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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作繁荣与理论活跃
荒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战线经过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继续不断地批判“左”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展开了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健康的发展。
在短短的几年中，创作繁荣，新人辈出，理论活跃的情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从整个文艺战线来讲，检验和衡量文艺工作的成就，毫无疑义，首先决定于创作是否繁荣；是否坚定地贯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了“双百”方针，力求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能否真实地深刻地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创造出生动鲜明的各种人物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然而，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的活跃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我们承认理论来自于实践。但是，文艺理论对于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思想武装文艺家的头脑，观察社会，深入生活，真实和深刻地反映现实，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理论不活跃，思想僵化，不能克服和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对文艺创作中的许多问题和倾向，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动辄进行简单粗暴的干涉和批评，就必然妨碍创作的发展和繁荣。相反，不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创作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和错误观点不进行研究和批评，听任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泛滥，也必然导致文艺创作不能健康的发展，甚至误入歧途。
总之，文艺理论是为创作开辟道路的。
文艺理论工作、文艺批评不发展，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活跃，不能指导创作，不会有创作的繁荣。没有创作的繁荣，也不可能有理论的活跃。也只有创作繁荣、理论活跃，才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培育和成长。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只有简单粗暴的批评，如鲁迅所说：“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么既扼杀创作，也扼杀人才——既不可能产生天才的诗人和作家，也不可能产生优秀理论家。
因此，创作繁荣、理论活跃、人才辈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战线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评价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艺运动，倘若不把这三个方面联合起来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就不可能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可惜，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文艺理论工作确实存在许多缺点，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时期，散布了许多极左的理论，把理论批评工作当作一根镇压革命文艺的大棒，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以致至今还有人对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批评望而生畏，甚至厌恶反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过时了，而热衷于不加区别地搬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为时髦。也有人认为现在创作的繁荣，正是突破了文艺理论的各种框框，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评价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的成绩时，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方面的工作，也缺乏科学的分析。
应该指出，没有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没有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同志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十二大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文艺战线上这样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这里，不能否认文艺理论界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对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等等极左思潮的批驳；没有对揭露林彪、“四人帮”罪恶的所谓“伤痕文学”的支持与鼓励；没有对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类作品的积极肯定，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丹心谱》、《曙光》、《陈毅出山》等等的热情赞扬；没有对文艺理论中许多禁区的突破，对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每次过火斗争的正确总结，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真实性、人性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讨论；没有继续对文艺批评工作“左”的倾向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必要的批评，那么，也不可能设想，文艺战线会有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特别是这几年文艺理论的活跃，争论问题涉及方面之广，探讨的深入，争论的激烈，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而且，它为文艺理论的研究开创了一个真正自由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是科学、是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必须坚持。