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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舞台上一股值得警惕的不正之风
本报记者述评
党的十二大以来，文艺战线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贯彻十二大精神，坚定而又有秩序地开展文艺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新气象。许多文艺团体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自觉地走向社会，深入基层，为群众演出高质量的文艺节目，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也有一股不正之风，值得引起警惕。最近，本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分别收到湖南、河南、内蒙古、山东、河北、江苏等地许多群众的来信（其中部分来信已在4月23日本报读者来信专刊上刊出），对在当地举行的、有首都某些文艺团体和电影制片厂一些名演员参加演出的文艺晚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观众指出许多晚会演出质量平庸低劣，演出态度极不严肃认真，而票价又昂贵。有的演出事前并无准备，节目都是临时拼凑；有的连续突击，一天就安排四场演出，演出时只好敷衍塞责；有的演员傲慢无礼，对观众极不尊重；有的演出格调低下，情趣很不健康。有的为了招徕观众，大搞弄虚作假的把戏：海报上、广告中大吹特吹：“某某歌星、某某著名女演员亲临我市首次公演”，但从头到尾，观众却不见其踪影。原来这些名演员根本没有来，是为了骗钱而打他们的招牌。
对于这样的演出，观众十分反感，连呼上当，怨声不绝。有的说：“这哪里是什么艺术，分明是骗钱术！”有的说：“这种演出，充其量不过是著名演员在舞台上会见观众。”有的说：“这样的演出，真是演员得利，剧场得利，坑了观众。”“这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让人民为他们服务”。
在全党全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中，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出现这样的晚会，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它不仅败坏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名声，腐蚀了我们的文艺队伍，而且还干扰了文艺体制改革工作的健康进行。
据了解，这一类晚会，大多数不是由文艺单位正式出面、通过正常的渠道联系组织的。而是由一些个人出面，四处拉关系，递“红包”，拆别人的台拼拼凑凑而成。有些曾经在舞台和银幕上作出过一些贡献、因而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声誉的演员，经不起金钱引诱，竟然也跟着乱跑，在舞台上既不严肃要求自己，也不尊重观众，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个别演员甚至热衷于“跑单帮”，一心向钱看，任意丢下自己的工作不管。而有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对于这些现象竟也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甚至连自己的演员跑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以上种种，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钻了空子，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舞台上刮起这么一股把艺术当商品、把名演员当摇钱树的不正之风。
舞台上的这股不正之风，并不是始于今日，过去就有过类似的苗头。有一些相声演员、歌唱演员片面地追求“票房价值”，为了赢得廉价的“掌声”，不惜迎合少数观众的落后心理和低级趣味，演出一些内容浅薄、情调庸俗、语言污秽的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批评。
最近，文化部和有关领导部门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也是积极起来抵制这种不正之风的。我们提倡把文艺搞活，主张演员们走出大城市，面向社会，面向农村，鼓励中央和地方文艺人才的交流；我们也提倡文艺的体制改革，坚决打破吃“大锅饭”的现象，尊重和保护演员正当的业余劳动所得。但是，所有这些，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不能变，以优秀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的标准不能变，这是我们一切文艺演出的出发点，也是文艺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还应该特别指出，尽管多数精神产品要作为商品流通，但任何精神产品决不能脱离自己的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它们的生产者决不能商人化。我们应该记住这一条原则。我们期望那些有名气的演员能够自重自爱，越是受到观众欢迎，就越要严格要求自己，越要对观众负责，不要为金钱所惑。同时要警惕和制止少数人借改革之名，向观众大捞一把。对于那些不务正业、借机行骗的不良分子，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制裁。
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是净化人们心灵的工程师。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道德和情操的美好形象，来感染、教育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不可推诿的责任。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怀着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的艺术活动、对待观众和对待演出。
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也是严肃认真的，这股不正之风刚一露头，许多观众就自觉给予抵制，纷纷投书党报予以批评就是一个明证。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努力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也能作出好的榜样。在我们的文艺队伍里，有许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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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序
