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刘瑞龙
正确地认识我国的传统农业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悠久的农业历史，有丰富的农业遗产。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体现了多种增产措施的综合作用，其中包括了选种、育种、土壤耕作、灌溉施肥、旱作保墒、植物保护、田间管理等技术措施，包括了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也包括了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利用多种能源、进行工具改革以改善生产条件的努力。我国农民因地制宜地综合运用上述措施，取得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效果。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农学家根据劳动人民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理论。例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农本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生产中生物体与人和环境条件之间辩证关系的思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陈旉“地力常新壮”的思想，种地“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沈氏农书》语）的集约经营的思想，就是精耕细作夺高产的传统在农业思想上的结晶。中国农民正是依靠这种因地制宜、采用综合增产措施、以提高单产为主攻方向的精耕细作传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了几千年，哺育了五十多个民族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土地不但没有种坏，而且养活了从战国秦汉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十亿人口，创造了世界为之惊叹的奇迹，显示了这种精耕细作传统的强大的生命力。
为什么代表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细作农艺产生在中国呢？这与我国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有关，也是我国广大农民在长期同自然界斗争过程中逐步摸索和掌握了客观规律的结果。春秋战国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土地可以买卖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比起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制来，中国农民在人身上比较自由，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因而其生产积极性比西欧农奴为高。但由于生产规模狭小和生产条件不稳定，中国农民只能用多投放劳动的方法，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高的产量，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逐步产生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我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产生局部地区耕地相对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发展，到了清代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迫使人们不得不走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产的道路。还须指出，我国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我国的自然条件并不总是对农业生产发展有利的，例如北方的春旱多风，江南的涝洼盐碱，都曾是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精耕细作正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斗争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强调人定胜天、趋利避害是我国传统农学思想的重要特色。在某种意义上，精耕细作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克服自然条件不利的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它突出地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善于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本领和精湛的生产技艺。
今天，我国的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的改变，但自然条件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人多地少的矛盾比古代更为尖锐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我国具体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所创造的、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农业技术体系，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只要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和自然条件没有改变，我国农业就必然要继续走精耕细作、节能低耗、集约经营、提高单产的道路。
我国传统农业很早为世界知名科学家所称道。十八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就曾赞扬过中国的农业。十九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出了选择原理。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认为，中国古代对农家肥料的利用是无与伦比的创造。
现在，当西方“石油农业”危机越来越显著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农业有许多优点。美国学者布劳格认为中国因地制宜地推行间作套种、多熟种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美国另一位农学家维得·瓦尔特开列了中国传统农业值得美国学者学习的十五个项目，其中除了杂交水稻，其他各项均属传统农业技术的范畴。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专家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对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都给予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农业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发达的国家，都有许多至今仍然适用的经验，有许多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合理的成分。这些经验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农业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局限性。我国传统农业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由小农分散经营、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条件不稳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情况妨碍了在更大规模上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妨碍了在农业生产结构的总体上建立农、林、牧、副、渔各业协调发展的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对传统农业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分析，正确地认识它的生命力及其局限性，既不要把传统和落后混为一谈，全盘否定传统农业，陷入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要人为地拔高它，以至陷于不符合事实的、夜郎自大的可笑境地。
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
我国农业一定要实行现代化，一定要继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一定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改变我国农业技术装备落后、经济落后的现状。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这是毫无疑义的。
什么叫农业现代化？从农业现代化先行的国家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体相同的发展要求和趋势，这就是：生产手段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科学化，劳动社会化、专业化。除此以外，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农业经营的重点，实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步骤和方法各不相同，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或绝对的模式。有人说，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性概念，只能有一个模式，这种观点是幼稚的。在世界上农业现代化先行的国家中，凡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我们都要有选择地学习，加以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走过的弯路和存在的弊病，则应引为戒鉴。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用高投资和高能耗换取农产品的所谓“石油农业”，造成环境污染和农业的畸形发展，这些我们决不能盲目地仿效和重复。我们要开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对于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各方面在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创见，我们试行归纳，作这样的设想：
