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抒情诗中的爱国主义旋律
刘湛秋
我的罗雷莱，我的罗雷莱啊
她只能是你——我的中国
哪怕离得再远，再远
我也望得见你的嵯峨，你的平阔
也听得见你的呼吸，你的歌
这是诗人绿原访问西德泛舟莱茵河上深情吟咏出的诗句。他没有寻觅到罗雷莱（传说水中女歌仙）的歌声，却神越魂飞望见了巫山、神女和葛洲坝。他的诗魂在祖国才找到了寄托。诗人辛笛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感到自己的思想在水晶般的阳光下变得透明了，而那光环最后也聚在这一点：“回头万里，我用手划着两个大字：‘祖国’。”
这不仅是一、两位诗人的情思，也不仅是他们在远离国土的短暂时刻所流露出的眷恋，而是许多诗人共同的感情。在当前抒情诗的多声部合奏中，祖国这一主题，构成了深沉优美的主旋律，发出越来越清亮的音调。
这不是偶然的。经过一场动乱，人们首先想到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整个民族、历史和养育着自己的土地。诗人要唱这样的歌，人民也要听这样的歌。这种共鸣是诚挚而又深沉的。
是的，我们不是没有唱过自己新生的祖国，从五星红旗升起那天就响亮地唱了。但是当前抒情诗所唱的旋律和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都有所不同：它不象建国初期唱得那么轻快、单纯，也不象后来把祖国的旋律牢牢绷在斗争的弦上。它变得更执着了，更复杂然而也更坚贞了。这些诗给人以深远的思索，勾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波澜。这在那些受过不公平的对待而哑默多年、现在又重新歌唱的诗人笔底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能说他们毫无个人怨言，但他们对祖国却更一往情深了。
纵然贝壳遭受惊涛骇浪的袭击
不变它对海水忠实的爱情
深深地，深深地
噙着珍珠泪，没有嫌弃……
——梁南：《贝壳》他们也不愿把时间交给悲伤。诗人牛汉在看到夏天落英却这样想：“它们，美丽的生命／在树干的周围／聚成了一个花环／虔诚地／奉献给养育他们的土地”。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歌颂”二字来概括这一部分内容的诗歌。它们已经由表面进入内向，由单纯进入深沉。它们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强烈地反映到那种内心的挚爱之中，灌注到全神谛听人民的呼声之中。诗人和祖国的关系，不再只是一种天然的联系，而是经过血与火、暴风雨与雷电考验过的那种患难与共的感情。诗人和他们的祖国都更成熟了。诗人照旧热爱他们的祖国，但是并不幼稚地粉饰这一片土地。他们也抒发出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斑点。他们很兴奋地倾听着每天的电波，却又担心不祥的天气预报和台风。沉思中带着焦渴，向往也伴有痛苦。刘祖慈呼唤祖国，象呼唤自己的
“爱人”，“请原谅我吧，爱人！我的心有过太多的创伤，再经不起揉搓，再经不起折腾。”但他们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林希唱着：“而我在走尽了曲折和坎坷的山路之后／燃起更加坚定的信心／扬着生命的船帆／奔向我的祖国和全人类共有的明天”。
当然，这种爱国主义的表露不是抽象的。祖国，在诗人的心中，往往从一些很具体的形象上闪烁出来，从新盖的楼房，从丰收的田野上，在开始泄洪的大坝前，甚至从一座烤鸭店的落成，都能够摸到祖国的脉搏，传达出对振兴中华的强烈憧憬。许多青年诗人更是这样去感受现实。他们不再迷惘地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是在昂首前进。“我的黄皮肤光亮透明／我的黑头发丰洁茂盛／中国母亲啊／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重新命名”。（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联在一起。汪芳的《我拉起板车》、陶嘉善的《生活的色彩》、许德民的《一个修钟表的青年》，都表现了城市中曾经“待业”的青年走向工作后的心情。他们拉着板车是为下一代不拉板车，他们蹬三轮要和祖国一起飞腾，他们要用自己的心去拧紧祖国这座钟的发条。诗人的眼睛捕捉现实生活的每一变化，并以自己饱满的激情去感受这一变化，从而使祖国的伟大形象从各个侧面闪出不同的光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表达的方式是非常富有个性的。有的写得委婉，有的写得豪放，有的写得深沉，显出多彩多姿，正象以这一主题翻出各种美妙的乐曲与变奏一样。这种关于祖国的旋律在许多抒情诗中反复出现，使读者热血沸腾，产生一种奋然而起投身四化的紧迫感。如果说，四·五天安门诗歌唤起人们对祖国危难的痛切之情，那么当前抒情诗中关于祖国的音调的加强，则是诗歌在主题与题材方面引人注目的开拓，是诗歌与人民感情交融的又一升华。