王亚平遗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年代。也是文学史上，特别是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代。
诗歌到了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异常缤纷丰盛的景象。
抗战的炮火，震撼了中国的大地，也震撼了中国人民的心，掀动了民族的觉醒，人的思想解放了，感情解放了，一代年轻人站到阵前来了，他们要呐喊，要怒吼，要抵抗，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有笔的拿笔。
把此身献给火线哟！
用生命换取血写的诗篇！
那时，我在战地行军中写了这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多数青年心里的话。看到敌人的炮火打过来、我们的炮火打出去，一个村庄，一个城镇，顷刻之间，化为灰烬，真是一腔敌忾，满心怒火，恨不得用生命、鲜血增添一分抗战的力量，没有人再多去想到个人的问题。
1938年10月，大武汉失守了，蒋家王朝把重庆当做陪都，表面上维持着一个抗战的局面，骨子里已掀起反共高潮，准备破裂、倒退、投降日帝、打内战以消灭共产党。这时的作家、诗人、广大文艺爱好者，大都投奔延安、解放区，跟着八路军、新四军继续战斗；还有一部分人集聚到了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他们内心燃烧着在战地工作的热火，怀着对日寇践踏祖国的土地、残害人民的义愤，要借着一支笔进行战斗。诗人们，创作了作品，开展了朗诵，还定了“诗人节”，象屈原那样把诗歌当做吐诉衷曲，表达才情，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令人鼓舞的是，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发表了他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答了文艺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消息随着这本书很快传到了国统区，随使众多的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懂得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
在这个非常的时代，又有毛主席《讲话》光辉思想的启发、教导、指引，促使文艺界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和进步。特别是中国的诗歌，有了飞跃的发展，以前写诗的以更大的激情歌唱，新涌现的诗人更是以挥戈跃马的姿态投入诗歌战场。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但有巨大的数量，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正如郭老沫若在他的名著《屈原·雷电颂》中所显示的，那是对日寇、旧社会的檄文，对蒋介石、反动派的讨伐令，对伟大祖国、人民解放、民主的呼唤和希望，真是势将把新诗歌推到一个高潮。
从此，新诗歌出现了新的局面，产生了新的奇迹，从革命圣地延安，到重庆，到上海、香港以及其他地方，都有了诗人的声音，有了诗歌的活动，有了诗歌的报刊和诗集的出版，使中国新诗歌出现了几大惊撼历史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
新诗歌的革命性，由来已久。从三十年代左联起，业已响亮地提出：新兴文学必须服膺革命的要求，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海中国诗歌会就以此对总会、分会的成员进行如此明白的宣传。随使北京、天津、青岛、广州、厦门以及党领导革命所到之地的新文学工作者，都树立了这样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新诗歌到了四十年代，正是这种革命思想、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扬。四十年代的诗人，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哨，写出一些优秀诗篇。这些优秀作品，在当时发表于报章杂志，或印成书本，立刻被广大读者所喜爱，起到宣传鼓动作用。有的到今天还在流传，被人民所保留、传诵。
新诗歌的群众性，在四十年代表现的比较突出。诗歌的群众性，一方面系指写诗的由少数诗人已扩大到众多人在写诗了。同时，诗如民歌一样在广大群众中传开了，也即是更广大的群众阅读诗、朗诵诗，把新诗歌当做心爱的读物了。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国统区的报章杂志都大量的发表诗歌，编印诗歌刊物。还出现了街头诗、墙头诗、枪杆诗以及快板诗、诗快板、朗诵诗等等。
新诗歌到了四十年代，民族性更强了。一方面不少少数民族的诗人、诗歌习作者开始写新诗歌了。一方面新诗歌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民族传统，诗人们吸收了民间诗歌，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发展成新的诗歌。什么民族化、大众化、各种民族形式都被提出来，诗人们探索它，发展它，使之更富有民族的色彩。在我们收集的作品中有一些是烈士的诗，这些诗是他们在被杀害之前，或在被囚禁之中所留下的战斗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更有着强烈的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我认为这些诗更是值得珍贵的。
四十年代的新诗歌，有了以上几个特点，随使新诗歌的创作出现新的局面，新的繁荣，新的盛况。这个时期，上承三十年代，下接全国解放，新诗产生的数目又如此之大，所以更急需收集、整理、出版。根据负责集稿的同志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搜集到的有三百五十多位诗人的作品，一千多首，五万多行诗，其规模之大，甚是惊人。后来经过编排整理，成为现在这个选本，有三百五十多位诗人，六百多首诗。由于时间短，能量小，才力差，这个选本很难达到精选。有人说：这选本不过是诗歌资料，果如此，我们也觉得满意，因为经过不少人的心血、精力，能为新诗歌的发展保留了如此丰富多采的资料，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前人修桥后人行，为中国诗歌史搭成这一段桥，以备后代的人钻研时的参考，倒真是一件值得珍念的事！
（注：《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此《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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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顾曲微言
