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评“大锅饭”
岳平
吃大锅饭,是我们经济领域许多弊病的渊薮。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吃大锅饭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八亿农民放开了手脚,积极性迸发出来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吃大锅饭的局面,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劳动阶级本身,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我国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加上城镇个体劳动者,有一亿多人。这是伟大的生产力。我们常说,挖掘潜力,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最大的潜力,最大的内涵,就蕴藏在这一亿多劳动者之中。发挥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实质上也是发挥这一亿多劳动者的积极性的问题。可是,吃大锅饭却严重束缚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最近几年,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恢复计件工资和利改税试点等,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吃大锅饭的状况有了改变,城市“大集体”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也在陆续解决。但是,已经进行的改革,还是初步的、局部性的。整个吃大锅饭的体制和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
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吃大锅饭,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生产条件和产品分配方面,企业共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劳动者共吃企业、实际上也是共吃国家的大锅饭。前者是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的集中表现;后者是现行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弊端的集中表现。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是建国初期从外国引进来的。它把国家当作一个大的统一核算单位来管理,并且以尽量缩小商品交换的范围为前提。国营企业实际上被当成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都由国家无偿拨付,生产任务由国家统一安排,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财政由国家统收统支,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配,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支付。企业收多收少全部上交,花多花少实报实销。国家拨给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运用效果如何,按国家计划生产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企业不承担经济责任。这种高度集中的、权责利相脱离的、企业经济利益与经营成果相脱离的管理体制,实质上是按照供给制的原则来处理国家和企业相互间的全部经济关系问题,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处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它不计经济效果,使企业旱涝保收,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盈亏一锅煮,因此,既缺乏动力,也缺乏压力。
我国在建国初期,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对工资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但是,后来,长时期内很少调整工资,加上一次又一次地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名三高”,宣扬供给制,取消计件工资,以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日益同他的劳动能力、劳动贡献相脱离,日益走向平均化,形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劳动者的个人所得,应是从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中作了各种社会扣除后的剩余部分。消费品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否认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别和贡献的大小,在劳动者内部搞一平二调。它奖懒罚勤,使一些人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不撞钟也照样当和尚,因而严重妨碍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我国人民向来是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的。可是,吃大锅饭的制度却使人们的勤奋精神受到了挫伤。
吃大锅饭的局面不打破,经济发展就没有出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生产资料大家公有,饭就应当大家共着吃,吃大锅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就只能吃大锅饭。这些观点,反映了对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原则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
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优越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保障每个劳动者平等地摆脱剥削,平等地获得参加劳动和享受按劳分配的权利,决不是不分勤劳和懒惰,让大家都吃着大体差不多的大锅饭。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页)生产资料公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只能导致按劳分配,决不会导致吃大锅饭。过去吃大锅饭,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造成的,而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严重误解造成的。拿生产资料公有来替吃大锅饭作辩护,仍然没有摆脱这种误解。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思想。在私有制度下,小生产者由于不断两极分化,一方面嫉妒别人富有,总想把别人的财富拿过来平分;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自己破产,向往着出现一个保障有大锅饭可吃的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只能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应当承认,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是同我们国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的客观条件有联系的。今天,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人人有饭吃,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表现。我们决不能采用资本主义的办法,企业用人很少,劳动生产率很高,而社会上却存在着庞大的失业队伍。但是,以上这些,决不能成为保持吃大锅饭局面的理由。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唯一的出路是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我国农村多年来吃大锅饭,其结果是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有些地方连温饱也难维持。最近几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情况就迅速得到改变。在城镇的一些企业中,初步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情况也迅速得到明显的改变。这些事实说明,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并不是注定要吃大锅饭。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实行这个原则。违背了这个原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当然,究竟怎样实行这个原则,要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出发。
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是生产关系方面一场深刻的变革,是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一步。当前,改革分配制度,基本的要求是克服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真正奖勤罚懒,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广大劳动者的迫切愿望。但是破除大锅饭,就要围绕分配问题,调整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和劳动者相互之间一系列的经济关系。这就必然要触动一些人、一些单位的经济利益。因此,可能会遇到重重阻力,特别是“左”倾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干扰。从领导思想上说,一定要坚定不移。