它的特点还表现在诗的一些主题转向对祖国历史的回顾，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对祖国山河的描绘等方面。五千多年的历史，象海一样浩瀚，诗人完全可以从其坎坷中进行自己的思索。即使他们发怀古之幽情，也是对现实的凝视默想。公刘近几年写过不少这类题材的诗，他新近发表的组诗《可亲长江》，从屈原、青铜编钟想到葛洲坝和秭归的桔树，他在寻求我们民族中的“衔石截流的精卫鸟精神”。
对祖国的爱恋大大开阔了诗人的眼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来也没有留下过这么多诗人行旅的足迹。他们从乌苏里江一直唱到海南岛的榆林，他们流连于长白山和天池，钟情于西双版纳和西沙群岛的风情，在黄山、泰山、峨眉山也留下许多优美诗篇。过去很少问津的“丝绸之路”，几乎成了抒情诗又一光点。扎根西北的几位年青诗人，继承我国唐朝边塞诗的传统，以雄浑的笔触，表现西北广袤土地的壮美，给丝绸之路增添了不少激动人心的篇章，召唤着不畏艰险的奋进精神。
必须看到，近年来抒情诗中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与描绘所表现出的深度与广度，是过去六十年新诗历史上少有的一页，是这棵诗的长青树上缤纷的绿叶和芳香的果实。它们既直接发扬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现代的某些手法，表现了民族风貌和民族性格。
过去，曾有过一种偏见，认为诗人“游山玩水”就是脱离生活，认为写风光的诗就是没有时代气息。诚然，诗人要深入到他所熟悉的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之中，但他们流连于祖国山河，寄情于山水，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接触，也是他们对时代和现实的理解。因此，他们的作品同样能激起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坚定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必须看到，即使一些纯山水诗，也还是有用的。对祖国山河的一种美的描绘，动人的抒发，如果能产生精品，把人带入一种没感受过却又神往的意境，有什么不好？我们不仅希望一个诗人有几副笔墨：既能表现现实的火热生活，又能描绘山河的壮丽或柔美；我们也可以有几个诗人较多地倾情于山水，用他们美的语言给我们的人民在徜徉于祖国山河时增添一点视力与想象力。
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这爱国主义的诗歌合唱中，我们也能听到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或华裔的诗人唱的思乡曲或重返大陆后对这一片美好河山所抒发的赞美和思恋。刘庶凝、叶维帘、秦松和已故的许芥昱先生都留下了动人的篇章。诗沟通了海峡两岸及身居异乡的人们的爱国主义深情。隔千山万水，心是相通的。台湾一位诗人在海外听到蟋蟀叫，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四川诗人流沙河用诗回答：“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算是青鸟传书，别是一番滋味啊！可以说，在中国走向统一的路上，诗也可能成为最早的信使。
当前，诗坛上对爱国主义这个主题的谱写，正方兴未艾，还需要深入的开拓。就目前所出现的篇章中，也存在议论过多、结构松散、语言有些散文化等不足。期待着更抒情更豪放或更优美的诗，勾起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和土地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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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指名道姓的文艺批评
杜高
文艺评论是一种理论活动。当它对一个具体的文艺作品、一种文艺现象或某个文艺家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研究和评价时，必然会指名道姓地论及它所评论的对象——作家、编导、演员等等。这应该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但正是这“指名道姓”，却又确实成了今天文艺评论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甚至发生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例如：一家报纸的文艺评论栏目，因为一篇影评批评了一部影片艺术上的缺点，而又提到了编者的名字，引起了轩然大波，影片编者扬言要告状，并要求报纸为他“公开恢复名誉”。还有一个戏剧评论刊物，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批评了一种不太严肃的演出作风，举了某个剧团的一次演出作例，结果遭到那个剧团的“猛烈抗议”，甚至投寄一封又一封信件，痛骂刊物编辑部。还有一个文学刊物，也因为在评论一篇小说的思想缺陷时，注明了小说作者的姓名，以致引来小说作者全家人的责问：“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公开点名批评？惹出严重后果由编辑部负责！”所有这类风波，其源盖出于评论文章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它所评论的对象。试想，如果文艺评论将所评论的具体对象“隐姓埋名”，那么，文艺评论本身岂不也就实际上被取消了么？
