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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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刊上

请摘掉对知识分子的“有色眼镜”吧!
编者按:天津《支部生活》第6期刊登的这篇报道,所反映的问题有代表性。文中谈到的两位中年知识分子入党时经历的波折,在其他一些地方和单位同样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为什么这么难?阻力究竟在哪里?对知识分子“左”的偏见,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骄傲自大”、“办事圆滑”之类,就是某些人反对知识分子入党常用的“理由”。有些同志怕知识分子入了党于自己不利,提出一些莫须有的“印象”或“感觉”加以阻挡。实质是“左”的思想影响加上个人利害得失,形成对待知识分子的“有色眼镜”。要把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知识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必须坚决打破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偏见,在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出以公心,真正以党的事业为重。
近两年来,天津纺织工业研究所发展了两位中年工程师入党。然而,这在研究所党组织里却经过了两番波折。波折之一——“两个冒尖”
中年工程师杨金柱在科研项目上的“冒尖”是公认的,他主持设计的测色仪器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去年所里两个科研成果一等奖就有他一个。可党内也有人提出,杨金柱还有一个“冒尖”是骄傲自满,说他有“知识分子的傲慢气儿”。据此,尽管他恳切要求入党,党内也酝酿了二年多,但在准备发展他入党时,仍有人坚决反对,而且反对得相当坚决:“你们要发展杨金柱,我就告到中央去!”
如何对待这些反对的意见,研究所党总支负责同志慎重地召集有关支部的党员开了几次调查分析会,让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有人举了杨金柱“骄傲”的一例:1978年,研究所给机电室下达了研制一种新型光谱测色计的任务,一位工程师主张采用单光束测量系统,而杨金柱却力主用双光束测量系统,二人各执己见。研究室领导决定两人分头研制,最后择其优者。结果,杨金柱的成果居优,很快通过了技术鉴定。“杨金柱在这个项目的研制前后自以为是,表现得骄傲自大。”有人就是这么下了结论。然而,党总支成员不这么理解。他们明确地指出:这是知识分子有独立见解的表现,与骄傲自满风马牛不相及。党内经过几番讨论,得出了共同结论:杨金柱确实有独立见解。
一场风波平息了。现在,杨金柱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波折之二——“圆滑”
如果说杨金柱因为“骄傲自大”而入党难,那么政治上积极进取、为人恭谦的知识分子,该不成问题了吧?不一定。纺织研究室工程师孙松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是“有商人作风”、“办事圆滑”的评语,常常传到他的耳里。孙松问支部书记:“有人说我圆滑,我还能申请入党吗?”支部书记打消了他的顾虑。可是有的党员仍然用“圆滑”二字来概括孙松的全貌,不同意他入党。在党员座谈会上,党总支负责同志和大家一起分析。“孙松的商人作风和圆滑有什么具体表现?”有人答道:“给人的感觉是这样。”请举几例吧,又说不出来。总支书记解开这个谜:“不是群众有反映,而是你自己凭主观印象说话。”
有位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气流纺的论文,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的孙松负责审稿。孙松说某刊物上曾发表过类似的论文,没同意发表。如果他真的圆滑,为什么不同意发表这篇论文,落个人情呢?
在事实和道理面前,“印象”、“感觉”都黯然失色。去年8月,党支部大会通过了孙松的入党申请。
总支书记的答记者问
记者采访后,向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提出一个问题:“这两番波折,固然主要是‘左’的影响,是否党内有些同志主观上也有问题呢?”
回答是出乎意料地明确而尖锐:“有人从个人利益出发,靠‘党票’吃饭,怕知识分子入了党会如虎添翼。”
说得对!“左”的思想影响加上个人利害得失的计较,形成了一副“有色眼镜”。知识分子身上的某些缺点乃至特点,一经它放大、滤色,便成了足以拒绝符合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于党的门外的“理由”。我们不禁要向党内的一些同志疾呼:同志,请摘掉“有色眼镜”吧!天津《支部生活》记者 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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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风小议

进步与职位
王谨
某同志见一位同事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叹气说:“人家进步了,咱们仍是老样子。”
提拔了,就意味着进步,没有提拔,就意味着没有长进,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职位的升迁,并非是衡量进步与否的唯一尺度。诚然,一位同志被提拔、被重用,是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没有被提拔的同志就没有进步。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同志一生都没有当过“官”,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有的成了他的上级,他却长期默默无闻地战斗在普通岗位上,当战士,当烧炭兵。张思德同志没有进步么?非也。在党的教育下,张思德同志的进步可谓大矣——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无私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同志不也是如此吗?