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需要发展。正如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一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规律。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充分发扬民主的、自由讨论的学风。
这几年文艺理论的争论，如果说有很大的成绩和收获，实际上是历史的必然。我认为，编辑这本文集出版，无论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评价几年来的文艺运动，肯定文艺理论战线的成绩，发扬自由争鸣的学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对理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和鼓舞！
为此，作为一个文艺评论的老兵，才敢于应约写了这样一篇简短的序言，作为对花费了辛勤劳动的编者的感谢，并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文集。
（本文是作者为《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集》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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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观后
方杰
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白桦同志的新编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
（蓝天野导演），引起首都观众的注目。这是一出诗剧，它写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又是一个残酷而悲惨的故事。这个戏写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吴国和越国兴衰的一段史实，从而体现出这样一条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民为贵。顺民心者得天下，逆民心者失天下。”使人们以史为镜，引起思考。
我以为《吴王金戈越王剑》在历史剧的创作上，自有它独特之处。戏的结构、语言以及演出中有些艺术处理，都有新意而不俗。它力求表现出一种含蓄的风格，一种诗情画意。以抒情的笔调体现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我很喜欢这个戏的第四场和第五场。看，在苧萝山下，范蠡前来访美，同西施相遇。他们是那样互相爱慕，倾吐着自己的心曲。然而谁都没有忘记自己报国的责任，在这里，作品所表现的不是那种老套子的“美人计”，而是以诗的语言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高尚情操，爱国之心，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第五场，作者、导演都充分发挥话剧的特长，表现了勾践荒淫昏愦的本性，他见到西施时那种好色呆痴忘情的丑态，以及虽被范蠡、文种劝阻，然而仍念念不忘：“越国竟有这样美貌的女子……”实在是意境深邃，含蓄，对于人物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画。它的事件并不多，但开掘较深，戏写得充分、生动，颇能引人入胜。
《吴王金戈越王剑》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不是简单化的，写出了他们复杂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勾践，既表现了国王峨冠博带的高贵，也表现了衣不蔽体、做奴隶的卑微。他从不忘记“亡国的耻辱”而卧薪尝胆，却又时刻想到自己是“一国之君”。一旦取胜以后，便立即整修宫殿，广招嫔妃，他要“看到美女在舞蹈，听到钟声、琴声、笑声、歌声”。于是杀戮功臣，放逐亲近，远离了人民。所谓“宫女如花满春殿，而今只见鹧鸪飞”。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一返他的本色，这是他的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范蠡这个人物则是作者寄于同情而潜心创造的一个形象。他为勾践出谋划策，使越国灭了吴国。但他又深知勾践其人。在胜利之后，反倒忧心忡忡，郁郁不乐，终于同西施驾舟而去。而鲠直、忠实的老臣文种，矢志效忠勾践，不避冒犯上之罪，敢于直言苦谏，最后只落得个“赐死”的下场。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写出了他们不同的精神风貌，都给观众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吴王金戈越王剑》所反映的这一历史故事，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春秋吴越这一段历史，从来被历史学家、诗人和戏剧家所重视。解放以后，有关描写这一题材的戏剧很多，最突出的就有曹禺同志的《胆剑篇》。曹禺同志写了一个被歌颂的勾践，白桦同志则写了一个被批判的勾践。历史戏和历史是有区别的，作家从哪个角度选材都可以。从创作本身来说，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映历史的本质特点和经验教训，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都应该是被允许和肯定的。如果说，曹禺同志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精神，赋予了他的作品对生活的认识价值，白桦同志的作品则启发我们：不可忘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勾践所以成大业，正是由于他在范蠡、文种的帮助下，制定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国策，举国上下，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于是才有更孟送子入伍、献酒祝捷，才有百姓共赴前线，而灭了吴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几千年来的历史教训实在是非常深刻的。李自成打进北京，将士腐化变质，他的“大顺国”只维持了40天时间；洪秀全定都天京，君臣猜忌，自相残杀，终于酿成了“太平天国”的覆灭。三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推荐郭沫若同志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目的就是以历史为戒，使我们不脱离人民，不重蹈历史的覆辙。《吴王金戈越王剑》不也正是从这方面来警戒今天的人们吗？我以为，作品的这种认识价值，对我们是有益的。