出现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说这是万恶的“四人帮”把文艺批评变成政治迫害留下的恶果；其次，也是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至今还对文艺评论的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文艺界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健康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必要提倡和支持敢于指名道姓的坦率而热诚的文艺评论，因为它不仅需要有理论上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有不怕挨骂的精神。我读了今年第二期《电影艺术》上刊登的徐如中、佳明两位同志写的评论一年来电影表演艺术的文章以后，感到特别高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严肃而真诚的艺术评论。它不但指名道姓地分析和评价了潘虹、刘晓庆、斯琴高娃等近二十位知名演员在去年拍摄的新片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另外两位同样知名的演员张瑜和王馥荔在表演艺术上存在的缺点。不管文章中的理论分析和评价是否完全恰当，但它毕竟是一篇有勇气的艺术评论。我感到它是实事求是的，有分析的，观点鲜明而又态度诚恳的；同时也尊重它所批评的对象。我想，也就是由于对批评对象的尊重，它才敢于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缺点的吧。这也就使我看到了文艺批评和艺术创作原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原是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指名道姓的文艺评论，不仅是一种批评方法，也是一种批评风格。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就曾提倡在理论批评和学术争论中公开指名道姓，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论战风格。他自己和于光远同志在学术争论中就是这样互相指名道姓地批评对方的论点的。这既没有降低两位学者在读者中的学术威望，更不会减弱他们之间的深厚革命友谊。
据我所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真正有成就的艺术家也是欢迎严肃而坦率的艺术批评的。去年我访问意大利时，会见了当代意大利享有盛名的戏剧家达里奥·佛先生。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另一位意大利朋友走了过来。达里奥·佛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经常在报纸上批评我的戏。”原来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据说，在他们那里，如果评论家批评一出戏而不指明它的作者、导演、演员的名字，那就是对艺术家的极大的不尊重。我当时就有许多感触，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家们，在那样一个商业竞争的社会环境里，还能表现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对待批评的宽阔的胸怀，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献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文艺工作者反倒惧怕文艺批评，表现得那样心胸狭窄呢？
现在，有一些报刊已开始提倡和支持指名道姓的文艺评论了，我想，只要这种批评是与人为善的、实事求是的，那么，以严肃态度对待文艺事业的人们，都会认为这是当前文艺评论的一个进步，将有利于创作繁荣和艺术质量的提高。我由此也联想到戏剧评论和其他方面的评论，这种热诚而坦率的批评风格，也还没有普遍地树立起来。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那么，指名道姓的文艺批评是没有什么害处的，甚至会在更大的范围里给予整个文艺以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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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思想与诗情
——评邵燕祥几首长诗
彭定安
