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大别山的英雄战士
——回忆王树声大将
秦基伟 徐深吉 罗应怀
大别山，沟深林密，峰回路转，流云飞瀑，气势磅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我们的老领导王树声同志，就是在大别山怀抱中成长起来的英雄战士。
（一）
1905年4月23日，树声同志出生在大别山西麓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的项家冲。他父母早亡，兄妹5人与伯父家姐弟5人一起，树声同志排行老五。他的10个兄弟姐妹，先后有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人为革命英勇献身。青少年时期，他在学校里接近进步教师与同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教育。1926年，他彻底背叛了地主阶级家庭，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跟党干革命。在组织农民协会、武装农民、带领群众同土豪劣绅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对待自己的亲属，更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罗家河有个恶贯满盈的大土豪丁枕鱼，是树声同志的父亲的舅舅，是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的“麻城北乡一只虎”。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也是欺压百姓的一条恶狼。父子俩反对共产党，要与农民协会较量到底！
在一次会议上，树声同志主动提出打丁枕鱼，同志们听了为之一惊。树声同志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他说：“我们家有钱有田，我舅爹家有钱有田，都是剥削来的。我们闹革命，就是把穷苦农友组织起来，打倒土豪，消灭剥削，才能翻身得解放。”他越说越激动：“请农友们放心，我王树声坚决和大伙站在一起，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树声同志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树声同志带领下，农友们冲进了丁家大院，开仓分粮，一把火烧了“阎王账”……。
丁枕鱼受到农会打击之后，更加仇恨树声同志。一天晚上，丁枕鱼和他的儿子丁岳平，带着十几个打手窜到项家冲，树声同志不在家，丁枕鱼指挥身边的爪牙，一把火烧了房子。树声同志的祖母骂丁枕鱼黑良心。丁枕鱼拉长了脸，皮笑肉不笑地说：“我的好姐姐，如今良心能值几个钱？你孙子要大义灭亲，我今天却要大火灭亲！”
这一晚，丁枕鱼还带着打手们，偷袭了罗家河农民协会分会的办公室。
丁枕鱼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广大农协委员的无比愤慨。树声同志和区农会的负责人胡静山、徐子清等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逮捕丁枕鱼。树声同志亲自主持农会法庭，判处丁枕鱼死刑。
1927年春，逃亡到豫南新集的土豪劣绅丁岳平和“王九聋子”，纠集当地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一万多人，开始向麻城反扑。
树声同志带领农民自卫军战士守卫在麻城北门的城墙上，等待着红枪会匪徒们来进攻。这天上午，一群群匪徒，头缠红布巾，腰扎黑布带，打扮得怪模怪样，手舞大刀、长矛，嘴里念着咒语，在“师爷”带领下，呜呜嚎叫着冲杀上来。树声同志瞄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师爷”，“叭”的一声，子弹正好打在“师爷”的心窝上，“师爷”倒地，群匪乱营。接着，守城的自卫军战士，以步枪、飞叉、石头、竹钎、石灰罐等武器狠狠杀敌。匪徒们伤的伤、死的死，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在高高的城墙上，树声同志警惕地眺望着远方的敌人。突然，发现有一股匪徒悄悄地向西门方向移动。他立即带几个自卫军战士赶到西门，只见“王九聋子”坐在轿子里尾随民团向西门冲来。树声同志指挥自卫军战士“轰”一土炮，把“王九聋子”打得轿翻人飞，呜乎哀哉。丁岳平见势不妙，收拢残兵败将退了回去。
1927年9月，树声同志在邱家畈祠堂参加了麻城县委召开的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会议。会议决定：遵循“八·七”会议精神，执行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在麻城立即组织农民暴动。
树声同志带领四乡八镇的农友们，同黄安县农民一起，拿起土铳、鸟枪、大刀、长矛、脚鱼叉，举行武装暴动，首先取得“九月暴动”的胜利，揭开了黄麻起义的战斗序幕。
11月13日，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高举黄犁头红旗，攻克黄安县城，消灭了反动武装，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把红旗插上了黄安城。树声同志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攻城战斗，但在麻城县带领农民义勇队，积极配合了黄麻秋收起义。
11月18日，黄安县城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宣布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把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树声同志被任命为鄂东军第二路军的分队长，正式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二）
强将手下无弱兵。树声同志是在徐向前同志直接指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员战将，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东进西征，英勇奋战，打了许多漂亮仗。
1931年2月初，树声同志在红四军十师三十团当团长，担负围攻新集的任务。第一天晚上，部队搭了人梯，多次强攻未克。第二天夜里继续攻城，仍未奏效。树声同志召集干部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同志们献计献策，制定了“坑道作业爆破攻城”的新方案。他带领干部和战士利用城外的房子隐蔽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下。挖好了坑道，又找来一口大棺材，抬到坑道里，安放在城墙下，装上了300斤黑色炸药以及生铁、秤砣和十几发迫击炮弹，制造了一个巨型炸药包。2月10日下午5点钟，军长邝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亲自率领军部教导团、手枪队和交通队，在坑道附近观察指挥。团部通信员张定超同志点燃了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黑烟滚滚，把坚固的新集城墙，炸开一道一丈多宽的斜坡。树声同志指挥突击队的勇士们飞快地利用爆破的烟雾作掩护，冲进城内。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巷战，除少数敌人从东门逃跑外，大部敌人被歼灭。从此，新集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政治中心。
