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悼念张大千先生
吴作人
月前，闻张大千先生因病情恶化，住院就医，我们曾致电慰问。未几，即惊悉大千先生已于4月2日晨在台北溘然长逝，噩耗传来，画坛痛失巨匠，一水之隔，两岸同悲，伫望东南，遥寄哀思。
大千先生原名张正权，后改名爰、季、季爰，字大千，1899年生于四川内江。幼年受慈母及兄长熏陶，潜心书画诗文。及长，东渡日本，习绘画与印染工艺。归国后拜曾熙、李瑞清先生为师，画艺精进，早岁即名扬海内。大千先生尤以石涛、八大、石谿、浙江诸家，摩研深透，落笔乱真，知者咸为称异；又兼汲沈周、陈老莲、唐寅等名迹，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笔路之广，见者莫不折服。加之广游巨川名岳，撷取精英；两涉敦煌宝库，追溯源流；鉴藏宏富，阅历积深，遂熔传统生活为一炉；师古不泥，化之为我，自卓然成一家之体。用笔雄健，设色明丽，画风清雅多变，在当代中国画苑中留下了他丰富的印迹。
1949年，大千先生去国海外，萍踪万里，漂泊无定。初至印度，次迁香港，又移南美，曾在巴西建“八德园”，居十数载，复又转趋美国蒙特利，筑“环毕庵”，于七十年代后期居台湾省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三十余年来，大千先生往来亚、欧、美诸邦，举办画展，声噪国际，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亦为绍介宣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早在三十年代初，大千先生作品初参加赴欧展出时，徐悲鸿先生就曾赞其画“实令欧人神往”、“为国人脸上增色”。大千先生以他渊博的识见，令人景仰的成就，赢得了各国艺术界、评论界的尊重，增强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世界影响。他的建树，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
大千先生远离故土多年，乡恋之情，久而愈深。他曾慨叹：“看山还是故乡青”。近年，有人辗转从成都带给他一包泥土，他捧土百感交集，老泪纵横……闻者亦为之泫然。他在海外创作讴颂祖国山川的作品，难以数计，如1968年所作《长江万里图》，自灌县至崇明，万里江山，收于一卷，节奏跌宕，激情满纸，为极难得的巨制。诗词印章中，亦时可见“平生结梦青城宅”、“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尘蜡苔痕梦里情”等语句，充满离愁别绪。他眷念亲属骨肉，故交弟子，不时有文字书画传递；艺林也一直盼祷他能早日康复归来，未料竟成永诀。
大千先生为先师悲鸿先生契友。三十年代，我在徐先生处常得瞻大千先生丰仪，四十年代初，先生自敦煌归，蓉城展出，先生作品的艺术风采及其声容笑貌，四十余年于兹，犹萦怀难忘。恨天不假年，大千先生未能亲携其精深造诣归来为吾艺苑之楷范，盛愿翻成空望，悲夫！
第8版()
专栏：
一支歌
端木蕻良
小时候，在一本英文读本里，我看到一篇不长的叙事诗。上面有画得很生动的插图。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父亲骑在马上，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马在森林里急驰，风在咆哮，魔王在追赶着孩子，用糖果似的话语要孩子跟着他去。
我知道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魔王》，它是歌德写的。六十年过去了，这幅插图在我眼前还是清晰的。
这本书，书皮是绿的，至今使我难忘。
我看的是英文本，当时，有人给我讲解，我便大致认得了，因为它并不难懂。长大些，又听过舒伯特把这诗谱成的歌曲。年青的舒伯特真是有才能，他写出了父亲、魔王、孩子三个不同人物的口气和情感来。
魔王糖果似的谎言，父亲和严寒的激烈搏斗，垂危孩子的惊恐挣扎，马飞快地跑，风狂啸着追……这一切都在舒伯特的音符里表现出来。舒伯特用音符来参加抢救那孩子的生命……
这支歌，是在暴风雨里诞生的：歌德在“枞树旅店”里，听说有一个“图林根库尼茨村”的农民抱着孩子骑马赶往“耶那”，去找医生抢救他的孩子。当医生宣布无能为力的时候，农夫在黑夜的狂风中把孩子紧裹在怀里，飞奔回家，但在路上，孩子已被“魔王”夺走了……
舒伯特没有辜负这位天才写的诗篇，他用声音注入了自己的全部感情，使这支歌冲破国度的界线，在好多地区传唱……
