模，足为四海人民同钦。
宋庆龄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历尽沧桑，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她深刻地体会到：每当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革命事业就能胜利发展，中华民族便能兴旺，祖国也才能繁荣富强。因而，她殚精竭力，不屈不挠地为实现和巩固两次国共合作而全力以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生前热切盼望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时时系念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今天，我们在纪念宋庆龄逝世两周年时，所有炎黄子孙都应学习她那热爱祖国、为民族统一大业呕心沥血的崇高政治品德和坚定的革命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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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汪伪傀儡政权
汪伪傀儡政权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产物。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粉碎了侵略者的狂言。10至12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对南京国民政府展开政治诱降，未能成功。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威逼重庆国民政府投降，1938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谈和，并先后在北平和南京组织伪华北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
随着战争延长，日本泥足深陷，粮食、武器、物资等日益短缺。1937年12月初，苏联开始从军事上援助中国，日本深感恐慌。为摆脱困境，它继续扩大战争，1938年10月攻占广州、武汉。11月初，近卫内阁为排除英美在华权益，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日本在发动对华新攻势的同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不予拒绝。”同时，为瓦解国民政府，早在这年7月，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就向与日本保持联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以汪精卫为和谈对手。
汪精卫早在抗战前就是著名的亲日派，抗战爆发之初，他便散布“抵抗就是牺牲”的失败主义言论，宣传“战必大败”的“亡国论”。他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对国民党战场丧失信心；目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深入敌后，不断壮大抗日力量，既惊恐，又忌恨。这种政治态度，正是他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反共亲日派首领的必然表现。广州、武汉沦陷后，他对于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引诱下，决心卖国投敌。1938年11月中，他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谈判。20日，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双方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恢复和平后，除内蒙等地外，日军撤退，两年撤完；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等。汪精卫幻想以这样的条件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撤兵，借以打击国民政府内联共抗日的亲英美派，另立亲日的中央政府。这次谈判还确定了汪精卫等人的叛逃计划。
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子陈璧君和曾仲鸣、周佛海等党羽离重庆，经昆明，叛逃至越南河内。按照日汪预谋，日本首相近卫于22日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汪精卫发艳（29日）电响应，呼吁重庆政府接受三原则，实质上是向日本投降。1939年3月，重庆政府命特工刺汪，误中曾仲鸣。4月底，日本派“北光丸”货船秘密护送汪精卫等潜入日军占领下的上海。5月，汪赴日拜会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和重要阁员，共同议定仍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6月，汪返华，与伪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和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磋商成立伪中央政府。这时，日本为了尽快结束“中国事变”，一面在上海设立“梅机关”，跟汪精卫讨论组织伪中央政府问题；一面派人与重庆国民政府代表秘密谈判议和条件，代号叫“桐工作”。
由于“桐工作”进展受阻，1940年3月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正式成立。伪政权以继承中华民国法统自诩，仍称“国民政府”，依旧以南京为首都，沿用青天白日旗，另加黄色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伪国民政府为争正统地位，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政府设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和军事委员会，下设若干部、委，与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伪政权的军政汉奸首脑为：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伪政权奉日本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指导原则，鼓吹要跟日本“树立共存共荣之基础”。汪精卫还发布命令，号召重庆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回京报到”，“即日停战，以待后命”，也就是追随他向日本投降。
1938年11月，汪精卫曾与日本达成秘密协议，幻想用出卖东北、出让经济利权换取日本撤兵，竟厚颜无耻地自称是“曲线救国”。但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不仅不同意撤兵，而且在解散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的同时，以“特殊地位”为借口，另设华北政务委员会，保留伪蒙古自治政府。后来又促使汪伪政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这样，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既没有换取到日军撤兵，也不能真正统一沦陷的国土，只是充当了日本肢解中国的可耻帮凶。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其实际“辖区”只有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粤、赣、豫、鲁等省少部分地区，不过是日本掌中的傀儡政权。1940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特使阿部信行在南京签订《华（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等一系列卖国条约，进一步从法律上确定了汪伪傀儡政权的附庸地位。
汪伪政权卖国残民，为虎作伥，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它收编重庆政府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伪“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搜捕、杀戮抗日爱国人士。同时，它遵照日本政府的意旨，筹划日、蒋、汪会议，继续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妄图瓦解抗日阵线。此外，又于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分期分批实行
“反共清乡”，妄想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汪伪政权在经济上，为支援日本挑起的侵华战争和所谓“大东亚战争”，搜刮民财，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他们还以征集“废铜烂铁”为名，在一些地区挨户收敛各种有色金属。他们为搜刮民财，滥立苛捐杂税，正税之外，另征附加税。各县另有统税，包括县税、团税、枪杆税等，名目繁多。甚至公然开征鸦片烟捐，丧天害理地剥取民脂民膏。在文化教育上，汪伪政权以腐蚀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为职志，推行“新国民运动”，实施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汪伪政权尾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以同生共死的决心来参加战争”。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东南亚被占领地区投降日本的泰、缅、菲等国伪政权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汪伪政权的卖国罪行，罄竹难书。
1944年11月，当日本帝国主义行将覆灭前，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生涯。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的职务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也宣告解散。同月，陈公博等逃窜日本；10月，被引渡回国。1946年至1947年间，陈公博为首的一批主要汉奸，先后被处决，受到历史给他们应得的惩罚。
（丁贤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