2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向平汉铁路信阳、广水段出击。树声同志指挥的三十团，3月1日在李家寨车站伏击敌新编十二师第一旅。当该敌乘火车刚到车站，我三十团以猛烈的火力袭击后，迅速出击，全部歼灭了该敌，击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取得重大胜利。8日夜至9日上午，我军主力在双桥镇歼灭敌三十四师的战斗中，树声同志指挥的三十团担任主攻，打得也十分出色。这次战斗只用七八个小时，全歼敌一个整师，活捉敌师长岳维俊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余门。
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了，树声同志担任第十一师师长。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起黄安战役。在关键时刻，树声同志指挥十一师开到黄安南面的桃花店担负狙击援敌任务。敌人以强大炮火轰击我方阵地，并以3个旅的强大兵力，向我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打开一个缺口，支援黄安守敌。树声同志指挥的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和十师三十团，浴血奋战，终于胜利完成了狙击任务。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树声同志指挥的七十三师为先头部队。不久，四川军阀田颂尧指挥38个团5万余人兵力，对我发起三路围攻。战役开始阶段，树声同志指挥的七十三师两个团，抗击敌主力左纵队18个团（后来增至25个团）的猛烈进攻，10天内歼敌五千。反攻开始前，七十三师主力坚守大小骡马、小坎子阵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有力地配合了我东线反攻。我西线反攻时，七十三师从正面出击，配合十师、十二师主力发起猛攻，将敌13个团全部包围，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敌人7个团，击溃敌6个团。
1933年冬，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组织110余个团，后来增到140余个团，25万余兵力，18架飞机配合，分为六路向我围攻。树声同志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指挥10余个团，抗击敌西线一、二、三、四路60多个团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东线徐向前总指挥直接指挥的20余个团，打退敌主力第五路、第六路50多个团（后来增到70余个团）长时间、连续的猛烈进攻。在战斗中，有一次在巴河岸边与敌抢占要点，天下大雨，树声同志冒雨来到前哨阵地，亲自带领前卫营打退了敌人的雨夜袭击。经过10个月的鏖战，打破敌人六路围攻，取得了歼灭敌人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三）
1937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撤到石窝子山上，被敌人两个骑兵旅逼到山下，情况十分严重。树声同志率领少数部队，掩护其他领导同志突围后，就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经过三个多月的辗转苦战，最后他们只剩下十几个人。一天，这十几位同志走到腾格里沙漠的边沿，与敌遭遇，摸着黑打了一仗。仗打完后，树声同志孤身一人，陷入茫茫沙海。
初春，正是多风的季节，黄沙迷蒙，遮天盖地，吹得人口干舌燥。树声同志坚持向前移动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一座沙丘，又爬上一道沙梁，饥饿、寒冷和疲劳，痛苦地折磨着树声同志，他咬紧牙关，坚持向前爬呀，爬呀，不知不觉昏迷在沙丘上……
一个做小生意的老人俞学仁，发现了树声同志。俞学仁给他喂水，送吃的，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在俞学仁老人的护送下，树声同志在同心城找到了红军。接待他的是环县军事部副部长兼营长耿学成同志。然后他转到曲子镇。在那里养伤的罗应怀、吴继荣、郑全勋、李光宏、郭世香、汤家秉等六位同志，凑钱为树声同志买了鞋子、毛巾、牙刷等日用品，还让他到饭馆里吃了一顿羊肉饺子。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委、党委书记的李富春同志，与军事部长肖劲光同志，都亲切地接见了树声同志。
8月，陕北迎来了金色的秋季。树声同志在骑兵护送下，来到延安。
毛主席在窑洞里亲切接见了树声同志。他含着激动的泪花，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毛主席一边听，一边插话，说西路军失败，树声同志没有责任，鼓励他不要背包袱，要继续前进。毛主席亲自写信，介绍树声同志进抗大学习。
1939年树声同志在晋冀豫军区当司令员。1942年，树声同志调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
（四）
全国解放以后，树声同志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他十分关心鄂豫皖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经常去问寒问暖，帮助安排生活。对待一些老同志、老战友的妈妈和亲属，他多方给予照顾，让老人们安度晚年。
树声同志对自己、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生活待遇、物质享受上，从来不向组织伸手，不占公家的半点便宜。1972年组织上准备给他盖一座房子，房子已经打好了地基，他坚决制止了。有一次，儿子准备结婚，从机关里借了几把折叠椅子，已经拉回家。树声同志发现后，立即又让装车拉了回去。
“文革”期间，我们都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徐深吉同志被赶出北京到江西一个工厂劳动。1972年他回京后，去看望树声同志，说：“下去劳动了三年，受到了锻炼，现在还在写检查。”树声同志紧紧握着深吉同志的手，说：“你要保重自己，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这话多么意味深长！
十年内乱中，有一个干部带人批斗过树声同志。后来，这个干部患病住院。树声同志到医院去探望他，说：“我们是无仇无冤的，你要好好安心把病养好，今后你要大胆工作。”感动得那个干部热泪盈眶，痛悔莫及。
1974年1月5日，周恩来、李先念同志来到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看望病危的树声同志。周总理握着树声同志的手说：“我们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望你的。”树声同志含着激动的泪花回答道：“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亲切关怀；感谢总理、先念同志的亲切关怀。”他还说，五十多年来，党对他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他给党做的工作太少，有不少的缺点、错误，衷心感谢党的培养教育。