我们应当分清，作者反映历史的教训，以史为镜，同所谓影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十年内乱时期，这个问题搞得很乱，“影射攻击”几乎成为历史剧的同义语，弄得人们十分敏感。这种影响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我认为，我们应当接受过去的教训，决不要因为一个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现象与今天的某些情况有近似之处，便随意给它扣上“影射”的帽子，这不但往往违反事实，而且容易制造紧张空气，有害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和文艺创作的繁荣提高。我们应当认识文艺现象的复杂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剧，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
自然，这个戏也有不足之处。我觉得它的风格还不够完整。有些地方显得比较直露。比如第六、七场，勾践的突变，就是明显地要急于表达主题，使形象“就范”于思想，人物的完成缺乏过渡，或者说缺乏准备，使人感到突兀，失之勉强。白桦同志在这个作品里虽然比较注意避免历史戏的现代化倾向，但有些戏仍然可以作进一步推敲。比如西施在政治上的自觉性与更孟一家的觉悟，都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几千年前我国封建社会的古代人所能发生的。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不够含蓄，便不能不影响到作品风格的统一和谐，影响到它的真实性和深度。白桦同志是一位有才能的多产的作家，有些作品是写得很好的。但是，看他的作品，有时也不免感到有点粗疏外露，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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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
——评路遥的小说创作
白烨
路遥的创作起步于1973年，而最先惹人注目的则是他发表于1980年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个以十年内乱中的事件为内容的作品，一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二不囿于具体的动乱场面，而是把艺术的笔触大胆地伸入社会生活的深层，真实而较为深刻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在一个并不新鲜的题材里挖掘出这样动人心魄的内容，路遥初次显露出了驾驭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开掘人物内心的艺术功力。此后，路遥的创作，基本上是遵循着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生活本相和人物本色的路子前进的。
1981年，路遥发表了《姐姐》、《月下》等四五个短篇。这些作品以内涵丰富的生活故事，反映了环绕着当代农村青年的新的生活矛盾，引人深思默想。《姐姐》里的农村姑娘小杏，热恋着已上了大学的原插队知青马立民，而她的倾心相爱换来的只是一封“要看到现实差别”云云的绝情书。不念旧情的负心固然令人愤懑，而事实上存在着的“现实差别”也确实叫人思索。《月下》里的憨厚的大牛，得知自己痴恋着的漂亮的兰兰就要嫁到城里，恼恨异常便去怒砸接兰兰进城的汽车。消极地屈从于这种差别并把自己当作商品的待价而沽者应该批评，但那分不清爱美与占有美的区别、弄不明导致兰兰进城的真实原因的鲁莽者，显然也有一个提高文化修养、增强精神文明的问题……。在这些作品里，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想与情感的纠葛，交织在一块，美与丑、爱与恨和甜与苦，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生活，教人难以分辨，又诱人去仔细分辨。路遥作品里的人物，就是这样生活在斑驳陆离的生活环境里，没有气馁，没有彷徨，毫不退让地承受着生活的风浪，用自己的思想去辨识矛盾，用自己的努力去战胜矛盾，在探求中前进的当代青年。
1982年路遥的创作，数量虽然不多，质量却有明显提高。两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都有新的开掘，而《人生》更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
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人生》，在透视社会的深刻和描摹现实的真切上，都达到了作者以前少有的高度。作者在对高加林的喜剧式的生活悲剧的描述中，通过事与事的交错、心与心的碰撞，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给我们揭示了充满着偶然性、变异性的生活现象的内在旋律。是的，城镇生活的较为优裕和农村生活的相对贫苦，个别干部的作风不正和老实农民的忍怨受气，以及黄亚萍的多情、克男妈的势利，对于造成涉世未深的高加林的人生悲剧，都有着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高加林在这个风浪不息的生活大海里之所以迷失方向，有没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呢？他明知不该轻浮偏去追求虚荣，不忍割舍旧情，却又贪婪新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上进心里夹杂着虚荣心、英雄主义混合着个人主义的矛盾世界。在他的生活坎坷中，既有交错的社会矛盾在背后牵线操演，又有良莠杂陈的自身的思想矛盾在其中推波助澜。因而，他的种种际遇，表面上看充满了使人诧异的偶然性，其实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令人欣慰的是，高加林终于猛醒了，而且他并没有强调种种客观的因素，只是一味地自责自省，这是难能可贵的。高加林以自己迷途知返的切实行动，向人们透露出了这种信息。