从我国的条件和需要出发，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工业武装两种公有制农业，武装附属的农家经济、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协作和联合，把生产决策、生产技术、经营管理都放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农业持续发展的合理的生产结构、生产布局和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建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发达的农业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富庶的社会主义农村。实行集约经营、精耕细作、培养地力、提高单产，做到投资少、耗能低、效益高。把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取得高度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就业率，以丰富的农副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工业发展和物质文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业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是依靠熟悉和掌握传统农业技术的中国广大农民进行的，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必须把现代科学技术和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要严格地考虑我国各地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的不平衡性，要进行资源调查、农业区划，要作出长期和近期的发展规划，要搞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这样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稳步前进。这个转化是一个经济发展、技术改造、文化提高的过程。这个转化不是一个早上就能突然宣布实现的，必然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和相交替的过程，要采取若干过渡的形式和方法。在这过程中，多种能源、多种工具、多种技术、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组织形式、多种管理方法将同时并存。在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不是抛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这不是守旧，而是创新。这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符合中国条件和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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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
张秀平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田昌五同志的新著《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谈的是古史分期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两种社会制度断限的时间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如：奴隶社会形成的条件，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基本区别，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规律如何起作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标志，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具体途径，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史学界对这些基本理论的不同理解，加上对古文献资料诠释的差异等原因，古史分期这样重要的历史课题一直处于分歧争论之中。因此，如何运用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在理论和史料的结合上，探讨中国古代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以及奴隶制如何向封建制演变等方面的问题，就成为史学界应予重视的问题了。《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以下简称《新论》），就是探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全过程，从而论证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的专著。作者对古史分期问题的一些理论问题及分期标准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第一，作者首先从探讨古代社会的理论入手，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洲古代社会的理论，从逻辑和历史上作了考察，并根据近百年来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的古代社会的材料作了订证和补充。《新论》认为，中国古代奴隶制和世界上所有古文明国家一样，都是从父系大家族奴隶制开始的。从家族奴隶制发展成的宗族奴隶制即家族奴隶制的联合体，就是中国的发达奴隶制。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发达奴隶制。
第二，对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史学界比较薄弱的环节。人们至今尚未见到一部有关中国奴隶社会的理论著作。《新论》的作者根据文献学和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对中国古代氏族部落的组织、分布状况和相互关系作了探讨；对文明产生的物质条件，母系氏族如何过渡到父系氏族，氏族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部落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的关系，对中国奴隶制形成的道路和年代，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奴隶制是在氏族部落的联合和兼并战争中发展而成的，始于夏朝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夏朝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它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时期：从黄帝到夏朝的建立为父系家族奴隶制的形成期，夏代和商朝前期是发展期，商后期至西周是发达期，春秋到战国初年是瓦解期。这样，中国奴隶社会的总时间约为二千七百年左右。《新论》对中国奴隶制的发达期——宗族奴隶制，从分封制、国野制、井田制诸方面考察了它的阶级结构，使人对这一段历史具有形象的认识。
第三，关于对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问题，《新论》基本上遵循了郭沫若同志的观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和研究上，则有所不同和发展。
作者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理，认为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奴隶制的瓦解为前提的。其根本特征，在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让位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耦耕为基本单位的井田制的崩溃，标明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个体经济的增长，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正是封建制的广阔的基础。
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转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通过兼并和再分配（等级授田）的形式实现的。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是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
作者又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基本观点为根据，认为应以反映封建经济关系的政治变革作为分期的标准。这种变革的集中表现是战国时期的“七国变法”。“七国变法”是划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限。其绝对年代应是公元前350年的“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前后，各国经过变法陆续进入了封建制时代。
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反过来又可依据来判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变革的性质。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变动的研究，也应纳入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轨道。作者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概括为三大家（儒、道、墨）四大派（稷下黄老学派、思孟学派、杨庄学派、荀子学派）作了介绍。对于韩非是否法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以大量的论证，提出自己在古史研究上的新观点；对其他诸家的分期观点，亦进行了评议和诘难，这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古史分期讨论中各家分歧的概貌。
我们希望，《新论》的出版，能激起古代分期讨论的更大的波浪，引起各家各派的争鸣，有更多的阐述各家观点的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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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在洛阳召开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在洛阳召开了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地方史和地方志”的任务及其发展规模等问题，并就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设想交换了意见。会议制订了《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年中国新方志编纂规划》和《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年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
