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闻新建杨妃祠墓有感
严秀
在某地侍候病人，读不成书，只能翻翻报纸。得读4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载有一条消息，不算太长，先照录如下：
〔新华社西安今日电〕杨贵妃墓开始全面修复。坐落在陕西兴平县马嵬坡的唐代杨贵妃墓，已建起一座仿唐木构建筑的献殿。年内将再建仿古东西碑廊、门楼等。还拟以唐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为题材，设置画廊一处。有关文管部门已收集整理了刻有北宋以来历代名人有关贵妃的诗词、书画手迹的碑石二十余通，征集了《贵妃出浴图》等文物，准备在新建筑完成后陈列展出。
马嵬坡杨贵妃墓相传为杨贵妃的衣冠冢。
“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定是非？”不知怎么的，我看了这条消息以后，脑中忽然冒出了林则徐的这两句诗来。
我在反复猜想，在目前的经济财政状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修建杨贵妃的墓地和新建纪念她的祠宇呢？是不是杨贵妃对中国历史的哪一方面有过任何一点微小的贡献呢？想来想去又似乎没有。
杨贵妃始终只是唐玄宗的一个宠妃，据说是个胖美人，其他有何才德，概无人知。而唐玄宗则是一个十分昏愦，只知享乐，颠倒忠奸善恶的败家子皇帝。初期他继承祖先余荫，还有过所谓的“开元盛世”，以后改元“天宝”，给杨贵妃的哥哥以总揽国政的大权，杨氏兄妹数人炙手可热，朝政腐败到了极点。“亲小人，远贤臣”是唐玄宗后期的最大特点，再加上无比的荒淫奢侈，在他手里，国势由盛而衰来了一个大逆转。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被唐玄宗（当然杨氏兄妹也起了重大作用）荒谬地授权镇守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大豪强安禄山发动了对唐朝廷的毁灭性的进攻，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极大的蹂躏，唐玄宗也仓促往四川逃难。
可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护驾逃难的士兵到了长安西面一百多里的马嵬坡地方就发动了兵谏，要求把“罪魁祸首”杨贵妃立刻处死，不然就不走了。唐玄宗只好把杨贵妃就地杀掉，不然他自己就要被杀了。这是一次古代的“西安事变”，不过发生的地点在长安之西，二者古今相映，东西相对，其基本性质是一样的。
如果要搞点什么纪念物的话，我以为不是修什么杨贵妃祠，而是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杨贵妃被处死处”，另外一面或可刻上白居易的《长恨歌》之类就可以了。
我们以后还要长期坚持爱国主义的教育。但宣传的对象必须是能够发潜德之幽光，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因此，宣传和表扬的对象必须仔细选择。不是凡名人就要为他立庙的，更何况是杨贵妃这一类的人。据这则消息，马嵬坡地方原来也只有“相传”为“杨贵妃的衣冠冢”，如今不但要“全面修复”并不曾存在的所谓“杨贵妃墓”，而且还要新建什么“献殿”之类的一群仿唐木建筑。“献殿”是什么事物呢，大概就是孔庙中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那种性质的殿吧，那么，中国人民将向杨贵妃“献”什么呢？这个问题倒很难回答。
唐王朝由盛而衰，最主要的责任者当然不是杨贵妃而是唐玄宗和那个腐朽统治集团中的极端反动派。但杨贵妃也是这个集团中关系重大的人物，这个集团中最得势、最腐败的杨氏兄妹集团，就是依靠杨贵妃起家，并始终是以杨贵妃为护符和靠山的。因此，杨贵妃固然不是主犯，但也不是一个有任何值得肯定之处的人物，这一点，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仅仅为了猎奇和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我看也没有必要这么做的。那些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和华裔，看了也未必会称赞的。我们过去一些不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的措施，已经多次受过这些人士的批评了。
再说说这则消息中提到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他写了《长恨歌》，谴责了唐玄宗和极端反动的杨氏兄妹集团（但这首诗主要的倾向还是引导人们去同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他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是生活在洛阳的龙门风景区，在此期间，他在政治上虽然已经完全消极，但还是写过一些同情民间疾苦的诗，他的坟墓就在龙门石窟（石刻佛教艺术）洛河对岸的另一端。去年5月我才去瞻仰过，墓碑还在，墓顶上是丛树杂草，一片荒凉景象，看不出做了认真的维修工作，也未引导游人往这里去参观。我在这里向中州人士建议，最好象四川人对待杜甫，四川宜宾人对待黄山谷，广东潮州人对待韩愈，广东惠阳和海南岛人对待苏东坡一样，为白居易培修坟墓，设立民族形式的纪念馆等，把白居易墓地建成洛阳市郊的一颗明珠。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人太僵化、太狭隘了，你是在乱贴“阶级分析”的标签。给杨贵妃修个庙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可以表示我们的气度大吗？我说不然。这不是在乱贴“阶级分析”的标签，也不是什么气度大小的问题。