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敌后日记》序
阳翰笙
阿英同志的《敌后日记》出版了，这确实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这部日记是阿英同志从1941年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记述，到1947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反攻前夕为止。虽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四人帮”十年浩劫，能够保存下来，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这部日记，不仅仅记录了阿英同志的战斗生活，而且也记录了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同苏中、苏北、山东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蒋介石匪帮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军民英勇斗争历史的侧记。日记比起回忆录来可能零碎一些，有些生活琐事也记上去了。但是，它是当时当地直接记录下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现在要找到这样的日记，还是不可多得的。
这部日记，也只有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今天才有可能出版。它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和研究阿英同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今天，在他的《敌后日记》出版的时候，我庆幸能为这部日记写这个简短的序文！阿英同志病逝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和阿英同志在文艺战线上共同斗争了几十年，可是，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没有能够参加他的追悼大会，成了我终身的憾事！就以我的这篇短文来纪念阿英同志吧！
第8版()
专栏：
闲话苏州
徐迟
在苏州的闹市中心，有个玄妙观。玄妙观前，有一条观前街。现在这条街上已经不许车辆通行，因为在那里的行人拥挤不堪。街里倒还有一家书画商店，取了个名字叫古吴轩。这铺子是十年浩劫之后，在一片文化废墟上新办起来的。创业之始，惨淡经营。现今稍稍有点样子了，是很不容易的。事在人为，已收藏了相当数量的书画杰作，将在北京展出。最近，苏州来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听了真有五内如焚的感觉。
解放初期在北京，我经常要去琉璃厂和东安市场，主要是去跑旧书店和旧书摊。同时也看看字画之类和文物古玩的铺子，那时皆有不可胜数的精美艺术品陈列，可供观赏，也都出售，也有人买。在其他城市里，包括苏州，也都有不少这种艺术的店铺，也都有可观的作品艺术品，前去观赏，总有美不胜收之感。1956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到琉璃厂采访，写过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写。但这些店铺合营的结果，却是逐渐地取消了这一美丽的行业。到后来琉璃厂只剩下了三家两家文物商店，前些年曾有一次进入其中一家出售碑帖的店铺，想看一本碑帖，竟也看不到。旁边还有一家旧书店，甚至连进门也不让进，非要拿单位介绍信来。后来拿了介绍信进去，书又少又滥，大失所望。真是书市飘零！幸亏西谛已经不在，否则他要遏胜浩叹的。
前几年访问法国，到过巴黎，有一个下午曾参观了拉丁区的一条长街上的许多画廊（就是画店）。橱窗里陈列着的都是很有功夫的艺术家的精美作品，一幅幅的油画，一件件的雕塑。这一条街的两边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随你看橱窗中的陈列，或走进门去观看，评论，或者喜欢某一作品买它或者什么也不买，走出去再看另一家店铺。街道很安静，铺子布置得很美，看画一定要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心情。这样的店铺和街区，称为画廊，跟到了罗浮宫一样，安静、舒适，松弛、愉快。我从15岁到19岁在苏州上学，很熟悉这美丽的城市。离开它以后，一直怀念那些园林花木，山光水色，粉黛的风韵和吴语的软柔。可是前几年也去过几次，城市很破烂。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市内，河流没有了，都变成了防空洞。把河一堵死，把水一抽干，在天然河道中浇一些水泥匣子，略低于河岸，上面盖个水泥盖子，再铺上点泥土，就算建设成功了。谁都知道这样的防空洞没有什么用，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轰炸，也可以把它炸个粉碎。却谁也不吭声，听其自然，窃笑着，默默然，忍受着那些无知的播弄。最近从苏州来的人说，这些河道又挖开了，河水重新流入。还说，苏州的鱼又可以吃了。
我曾在苏州博物馆里看到过一块石碑，刻有苏州市的水系图，并有铭文，说明这水系部署的缘起及其功用。那水系图也是中世纪的图纸，起码一百多年了。水系早经破坏。如果现在又恢复了它，恢复了也是明清时代的城市水系布局，对于今天显然是不适用的。又不知这河水流进城市以后，是否又要在里面洗菜，并淘某种木桶。令人遗憾的是苏州还保留了这某种木桶呢，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未彻底消灭这种木桶。真不知这三十多年来，在市政建设上有了什么改进？就说那有名的观前街，还完完全全是我五十多年前上学的时代的那条街，一点改进也没有，一点变化也看不见。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以上。不知苏州市有没有作出确切的规划，要问一问，它将怎样来解决地面之下的渠道工程系统？也许我会得到这样的答复，哪个城市也没有这种地下的规划，连概念也没有。可是地下不规划，怎能规划地面的建筑？或者我还会听到，要规划干么？没有它比有了它还方便些。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来呢？
写到这里，报纸送来了《加快建设上海经济区》的消息。这令人高兴的是上海经济区包括了苏州、无锡和常州，也包括了杭嘉湖和绍兴、宁波、金华。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我愿上海经济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荣的经济区。我愿本文说到的苏州市将来建成为一座新型的丝织工业的美丽的水上城市。我愿古吴轩这样的书画店，也能发展成为把新型的艺术品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新型的画廊，一座新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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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边的思念
——哭亚平老友
臧克家年近八十，昏花老眼，悼念诗文，永远完不了篇。老友一个接一个凋零，谁能够止住泪珠不轻弹？寄出一本新书，已经好些天，我正在等候你的回件，你是在忙着赶写新诗？这样迟复的情况历来罕见。我正在等候你的回件，心里纳闷，口中无言；回音今早终于到了——你已经辞别了人间！“生命竟是如此脆弱！”一位好友逝世的当天，你双眼泪含，向我悲痛地把双手一摊！“生命竟是如此脆弱！”我老泪横流，今天将向谁重复你这句话？我独个儿把双手一摊！谁交情已有四十九年，给我们友谊作证：崂山的青峰，东海的波澜。栈桥的夕照，樱花的公园，还有《避暑录话》——十二名亲爱的文艺伙伴。山河到处起烽烟，抗战使我们成为分飞的海燕，终于又重聚在一起，重庆的大雾，白白的一团。想到山城，岂止春寒？一年四季全是冬天！革命浪潮激动心怀，诗情恰似春草芊芊。解放了地，解放了天，解放了的故都，老友相见欢，活生生的心情——春水一潭。几日不见，苦苦思念，函件织梭似的往返，一旦晤谈，话头滚滚，象决了的江河一般。你是好朋友的一位朋友，朋友们愿意围绕在你的周边，现在，不告别一声就悄悄地去了，撇下无边春色里的思念。