当歌德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我们的国土上举行时，我又听到了这支歌。
我的身旁坐着一位年青的女士，我不知道她的国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因为她已经沉入到歌声里面去了。
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想帮助那个农夫，把孩子从魔王的手中夺回来？
我想是的。因为不光是我这么想，参加会的人们，大概都会有这个愿望。
正是歌德和舒伯特的真诚把大家联合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我已走入了一个没有隔阂的世界，使我们有着共同愿望的世界……我多么想再看一次那本绿皮的书啊！
第8版()
专栏：
郭沫若同志《咏梅》词立轴
丁景唐
1965年秋，我从北京参加文化部一个会议回上海不久，有一天，陈同生同志给我打来电话。他说，郭老来沪，兴致甚好，在上海文史馆练字。约我同往观赏。
当年，文史馆坐落在幽静的衡山路上，是一幢精致的楼房。我记得那天飘着细雨，文史馆的客厅里光线似乎不很明亮，倒也显得柔和。郭沫若、于立群同志正在一张长桌的两端各自挥毫作书。陈同生同志替我介绍后，我就站在桌旁观赏。郭老挥毫入神，兴致横溢。在他替文史馆写了两三张条幅后，陈同生同志要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递给郭老，为我代求一张四尺的立轴字幅。我帮着把宣纸铺平，郭老迅即落笔书写起来，但见上面写的是：
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咲。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奉和毛主席《卜算子·咏梅》
书为景唐同志
郭沫若印
郭老书写的原件无标点。上面抄件上的标点是我依据郭老收入《春风集》（1963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的《卜算子·咏梅》添上的。郭老原词作于1962年1月30日海南岛崖县鹿回头，即春节前六日。郭老为我书写的字幅右端上侧盖有“乾坤赤”阴文长方印，左端下侧在签名后边盖上白文的姓名章。“乾坤赤”三字，系取自郭老《满江红·1963年元旦书怀》结句：“迎春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满江红》词亦见《东风集》。
原件中的“咲”是“笑”的异体字。《鲁迅书稿》（1961年9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初版）第五十四页，鲁迅1931年9月7日书赠内山松藻归日本的欧阳炯《南乡子》词的手稿中也把“笑”写作“咲”，如“咲倚春风相对语”。
对书画作品，我很少收藏。郭老为我书写的这幅《卜算子·咏梅》字幅，是我留存的几幅书法艺术作品中的一件珍品。除欣赏他的遒劲俊逸的书艺外，尚可吟味诗意。每当我展幅观赏时，总会引起我的愉快的回忆。
第8版()
专栏：
辛勤的园丁
——观孙宗慰先生画展
戴泽
孙宗慰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的教授，三十多年来在各种展览会中孙宗慰先生的画虽不多见，但他却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美术界培养了许多人材。
孙宗慰先生逝去已四年了，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遗作展览，来纪念他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他从1946年到北平艺专任教，教授素描等基础课程。1950年可以说是美术学院的黄金时代，目前我国的许多美术家都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孙宗慰先生作为主力教员之一，他和大家一起下乡下厂，参加土地改革。这次展出的不少作品是在那个时期画的。如《吊车》、《午门》和人体素描等。
后来院系调整，孙先生作为教学主力调到中央戏剧学院，继续担任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现在许多舞美专家也都在孙先生班上上过课。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孙先生也常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实习。我们看到的一些风景人物很多都是他下乡时画的。
