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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温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冯兰瑞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重温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以此表示对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崇高敬意。
宣传和解释按劳分配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按劳分配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按劳分配已经从理论变为现实。在我国，经过几次大的曲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经过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场大讨论，按劳分配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上和经济生活中进一步扎下根。但是，这决不是说，从此人们对按劳分配的认识就不会再有反复。依我看，一个时期以来，报刊上有关按劳分配的某些论点，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反复。因此，还需要结合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按劳分配进行宣传和解释。当前，为了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了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更好地消除平均主义弊病，为了使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已经富起来、正在富起来和将要富起来的人们，尤其是广大农民，不至于“心有余悸”，而能放心大胆地劳动致富，我认为重新提出并回答诸如下面这样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这些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包括不包括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对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起什么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不应该保卫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同一的本质特征：消灭剥削及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正是按劳分配制度能够迫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劳动；正是按劳分配制度保证每个劳动者都能够按照自己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得到消费品，从而杜绝一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
按劳分配，也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等量劳动相交换，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都能够享受的平等权利。马克思说，劳动者所享受的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至今仍为一些人所误解。其实，按劳分配中通行的资产阶级权利指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权利，它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进行科学的抽象所得出的概念，他在作这种抽象时撇开了它们各自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个原则从历史上看，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按劳分配这种平等权利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相反，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按劳分配正是无产阶级的平等权利。
有的文章在谈到按劳分配时又在强调它“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弊端”，“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不错，马克思是这样说过，但他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相比较而言的，是从按劳分配还不能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人们还不可能都作到不计报酬的劳动而言的。他这样说丝毫不包含要贬低这个原则的历史进步意义的意思，更没有要人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去“消除”和“跳出”这个原则。如果认为现在就应该或者就可以去“消除”或“跳出”这个原则，那是完全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沉痛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急于超越阶段，只能导致倒退和灾难。我们必须懂得，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按劳分配。贬低和损害按劳分配，也就是贬低和损害社会主义。
发挥按劳分配对社会生产和人们
思想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研究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时，强调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方式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着社会生产，是这个特定的阶段上最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特定的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能够鼓励劳动者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成果，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会鼓励劳动者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勤奋钻研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和增加劳动的熟练程度，为国家和集体创造更多的财富。我国自1979年以来，农业中普遍推广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有力地证明了按劳分配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生产，这一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但是，对于按劳分配也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起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有些人却有所怀疑。有些同志认为实行按劳分配“会助长一些人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实行按劳分配就可以抵制个人主义。
众所周知，个人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不劳而获，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它的存在比按劳分配“悠久”得多。且不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初期，那时候并没有实行按劳分配，不是也有个人主义吗？十年内乱时期，大搞平均主义，按劳分配进一步受到了破坏，但同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封建特权思想不是更加泛滥起来了吗？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个人主义并不是按劳分配的罪过。个人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们精神上、道德上的痕迹，需要从各方面努力加以克服。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恰恰有利于克服个人主义。说按劳分配会助长个人主义不恰恰是把事情弄颠倒了吗？如果实行按劳分配会助长个人主义，那岂不是说为了抵制个人主义就要取消按劳分配了吗？
实行按劳分配，正是抵制个人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不劳而获——的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正象马克思说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恩全集》第3卷第43页）个人主义无疑应该抵制。但是抵制的办法既不是去贬低按劳分配的意义，更不是否定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意味着劳动是分配的前提，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参加分配；劳动又是分配的尺度，参加劳动的人分配的多少取决于他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实行按劳分配，任何个人都不能凭借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实行按劳分配，也不允许少劳多得、多劳少得的平均主义存在。因此，实行这个原则，与正确进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就能培养起新的思想和道德。