由此可见,看一个同志是否有进步,不只是看他是否被提拔,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勤奋、踏实地搞好生产和工作,尽心尽力地为四化大业添砖增瓦,不断地做出成绩,有所贡献,就是有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
其实,职位与进步,并不见得是成正比。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种人,被提拔前生气勃勃,有不少长处和优点,一旦提拔到某个领导岗位后,就以为“大功告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有的甚至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同群众格格不入了。这不仅谈不上进步,反而是大大的倒退。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正确对待自己,能上能下。不论在不在领导岗位,都要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多作贡献。我们计较的不应当是职位的高低,而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坏,这才是衡量进步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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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锡第一人民医院
重视吸收中年知识分子入党
本报讯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党总支,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发展新党员15名,其中12名是中年知识分子,占全院党员总数的15.4%。
今年四十八岁的内科副主任李鹤强,七十年代初就申请入党。他在“四人帮”横行时,曾担任过当时身患重病的张闻天同志的保健医生。他不避政治嫌疑,精心进行治疗,连洗脚、大小便都亲自料理。李鹤强在工作中,包括多次抢救外国朋友的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医务才能。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就因妻子的一个社会关系而被多年关在党的大门之外。1979年3月,医院党总支吸收他参加了党组织。
内科副主任朱绍芬,1958年在大学做研究生时入了党,后因某些“政治历史”问题缺少旁证,而被轻率地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1975年调来一院后,她仍然积极工作,钻研业务,与党同心同德,被选为院先进工作者。根据她的一贯表现,党总支认为应鼓励和培养她重新入党。但有的同志认为她社会关系复杂,不大同意发展她入党。党总支组织大家学习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大家认识到,朱绍芬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医务骨干,政治热情高,工作表现好,尽管遇到了曲折,但二十年来,她始终坚信党,任劳任怨、卓有成效地为党工作。社会关系不能影响她入党,关键在于本人的政治表现。朱绍芬终于在1981年10月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两位中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医务人员的政治上进心。
(唐炜 黄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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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绍兴地委重视发展归侨入党
本报讯 据《华声报》报道:浙江省绍兴地区党委认真执行党的侨务政策,重视培养和发展归侨、侨眷入党。近年来,已有52位归侨、侨眷入了党,其中6名同志担任了党的基层领导工作。
多年来,“左”的影响和偏见使一些优秀归侨、侨眷入党愿望未能实现。随着党的侨务政策深入贯彻,绍兴地区各级党委和侨务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而又慎重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绍兴地区气象局一位归国华侨工程师,近三十年来积极工作,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但由于“海外关系”,他的入党愿望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实现。最近,他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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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他不愧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记郑州铁路押运队民警、共产党员徐永立
1982年9月25日,郑州铁路公安分处郑州押运队民警、共产党员徐永立,在同犯罪分子搏斗中,为了保护战友而光荣牺牲了。
噩耗传来,他的战友、邻里,许多人都难过得哭了。人们崇敬徐永立,不仅因为他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壮烈一举,也是因为他生前许多撼动人心的往事,使人们看到他无愧于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徐永立当时只有21岁,从部队集体转业到保卫人民铁路的公安战线上。他把自己战斗的岗位与建设伟大的祖国联系起来,把对党的爱倾注在艰苦而平凡的工作上。即便是在十年内乱时期,他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在那风声鹤唳、同室操戈的岁月,有人劝徐永立,上班不如在家歇着。他说:“只要火车不停,我就得干。”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天,徐永立没有无故漏过一次乘,掉过一趟车,坚守在露天的货车上。
徐永立侠骨柔肠,爱憎分明。他关心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哑老太太胜过自己的亲娘。每次退勤回家,徐永立都要把哑大娘领到自己家里,拿出水果、点心给她吃。别人见了,感到困惑不解:“侍侯一个哑老婆子,对你有个啥好处?”他说:“我让老人高兴,她虽然嘴不会讲,心里也会说社会主义好。”
徐永立的爱情生活是甜蜜的,但也不是一湖平静的秋水。1962年底,正当他和郑州拖拉机配件厂的女工张金枝热恋的时候,小张突然患了疾病。她不愿连累永立,主动提出断绝关系。有人也给徐永立出主意:“干脆算了!”徐永立坚决反对:“人有病的时候,正需要有人关心,我咋能把她甩开不管!”他对张金枝说:“人谁不生病呀!我决不会因为病把你甩掉。”张金枝感动地哭了……。
徐永立在货车押运队工作20多年,执行任务既大胆,又慎重,曾六次荣获上级颁发的奖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2年9月25日,是徐永立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夜,无星无月,漆黑一片。从郑州北站开出的二二○三次货车冲破夜幛,向前飞驰。突然,徐永立发现前面有两个黑影在晃动。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两个惊叹号在提醒着他。徐永立和他的战友阎建民、朱平安象轻捷的春燕,翻过一节节车厢,紧紧盯住了黑影的行踪。“扑嗵”一声,一袋化肥被掀到车下,接着一袋袋化肥接二连三地被掀下去。年青的朱平安第一个持枪冲上去,跃到罪犯薛明发身后,乘其不备,将薛犯摔倒,薛犯竭力反抗,被朱平安用枪体打昏。罪犯马群才发现后,拔出尖刀向朱平安头部刺去,朱平安右手一挡,尖刀刺破头皮,就在马犯向昏倒的朱平安刺第二刀时,徐永立大喝一声,迎着尖刀冲了上去,朱平安得救了,然而这罪恶的一刀正刺在徐永立的左胸上,他负伤后与罪犯殊死搏斗,头部又被刺进一刀。最后,阎建民将穷凶极恶的罪犯当场击毙。
徐永立身负重伤,虽经多方抢救、治疗,但终因伤势过重,于去年10月7日早晨,离开了培育他成长的党组织,离开了他的亲人、战友……。
去年10月14日,郑州铁路局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了解徐永立的人们,又记起了他生前说的话:“遇事,咱要想着人家和国家;工作,咱要挑重担;危险,咱要冲在前面;作人,咱要站得正,走得直。”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也正是徐永立一生的真实写照。
鹿金有 张荣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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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模糊认识 提高思想觉悟
大稳大队引导党员联系实际学习十二大文件
据广东《支部生活》报道 番禺县东涌公社大稳大队党支部,组织党员联系思想实际学习十二大文件,澄清模糊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