——从改编《西厢记》所想到的
宋振庭
承改编作者马少波同志的盛情，我有机会看了北昆的《西厢记》。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这一瑰宝，也可算是立于世界文学史屋脊上的这一高峰，能按元曲、杂剧形式使之演出，再现于舞台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大事，没有人敢冒险，敢动这块如神物般的古典名著。这笔帐，中国文艺史、戏剧史在想要开创新局面的今天是早晚要还的。在剧场见到少波同志时，我说“你真胆大包天，不怕佛头着粪之讥”。我这话有双关之意，既有鼓励，也有一些担心。作者前不久改编《临川四梦》之一《牡丹亭》，这一回，又改编了《西厢记》，这股锐气令人佩服。
《西厢记》、《牡丹亭》不改编很难上演，作为乱弹，这还好办，作为元曲杂剧就难死人也。如果是京剧的红娘、豫剧的拷红，用不着费话，毋庸多议，但标明王实甫的《西厢记》，这就得好好端详端详。要知道，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有不少人以研究此名著而得了博士学位的。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这个文学典型，实在难死人也。她浑身浸透了宰相贵族大家之女的极沉重的内心矛盾心理。这不怪别人，元稹的《会真记》就这么规定了，王实甫、董解元的再创造，也基本忠实于其典型性。啥叫典型？陈伯华同志以其演员的行话说：“演这个人，就得象这个人家的人，说这个家庭的话，行这个家庭的事，按这个人家的规矩办”。我看这是对恩格斯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顶妙的中国式的注解。
莺莺可否解放一点呢！青年人看《红楼梦》，就不明白林黛玉为啥不搞自由恋爱，为啥那么委委屈屈的死去？现在不是李白都可以和杨贵妃在沉香亭幽会，倾吐心曲嘛？不是有恋爱就得追呀追呀，都得在草地上滚嘛（而且还得有慢镜头）。“文化大革命”前康生大放厥词，“要打倒西厢记，解放崔莺莺”，并发命令代之以东墙记，而且也真有人奉命唯谨上演了《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结果如何呢？一个老头观众说：看了一晚上，就是一出搞破鞋的事！
凡历史名著的典型生命力，是其艺术的核心，如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软弱性格），已被称为“哈式心理”类型。如把他解放一下，变成发动玄武门政变，并以《宫门带》一剧演之的李世民，那还有什么哈姆雷特？不管什么崔莺莺，杜丽娘，董秀英，反正都一样。一道汤，这样演省事。但还有更省事的呢，比如若都参加共青团，按新婚姻法起诉，不更痛快嘛！看完戏上台，让我说话，我说我双手高举，拥护朱穆之部长的话，昆曲不能停步，要提倡，也得敢演大名著，从这个意义上我不是吹捧改编者，为北昆作广告。但我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西厢记可千万别演成东墙记。”我绝不是说此次改编已变成了东墙记；但这个危险非杞人之忧，遍观今日的舞台“溶西厢和东墙于一锅”的事，大概不是我的污蔑之词吧！而且还有叫人更打寒战的事呢！
改编名著，前人就视为畏途，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连元曲四大家之首席关汉卿，相传他续写的西厢记第五本，“金圣叹还骂得个狗血喷头”。这桩公案，稍弄文艺的，尽人皆知。但我想正面提个建议，在改编名著时，可得谨慎一些。第一，既是改编，又是名著，总不是新创，就应该辛苦一些，谨慎一些。不薄今人爱古人，既不可照抄无误（这倒危险性小），可别大刀阔斧，另起炉灶。要另起，咱们就重写，爱咋写就咋写。第二，文学的基本典型规定性，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第三，区别精华与糟粕。最精华之处，即一戏之胆，不必摘除胆囊。糟粕陈言务去之，一般之处也是可以动的。第四，尊重艺术演出的类型要求，元曲得是元曲，杂剧得是杂剧，乱弹就是乱弹，比如二人转的“听琴”，就一口气唱了几十个“莫不是”，而且红娘还可以唱“煎饼卷大葱”呢！
写完以上一些“微言”之后，我也有点顾虑了：这顾虑就我是有言在先：我非顽固派、保守派、棍子派。第一，我拥护上演，我拥护有人敢改编名著，而且得有豁出去的精神。第二，我也声明：这是一件苦差事，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名家，如老朋友马少波同志，责在楷模，这次改编成绩固然不小，但可斟酌研究之处也还不少。因为：若是年轻小友写的，我也不会写这些多余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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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本报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建国以来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三国时代的蜀国故都——成都举行。会议就《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艺术成就、它的人民性与封建性、版本源流、作者考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作品，与《红楼梦》一样，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和光荣。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大家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产生《三国演义》这样结构完整严谨、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辉煌巨著的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许多同志指出，过去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偏低。同志们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和作者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提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明初和明代中叶等三种说法。
（胡邦炜 沈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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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举行年会和工作会议