杨贵妃不是西施，不是王嫱，不是鱼玄机，也不是薛涛，她们都有值得称道或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杨贵妃则什么也没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她不过是一个昏君的专宠罢了，她同历史上的妲己、褒姒基本上是一流人物。历来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人学士，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从政治上、道德上、才能上去称赞她的。只有广东有一种荔枝名叫“妃子笑”，这是从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两句诗引出来的，但是，它的含义显然是挖苦唐玄宗和杨贵妃而不是赞美他们的。（据我过去查资料，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四川用日夜行数百里的驿马飞送长安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齿的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却要去捧她，难道这叫做“度量大”，或者历史唯物主义从这里得到什么新的启发吗，我看都不是，而是把历史上的精华与糟粕未加分别或弄颠倒了的结果。
西子湖边岳飞墓前刻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多么贵重的木材啊，可是却拿去给杨贵妃修造什么“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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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土一木
顾执中
八十年前，当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对人家说：我们这个孩子，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说他有“七土一木”，金、水、火都缺，土特别多，真是“阿土生”（上海话，对笨人的称呼），不过他很适宜于种田，只要他在田旁走走，田里的东西，就会长得茂盛。迷信得如此可笑，但谈来还似乎津津有味！
后来我果然对种东西，有浓厚的兴趣，迄今，老到口中牙齿掉剩得只有上下一对，仍然不变，不过绝对不是我的“七土一木”的关系！
七岁，我的祖父去世了。我的父母，把我从上海携带到浦东周浦镇的远郊区，参加葬礼，坟地是在一条无名小溪之旁。我不知什么悲哀尽礼，只是乘机在溪旁独自玩，忽然发现溪边有一株草，有人告诉我，它是野百合，我就把它掘起来，带回上海，种在盆里，若干天后，上部开了花，土下居然生了小百合。
若干时以后，我又在上海的马路旁看到长着的一棵小小的香瓜苗，这是夏天有人吃香瓜，把子随便吐在地上，而生出来的。我又温柔地把它挖起来，带到家，种在盆里，不久居然结出几个小瓜，从此我对种东西，成了瘾。
解放后，调到北京工作。我把院中一株梨树，上了肥，第二年春天梨花盛开，秋天结了五六百只象葫芦那样的大梨，同院每户分到一二百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在院墙旁，种了菠菜和苋菜，长起来了，可以当菜吃。在那紧张的时刻，很能起一些作用。
在种东西的时候，我看出植物对自然的防御，对害虫的斗争，是很有办法的，例如金银花，不怕冷；寒冬，冻不死它，主要是因它枝枝中空，冬季不蓄水，不结冰。丁香花的枝叶，苦极了，害虫也怕苦，不但它全身免于虫蚀，连在它附近的植物，也免于虫害，它如臭椿的臭，也是用来驱逐害虫的。
我在一年四季中，每于夏秋早上六七时之间，看到了爬得高高的白色、红色、蓝色的象小喇叭的牵牛花，鲜艳地开出来。中午，则矮矮的、五色缤纷的太阳花（北京人称为“死不了”），一齐怒放；下午，红色的紫茉莉在花坛中，数百朵同时开放；晚上七八时，则有蜜色的夜来香（草本），一朵又一朵，缓缓地迸弹开来，和白色的瓜娄花几乎同时开放，引起了牛蜂在黑夜中飞来，一颠一颠地来采取它们的花蜜。昙花则在夜间九十时之间开放，约十五分钟后，就收起来，真是昙花一现……凡此种种自然之乐，不用多花钱，也不用多花大精力，任何人都可享受，多和自然相亲近，少劳神于物欲，身心自然会康健。
种东西，好象养小孩，不能给它吃得太饱，营养过度，反招致枝叶凋零。有人很把鸡蛋、臭牛奶倒入花盆中作肥料，其肥既不熟，也不卫生，我以前用茶叶水浇花，到了三月春暖时，盆中即发现小飞虫成群，驱之又来，真讨厌！
从前年起，我开始请蚯蚓来帮助我种东西，大雨后，蚯蚓出土时，我老爱随手捉几条，放入盆内。几分钟后，它们就钻入土内，成家立业了。它们不断地松土，不断地制造肥料，结果使盆内的花，如虎刺梅，如令箭荷花，开得特别茂盛，每盆花干干净净，很少有害虫和黄萎之类的病。蚯蚓真是称职的农家！
尽管我有“七土一木”，喜欢耕耘，由于在旧时代，国家多难，世事蜩螗，我于内战和抗战时期，经常冒炮火，驰骋于战场，采访新闻，没有机会，到农村去从事实际上的耕耘，实为一生的憾事。今又老矣，除读书写稿以外，只能仍与花木为伍，此中，有无穷的科学知识，可以有益于四化，可惜我已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愿可爱的青年们，帮助我去干这一行大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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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别欺三尺童子
龙炘成
近来孩子自个儿买了几本连环画，我无意中抓过一本名叫《玉弓奇缘》的浏览了一下，吃了一惊，其中讲的什么江湖游侠，武林秘卷，罗阴煞功，闻风避器之类。
我向孩子说明，这类书不好，不应该看，孩子振振有辞地反驳：“国家出的，新华书店卖的，有什么不好？”我无言以对。