这个党支部的个别党员曾认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公有因素越来越少,私有因素越来越多,离共产主义目标越来越远了。”党支部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十二大报告的基础上,引导党员认清现阶段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同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关系,使大家认识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也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正是为了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对“公有因素”要进行具体分析,应看它是否适应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大跃进时期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文革”期间“四人帮”搞“穷过渡”,从表面上看,“公有因素”似乎增多了,可是却把生产搞垮了,把群众搞穷了,把人们的思想也搞乱了。
通过学习讨论,党员们端正了认识,决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种好责任田,带头完成各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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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英为儿子高考作弊被开除出党
本报讯 哈尔滨市动力区122中学校长陈英,因1982年为儿子高考作弊,于今年1月被开除出党。
1982年高考时,陈英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在座位安排上为儿子创造有利条件。更恶劣的是,他把某语文老师送进考场,在他儿子考卷上改答、补答十余处。外语开考不久,他又把一张试卷交给英语老师,说:“你给做个答案,我回去给孩子对对。”可是,他却通过监考教师把这个答案送到儿子手里。
某学院录取陈英的儿子后不久,就接到检举信。有关单位联合调查时,陈英极力抵制,并和参与舞弊的人订立攻守同盟,企图掩盖真相。
(阎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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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晨在“文革”中搞打砸抢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最近批准临泽县委的决定,将“文革”中犯有打砸抢错误的临泽县县委党校副校长万晨免去职务,开除党籍。
万晨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1970年8月毕业分配到临泽县工作,1976年9月入党,1980年11月任临泽县县委党校副校长。经复旦大学及有关单位调查落实,万晨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动手打人,手段极其恶劣残忍。尤其在1968年“清队”中,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李良鹏因所谓“政治嫌疑”问题被“隔离审查”。其间,李良鹏同志多次遭到万晨等人的毒打,万晨曾4次参与殴打李良鹏同志,用烟头烫李的身体。特别恶劣的是,在李遭受非人折磨,身体状况明显恶化,开始呕吐、尿血的时候,万晨仍然伙同诸打手对李拳打脚踢,手打疼了,又用绳子拧成鞭子,惨无人道地轮番抽打李良鹏同志的下身,致使李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由于伤势严重,又拖延治疗,李终于死亡。万晨是直接毒打、迫害李良鹏致死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上述问题,万晨在入党时,没有如实向党组织交代清楚。1981年8月,复旦大学纪委派人去临泽调查李良鹏被殴打致死一案时,万开始态度不够端正,后经县委领导同志批评教育,才承认其所犯错误。中共临泽县委根据万晨所犯错误事实,决定免去其县委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并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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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企业承包后党的工作如何做?
企业承包后,怎样具体实行“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根本原则?党支部在企业中如何起监督保证作用?企业内党的工作应该如何做?希望介绍一些具体经验、体会。
山西省河津县预制厂党支部书记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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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不把领导同志个人意见叫“指示”
近几年来,从党内文件到报刊、广播中,把党中央甚至省级领导同志对日常工作的一些意见称作指示的情况还有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一规定有重大意义,应当认真执行。
上海市 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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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问: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答:所谓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是指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参加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又要参加党委(党组)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位多高,在党的生活中,都必须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组织和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因此,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要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和小组,而且要坚持参加党支部和党小组的生活会。如确因某些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也应向党支部或小组说清。
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参加党委(党组)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这是因为,这些同志长期在一块工作,接触比较多,互相比较了解,而且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工作上有些不同意见,又不便在支部或小组会上谈,支部和小组也难以帮助解决。因此,需要党委(党组)单独召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就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情况等一些重要问题,以及相互间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问题,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认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有利于端正党风,增强团结,密切党群关系,加强集体领导,不断改进领导工作,提高领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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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照片上的四个年轻矿工,刚刚从井下上来,满脸煤黑。左起:王建国,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河北省永年县焦窑煤矿采煤一队的工人,他是这个矿党委委员王庆福的儿子,王庆福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井下当采煤工;刘承印,采煤一队工人,他是这个矿矿长成全景的未婚女婿;刘海军,采煤一队队长、代理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年青有为的共产党员;韩永升,矿党委书记韩本书的儿子,他原在机电科工作,老韩严以律己,坚决动员儿子下井当了采煤工。
从这几位青年采煤工的身上,不是可以看到党风根本好转大有希望吗? 河北《共产党员》杂志 秦一能 撰文并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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