孙先生一向体弱多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康健愈来愈差。但他在养病期间仍画了一些中国画，如《丝瓜》、《蜘蛛兰》，清淡、高雅，给人以恬静安适之感。
在这次展览会中有三幅石膏素描，是孙先生在三十年代学生时的作品。这是三件难得的习作。据我所知，三十年代徐悲鸿先生的学生的课堂作业保存到现在的不多，而其中石膏像作业就更少了。从这三张习作可以窥见当时的教学情况。由此使我联想到，目前我们艺术院校对教学成绩的保管仍然很不重视，这是应该改进的。
孙先生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悲鸿先生曾收藏了他好几张画，现藏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主持北平艺专期间，曾规定教员每年交给学校两张画，这些画当时被保管得很好。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被扔进了垃圾堆里。我曾碰巧捡到了孙先生的几张，送还给他，其中就有这次展出的《水上人家》、《盘溪远眺》和《织衣女》。
孙宗慰先生画如其人，宁静、淡泊，他很少言语，总是谦虚谨慎地从事教学。他是美术教育中一位辛勤的园丁。
第8版()
专栏：
为朱正同志题《鲁迅传略》
聂绀弩
朱衣皂帽戟髯雷，
声彻九幽万鬼靡，
八大山人一张纸，
挥椽蘸海画钟馗。
1983年3月4日
第8版()
专栏：群言录
义演焉能不义？
刘桂馨
前不久，天津市举办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募捐义演。来自各地的著名演员汇集一堂，观众大饱眼福。许多演员为了下一代认真作戏，颇展新风。但也有不尽可人意的事情。有一位歌唱演员临场宣布：“五十元，我就走；七十元，我就上！”甚至在大幕拉开之前，还在讨价还价。至于偕同夫人子女与会，分文不出而硬要共餐的事情，也屡屡发生。工作人员稍示异议，便大动肝火，真有些所谓“名角儿”“摆派”。
义演，当年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大师都搞过，或抗战，或救灾，或济赈。从未听说有义演者“收费”的。为小朋友搞义演，原是福泽深远。为何还要在孩子们身上打主意！一位不满于这种乌七八糟现象的演员讲得好：“我们之所以成为名演员，完全是喝人民乳汁成长起来的。拿孩子们的钱，是对不起党和人民的行为！”据说义演完结后，工作人员望着所剩无几的款目，伤心地落下了泪：“看似轰轰烈烈，弄得哪儿都知道义演，可给孩子们挣下了什么呢？”听到这种叹息，某些参加义演的“歌唱家”该作何感想？写到这里，恰好看到刚刚发刊的《天津青年报》，刊登了一位署名“留今”的共青团员，为孩子们捐献了三十二元献血费的报道。面对收入颇微的青年工人的义举，那些钻到钱眼里的“歌唱家”们，又该何言以对呢？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动脑筋
很久以来就怕出门。上了火车想找个座位真是一门“学问”。象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
“低能”的“考生”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站着。一两个钟头、三四个钟头地站着，一直站到骨头散架，这才到站了。
因此，从报上看到津沪线上有那么一次列车，乘务员同志们想了个办法，把乘客中老头子、老太太都安排在靠门的一块地方，让他们坐在一起，拉家常；象幼儿园的阿姨似的照顾他们，吃、喝、上厕所、提行李都包了。看了真让人高兴。
办这事不需要什么“红头文件”，不必追加预算，更不要增建什么设施，好事就办成了。需要的只是那么一点对人的关心，动一下脑筋，就什么都有了。
这样的好事，在我们的国家里可以每天成千上万件地出现，能挤破报纸的版面，如果每个人都动那么一点脑筋想一想的话。对于某些同志，这要求也许还是太高，那么至少也得不再把脑子动在怎样整治、打击、排挤、给人穿各式“小鞋”上面。因为这可以有助于“安定团结”的巩固。 吴 咏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贵在争
文章的稿费是按字数计算的，文章的价值却不取决于它的长度。
百家争鸣，贵在“争”。
“争”，可以互相砥砺；“争”，可以见出真理。
当今的“家”似早已逾百，但鸣者多而“争”者少。
鸣可以出名，可以得稿费，可以据以提级……但“争”却是要得罪人的。
冯 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