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在工作上,必须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工资福利问题,往往是增加容易,增加上去之后,即使增加不当,也很难减下来。因此,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办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要一切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些涉及全局的改革,还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也是各项改革的根本条件。我们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安定团结,决不能妨碍安定团结。农村改革的成功,给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以重要的启示。但由于所有制不同,这两种改革的方法、步骤和带来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多出的劳动力,一般不要国家另作安置。工厂企业减下的人,必须妥善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如果匆忙从事,对这类问题处置不当,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势必影响改革工作的进行。采取稳妥的步骤,看起来进展慢些,其实是要快些。
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要消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所造成的一系列误解,改变许多陈腐的观念,因此,必须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向广大群众讲清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应当多得。还要讲明,在按劳分配制度下,劳动者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是正常现象。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富裕程度差别,同私有制社会小生产的两极分化,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不能混淆。更不能以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另一方面,要教育劳动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使每一个劳动者懂得,我们进行改革,克服平均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物质财富,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不能借口改革去侵犯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思想教育历来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也是搞好改革工作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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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知识分子与“翘尾巴”
孙仓
很长时间里,知识分子似乎同“尾巴”结了不解之缘。直到如今,有人还动不动就把“翘尾巴”的罪名扣到知识分子头上。在看待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中,这可以算是根深蒂固的一种。
只要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历史和现状,就可以得出结论:从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翘尾巴”的罪名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远的不说,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直到粉碎“四人帮”,二十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境况则一年不如一年。从教育改造的对象到沦为“臭老九”,从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到被剥夺了起码的工作权利,至于生活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屈辱,更不待言。这段记忆犹新的历史说明,知识分子过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哪里翘什么尾巴呢?
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执行,知识分子的处境有所好转。但是,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一部分干部中间,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似乎原封未动,歧视、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的事情还时有所闻。湖南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和北京化工七厂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揭露出来的几个事例。可以说,即使在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也还没有达到能够心情舒畅地、毫无疑虑地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地步,更谈不上什么“尾巴翘上了天”。
所谓“翘尾巴”,无非是骄傲自大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应当承认,有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有知识,比别人高明,骄傲得很,甚至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轻视工农,鄙薄体力劳动,同行之间也互相排斥。但是,这种产生在少数人中间的缺点,并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全体,正象少数工人的缺点,不能归之于工人阶级一样。其实,这种骄傲自大的毛病,也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这就清楚地说明,知识分子同“翘尾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任何人缺乏自知之明,都会陷入盲目性,产生骄傲的毛病。把这个罪名单单扣在知识分子头上,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所以总是把“翘尾巴”同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还因为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分析判断能力,往往习惯于独立思考,不愿盲从,这就不大合乎某些领导干部的口味;如果再好提个意见,打个抱不平,那就很容易被斥之为“狂妄自大”、“目无领导”。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某某知识分子“翘尾巴”,不如说是某某领导干部“老虎屁股摸不得”。
总之,无论什么人,都不应当“翘尾巴”。无论什么人,都不应当再用“翘尾巴”这根棍子打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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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思想旧认识也要改
改革,从一定的意义说,就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需要改,一切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旧认识也需要改。思想、认识不从旧轨道上改过来,就谈不到做改革的促进派,更谈不到站在改革的前列。
对于当前的改革,有的人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他们对形势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改革缺乏紧迫感和责任心。这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还未肃清。
我们长期来习惯于“统”:用统购统销经营粮食,用统购包销经营商业,用统一调拨管理物资,用统一调配管理劳动力。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它一定的必然性。但“统”成了唯一的手段,结果把经济统死了,把人才也统僵了。现在要改革这种体制,大的主要的方面统住,小的次要的方面则要放、要活。有的人对放、对活便想不大通,因为“统”已成为习惯势力,似乎非统就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深刻性,都是不同寻常的,不可能事先就拿出一套完善的方案。有的人原来思想就不那么通,看到一点毛病,就嘀嘀咕咕。其实,这么大的一场革命,出一点毛病,有什么了不起!因势利导,总结经验,就能走上正路。
当然,认识的改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想当初不是也有人思想跟不上吗?全面改革也是如此。实践会改变人的思想认识,会教育人跟上形势。
