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表现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
——一组军事题材小说读后的思考
范咏戈
文学艺术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品格唤来品格”（歌德语），用灵魂撞击灵魂的作用，往往取决于展现主人公理想情操的程度。就近年来军事文学范围来看，作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贵的热情和努力，特别是出现了象《高山下的花环》这样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作品，标志着作家们一种新的自觉。这里，想就个人阅读的一组军事题材小说，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廊里，那些最具理想光彩的形象，都不乏这样的特征：为了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宁可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走上一条充满艰辛而有意义的探险之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要想做人不腻，总须不断追求”的力量。在当代军事题材创作中，这种从精神财富的占有上体现人的价值，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仍然是它的显著特点。《高山下的花环》中无论是“高粱花子”连长梁三喜，还是“牢骚大王”靳开来，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功绩，而仍被承认为我们时代“大写的人”，主要在于精神境界的高尚。职位卑微而生活拮据的梁三喜，平时却能以“瘦驼骆”的膂力承担带兵的重担，备尝艰辛而甘之若饴；战争到来时，他不仅冲锋在前，视死如归，而且以担心死后还不上欠帐为遗憾。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操，对当代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含有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双倍重量。而赵蒙生带着照相机和“大中华”香烟来连队时，他是一个精神财富的赤贫。其贫在于：别人不断地寻找、置换着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是为了寻找为社会出力的最佳角度；他在“曲线调动”中，却使这种置换成为有悖社会公益、纯为个人谋利的行为。这样，自然就在众多的“大写的人”面前显出他的“小”来。后来他理想的失而复得才使他的生命具有新的价值。
如果说《花环》对梁三喜、靳开来等当代军人理想情操的揭示，是通过作家对精神财富的贫富这样一种思考来实现的话，那么，《射天狼》写袁翰，则主要是在人物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所表现的急迫感上，在人物个人生活的逆境同追求事业的完美的碰撞中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当超假归队的袁翰在归途中碰到外出训练的车队时，他虽然因为连买一个面包的钱也甩给了家里、饿得快要站不住、同时又面临处分，但当车队要行进时，倒身在炮车踏板上的他，突然跳上车踏板，仿佛忘了自己的困境，对指挥排长叮嘱说：“你只要不慌，一定能打好！”同样，他之所以在实际困难严重到女儿因缺少照顾而死亡的情况下，仍在留队与转业两者之间苦苦徘徊，是因为在他心里，只要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时，也要尽力把部队建设搞上去；是因为他把带出一支素质好的部队看作是对个人作出的牺牲的唯一和最高的补偿。正是在这里，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被揭示得光彩照人。
在当代生活中，各行各业都要为四化作出一定的职业牺牲。这是当代生活的特征，也是当代人光荣的责任。在职业牺牲中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是近年来许多军事文学作者自觉的追求之一。军人的职业牺牲，不仅表现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也表现在平时的战争准备中。尤其是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平时要舍弃许多物质文明的享受，去过“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的艰苦生活；要放弃夫妻、家庭的长相厮守，远戍边防或从事艰苦的开发性建设；要以一部分个性发展的克制去换取军人的素质，等等。因此，军人的职业牺牲常常成为历代军事文学作品的题材。可贵的是，我们的作家在表现这种职业牺牲时，笔触不是停留在平面地展览艰难困苦，而是在各自的艺术取景框里，反映出当代军人对职业牺牲的积极态度，艺术地阐明可能一时还不为人们理解的牺牲的价值，由此展现出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刘富道作，载《中国青年》1982年5月号）中的大学毕业并娶了“城市闺秀”作妻子的团长，就其气质和条件来说，并不是生来就习惯于军营那种“直线加方块”式整齐划一、单调刻板的生活的。团长的可贵，就在于他懂得“直线加方块”是军人应当作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职业牺牲。因此，他从这种缺少含情脉脉，缺少星期天的饺子的生活中，体验到了音乐感。他能够在妻子以或吵闹或娇嗔的方式要求他放弃“直线加方块”时，说服暂不愿随军的妻子达成互不干涉的“双边协定”。团长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职业军人与老百姓的“距离感”，正是军人对职业牺牲的可贵的自觉性。