让我的诗／随着粮食、蔬菜、牛奶和信件／送到每一家摆放鲜花或贴着窗花的宿舍／每一座冒出牛粪烧的香甜炊烟的毡包／每一个冰雪高原上的兵站／以及每一间护林、护路的斗室门前。——邵燕祥：《走遍大地》
如引诗所言，诗人这样规定了自己的作品的品格、作用和意义。这是他的创作的动机与总体立意，他的诗情。他要使自己的诗，成为群众的精神食粮和象信件一样亲昵而受欢迎的使者。他希望自己的诗到生活和群众中去发挥作用。因此，诗人首先要求自己从江河一般奔腾的生活之流中吸取诗情。我以为这也就表现了诗人自身的品格：以生活和人民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邵燕祥是勤奋的。在这两年里，他写了多首长诗，已经发表的就有6首。读罢这些长诗，我仿佛见到了诗人严肃而诚挚的面孔，眉间嘴角透出思考者的深沉与智慧。
“你怎么想到要写长诗？”我曾经这样问过他。他说：“我想要发议论。”我赞同他的想法。然而，或许有人说：你们都不懂诗吧，诗是发议论的吗？但我想，诗苑或许有这个禁令，但美学园地里似乎并无这样的条文。鲁迅曾经说过他写小说是要想发议论，他也以杂文发议论而进入诗的化境、美的领域。大师们的足迹与风范，不是后启来者、养育继起者的么？
问题在于发什么议论和怎样发议论。诗人从现实生活和人民的希望、要求出发，进入历史、民族、祖国这些辽远而宽广的领域，而又围绕着理想、英雄、生命的价值这些人生课题去思考。这些，正是当前我们社会中活跃着的领域和思考的课题。诗人感受着这脉搏与心理，诗情滋生于此也以此来充实，思想则凭诗情而打动人、升腾而又沁人心扉。这是情与理、诗和论的统一。邵燕祥的诗动人心弦又发人深思的奥秘正是在这里。在《不要废墟》这首长诗里，诗人面对着“昨天和明天之间”的祖国，他“放声歌唱又低声自誓”：“让每寸国土／不再出现历史的废墟／让每一寸心灵／不再出现精神的废墟”，而是要“咬着‘建设’两个字／我们重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回到五十年代／而是跨向新的世纪”。在《长城》一诗里，诗人在追溯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后，发出了这样热情的呼喊：“应该有比飞天更绚丽的幻想／应该有比云岗石佛更内在的宏伟的力量／应该有比丝绸之路更长远的航程／应该有比边墙更坚固的围屏”，“而今天的中国人／要倚着长城屹立在东方”。在其他几首长诗中，历史、人民、祖国、社会主义溶为一体，并且深化、具象化为理想、英雄主义、生命的价值等等，使祖国与个体、人民与自身结合起来了。
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挫折和胜利，都是丰富的、意蕴极厚的。由此它引人思考，启人思路。从邵燕祥的长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思考是严肃的、深沉的、积极的。“面对着／光色斑驳的世界／脚步蹒跚的历史／面对着几代烈士的血迹／我沉思”（《不要废墟》）开始，我们不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朗读，然而逐渐地引起沉思，深入于世界、历史、祖国、社会与人生，从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进入人生的具体范畴、个人的思想领域，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同诗人一同驰骋而得出积极的结论，从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理想、情操。我很欣赏这样的诗句：“我愿象高压电线一样／带着电走向天涯地角／我愿作长河流水流贯焦渴的大地／但是不夹带泥沙”；“考验英雄的不仅有战场和刑场／更有那日常生活的研磨”；“可能最终算不上英雄／但你要有一点英雄主义”……读着这些熠熠发光的诗句，我们的心灵能不受触动，对人生能不作新的思考吗？！
每个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兴趣、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作出自己的审美选择，歌唱自己的美学理想的。有的诗人们写小草、花、星星、恋情、乡思，或者从一片叶、一株草、雪花、雨丝、小路中深入进去，说出一腔诗情、一缕思绪、一点哲理。邵燕祥的风格迥然不同。他的长诗，处理这样宽广的题材，接触这样深厚的主题，议论这样普遍的人生课题，它开阔、辽远、深邃、丰厚，如观海、听涛、看长卷。这也是美，一种以思理的明朗、识见的精到、感情的纯真而产生的美。
诗人不能不表现自我。问题在于这是怎样的“自我”？邵燕祥写过一首长诗《我是谁》。是谁？“我是中国民主中的绝对多数／又是这多数中小小的一个／我和十亿人口中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人一样／是挺起腰杆的低等华人、炎黄胄裔”（《我是谁》）。在别的诗中，他也多次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运河开掘者的后裔／我是长城垒筑者的后裔”（《走遍大地》）“我的故乡是中国／我的姓名是人民”（《不要废墟》）。诗人与人民溶合，人民是他的整体，他是人民的一分子，这自我，通向人民。