会议认为，加强对地方史志的研究，以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资料编纂新型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载当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地反映省情、市情、县情，可以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目前，全国已有二分之一的省级、市级行政单位和三分之一的县级行政单位建立了修志机构，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开展了新地方志编修工作。（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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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四十五）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十五章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发挥教育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下）
教育工作应有一个大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求教育工作应有一个大发展。
（1）接受各类学校教育的人数应该不断增加。我国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域辽阔，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熟练工人和知识分子。目前，在我国的职工中，约有8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就是少量高中毕业的，也没有受过职业训练。所以，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一定要不断增加受教育的人数，尽快实现有法律约束的普及义务教育。（2）提高教育水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要求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且要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专业技术的教育水平。这就要求接受中等、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应不断加大。不能象现在这样，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5．7％。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业教育水平低。在一亿职工当中，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3％左右。农林方面的技术人员更少，只占全国农业人口的万分之四，平均100个生产队只有5个多，这显然是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3）不断丰富和变换教育内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非常快，新开拓的教育领域急速增加，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这就要求不断更替教育的具体内容，不断开设新课程，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不管是国家经济的管理还是企业的组织领导，不管是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都越来越要求科学化，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科学的管理、科学的决策、科学的计划、科学的组织领导，已成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4）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教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要求接受教育的人数的增加，教育的形式和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仅要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工教育和高等教育，还要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这样，不仅可以使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也会使教育内容生动活泼。
发展我国教育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要发展教育事业，就要根据教育内容和对象，采取具体的形式和手段。要想增加受教育人数和教育内容，只靠全日制学校一种形式，教育事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办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教育事业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形式和手段。在现代教育中，那种认为只有全日制学校教育才是正规教育的观点，是应该纠正的。美国在1963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刺激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们还大力发展初级学院，设置了二年制课程，除普通教育课程外，主要是适应本地需要的职工课程，使不同水平和能力的学生分别进入水平不同的高等院校。他们的这些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当前，国家除了有计划地发展各类全日制学校以外，还应该有计划地发展半工半读学校、职业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除了靠国家的力量办学外，更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如自筹资金、自建校舍、自邀师资创办各种集体所有制学校，乃至私人办学。国家对集体所有制学校、个人办学应在教材、校舍用地上予以大力支持，同时严格检查其教学设施、教学质量，规定各类学校管理条例，使之健康发展。在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除了扩大全日制学校的住宿招生外，还应扩大走读招生和自费班的招生。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发展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各种业余教育、自学教育。还应大力发展以磁带录相为手段的教育。这些教育形式和手段，许多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又可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和手段也将逐渐增加，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破除旧框框，尽量扩大教育形式和手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现有教育经费的经济效益
办教育，就得有经费。不增加教育经费，教育是发展不起来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求社会再生产的直接劳动者和生产经营管理者接受教育的时间较长，甚至一生都要不断接受教育，因此，相对于过去，培养一个劳动者的教育经费必然要增加。同时，科学技术发展要求教育不断更新专业。与此相适应，就要建设新的教材和实验室，这就更要求不断增加教育经费。马克思曾指出，既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要求劳动力教育费不断增加。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物的生产的投资，而忽视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因为智力投资的效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看得出来的。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总是不能把教育和科学摆在应有的位置上，造成了熟练工人与科技人员的严重不足，物质生产与人才培养之间的比例失调。重视教育与科学，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总结出智力投资是一项比物质投资获利大得多的投资。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努力提高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才能保证培养出足够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要发展教育，必须注意提高现有教育经费的经济效益。所谓教育经费的经济效益，就是教育经费取得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定数量的教育经费培养出来的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者越多，经济效益则越高；另一方面是一定数量的教育经费所培养出的一定数量劳动者中，在经济建设中创造能力高的比率越大，则经济效益就越高。目前在我国教育事业中，这两方面的经济效益都不高。教育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培养出的学生不对路。需要的没人培养、培养出的又不需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样，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也造成人才的浪费。另外，教育经费的使用率也较低，教职员工与学生之比太低。有的学院教职工与学生之比是1∶1，这是当前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低的主要表现。
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采取具体措施提高现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1）注重师资培养，发展师资培训教育中心，提高师资水平。（2）改革现行教育结构、缩小高中比例，增加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比例，开展就业前培训，调整学校专业设置。（3）进行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加强智能教育和训练。（4）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把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干部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学校不要成为人们单纯寻找就业保险的地方，而成为向社会输送各类优秀的劳动者的地方。
（5）制定教育法规和教育管理条例，使教育发展得到法律保护。这些措施的具体运用，肯定可以提高现有教育经费的经济效益。
本章执笔：薛经
（原载《经济学周报》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