周总理表扬树声同志襟怀坦白、忠实积极、艰苦奋斗，有许多优点，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李先念同志也赞扬树声同志的好品格、好作风，对组织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和红军建设，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为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树声同志住院期间，邓小平同志、谭震林同志，都到医院看望过。徐向前同志、聂荣臻同志曾多次探望。徐向前同志亲切地说：“你是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树声同志虽然重病缠身，但神智清楚，连连摇头谦虚地说：“我不能算，我没做什么工作。”直到树声同志病危时，徐向前同志还守候在身旁。
1974年1月7日，树声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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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共产主义战士嵇直同志
刘复之 凌云 姚艮 于浩成
嵇直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建党初期的一位老同志。六十多年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出生入死，历尽坎坷，坚持革命方向，战斗到最后一息，履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庄严誓言，给活着的同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嵇直同志，1901年生于江苏镇江，198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八十二岁。这位老同志，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刚刚成年，就在扬州美汉中学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终于被这所教会学校开除了。后来，他回到镇江，担任市立商业学校英文教员，省吃节用，自筹资金，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新镇江》周刊，并举行“星期日演说会”，经常约请恽代英等同志为周刊撰稿和到镇江演说，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1922年1月，他辞去英文教员，来到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半工半读。同年3月，他经张秋人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党为使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成为革命阵地，进行了大量工作。嵇直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联合进步力量，成立学生会，并被选为会长。经过一番斗争后，这所学校终于改名为上海大学。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沈泽民、张秋人，都曾在这所大学任教或任职，为我党培养了许多重要干部。
1922年秋，嵇直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又转入了上海南方大学，继续从事学生运动。同时，他还经常和恽代英、任弼时、邓中夏、沈泽民、杨贤江、徐玮等同志一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是沪西团支部书记，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工人夜校，自编教材，给工人教文化，讲革命道理。他还在沙厂附近摆了一个书信摊，免费给工人写家信，并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疾苦，结合实际，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1924年夏，党派项英同志（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建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团组织则指定嵇直给予协助。
1924年9月，遵照党的指示，嵇直和李求实、罗亦农等同志一起，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6月，“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又很快赶回国内，任上海沪西小沙渡杨树浦引翔港党组织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并在罗亦农、张秋人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情况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嵇直同志积极参加了成立“中国济难会”、援助
“五卅”运动遇难工人和家属、营救上海总工会被捕人员出狱、募捐支援省港大罢工、以及协助输送革命工人去广东参加北伐军等活动。在这段期间，嵇直同志和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总工会总务主任）接触较多。当少奇同志接待前来支援我国革命的外国工人代表团，与之进行会谈时，嵇直还担任过英语翻译。
1926年10月，党中央通知嵇直同志，叫他立即去苏联远东地区，参加培训中国革命干部工作。他到苏联后，便担任了海参崴和伯力的苏联边疆党校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当时，中国班的班主任是吴玉章同志。嵇直同志这次来到苏联后，直到1931年底，除教课外，还主编“红色海员俱乐部”的机关刊物《赤色海员》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当时一批批受过训练的工人回到国内参加了革命活动。
1932年，日军侵犯中苏边境时，嵇直同志作为苏共党员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教员，曾被动员到远东边防军当翻译。之后，他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苏军军官。在同日本侵略军战斗中，他的右下腹部受了伤。
1934年，嵇直同志化名栾宝亭和任岳等同志从苏联去新疆工作，历任新疆省哈密行政区保安分局副局长、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和省政府交通处长、新疆青海电信局长等职务。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地方军阀盛世才打着反帝、亲苏和民族平等的旗号，想借助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发展个人势力。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形势，为发展革命力量，为新疆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一次，刘长胜同志扮成一个商人，由苏联经新疆去延安被识破了。当士兵把他带来见嵇直时，嵇马上就把他掩护起来，并发给特别通行证，派出一个骆驼队，掩护他顺利地过境了。