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表现的是平时不容易看得见的军人对职业牺牲的态度，而短篇小说《在密密的森林中》（朱秀海作，载《人民文学》1982年8月号）表现的是军人职业牺牲中一种惯常的形式。护线兵韩国瑞在千家万户得以团聚的春节前夕接到母亲病危来信，作为一个儿子，他在哨位上盼望此刻指导员能来替他下山；但当风雪阻挡了消息、指导员没有及时赶到、他也未能赶在母亲去世前见她老人家一面时，他作为一个战士，把军人的责任放在首位，将巨大的痛苦深埋在了心里。当新年的钟声敲起时，他能够象往常一样接通故障台的电话，以平静的声音向上级、也是向祖国和人民报告：“线路畅通，一切正常。”韩国瑞的形象，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一组作品，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就是表现了作家们清除了“无冲突论”和“高大全”等“左”的创作律条的影响后，在表现军人的职业牺牲和他们对于牺牲的积极态度时，没有故意去回避人物内心的矛盾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过程，因而作品中人物的真实感都很强。袁翰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但作品却写了他“最难割舍的是妻子”。当他在候车室里看到一名探家归来的军人要吻一下久别的女儿，女儿哇地一声哭了时，他受不了这种感情的刺激，终于提起旅行袋折身回家，在妻子身边一住二十天，犯了超假的错误。这样写，是很需要些艺术胆识的。试想，如果不这么写，袁翰就不成其为袁翰了。当然，作品更写出了当袁翰受了处分，回连队看到他的战士们那流溢着热切关怀的瞳仁时，他感到“这世界上除开妻子，最难割舍的便是这些战士了”，也是非常真实的。《在密密的森林中》从写法上就是适应主人公一个人在哨位上思念母亲、切盼下山的心情的。它并不回避一个战士内心反复斗争达到克服的过程，使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兵。在这组作品中，人物在职业牺牲面前心灵的轨迹都是历历可辨的。不妨认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进步。
近年来的军事文学在表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上固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同时也必须客观地看到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还有不少“就事论事”式、不能从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去扣动社会脉搏，产生较强艺术力量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个别由于认识生活上的偏颇和艺术处理上的失误，产生了消极社会效果的作品。中篇小说《他就是他的倒影》（载《收获》1981年第5期）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倒影》中主人公是一个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功臣、连队政治指导员田炜。他曾在插队时与女知青夏晴非法同居并生了孩子，入伍后将她抛弃。在他发现本连战士栓栓同情并爱上了夏晴时，他出于嫉妒又百般刁难栓栓入团。在他看来人生是一种无聊的游戏，“生长，上学，娶个女人，衰老，最后死亡……其实，人同眼前树上的小鸟、绿叶，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细胞粘连的形状不同，旅程长短不同罢了。”他虽然由于第二次爱情的不满意产生了探家时中途下车，去寻找夏晴的行动，但终于还是在这一场“灵魂拚杀”中败下阵来。应当说，作者并没有以同情或者欣赏的方式把握这个有着“骇人的卑污”的灵魂。但是，整个作品仍让一种对生活力量的失望感笼罩了读者的情绪。我以为原因在于，当作品试图在田炜与栓栓的对比中表现当代军人不同的心灵世界时，由于过分追求田炜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忽略了对生活所具有的洗净这肮脏灵魂的力量的表现，因而使作品成为田炜式颓废人生观的客观展览与直露宣泄。作品中烈士栓栓的鲜血，夏晴的节操、寒寒的女儿之情、农民们鲜明的爱憎，以及田炜自身的荣誉，这一切美的声音被不适当地处理得十分微弱；而当这一切都被表现为无力使田炜达到精神上的“复活”时，人们便很难从作品中感受到生活的力量了。
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总是注重从生活力量的表现上体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样是以自卫还击战为题材的《高山下的花环》，在处理赵蒙生这样一个形象时，便突现了战争对于他的灵魂净化的力量，让一个一度锈蚀了的灵魂在战火中得到新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写出生活对赵蒙生的惩罚。因而，作品虽然也写赵蒙生、包括吴爽这样非社会理想体现者的形象，却并不给人带来对生活的失望感，反而更感到生活之伟力。我以为，描写人物精神的“复活”，并不仅仅是一种结局的安排，更不是硬加的一条“光明的尾巴”，而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满足或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的“复杂的性格”，倒是很容易使作品流于卑污灵魂的展览，失去作品应有的审美价值和积极向上的艺术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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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天国春秋》重演
凤子