(摘自《世界经济导报》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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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捩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引起我国内外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开赴抗日最前线。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达到新的高潮。当时奉命在西北“剿共”的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即十七路军)。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设在西安。东北军官兵因亡省亡家之痛而怀有强烈要求抗日的情绪;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早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对“剿共”战事本来就不积极。当他们同红军打仗受到重创后,在全国抗日高潮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便越来越怀疑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起联系。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奠定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团结合作的基础。8—9月间,党中央又派叶剑英为常驻代表赴西安。那时,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在西安等城市和地方,都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张、杨加紧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
蒋介石对张、杨部队的动态渐有所闻。但因处理“两广事变”,不及抽身北上。10月22日,蒋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军事。这时绥远抗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援绥运动急剧高涨。12月4日,蒋介石再到西安,指令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显然,两种方案张、杨都不能接受。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他苦口极谏,痛哭陈词,结果遭到申斥。第二天,他商得杨虎城同意,定下捉蒋“兵谏”的决心。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会和请愿游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诚,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兵谏”的决心。10日、11日张学良继续对蒋劝谏,同时即部署“兵谏”行动。11日夜,张、杨两将军坐镇新城大楼,共同指挥行动。
12月12日,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凌晨五时,张学良所派自己的卫队进抵华清池,迅即粉碎蒋氏卫队的抵抗。蒋听到枪声,仓皇着睡衣逃跑。在翻越后墙时,跌伤脊骨,拚命爬上山坡隐蔽。黎明时被发现,带回城内关押。杨虎城派部队迅速解除城内一切蒋系武装,控制各处冲要,逮捕蒋的军政大员陈诚等十余人。邵元冲企图逃跑被当场打死。
捉蒋后,张、杨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当日发出通电,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遵行孙中山遗嘱;召开救国会议。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蒋介石被张、杨逮捕的消息使国内外大为震惊。南京政府顿时陷入混乱,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而亲英美的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营救蒋介石。他们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同英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希望挑起中国内战,便于它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英美等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出现对抗日本的局面。他们积极展开活动,力图对事变进程施加影响。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蒋介石被逮是称心快事,许多人都有杀蒋泄愤的情绪。国内外尖锐的阶级矛盾,一时都集中在西安这个狭小的舞台上表现出来。13日,南京政府下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氏兄妹委托英籍顾问端纳往西安探听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命中央军开进潼关,派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17日,又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两集团军总司令。其时,各地军阀代表也陆续赶到西安。有的对张、杨表示支持;有的观察动静;有的则企图混水摸鱼。形势异常紧迫而复杂,处于斗争漩涡中的张、杨两将军焦急地期待着中共代表团的到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是通过谈判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一是处理失当发展成全国的内战。经过讨论,统一了党内思想,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实现全国对日抗战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赴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举行和平会议。同时应张、杨要求,调动红军准备迎击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6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动,同时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指出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于国家民族最有利的前途。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的方针。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惟恐他将来要寻机报复,开初对谈判释蒋表示犹疑。经过周恩来耐心解释,终为大义所动,诚恳地支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周恩来还广泛地会见了西安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他们对促进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端纳于14日抵西安,15日飞洛阳以电话向南京报告蒋的安全,说明张、杨并无加害之意。20日,宋子文到西安,见了蒋介石,并与张、杨及周恩来会谈,随即返南京。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等再到西安,次日,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两天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狡猾的蒋介石声称以“人格”担保,而不在协议上签字。24日,即达成协议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与蒋会谈,批评了他十年来的反动政策,指出团结抗日是唯一光明的前途。蒋介石表示承认达成的六项协议。
张学良担心日久生变,于达成协议第二天,即仓促地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扣押,东北军和西北军随后也被分化并调离西北。
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形势,蒋介石还不敢撕毁协议。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调整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中共中央为迅速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两党重新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声明,如国民党决定以此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结束内战的决议案。鉴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迎接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抗日的宣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谈话会,讨论对策。17日,蒋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威胁到南京政府,就只有出以抗战。同一天,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庐山与蒋会谈。蒋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蒋介石被迫于8月22日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发表中共于7月15日送交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第二天,蒋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于是,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
(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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