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梦”
赵清阁
梦，是客观事物的意识感应，不是空幻，也不是虚无。
生活中，我常常把梦和现实混淆了，我沉酣在美妙的梦里，我也憧憬着幸福的现实，真真假假，都有梦一般的意境！
去年除夕，我病了，是重感冒。当时我正赶写一篇回忆小文，思绪紧迫，不能搁笔，而稿纸已经被涕泪溅染得水迹斑斑，无法坚持，便索性钻进了被窝。
夜，静悄悄的，只听见火炉上水壶的“唧唧”声，和自己胸腔里心脏的“砰砰”跳动声。灯光下，书橱顶端的一瓶腊梅盛开了，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冷香，我凝视她那倨傲的风姿，嗅着她那醉人的馥馨，渐渐地，我被带到一座我所熟稔的庭院，我所神牵魂萦的房屋，这里也有腊梅，也有炉火，这是我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乡老家——
四合院上房，在奶奶和我的卧室里，仿佛我又回到了儿时的年华，又承欢于奶奶的膝下。仿佛也是一个岁寒寂寥的除夕，我和奶奶守着一盏黯淡的煤油灯，我快活地吃着花生果听奶奶讲故事，讲她自己和爷爷，也讲我的母亲，都是些娓娓动听，百听不厌的老话。后来我给奶奶唱歌，我边弹风琴边唱《小麻雀》，（这是二十年代一首著名的流行儿童歌曲）我唱道：“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我还没唱完，奶奶深深地长叹了口气，似乎回答我又似乎喃喃自语地说：“你的母亲死了，你是一只没有母亲的小麻雀！”我戛然停止了琴键，扑到奶奶的怀里说：“我有奶奶，奶奶比母亲疼我！”真的，我刚五周岁母亲就抛弃了我，是奶奶把我扶养成人，因此我只要提起母亲，既想念她，又有点怨恨她，唯对相依为命的奶奶，我是全心的热爱。奶奶笑了，但摇摇头说：“傻孩子，奶奶也要离开你的，你必须学会自立！”奶奶的话应验了未来，也教育了我的一生。可这时却象无情的一击，震得我头晕目眩。一股凉风吹熄了煤油灯，奶奶不见了！我寻觅，呼唤，而后伤心地痛哭起来。
不知是谁，轻拭了我泪水淋漓的双目，我睁眼一看，景物全非，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也就是新年的元旦，阳光射进我的窗帘，我依旧睡在床上。床前围拢了许多人，只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向我叫道：
“奶奶，我和爸爸妈妈来给你拜年了！”接着是孩子的父母的慰问。他们是我的学生小赵、小罗和玮玮，还有照顾我生活的老吴嫂和医生、邻居以及闻讯赶来看我的朋友。一个个都满面堆笑。张医生说：“好了！昨夜你可把我们吓坏了！”我听着堕入了迷津。老吴嫂告诉我，夜间我一度昏厥，幸亏邻居护送我到医院，才得转危为安。我明白了我差一点也跟奶奶去了。我作了一个是梦非梦的“梦”，病使我在昏迷中重温了往事。往事如梦！令人不能置信的是，梦里的我，一切都没有了，母亲，奶奶相继溘逝；而醒来自己竟成了“奶奶”。不是骨肉，胜似骨肉的三代人，挤满了我的小屋，这是真的，不是梦。如果说它是梦，也是理想的梦，是今天才可能兑现的理想的梦！我的心豁然开朗。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回答我：旧时代，将美好的生活化为墟烟，变成了梦，新时代，将理想的梦变成了现实！这现实，即人们通常称之为“梦寐以求”的现实。这种现实，近来我曾幸运地多次遇到，每次都使我有快慰生平之感。我把它当作晚岁最珍贵的精神享受，因为其中孕藏着无私的爱！
第8版()
专栏：
欢迎一顶“荆棘冠冕”
左文恕
让人们来一顶“荆棘冠冕”，未免荒唐可笑。但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就主张戴这样的“荆棘冠冕”。他在一首题为《三顶冠冕》的诗中吟道：
“我愉快地欢迎一顶荆棘冠冕，
尽管刺得人痛，
但味道主要是甜”。
人世间，不少人是喜欢戴“高帽子”的。牛顿之所以能“愉快地欢迎一顶荆棘冠冕”，原因在于它“刺得人痛”。如果戴“高帽子”而昏昏然，是不会尝到任何甜头的。因为“荆棘冠冕”虽不好看，扎得还有点“痛”，但从长远来看，择善而从，摒错而弃，心情畅快，精神愉悦，那滋味自然是甜润的。
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荆棘冠冕”不为人爱，大概就在于这个“难”字。如果凭一时之勇，把“荆棘冠冕”硬按在头上，也未尝不能咬咬牙，但决不会长久。隋唐之际有个王世充，也曾经主张“纳谏”。他在大门口设了一个座位，“上书附事，日有数百”，“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一时间“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而，没干几天，他就受不了啦，转而“省览难遍”，被后人传为笑柄。而他自己也终于被坚持纳谏的李世民打败活捉，砍了脑壳。
“荆棘冠冕”，本来就是带刺的，刺的或许是地方，或许不是地方，于是就更令人头痛了。
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果受批评者，真能虚心接受，甚至有几处稍受委屈的地方也不去申辩，那他的进步一定更加神速。夏衍同志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讲了句关于朱元璋的外行话，吴晗曾当面给他一顶“荆棘冠冕”：“你还当文化部长呢，这一点都不懂”。同样，马彦祥也往他头上扣过一顶“荆棘冠冕”，说“你老兄，对京剧完全是外行，不要乱讲好不好，你乱讲一气，下面不好办”。话是那么尖酸刺耳，但夏衍是欢迎的，听后发愤学习，弥补了不足。当然，这还讲的是对待公正的批评。说到对待不公正的批评，梅里美在谈到亨利·贝尔（司汤达）时说：“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在批评时比他更坦率，或者接受朋友的批评更大方正直。他喜欢把自己的文稿寄给人看，并要求别人严厉地加以评断。不管别人的意见多么严峻，甚至不公平，他从不因此生气。他有一条座右铭是：谁只要干‘白纸上写黑字’这一行，别人说他笨拙，就不应该惊讶或者动气。他切实执行这一座右铭，而且他决不是真正的装作无所谓。他把别人的批评常常记在心头；他毫不恼怒，而是热烈地加以研讨，仿佛在研讨一个几世纪以前的作家的作品一样”。司汤达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戴“荆棘冠冕”的人，因而他的进步是“神速”的，终于给后世留下著名的《红与黑》。从这里倒不难得到启发，你如果想进步得“神速”一些，想不断地开创本单位、本部门乃至自己的新局面，就要有这样的气度，就应该愉快地欢迎一顶“荆棘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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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看不见的戏
——简介广播剧的艺术特点
刘保毅
问：您多年从事广播剧的创作和改编工作，请您谈谈广播剧的艺术特点和发展方向，好吗？