《天国春秋》是老剧作家阳翰笙同志四十年代初的作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斗争。除了演出揭露社会现实的题材的话剧外，还演出了不少借古喻今的历史题材的戏。《天国春秋》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创作演出的，它给投降派以有力的鞭挞，给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42年春，我在桂林除了参加旅港剧人协会在桂林的汇报演出外，同时应欧阳予倩先生领导的广西艺术馆之约，参加了欧阳予倩先生导演的阳翰笙同志新作《天国春秋》的演出，扮演剧中的傅善祥。记得每当演到第五幕，洪宣娇随韦昌辉杀进东王府，面对执剑的洪宣娇，傅善祥跪下哭劝说：“王娘！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啊！”这时，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可见这出戏有力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这也是这出戏在四十年代演出时的时代意义。
今天中央戏剧学院话剧艺术研究室，为新建的实验小剧场开幕，排演了这出戏，是值得祝贺的。一则是祝贺刚度过了八十高寿的老剧作家阳翰老的代表作重新上演，一则是为话剧阵地增加了一个演出场地，今年又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一百三十周年，上演此戏更有纪念意义。
《天国春秋》所反映的这场政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这场政变有它的历史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原因。学习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农民革命先天不足的弱点有所认识。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却有惊人近似之处。《天国春秋》反映的这一段史实，形象地提供给人们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对我们的青年一代，包括经过十年动乱未能系统地读点史书的人来说，《天国春秋》的演出，是有意义的。
今天演出的《天国春秋》，作者阳翰笙同志作了些修改：一是加强了矛盾双方人物性格、思想的冲突，二是削弱了杨秀清、洪宣娇、傅善祥三人间的三角关系。这两点是互为因果的。应该理解，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演出《天国春秋》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当时演出这出戏，显然有所指。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审查，以杨、洪、傅的三角关系作掩护，也是不得已的。今天，修改后的演出，削弱了这条线（当然不可能删掉这条线），突出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内部矛盾，通过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思想活动的发展构成的冲突，生动地揭示出这一场内哄是导致天国败亡的一个必然原因，这就使作品主题思想更加深刻。
领导层的矛盾是通过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而展示出来的，作者笔下的杨秀清、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等形象，鲜明、生动。作品通过一系列事件纠葛展现出来的矛盾冲突，也扣人心弦。
杨秀清是统帅之才，善于用兵。既掌握了军权、政权，又掌握了神权，虽是一人之下，却凌驾于天王之上。这是洪秀全不能容忍的，也是洪氏家族不能容忍的。他受人嫉恨是树敌的一面；加上他自己恃功自傲、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不能容人，也是招来杀身之祸的又一原因。据说杨秀清在官邸备有乐队，迎送宾客，他本人出入护从二千余众。如此排场，必然假人以篡位的口实。
剧中的韦昌辉是个既阴险又谄媚的两面派，他成为杨、洪内哄的导火线，也符合史实。韦昌辉是开当铺兼放高利贷的，他参加太平军有其个人目的，他后来之所以发展到走向反革命，是同他的社会经历有关的。
洪宣娇是位性格豪迈的女将，她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但她是个没文化的人，性格也有狭隘的一面。如她对傅善祥的嫉恨，杨秀清借天父附体揭露她的错误，使她感到屈辱，这就为韦昌辉得以进行挑拨埋下了基因。可是当她发现自己参与建立的天国又被自己的手参与葬送时，又感到痛心和悔恨。她的性格的发展变化是真实可信的。
傅善祥是才女，原出于野史。太平天国开科取中女状元是有史可据的。作为女状元也就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她受到杨秀清的信任和重用，处在这样的地位，招致了农民和行伍出身的天国各大家族的忌恨是必然的。她近乎天真地追随这场革命，最终却因才招来杀身之祸。
《天国春秋》通过上述四个主要人物构成的矛盾冲突，如汹涌波涛、震撼人心。这一场内哄，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的大火终于被自己人的鲜血扑灭了！这是一场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从这场斗争中认识到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事实说明没有先进的科学思想作指导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的。