有的同志考虑问题总是把物质利益同思想觉悟对立起来，好象一讲物质利益，思想觉悟就低了，而要讲思想觉悟，就得象董仲舒那样，“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由于按劳分配是同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分不开的，所以他们总是这样那样地把实行按劳分配和提高思想觉悟对立起来。他们不懂得劳动者依靠自己辛勤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个人收入，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
无产阶级国家保卫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列宁说：“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我们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但是，为了最后达到这个目标，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既要杜绝资本主义的乃至封建的不劳而获的现象，也要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而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舍此是无法达到共产主义的。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今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要坚持按劳分配。如果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调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另一方面又这样那样地去贬低按劳分配，那就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年来的种种情况充分表明，国家通过法律保护按劳分配的确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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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成绩喜人，方向愁人”
虞云耀
在我国广大农村，以联产承包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犹如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驱散了长期笼罩在农业问题上的“左”的迷雾，亿万人民拍手欢迎。时间只过去几年，这场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使许多同志抛弃了原来的担心和疑虑。然而，还有一些同志心里总不踏实，不断地犯嘀咕：这样搞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不是集体经济？有的人甚至忧心忡忡地喟叹：“成绩喜人，方向愁人”。
联产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一，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集体所有。第二，国家通过计划和经济合同等多种形式，统一安排农作物的品种、布局，确定对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第三，公共积累的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的管理和使用，是由合作经济集体决定的。第四，一些大型农业基本建设实施或者专业技术服务项目，还是由集体统一组织和使用的。总之，现在的联产承包制是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符合当前的生产力状况，保证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集体经济性质。何愁之有？
我们一些同志究竟被什么东西禁锢了头脑，障碍了视线呢？
首先，是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左”的观念和模式。就拿“大”和“小”来说，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一大二公”就代表着社会主义，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结果就出来了“大呼隆”、“大锅饭”。形式上好象大了，实际在生产上仍然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在分配上仍然是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而现在的分散经营，生产规模虽然小了，但农副产品的商品率逐渐提高，向社会化生产前进的步伐反而迈大了。关于农业集体化，很久以来，似乎有一种固定的看法：集体化就是集中劳动、统一分配，一旦集中劳动变为分散劳动，统一分配变为包干分配，就以为是集体瓦解了，是由社会主义集体化倒退了。去掉那些“左”的框框的束缚，联产承包制就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东西，而是真正在中国土壤上产生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
其次，是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的一些老框框、老套套。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带来新的矛盾，对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一些同志留恋过去的老办法，似乎只有大轰大嗡才是搞社会主义，搞“一刀切”和命令主义才算领导有权威。他们不懂得，只有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精心地钻研新情况、新问题，改进领导方法，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每当一种变革象风暴一样袭来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态度总是有的赞成，有的疑虑，有的想开倒车，有的奋然前行。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在这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改革面前，共产党员应该站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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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乡人民革命史》序言
黎澍
《宁乡人民革命史》是我们至今看到的全国第一本地方革命史。此书出自几位平日不以写作闻名的作者之手，叙事翔实，文笔简练而生动，可谓难得。这几位作者，有熟悉宁乡历史情况的张生力和邹品黄同志，有长期在宁乡办学并担任地下党县委书记的李品珍同志，都是已经离休退休的老干部，竟能鼓其余勇，在一年二个月内完成此书的写作。其间刘立青同志奔走联络，总董其事，热忱可敬。
此书反映近代中国革命大局中的一个小局。欲知中国革命在一个地方如何发展的细节，一读此书，可以了然。宁乡作为小局，有它的特点：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过。这里出了许多著名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他的活动主要不在家乡。但是风声所播，对当地人民是莫大的鼓舞。长时间在家乡工作，同群众关系密切的是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四人。他们是在1927年大革命前后名震一时的活动家。因为都蓄胡须，号为四髯。距宁乡县城百里的云山学校是他们的据点。这云山学校，本名云山书院，创建于1865年。1905年废科举，改为学校。校务由同盟会员主持。学校成了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09年，何叔衡开始在这里任教，第一次接触到反满共和思想，成了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谢、姜、王三人与何叔衡都在这里任教。他们把云山学校办成了反对封建礼教、传播新文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又都接受共产主义，是最早加入的党员。直到1927年，他们常在长沙参加革命活动，据点总是宁乡的云山学校和甲种师范学校。他们在这里惨淡经营十余年，乡村教师多出门下，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组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革命失败以后，姜梦周壮烈牺牲。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被迫离开故乡，先后进入湘鄂西和江西中央苏区。但宁乡人民的革命斗争，常是有一点火星就在暗中复燃起来，有时烈火熊熊，有时不绝如缕。这个情况是各地少见的。
这是什么原故？
显然，有人坚持在这里办学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知识是真正的力量。它能打开思想的门户，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开始理想的追求。近代中国革命是资本主义多少有了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民主思想启发了广大的青年。而民主思想又靠有学校为之传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理想远大，一要群众有觉悟，二要群众懂得革命的目的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实现，所以尤其需要有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接触群众需要有一个长期固定的立足点和活动中心。云山学校再次成了这样的中心。云山学校何以能起这样的作用？清末几个从外省退休回乡的官员为创办云山书院捐集的固定资产是学校得以长期存在的条件。《宁乡人民革命史》给我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经常有具备高中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工作。我在中学时代的一些宁乡同学，数十年不通音讯，亦不明下落。打开这书一看，原来他们默默地坚持在家乡群众中工作。他们如果从事其他活动，都是很出色的人才。可是他们埋下头来，做了深藏在群众中的火种。还有许多不相识的同志和朋友，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他们的事迹，不能不为他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