《人生》这种对于现实人生的真实描画，比之那种回避矛盾，使作品内容与生活实际相去甚远的作品，更具有认识价值，更具有艺术力量。它对于广大青年读者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教益，无疑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路遥的创作，切合着反映复杂生活中的探求者的内容，在艺术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他结构作品，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节，而且注意铺设漪澜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地揭示出促使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他叙述故事，每每把简洁洗炼的白描、浓烈炽热的抒情和人物内心的赤诚剖白溶为一体；作品语言明丽、洒脱，刻画人物和描绘景色时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而又不依赖于方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最近的创作中，力求用言传与意会相结合的方式达意传神，开始以含而不露的风格来取代早先锋芒毕露的习惯，人物性格复杂而丰富了，主题深邃而含蓄了，文笔斑驳而深沉了。这无疑是他创作上的新进展。
路遥是一个执着而又严肃的艺术探求者。这不仅表现在他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揭示生活矛盾和积极追求艺术的真实上，而且表现在他始终用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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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育》——一个新美育园地
洪毅然
“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目前，我国正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任务，已在事实上提到日程上来了。
为此，需要做的事情，其中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就是普及美学知识，帮助人们明辨真正的美、丑，以至不为庸俗低级的种种假“美”所惑。
湖南人民出版社有见及此，紧接一九八○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次“美学会议”对美育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之后，从一九八一年起，编辑出版双月刊《美育》，迄今已经出至第十一期。该刊主旨非常明确，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普及美学知识，进行审美教育”。内容则务求“图文并茂”，又“雅俗共赏”。无疑，这样的刊物，现在正是十分需要。特别因为“美学”这门学科，近年来在我国已由“冷门”变成了“热门”，甚至在社会上——尤其青年中，已经出现一种所谓“美学热”的时候，人们对学术性较强的专业书刊，往往苦于不易读懂，而又渴望入门，获得一些美学常识，就更需要诸如此类通俗书刊，负起美学知识的普及责任。所以，该刊出版两年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
《美育》上的文章通俗易懂，栏目也很多，有美学知识讲话，美学随笔，美学漫步，美育丛谈，自然美欣赏，艺术美欣赏，生活美探讨等等，实际包括群众生活、生产各个领域中的审美活动实践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诸方面的审美教育问题。启蒙作用和向导作用，可称兼而有之。
有必要顺便提一下，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学界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尚无一致意见，一直还存在着各派不同认识和争论。然而，实践已经说明：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劳动，乃至科技、伦理、教育……诸领域中，实际都包含着不可忽视的审美因素，都有美学问题，正有待于积极探索、研究，才能促进不断丰富人们相关各方面的美育教养，提高全体人民的审美文化水平，从而也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希望已经有一定影响的《美育》，能循着它的上述既定方向继续前进，把它办得更好；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书刊，涌现出来，共为普及美学知识，进行审美教育，推进社会主义美育事业，作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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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评长篇小说《秦川儿女》
秦岐
198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一篇文章：《人心向革命，百川归大海——简评长篇小说〈秦川儿女〉》（以下简称《简评》），称赞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歌颂我党光荣革命斗争史的好作品”。
一般的读者，不清楚陕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就书论书，对《秦川儿女》说几句好话，如《简评》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熟悉陕西党史的同志，特别是亲自参加和领导陕西人民革命斗争的老同志认为，作品不真实，有不少值得研究之处。现在，仅就《秦川儿女》违背历史真实方面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1928年陕西著名的渭华暴动。书中的人名、地名，有真有假，虚虚实实。主人翁秦柏生和其他工农革命积极分子，是虚拟的。书中所写的主要领导者，有的是同音，有的是化名，有的则是真名实姓。如书中的刘明达指的是刘志丹同志，唐林指的是唐澍，解志昌指的是谢子长，潘自力同志是真名。书中的“北山”指的是“陕北”，富勤县是陕西渭南、华县的化名。可以这样说，《秦川儿女》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不同于革命回忆录，不能要求事事都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根据某一历史事件进行创作的艺术作品，在重大情节上必须符合历史真实，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我认为，《秦川儿女》正是违反了这条原则。