历史剧要忠于史实，但不拘泥于细节，细节描写允许作者的创造。这个戏的风格是浓墨重彩，戏写得足，矛盾揭得深。作者对人物无偏颇。如天王附体这个情节，纯然是一种迷信，是杨秀清用以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这一笔目的是揭露人和人物间的矛盾。太平天国时代，杨秀清就是利用了天父附体才掌握了神权。洪宣娇是否相信天父附体是一回事，但要在傅善祥面前，慑于天威，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谄害傅善祥的罪，这就为后来胁从韦昌辉杀进东王府埋下了报复的种子。
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研究室对《天国春秋》的演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导演何之安、金乃千对剧作进行了精心的研究，保持了原作的风格，气势磅礴，一气呵成。
演员的创造是成功的。老演员项堃被特邀饰演四十多年前演出过的韦昌辉，当然是就熟驾轻了。项堃同志擅演反面人物，演反面人物而不在形象外露，这是真功夫！项堃同志自己认为从舞台上被观众承认的演员，到退休时应回到舞台向观众告别。他这心愿，令我惭愧！鲍国安的杨秀清、麻淑云的洪宣娇、张培育的傅善祥，在人物创造上都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鲍国安不仅仅有洪亮的嗓音烘托了九千岁杨秀清的威严与风度，而且对人物内心思想活动把握有分寸。麻淑云的洪宣娇，人物感情波动幅度大，因此带来的表演难度也大，麻淑云演得比较自如，恰到好处。张培育的傅善祥准确地掌握了人物审时度势的一面；作为女状元和丞相的官职如何体会和体现她所处的地位与身份，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部有艺术生命的戏，应该是保留剧目。在任何时候演出，都能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看了演出，我想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存“保留剧目”。我认为，其他一些剧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应该有计划地给予整理和演出。尤其是建国以来的一些优秀剧目，更不应该是一现的昙花。这项工作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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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评影片《风雨下钟山》
章蔚
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是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历史篇章。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风雨下钟山》（艾煊、梁信编剧，袁先、韦林玉、里坡导演），以宏伟的气势，壮观的图景，以及颇具特色的人物群像描绘，艺术地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
《风雨下钟山》是一部拍摄难度较大的影片，创作者要在有限的电影画面里，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一系列事件集中概括地表现出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是难以实现的。这部影片的突出特点在于编导没有满足于故事的叙述，没有孤立地去描写事件，也没有单纯地着眼于人物，它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人物刻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注重在事件的叙述中写人，而在写人的时候，时刻围绕重大事件，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作品，但它并不是在表现如何过江，如何打仗，而是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策划的“划江而治”的阴谋，影片重点刻画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各种对策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和平过江愿望尽可能得到实现，是为了避免我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在这里，影片对我党领袖人物，尤其是对毛主席的形象塑造有独到之处，它没有神化领袖形象，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绘；特别是对毛主席朴实的气质，政治家的风度，风趣幽默的性格特点，都表现得较为真切。这在近几年的毛主席银幕形象塑造上是有所突破的。当然，影片中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我党领袖人物，与其他主要人物形象（如张治中、蒋介石等）比较起来，尚显得较为逊色，缺乏鲜明的个性和动人光彩。在影片中，张治中的形象是塑造得比较出色的，他的儒将风度和气质不仅表现得生动、具体，人物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的饰演者智一桐同志的表演内在、含蓄、准确、细腻，成功地体现并丰富了这个角色。
在艺术处理上，这部影片也有一定的特色。编导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同时穿插了一些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在一些关键场景出现时，附有字幕。这样，影片便体现出一种纪实风格，带有历史文献的特点，使其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得到增强。在场面调度上，影片较好地发挥了宽银幕的特长，尤其是渡江场面的拍摄，形象地展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伟图景。另外，影片的化装造型和烟火运用相当出色，这两个艺术部门的创作人员为增强真实的银幕效果作出了贡献。