看来，自从《少林寺》打响后，有人又向前多走了几步。打着发扬继承中国武术的幌子，赚成人的钱也就罢了，而赚取孩子们衣袋里的硬币，又散布毒素，于心何忍？
鲁迅曾说他攥着青年工人那带有体温的钱币，生出内疚之感，传为文坛佳话。我们某些作者和出版部门是否更应该自问一下？
出售腐败变质的食物的商店要受到有关卫生部门的追究，不知兜售不健康精神食粮的出版部门应该受到何种过问。作为家长，我只想说，别欺三尺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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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梁启超的菊花石砚
王启初
1897年10月，年方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受聘到“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梁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唐才常曾以浏阳特产菊花石砚赠给梁启超。
菊花石砚呈长方形，作竹简式，石质苍老，砚正面雕竹枝三株及竹荪一枝。背面琢竹干及竹叶，砚右下方有一自然形成的白色菊花纹一朵。砚左有“复生（谭嗣同字）铭”三字，铭下有“建霞（江标）刻”三字。谭嗣同铭云：“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此铭谭嗣同全集未录。砚背另有黄遵宪1902年补刊哀铭：“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实。壬寅八月十三公之它作”。砚右端有“硕根补刊”四字。
谭嗣同生前曾精研佛学，砚铭中前两句有佛家言语色彩。黄遵宪铭文中的“衔石补天，后死之责”是指戊戌八月初六发生的政变事，当时谭嗣同要梁启超避难日本大使馆，而自己却整天守在家中待捕。当日捕役未至，谭嗣同便于次日赶到日本大使馆，力劝梁启超避地日本，且将自己的著述及诗、文、词稿及家书等统托梁启超代他保存。并慷慨激昂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即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即赵氏孤儿故事）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铭中“还君明珠”句，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梁启超1895年在北京会试时，考官李文田见梁试卷文字和康有为的文字一脉相通，不敢录取，却又在梁的试卷上朱批“还君明珠双泪垂，惜哉！惜哉！”黄遵宪便借用此轶事来比喻谭嗣同所作的砚铭。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菊花石砚”，就在梁启超仓促逃亡日本时，连同他的藏书及著述旧稿一并丢失。从黄遵宪的砚铭中知道，菊花石砚自梁家散佚后四年，曾一度由黄遵宪收藏，黄题铭后三年就去世了，但不知何时又自黄家流失于民间。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该砚为中国戏曲史家黄芝岗自北京古玩商场购得。黄芝岗因感于梁启超生前爱重此砚，且又为默默不忘故友的情深所动，便无偿地将菊花石砚赠还给梁启超的长女艺蘅馆主梁令娴，并填《满江红》词一首以纪其事。
“菊花石砚”虽已完璧归还了任公后人，但不知十年动乱中，该砚有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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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有话与无话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这句话常常见诸报章，每每看到，总觉得不是滋味。为什么呢？这句话所表达的意义正与说者的意愿相反。
比如，会议开始了，上面口若悬河，谓之
“有话即长”；接着又有许多人走上讲台，每人说上几句，内容差不多，格式也一样，可谓“无话即短”了。这个“长”和“短”都不合理。因为这种“长话”理应变成“短话”，而“无话”，大可不必再谈。倒不如改为：“有话也要短，无话不要谈”。
杜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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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玩物长智”
“玩物丧志”，此语常用来诫己诫人，然而人生在世，业余的娱乐消遣活动却是万万少不得的，所以一生不曾“玩物”的人，大约古来无有。我本是个爱玩爱动的人，因此也常常想，志固不可以丧，而物又不可不玩，那么，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近读《傅雷家书》，内有一段话，使人豁然开朗，不妨摘抄在此：“我们都是天生的求知欲强于一切。即如种月季，我也决不甘心以玩好为限，而是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养病期间就做这方面的考据。”
办法原来如此简单！以傅雷先生种月季的作法推而广之，无论花鸟虫鱼、棋琴书画、旅行集邮、以至玩拳弄棒，只要“不甘心以玩好为限”（当然更不能沉溺其中忘乎一切），而是同时和学知识、长技艺结合起来，当是不错的。
此法不仅适用于青少年。据报载，老年人除需适当进行体力活动外，常常用脑亦可益寿防衰。如果老人们在种花养鸟之时，同时研究一些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各方面的有关知识，既可免寂寞之苦，又有增寿之益，不亦乐乎！
丁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