本报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月八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年会和一九八三年工作会议。
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位民间文学研究者宣读了学术论文，并就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民俗等专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期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钟敬文作了题为《关于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报告。延泽民作了工作报告。他肯定了全国民间文学战线近几年来在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各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经会议研究决定，从今年开始着手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任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任主编。各省、市、自治区承担各分卷的编纂工作。会议还决定今年举办民间文学作品评奖，并就具体办法做出规定。
会议期间为钟敬文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年举行了座谈会。
周扬、林默涵、林林、赵寻等到会并讲了话。
（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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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作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读张一弓的短篇小说
曾文渊
读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读者，无一不为李铜钟那种不顾个人得失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惊叹于作者敢于直面人生的胆识和圆熟的艺术技巧。此后，张一弓又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小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几年来农村生活的深刻变化和农民的喜悦心情，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政策带来了新的活力，农村形势生机勃勃，农民的精神状态也为之一振。对此，张一弓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善于捕捉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实则有着深刻意义的事物；在严格选材以后，又总是努力向纵、深两个方面开掘，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概括尽可能丰富的社会内容。张一弓的小说能给人以较多思索和回味的余地，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较深厚的历史感，使人读后感到是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中的。
张一弓的短篇小说，每篇都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着重写某个人物在一个短暂时间里的经历或遭遇，以此为中心旁及其他，写出它的前因后果，并把当前农村中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作为背景概括进去，因此，容量都较大，具有一定的深度。《黑娃照相》写的是一个名叫黑娃的农民参观庙会、拍彩色照片的故事。小说先是围绕黑娃所带的八元四角钱展开深入的描写，写出因为实行生产责任制，允许发展副业生产，黑娃家才有了这么一笔收入；继而通过黑娃的眼睛，描绘了庙会的形形色色，揭示了黑娃迫切要求改善生活而暂时又无雄厚经济实力的矛盾；最后是写黑娃拍照时的“即兴表演”和拍照后的心情。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黑娃的赶会、拍照为线索，真实地描绘了当前农村的社会风貌，写出生产责任制等措施如何促使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好处，和农民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的精神追求也就越来越高。《黑娃的新闻》就写到黑娃因责任田里的烟叶丰收，发家不忘集体，购买了电视机，请乡亲们看电视。如果说，《照相》里的黑娃考虑得较多的是个人致富，对集体事情还考虑得不够的话，那么，《新闻》里就大大改观了。把这两篇小说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农民由于农村形势好转而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在描绘当前农村新气象和农民的喜悦心情时，张一弓并不回避农村贫困落后状况和农民过去辛酸经历的描写，而是把笔触伸进历史的深处，把对现实的热情的赞颂同对历史的深沉思考结合起来。《寻找》写农民马套卖掉花生得到120多元钱，本想用它为老婆、孩子购置一些衣着和日用品，还想买点肉，向老丈人拜寿，不料乐极生悲，在卖花生时把钱忘在柜台底下。小说借马套寻找这笔花生钱为线索，再现了农村生活历史画面。原来马套所在的沙窝村是个飞沙地，宜于种植花生。但是，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硬要在飞沙地上种庄稼。十年内乱中，马套曾在自留地里种过花生，希图用它去换取回销粮，结果挨了批斗。现在拨乱反正，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沙窝村大面积种上了花生，马套才有他“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大一笔款子”。作者立足现在，追寻过去，面向将来。小说题名“寻找”，不光是指马套寻找他一家三口辛勤劳动而得来的血汗钱，更重要的是寻找农民过去贫困、现在开始富裕起来的原因。当粮站老王给他送去丢失的款子并批评他如此粗心、“对不住如今叫农民过好的政策”时，马套激动万分，说他希望向领导“买个政策不变”。什么政策不变呢？用马套的话来说，就是“叫花生在沙窝里落户、叫社员跟土地对象、叫劳动跟幸福结亲、叫庄稼人的汗珠子搁到秤盘里压得秤砣猛一翘”的政策不变。这些描写可以看成是小说的题旨所在。反映最近几年来农村生活的变化，完全回避农村经济政策，那是非常困难的。可贵的是作者不是简单化去图解政策，用它去裁剪生活，而是如实地再现生活的图画，写出政策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和农民对它们的态度，唯其如此，才显得真实可信，富有生活气息。