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各自的艺术特征、独特的表现手段。广播剧不同于电视剧和其它戏剧形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有声无形就是广播剧的特性。声音是广播剧的唯一表现手段。它运用各种声响展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描绘场景，借助听众的想象力，产生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获得美的艺术享受和思想教益。
广播剧是综合性声音艺术。它的表现手段是语言、音乐和音响效果，即所谓广播剧的三要素。一部艺术上比较完美的广播剧应具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诗似画的意境，清晰悦耳的声音，张弛有致的节奏，引人入胜的情节，情景交融的场面，紧凑流畅的结构，回味无穷的含意。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地，创作者必须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三要素，使各种声音有机地融为一体，好似一部和谐悦耳的交响乐，使人神往，百听不厌，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这样的广播剧才有审美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从每一场戏到全剧出现的各种声音的结合，作者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
广播剧独特的个性还在于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它只提供声音形象，需要依靠听众去想象和再创造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听众也是广播剧的创作者。使听众参与了创作，这对欣赏者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也许由于有这样的因素，广播剧艺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听众。
广播剧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魅力，使它不仅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有自己的广阔发展天地。在国际上，广播剧早已进入立体声时代。现在我国立体声广播在部分电台已经开始播音，立体声广播剧也试制播出了。立体声能更好地发挥广播剧的特点，听众可以听到不同方位传来的声音，不同空间的回响，多层次的细微的声音，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总之，立体声能更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世界。
广播剧这朵艺术之花，必将日益茂盛，开得越来越绚丽芳香。
第8版()
专栏：
《寻梦者》
袁可嘉
《寻梦者》是《望舒草》（1932）中一首通篇运用象征手法，但语言自然，含意深远的好诗。作者找到了一个经得起开掘的象征（喻体）：把寻求理想的寻梦者的梦最终开出花来，比作金色的贝最终吐出桃色的珠来。喻体和本体都是美丽的。“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然而，这还只是艰苦历程的开始。“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只有当你经过一生的求索，“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谁不是个这样的寻梦者呢？对于上了岁数的人们说来，几十个寒暑以降，为了追求社会进步和事业的理想，不也同样经历过“九年的冰山”和“九年的旱海”吗？只是在今天，在党的正确路线引导下，我们这“鬓发斑斑，眼睛朦胧”的一群，才有可能看到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来，“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诗人戴望舒是很懂得诗歌艺术的。在色彩的渲染上，一反某些象征主义者惯用的浓抹重涂，采用三种明丽的本色：“青色的大海”，“金色的贝”，“桃色的珠”；每节三行基本上押ＡＡＢ的韵。这些说明他借鉴西方象征派诗艺是经过自己的消化的。我劝今天醉心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青年诗友们认真读一读这篇佳作，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附：《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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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杂文的“不平”
很有些同志为杂文鸣不平，说是小说、诗歌都有获奖的机会，唯独杂文坐着冷板凳。我倒想，杂文是不该坐冷板凳的，但又是不可避免地坐了。这其间除了编的、审的、看的对杂文历史的余悸未消，也还多少需要操笔者反躬自问：我们的杂文的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杂文既是“文艺政论”，除了“论”之外，总还要有点“文艺”气。有人曾经研究过鲁迅先生杂文中的“典型形象”，这兴许还需要再斟酌，但杂文也该是文学，那大概是不好推翻的。
如果杂文象新闻评论、象理论文章、象一切庄言宏论，甚至象“绿奏章”，它自己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谓讽刺与幽默，也就只能从《讽刺与幽默》中去找了。
顺言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称“家”
前一阵子，有人乱捧“新秀”，动辄冠以“青年作家”、“歌唱家”。后来，有人出来匡正，说是容易将人“捧杀”，乱称“家”的事也就少了。
然而去年关肃霜巡回演出，不少报章改称其为“著名京剧演员”。前几日某报介绍杜近芳，也说她是“驰名中外的京剧演员”。“演员”而“驰名中外”还不够“家”么？这倒又有些矫枉过正。查《辞海》，“家”即“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技能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关、杜二位当然是够格的。我倒想，称“家”不称“家”，也不必一哄而起，一哄而落。问题是不要滥，不要吹的肉麻。而且，成不成“家”，自有他（她）的成就、修养和社会影响在，同人为的起落都是不相干的。
鲍林
第8版()
专栏：
赤水河畔〔摄影〕 周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