1937年嵇直同志回到苏联。他先在防空部队工作，不久即去莫斯科内务部工作。苏德战争期间，他在苏联西部曾同德国法西斯强盗战斗过。1942年，他荣获了“战功奖章”及“工作优秀奖章”；战后，因有战功，又荣获“红星勋章”、“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这充分地显示了，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嵇直同志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
1950年，他在苏联因战争伤残，退休了。之后，他兼任过莫斯科语言学院教授，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茅盾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文集》和《华俄大辞典》等书籍的翻译、校阅工作，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及互相了解，做出了贡献。
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怀念着祖国、同志和亲人。战后，一有机会，他就申请回国工作。解放初期，少奇同志去苏联时，他请少奇帮助使他回国。他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请求回国。当时，他在一本日记的首页上写了“祖国在望”四个大字，其中还有一首诗：
“仰望祖国如高山，荆棘丛生攀登难。但愿终有造极日，俾我亲朋聚欢颜。”
1953年，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通知他，党中央同意他回国，苏联政府也批准了。可是，当他就要动身的时候，回国证件却被吊销了。直到1955年，他才实现
了回归祖国的宿愿。
嵇直同志象其他一些老同志一样，在党内也遭受过挫折和不幸。早在1928年，嵇直同志已经转为苏共党员。后来，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开除出苏共，不承认他是中共派往苏联工作的人员。幸亏周恩来同志亲笔写去证明信，他才得以免遭厄运，但也只是恢复了工作。
1955年夏，嵇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受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同志都为他写了证明材料。党对他的革命的历史作出了结论。他先后担任了公安部和农业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和内务部民政司副司长，以及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曾翻译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宣传国际主义的《伙计》一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当他为祖国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又遭到了康生的迫害。康生曾两次写书面材料，提出嵇直同志不宜在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嵇直同志立即成了康生迫害的对象。他被捕入狱后，坚持斗争，拒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坚信，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长久的。1972年11月15日，当家人去探监时，他口述一首在病中暗自作的诗：
“个人恩怨转眼空，但愿五洲早大同。绿水青山依旧在，夕阳晨曦万年红。”
早在青少年时代，嵇直同志就省吃节用，经常把家中给他的钱用于革命事业。有时，他的鞋穿破了，就用硬纸板垫一下，而把家中给他做的新鞋、新衣服转眼就送给其他同志了。“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给他补发了工资，他立即交一万元作为党费，只留下一部分安家使用。
嵇直同志饱经沧桑，深深懂得，对于已经倒下去的同志来说，自己终究是死亡线上的幸存者。他年事越高，就越感觉责任重大。当他已经八十高龄的时候，还在为早年参加上海建党活动、为康生一伙诬陷的俞秀松等几位先烈，秉笔直书，竭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嵇直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象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对自己的亲人一向怀着深厚的感情。然而，他对子女的要求却一丝不苟，非常严格。
早在二十年代，当要远离祖国和家乡，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他严守党的秘密，不能向亲人公开告别，而只好在茫茫的黑夜里，从熟睡着的大女孩荫雪身上解下一条红布腰带留作纪念。几十年来，从国内到国外，从亚洲到欧洲，在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这条红布腰带留在身边，寄托着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祖国和亲人的思恋。1955年回国后，当二女儿荫梅首次见到生身之父的时候，他送给女儿的第一件纪念品，就是姐姐荫雪幼年时的那条红布腰带。他在另一件纪念品——一张佩带勋章的半身相片上写道：“梅儿：我对你们未尽父亲之责，但对革命已无愧于心！”
嵇直同志赴苏期间，家乡妻子早已病故，只留下一子二女。后来，儿子因贫病交困，也死去了。解放后，大女儿荫雪没有固定职业，靠做瓦木小工生活。1959年嵇直同志去南方视察时，路过镇江家中，正值荫雪拉着碎砖头回来，被当时陪同他的几位地市委领导同志看见了。他们都表示要给荫雪安排工作，并帮助她解决经济困难，但被嵇直同志拒绝了。他表示，不能因为父亲的革命资历，而违反国家的劳动政策。因此，荫雪作为镇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老共产党人的女儿，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
嵇直同志即将离去人间的时候，在遗嘱中还这样说道：“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为个人积累财产，也不希望子女在物质上对我有所依赖。我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也应该兢兢业业，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本领建设国家，并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应当和人民大众一致，做一个道德上、精神上高尚的人，继承祖辈的革命事业！”
嵇直同志和我们永别了！生前，他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了一句列宁的话：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让我们牢牢记住革命导师这一教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