邵燕祥的诗具有思辩美，当然其中包含着感情因素，但他的长诗厚于前者，薄于后者，却是值得注意的。此外，他的诗颇有散文韵味，但锤炼的功夫再深一步，会更好。鲁迅的散文诗，夹带着韵律感。公刘、流沙河的诗也不乏长句，但规整与韵律增加了诗的美。邵燕祥的这几首长诗中，不乏精彩的段落，但在一些地方却也有炼句不够的失着。
注：这六首诗是：《长城》（《长城》1982年第3期）、《不要废墟》（《春风》1982年第2期）、《北京与历史》（《新港》1982年第8期）、《我是谁》（《上海文学》1982年第7期）、《走遍大地》（《芙蓉》1982年第5期）、《与英雄碑论英雄》（《中国青年报》198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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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读刘先平的两部儿童文学作品
徐民和
读了刘先平同志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呦呦鹿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点想法老在心里翻动，终于忍不住想写出来。
只读一部作品，往往不大能看出作家的志趣。刘先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云海探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出版，以下简称《探奇》），曾引起过我浓厚的兴趣，现在又读了他的《呦呦鹿鸣》（以下简称《鹿鸣》），我觉得他的志趣是企望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献身给儿童文学的。他的发轫之作是一些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之后，经过一段犹豫，他决心在儿童文学这片土地上试试身手。
写什么呢？他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题材。他在中学时就是课余生物学小组的组长，后来又曾和动物考察组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熟悉那山野的生活——神秘的奇禽异兽世界、变幻莫测的山河美景、古朴的山乡风俗……。
怎么写呢？以自己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的丰富知识，去写那个自己熟悉的生活。他写动物、写植物，虽然着力其神奇，但却非神话传说。换句话说，他要借诸自己的文学作品，去向小读者们灌输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知识。
在我看来，把文学和科学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品种，这在儿童文学中是一个新的探索。这个新的探索，其得失都展现在他已经出版的这两部作品里。
《探奇》、《鹿鸣》是姐妹篇。两部作品地点是相同的——紫云山地区（亦即现实的皖南山区）；对象也是一类的——都是山里神奇的动物（前者着力写猴，后者着力写鹿）；甚至人物——科学工作者和孩子——也是有关联的（《鹿鸣》中就还提起《探奇》中的科学工作者，不过不再出场罢了）。但这种相似和相类决非是重复。
《探奇》写的是两个孩子——黑河和望春兄弟俩，跟随着大学教师王陵阳率领的科学考察组，考察生物学上还没有记载过的紫云山短尾猴的生物学习性。而《鹿鸣》则是金竹潭中学的自然保护小组，在辅导员陈炳岐老师和科学工作者方玲的带领下，追踪不为人知而却行将灭种的梅花鹿华南亚种，观察其生活习性，考察加以保护的办法。两部小说写的考察和追踪都是一场历险。经过这场历险，孩子们初步认识了紫云山短尾猴、梅花鹿如何寻食、迁徙、蕃衍的；认识了短尾猴和梅花鹿生存其间的生物世界——豺狗们、黄鼬们、红嘴蓝鹊们、白胡子鸟们……。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场历险，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进入一个科学的世界，初步认识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必要的忍耐和坚毅，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这两部作品里，作家的确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奇的动物世界。他给那一个个山野的精灵画出了一幅幅颇为生动的画像：四只斑狗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酣战凶猛的野猪，最后居然吃掉了比它们体壮力大的野猪；红嘴蓝鹊们勇猛地轮番俯冲啄蛇，居然弄得蛇无处躲藏；小白狗追赶着一只黄鼠狼，眼看黄鼠狼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不料它屁股一撅，喷出一股白色的臭液，居然叫小白狗痛得嚎叫打滚，从此丧失了嗅觉……所有这些，不要说小读者，即使象我这样的“大读者”，读来也是觉得新奇而有趣。