《秦川儿女》是以渭华暴动为主要事件进行创作的。渭华暴动是指1928年5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关中地区的渭南、华县农民和许权中（中共党员）旅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前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全军分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是赵雅生，第二大队队长是武培谋，第三大队队长是谢子长，第四大队队长是雷天祥。这次起义在陕西关中和商洛地区首先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革命大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发动了群众，锻炼了干部，也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后来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创造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次起义虽然因为敌强我弱以及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最后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为革命而英勇斗争的精神更是应当写的。问题是怎么写？
渭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刘志丹，发生的地点在陕西关中地区，起义的主力军是关中人民。如果作者尊重事实，就应该主要地歌颂党领导下的八百里秦川的人民。对于参加这次起义的领导人也可以写，但是要实事求是。而小说的作者却采取不忠实于历史的手法，借写渭华暴动之机，无数次地突出宣扬北山的解志昌
（即起义军第三大队队长谢子长）。把远在北山的谢子长描画成指引渭华暴动的神灵和力量的泉源，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历史事实。
熟悉陕西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和党的领导中心都在西安。当时，关中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轰轰烈烈的形势。那时关中的工人、农民、城市担水工、农村小茶棚中都有党员活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民对共产党是熟知的。而小说的作者却抹杀了这个基本事实。在小说第一次提到共产党的时候，从那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24、1925年间，在党领导下的关中农民还不知道有共产党，更不知道党就在关中，就在眼前，反而知道北山才有共产党。在往后的描写中，作者更把北山神化了，把北山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广东、江西相提并论，把渭华暴动前的北山描写成革命的圣地。当然，不可否认，大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农民运动也是朝气蓬勃的。作者还特意安排了一个秦柏生到陕北“朝圣”的情节：秦柏生从敌人手中被解救出来以后，由地下党员田月轩介绍，到北山找到了解志昌，经解志昌两年多的“直接教导”与关怀，参加了共产党，由一个自发奋斗的普通农民，变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自觉的革命战士；又经解志昌的安排，回到家乡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清楚地告诉读者，秦川儿女革命斗争的力量源泉来自北山。这难道是事实吗？渭华暴动失败以后，陕西省委才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委员。到1933年以后，陕北才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才成了革命圣地。但是，这是渭华暴动失败后七年的事了，为什么要把七年以后的事，人为地搬到七年以前去呢？
事实究竟怎样呢？据李振民、张守宪、梁星亮同志合写的《谢子长烈士传略》（《革命英烈》1982年第一期）载：清涧起义是我党领导下的石谦旅中的几个连队的武装起义，是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下发动的。作者在小说的正文和注解中说谢子长等同志组织了一个旅的暴动，是对历史的不忠实。清涧起义的主要领导是唐澍、李象九同志，而作者却在小说中说：“解志昌等同志也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旅的暴动”。小说作者对这段历史应当是清楚的，为什么如此不顾事实瞎编一通呢？
谢子长同志是陕西较早的革命领导者之一，对陕西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过重大的贡献，可以通过回忆录或文学作品进行颂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必须根据历史事实。《秦川儿女》这种带着偏见的做法，子长同志如果在天有灵，也是不会同意的。
文艺作品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把歪曲历史的作品提供给人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历史小说是文艺形式的历史，因此，是不能允许轻率编造的。有鉴于此，我认为，提醒一下《秦川儿女》作者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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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茅盾全集》明年起分卷出版
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讯 《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于4月29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京编委夏衍、沙汀、冯牧、刘白羽、周而复、王瑶、唐弢、姚雪垠、臧克家、戈宝权等出席。
会议认为，茅盾同志以毕生精力和多方面的成就，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必须抓快抓好。会议决定：自明年3月份起，《全集》将分卷出版。
孔罗荪主持会议，编委叶子铭汇报了《全集》编辑注释工作的进展情况。会上还审议和原则通过了《〈茅盾全集〉校勘、注释条例》。并决定立即着手征集茅盾同志的书信、佚文等。
会议推举周扬、孔罗荪为《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编委会下设编辑室，编辑室正副主任为叶子铭、雪燕、丁尔纲。
（闻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