但《风雨下钟山》也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从结构上来说，显得庞杂、松散，过场戏较多，重场戏没能得到集中的表现，有平均使用力量的倾向。不少场景的转换、衔接缺乏有机的联系，造成节奏拖沓。另外，有些戏的美术设计太堂皇，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之际，这种设计与内容很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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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很有生气的农民剧团
——记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评剧团
本报记者 易凯
评剧《嫁不出去的姑娘》不久前在首都演出。鼓声点点，弦歌满台，望着满台生龙活虎，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演员，谁能想到，他们竟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呢？
是的，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评剧团就是这样一个农民的剧团，全团三十三人中，除团长外，其余都是背粮上班的农民，其中有生产队长、治保主任、木工、大队广播员、学生……“演员”——“农民”，这两个似乎从来没有关联的概念，却在这个艺术的集体中统一起来了。
九年前，当这个剧团刚刚组建的时候，他们只有四套舞蹈服装和一块破幕布。有的人吹冷风：“瞧这些庄稼汉，还想办剧团？锥子上立正——站不住！”
九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庄稼汉不仅站住了，扎下根，而且还迈开他们有力的双脚走了出去，燕山脚下，口外坝上，海河两岸，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个团以演现代戏为主，演出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其中自编自演的《嫁不出去的姑娘》已连演200多场，还荣获河北省1982年戏剧调演优秀创作和演出奖。
农民最了解农民的心思。几年来，这个团始终把“面向农村，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作为办团的宗旨。为了让更多的农民看上戏，他们自制了一套能拆能装的活动台板，作露天演出用的舞台。经常下乡演出。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演出后他们很少在村里过夜，总是摸黑骑车返回驻地。有时遇上农忙，他们还挽起裤腿下田，助民劳动……就这样，风风雨雨，几度春秋，他们几乎走遍了大厂所有的田头村落，也在全县回、汉两族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咱们的剧团好”，乡亲们这样称呼着他们。剧团每到一地，人们奔走相告，携老扶幼赶来看戏，有的帮助卸车装台，有的自动出来维持秩序。人民象母亲一样信任和爱护着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儿子”。今年正月初四，河北省电台播出他们演出的《嫁》剧实况时，夜已深了，然而大厂的乡亲们还没有睡觉，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收音机旁，非要亲耳听听“咱们的剧团”唱的戏不可。
农民办剧团，困难可想而知。团里开支主要靠演出收入，经费十分紧张，每一分钱都关系到剧团的命运。可是，他们却凭着一双农民的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服装道具，自己做；办不了大食堂，个人起伙做饭；没有宿舍和排演场，自己盖。为了节约钱盖房，他们冒着酷热，下窑背砖；和交通队商量好，用义务劳动砍下多余的树杈当檩条；结果，只用1万元钱就办成了3万元的事，一座鸟语花香的“剧团之家”平地而起。他们还办起了焊鸡笼片的副业，组织闲散人员劳动，月收入1，000多元，以副养团。在经营管理上，从1977年开始他们就实行责任制，坚决不吃大锅饭，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和集体的利益紧紧挂在一起。一次，几位同志为团里联系了包场，按规定应该提成五十多元，但他们坚决不要，他们说：“团里好了，我们也就好了”。就这样，节流开源，聚沙成塔，现在，他们已经积累了30多万元公共资产，使演出有了一定的物质保证。
这个剧团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和作风，演员一专多能，导演兼演奏，舞美兼管理，弹三弦的管效果，拉提琴的兼会计。无论是主角、配角，派谁谁上，不讲价钱，大家互帮互扶互敬，拧成一股劲搞事业。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注意和剧场搞好关系，扫地打水，有时还帮助剧场收票。一次在地区参加调演，他们发现礼堂厕所水管坏了，积了半尺深的水，几名演员立即趟水进去，打扫得一干二净。参加省里调演时，他们住在石家庄剧场，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为此，《石家庄日报》发表文章进行表扬。1982年，这个团先后被授予县、地“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和省“四好剧团”的光荣称号。