这个新奇的世界，我以为作者是用一种综合镜——综合了文学和科学这两面镜子来反映的。说它是科学的，因为在叙述这一切时，凡涉及科学的，作者力求字字都有科学根据；说它是文学的，因为作者在叙述这一切时，又总是力求作具体的、形象的描绘。以两部作品中所写的二三十种动物来说吧，其中许多动物或贪婪、或狡诈、或勇猛、或温顺的形象，都写得活灵活现。例如《鹿鸣》第四章《碣石坡上》，老鹰抓小兔的描写，是那样的波澜迭起、扣人心弦；第二十二章《小溪浮在峰峦上》，那四只小鹿，互相挑逗而戏耍，依母鹿而撒娇写得戆态可掬而又性格各异。这些描写都是相当成功的。这些生动的描绘，自有它独立的艺术价值——表现了自然界的生动和丰富，诱导小读者们去热爱自然界的美，认识自然界的美。
当然，作者更努力于写人。在这两部作品中，就人物形象而论，《探奇》中李立仁顽强坚韧的性格和小黑河的聪明和淘气，《鹿鸣》中的雷大爷的宽厚仁爱和小叮当的好奇和性急，写得栩栩如生，颇为成功。相形之下，两部作品中着力刻画的王陵阳和陈炳岐，虽然不乏动人的片断，但总起来说，反而不如次要人物写得有个性。我以为，这原因也许是因为作者给他们赋予了过重的任务，让他们讲了太多的科学知识故事。
作者毕竟还是个新手。读他的作品时，我想过：他把那么多的动物——地上走的，天上飞的，地下钻的，水中游的写得那么有趣，故事编织得那么娓娓动人，确实显示了他的才能。作者是位讲故事的能手，而且他是把故事和风俗的描绘、人物的刻画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过分着眼于叙述故事，也限制了他的笔，不能更加从容地对一些人物和动物作更为细致、更有文学意味的描绘。
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和科学要结成联盟。刘先平同志的作品，在文学和科学这两方面都能给小读者们以一定的营养。愿他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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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出版动态
△诗刊社主编的《诗人丛书》第二辑和第三辑，最近将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人丛书》第二辑收入了鲁藜、林希、胡昭、赵恺、赵瑞蕻、刘祖慈、周良沛、巴·布林贝赫、张学梦、王辽生、雁翼、冀汸等十二位诗人的十二本诗集。第三辑共十二本诗集，收入了已故著名老诗人萧三同志以及艾青、公刘、曾卓、陈敬容、杨山、罗洛、丁芒、流沙河、刘畅园、黎焕颐、沙白等十二位诗人的作品。这二十四本诗集都是作者的近作。 （陈爱仪）
△汇集了当代活跃的散文诗人新作的《黎明散文诗丛》第二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辑共十二集，收入了柯蓝、郭风、那家伦、胡昭、许淇、王中才、管用和、楼肇明、刘再复、文牧等人的作品。在这辑诗丛汇集的近千篇散文诗中，诗人们用他们各具风格的文思，体现各自的新的追求。作品中，有对人生的思考，有对山川的描绘，有哲理的诗化，有真理的求索，有献给生活的赞歌。 （湘舒）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文学作品选析《汪洋中的一条船》，收入十二位台湾作者的二十五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其中包括了一些名家的名篇。这些作品反映了台湾同胞和少年儿童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生活情况、精神风貌和优秀品质。
（吉翔）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唐代诗人笔下的长安世情风貌，西北大学中文系几位教师选编的《唐代诗人咏长安》上编，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下编也即将问世。上编选录了描写唐长安城区地理形势、四时景物、宫苑名胜以及世俗风尚方面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本书由国画家张义潜绘制了精美的彩色插图，更增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吴成瑞）
△《美术史论》丛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辑，是美术史论研究园地的一束新花。丛刊文章涉及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创作问题研究的各个方面。
该刊自一九八一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了四辑，所刊登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工作的可喜成果。此外，还有介绍外国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画论的论述。每期附有画页和插图。
该刊从明年开始，将改为由邮局广泛发行的定期季刊。 （陈之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