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道路。在这一路上，多少人为了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生命，多少人默默地做着不为人知的工作，从来不问这样做的结果会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的活动是在敌人鼻子底下进行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不被察觉，因为没有任何自卫手段。他们居然幸存下来，还写出这么一本历史，使当地人民革命事迹有可查考，真使人感到欣幸。（按：《宁乡人民革命史》将于年内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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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纷起响应，很快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对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都起了推动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前夕，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加紧向华北扩张，企图进一步控制河北、察哈尔（今并入河北、山西）。继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使汉奸武宜亭等在香河叛乱，殷汝耕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局势岌岌可危。而国民党政府则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反共、卖国。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竟于1935年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
早在当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机。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先后发表宣言，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站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首先起而响应。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的消息，遂决定这天为行动日期。
12月9日，北平各校大中学生如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是日上午10时半，城内学生二三千人齐集在新华门前请愿，要求面见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何害怕抗日群众，早已躲到小汤山，由他的代表侯成接见。学生代表向他提出了六项要求：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保障地方领土安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停止一切内战；不得任意捕人。并要求立即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学生队伍进城参加游行。侯成支吾其词，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激起众愤。学生遂结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在西单及王府井南口，先后遭到宋哲元所率的二十九军部队及警察的木棍、皮鞭、水龙、大刀的袭击。学生们徒手英勇搏斗，百余人受伤，三十余人被捕。是日，城门紧闭，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在寒风凛冽中坚持终日，未能入城。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许多学校公开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抗日救国会。各校门口虽然增添军警、密探，封锁监视，并继续捕人，但学生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所吓倒，积极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即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的日子，北平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城内学校被军警包围，学生们越墙而出，城外学生冲破紧锁的西便门，组成四个大队，先后汇集在天桥、正阳门前召开市民大会，市民两万余人参加。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多件。当晚，游行队伍在宣武门外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屠杀，不少学生在皮鞭、大刀下受伤、被捕。总计“一二·一六”斗争中，全市被捕学生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但在学生们的英勇斗争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延期成立。
尽管反动派严密封锁“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但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巨浪却迅速激荡开来，席卷祖国大地，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天津、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重庆等三十余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着又向中小城镇扩展，一致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反对华北伪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很快扩展为全民的抗日运动。广州六千多名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工人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集会，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职工援助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组织工人救国会，不分帮派、政见，一致团结，抗日救国。随后，上海等地工商、妇女、文化、宗教各界及国外侨胞纷纷成立救国会，并发宣言函电，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还得到世界各国青年的援助，世界学生组织规定1936年4月22日至29日为全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周。
“一二·一六”之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软硬兼施，用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学生救亡运动，如下令解散北平学联、提前放寒假、逼东北大学西迁、收买一部分学生“晋京聆训”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时指出：学生的斗争必须和广大工农兵的斗争结合起来，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相结合。此后，许多学生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深入到工厂、农村，首先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6年初，平津学生五百人左右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线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作抗日救国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下乡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团的学生在与农民结合中受到深刻教育。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为了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组织了青年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民先”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各地抗日救国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打破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而且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广大工农相结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吴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