事实证明：农民不仅能演戏，而且能演好戏，在目前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看不到戏的情况下，在文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看看这个农民剧团走过的道路，难道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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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动态
提高文学翻译质量 扶持文学翻译人才
《译林》《外国语》杂志举办译文征文评奖
江苏出版的《译林》和上海出版的《外国语》两个杂志，为了繁荣文学翻译、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和扶持文学翻译的新生力量，举办了译文征文评奖。这项解放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文学翻译的评奖，最近在苏州顺利结束，共有六十位译者获奖，其中二等奖十名，三等奖十名，鼓励奖四十名。
这次译文以美国一篇短篇小说名著作为统一的翻译版本，在规定期限内，评委会共收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来稿共四千零二篇。从来稿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收到可喜的效果。通过这次译文征文评奖也发现了一批文学翻译人才，特别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译者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接触文学翻译的。
征文评奖活动得到全国外语教育界、翻译家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参加最后评分工作的有叶君健、陈冰夷、戈宝权、卞之琳、冯亦代、胡孟浩、傅克、方重、李芒、戴乃迭、毕朔望、施咸荣、梅绍武、屠珍、杨周翰、桂扬清、高斯等翻译家和学者。
（马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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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和《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选》已经问世。
《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选》收入作品44篇。其中除包括绝大部分全国获奖小说之外，还有不少短篇佳作，如张弦的《银杏树》、问彬的《心祭》、方方的《“大篷车”上》、吴若增的《翡翠烟嘴》、孙犁的《亡人逸事》、王蒙的《惶惑》、沙叶新的《无标题对话》、王东满的《柳大翠一家的故事》等。《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选》共收作品16篇。第一辑有韦君宜的《洗礼》、朱苏进的《射天狼》、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叶林和徐孝鱼的《没有门牌的小院》、邓友梅的《那五》、王安忆的《命运交响曲》、何士光的《草青青》和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第二辑有汪浙成和温小钰的《苦夏》、孔捷生的《普通女工》、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张一弓的《流泪的红蜡烛》、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张承志的《黑骏马》。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清晰地看到1982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前进。作家们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辛勤耕耘，大胆开拓，又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他们从生活激流中摄取了闪光的主题，刻画了感人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当前的变革和斗争，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描绘新时期的春风给各条战线带来的深刻变化，从而使广大读者看到了时代的风貌，感到了生活脉搏的跳动。这些作品，不仅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新的追求和探索，从题材选择、形象塑造、结构故事和运用语言等方面，都力求有作家自己的风格，或粗犷，或细腻，或蕴藉平易，或俊逸清新……。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谢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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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文学评论选》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易漱泉、曹让庭、王远泽、张铁夫四位同志编写的《外国文学评论选》，分上下两册，共76万字。
这部选集所选的全是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对名家名作的评论。《选集》所选文学论文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其中包括了英、美、德、法、俄、丹麦、波兰等国的著名论文，也包括了评论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论文。（谭 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