张一弓笔下的农民大多是生活的强者。他们精明强干，刻苦耐劳，有一股坚韧不拔的精神。尽管经济窘迫，处境艰难，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即使在那动乱的年月里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也不肯向命运屈服；现在他们更是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十年内乱中，马套被当作“偷儿”受辱时，他发出“不要欺负人”的呼喊，说自己并不是“生就的穷命”，兴许有一天也能给国家“贡献贡献”点余粮。《瓜园里的风波》中的老瓜匠周金锁，对于今天自产自销有幸成为国营商店的补充而感到满心欢喜，坚信自己那样做生意是政策所允许的，那样指点国营商店营业员也没有什么不对。因此，当大队支书奉命通知他到县商业局一趟，不怀好意者散布流言说他是什么“破坏”国营经济并将因此而受扣时，他愕然而又镇定自若，对支书说：“既是公家叫我，我就不会躲着藏着”，还关照老伴烧好汤等他晚上回来，表现出对未来的信心和刚毅沉着的性格。至于象《牺牲》里的高山兰，在儿子修渠牺牲后那样坚强地处理后事，《智慧的痛苦》里的姜欢喜那样巧妙地站出来抵制浮夸风和瞎指挥，那就更用不着多说了。我国农民由于受到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限制，有落后保守、胆小怕事的一面，但他们身上也有着许多传统的美德，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觉悟都普遍有所提高，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他们精神上更是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张一弓在反映农村生活时，努力发掘农民身上的优秀品德，突出他们碰到困难时那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写出传统美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和某些作家写同类题材的作品比较起来有着明显的区别。
和塑造生活中的强者形象相适应，张一弓善于把日常生活典型化，揭示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矛盾，让人物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去接受考验，表现出他们的性格。《最后一票》里的王铁山老汉就是这样。他抱病出席公社代表大会参加干部选举，这事情本身就富有政治意义，是最近几年来恢复党的民主传统才有的。前此，公社赵主任、李副主任先后登门拜访，索取选票。赵以安排孙女工作为名，被孙女夸为“好领导”；李允诺落实政策退还他家被没收的窑砖，博得儿媳的好评。这样，王铁山手中的那张选票就成为赵、李争夺的对象，也关系着他家今后的生活。更妙的是，如同解放初期选举乡长一样，他代表乡亲去“丢豆”，“一豆定乾坤”；由于这次选举出现僵局，他那张选票又成为关键的一票。王铁山深知选举干部的重要意义，他想起了赵、李两人平时的为人和表现，既没有投赵主任的票，也没有投李副主任的票，而是想起了为人民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王刚，奔出会场……。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矛盾的揭示，塑造了王铁山这个秉公办事、为人正直的老年农民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结尾时那样处理，不仅使王老汉的形象发出动人的光彩，而且使小说的主题深化一步，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正当不满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唤。张一弓其他作品里的一些主要人物，也都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塑造的，作者写出了他们在这些矛盾面前的态度、行动及其根据，因而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张一弓的文笔幽默风趣而又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他在反映我国农村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为最近几年来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而欢欣鼓舞，同时也为过去农村的不断折腾、农民生活艰辛而感到不平。随着内容的变化，他的笔调有时轻快，有时沉郁。作者曾在一篇作品里写到一个老年农村妇女现在的心情是：“充满辛酸的喜悦”。这句话也可用来概括他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张一弓的小说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情绪，也是他发自内心感情的抒发。
看得出来，张一弓同志在创作上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较高的目标，力图通过多方面的探索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他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新的角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最近发表的《考验》，在选材立意和形象塑造上又有新的开拓。它写一个名叫芳菲的中年妇女，从小参加革命，到过朝鲜战场，到过抢洪前线，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只因她有一个逃亡在外的哥哥，因而长期入不了党，还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她对党深挚的感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小说没有过多去渲染芳菲那些坎坷的遭遇，而是着重描绘她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把那些磨难看成对自己严峻的考验；在描写芳菲的坎坷遭遇时，小说还写出她所在单位有关领导对她的关怀同情，危难时给她以力量。整个作品调子高昂激越，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感情，读来令人感动。如果说，作者过去有些作品在反映人民群众（农民）的坎坷遭遇时分寸掌握得不很准确的话，那么，这篇小说则克服了这些不足，它表明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