八三年四月七日
注：一九三五年暑期，老舍、王统照、洪深、赵少候、吴伯箫、王亚平、孟超、杜宇、刘西蒙、王余杞、李同愈和我，在青岛创办了《避暑录话》。
四十年代初期，王亚平同志和我们一些诗友，搞了《春草诗社》，出版了《诗人》、《诗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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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辑的光荣
叶至善
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了。我觉得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是很有意义的。会前，周振甫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按指叶圣陶先生），说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要为他开这个会，祝贺他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他说他推辞不掉，这个会恐怕非开不可了，说我父亲年纪大了，天气又冷，一定不要参加。振甫先生这样谦虚，这样诚恳，使我父亲受到感动。我父亲于是写了回信，预先向振甫先生道了贺，接受了振甫先生挡驾的盛情。
我是一定要到会的，一则代我父亲向振甫先生当面致贺，二则我心里有说不完的高兴，想在会上表达一下。大家都知道，振甫先生对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著作非常丰富，如果用木版印刷叠在一起，高度何止等身。但是现在不是祝贺他学术活动几十年，也不是祝贺他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而是祝贺他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也就是为读者服务五十年。开这样一个会，我想所有的做编辑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高兴的，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一方面祝愿振甫先生永远自强不息，一直干下去，再干个几十年。
振甫先生做编辑工作是进了开明书店开始的；我做编辑工作也是进了开明书店开始的，比振甫先生晚了十来年。解放前，出版界把在开明书店工作的人叫做“开明人”，说“开明人”有一种“开明风”。这是一股什么风呢？我说不出来，用抽象的形容词来概括，恐怕很难办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振甫先生就是“开明人”的标本之一呢？他把编辑工作当作一回事来干，郑重其事地干，克勤克俭地干，并且一直这样干下去，即使没有人知道，振甫先生也老老实实地照旧干下去。回想老一辈的“开明人”：夏丐尊先生、章锡琛先生、王伯祥先生、周予同先生、宋云彬先生、丰子恺先生、傅彬然先生、徐调孚先生、顾均正先生，还有现在的贾祖璋先生，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工作的。记得1946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年周年，我父亲写了一首诗勉励同人，最后两句是希望“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我一定要向前辈学习，向振甫先生学习，至少要做到无愧于读者。因为我想，如果能努力做到无愧于读者，也就无愧于我们尊敬的党，无愧于我们的可爱的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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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画外音”
《人到中年》电影上映，观众为陆文婷的医德所感动，也为陆文婷的困境一洒同情之泪。可是，偶尔也可听到另外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这电影，嘿！画外有音，还不是让知识分子向党伸手。”
艺术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画外当然有音，但音在落实政策，而不是伸手要什么。某些同志把要求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的呼声当作“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未免中“左”毒太深，没有把知识分子当作是同工人、农民一样的依靠力量。我们常说，拿枪杆子的战士是工农的子弟兵，拿笔杆子的“战士”又何尝不是工农子弟兵呢？明乎此，不和谐的音也就自然平息了。 陈允豪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金波尔的一笔账
在去年第六期《人物》里，提到一位名叫金波尔的先生，是五十年代美国海军次长。当年，钱学森想返回祖国，金波尔电告美国移民局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那位金先生虽然对中国人民颇不友好，但又确有可爱之处。说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说明他很懂得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巨大价值。说起来很惭愧，现在我们有相当一些同志，还赶不上这位五十年代的美国海军次长有见识。他们至今还不懂得科学家的实际价值。不懂得重视“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知识和知识分子。我想，如果要想成为“明白人”，这也是不可缺的一个构成“明白”的因素。
孙鸣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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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找马与驯马
汪金友
女排曹慧英是我们家乡的人，几年以前，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甭说摸，就是看也没有看到过排球。但她为什么能一跃成为一匹驰骋在世界排坛的“千里马”？这里有“伯乐”的功劳，但也有流汗水最多的“驯马人”的功劳。因为一匹良马，其天赋条件再好，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奔驰如飞，日行千里”的，而是由驯马人的一步步训教和自己努力学习、锻炼，逐步提高的。
比起找马来，驯马是一项更苦更难的工作，驯马人既要有信心，有决心，有眼力，有毅力，有办法，又要爱马、懂马，甘愿为马做出自我牺牲。女排教练袁伟民就是这样一个“驯马人”，第四届世界杯排球锦标赛评选他为最佳教练员，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我们国大人多，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需要万马奔腾。现在不是“千里马”找不到，而是现成的千里马太少。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找马“伯乐”到处去找，另一方面，又要花更大的力气抓驯马，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要在大胆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创造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优良条件，支持他们在新征途上练跑，使他们早日成为真正的“千里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