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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美的随想
美的创造
思效
看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已经二十多年了，剧中的一句台词至今记得还很清楚。那是医生阿斯特罗夫对年轻姑娘索尼雅说的：“一个人，只有他身上的一切——他的容貌，他的衣服，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全是美的，才能算作完美。”
契诃夫是著名作家和医生，可以说他一身而兼二任，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人类身体的保健师结合起来了，因而他关于美的理想也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和谐统一。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讲的四美，比起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所谓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当然要有价值得多；但是比起我们的“五讲四美”来，却又逊色多了。我们讲的四美，不仅包括了外在美和心灵美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行为美和环境美，而这两点又是相辅相成的，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实践及其高尚品格。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对美的追求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共产党宣言》早就讲过，在未来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样的社会环境，要靠人的行动，人的实践去创造。一个丑陋的污浊的环境，是不可能孕育出很多纯洁美好的灵魂的。以香木芳草自美的三闾大夫，在抱石投江之前，只能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悲叹。契诃夫虽然通过剧中人物之口，道出了他的美的理想，但在他生活的黑暗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社会里，在那充斥着“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灰色人群的环境中，这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剧中描写的那些人物、环境，恰恰是同他的美的理想矛盾的。比如，索尼雅是一位心地善良、灵魂高尚的姑娘，唯一的缺陷是长得较丑。她热烈地执着地爱着阿斯特罗夫。可是，他根本不理会她的爱，却一门心思地与万尼亚同时追逐索尼雅的继母。他明明知道，这个女人整日价除了吃、睡、散步以外，只知道拿美色来迷惑人；外表象猫一样温柔，实际上戕害着追逐她的每一个人。同他所表述的美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他还是被她迷住了，以致怠慢了自己的工作，忘记了自己的病人……
契诃夫用一种美的诚恳的声音说：“诸位先生，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但是，到哪里去找新的美好的生活呢？契诃夫茫然无知。1892年11月15日他给苏伏林写信道：“我们写生活写得象真实存在的那样，至于再下去呢，就没有什么了……再下去即使用鞭子抽我们也没用。我们既没有近的目的，也没有远的目的，我们的心里是空空如也。”
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美的个性，才能用大字母书写全新的“我”。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复数的、集体的“我”；它要求每个人在使自己达到外在美与心灵美和谐统一、全面发展的同时，去改造、美化客观环境，使之同自己相适应。这客观环境除了各种自然的物质条件外，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我们所要求的，是培养所有的人具有美的个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使命。
让我们清除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和十年内乱的斑斑伤痕，用无产阶级的“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交际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去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去创造美的个性、美的环境和美的事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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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威的水彩画
郁风
从三十年代初就画水彩画，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干别的工作，直到现在一直不离水彩画，而且用它记录着生活和历史的道路，这样的水彩画家，我看除了秦威还真数不出多少人。
最近看了电影《城南旧事》，就象一幅褪了色的水彩画，它使沉静的回忆随着童年的歌声泛起。看秦威的水彩画展，也有类似的感觉。他居然保存了五十多年来各个时期的作品。当然，我们一同做学生年代所画的北京风景还保留着熟悉的幼稚的笔触，可是后来我们都在不同的方位上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民族解放战争，那壮烈的前方和贫困黑暗的大后方，而秦威都用他的水彩画留下了当时的生活痕迹，这是很可贵的。
1937年，年青人都纷纷沿着黄河投奔战斗的队伍，秦威画下了他自己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大门照壁前，爬在高高的梯子上画巨幅《保卫家乡》的宣传画。最近在纪念《新华日报》四十五周年的盛会上，又遇见那么多当年的战友，如果他们能看到秦威画的雾重庆，在“轰炸以后”临时用竹竿搭起的危棚和街边“小饭铺”、“担担面”摊头，都会感到身临其境的亲切。但是，如今的青年同志们不会想得出当年在饭摊前“行乞”的方式，那是画家不止一次亲眼看到终于画下来的：穷苦人吃了饭没有钱，被迫顶着一条长板凳跪在街边，等过路人施舍丢钱到足够付饭钱为止。原画作于1942年，生动地记录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
其实，他画得最多的是风云变幻的天空，流动的江河，田野上的小屋，落日前的树影，齐飞的雁群。他应该感谢作为电影美术设计师的职业所给予他的方便。建国之初，为了拍《赵一曼》外景，他画下了刚刚过去的辽沈战役的“静寂的战场”；去重庆完成了《烈火中永生》的设计后，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画了许多峡江间的山峦叠嶂。黄河上的三门峡在大坝修建以前，北京展览馆在刚刚筑起构架的工地“夜战”，都在他的水彩画中留下可贵的画面。
在水彩画技法上，他在“熟”中摸索了一条“巧”路，但又非常严谨；他追求浓厚的空气感，用粉色多于用透明色，但绝然不同于向油画靠拢的水粉画，而仍然是地道的水彩画；他能在浓云密布中留出空白的闪电而不露痕迹，是水彩画的“绝活”。如那幅《干校的小屋》，就是在风雨闪电的夜晚，高高的杨树下，一间从窗格里透出灯光的小屋，这种情调，大概是有过干校生活的人所共有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秦威现在年已七旬，从他近年来的画中，可以感到他没有满足所走过的路，而是兴致勃勃地在创作着。祝他取得更新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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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行乞（1942年） 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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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外发言
夏侯翁 柳下叟
听说北京正在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我们几个老教师元旦相聚，有所议及，恭书于下，权作会外发言，以供参考。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界的成绩为我国数十年来所未见，可喜可贺。淤塞顿开，难免夹卷泥沙，乃自然之象，略施疏导，廓滤可也，不必兀自惊扰。
二、目前竭须克制之倾向，并非武侠、推理者流。此等篇什，识者皆厌，现已困滞书肆。窃以为目前最须领导劝阻者，乃是争出名家专集之风潮。其“名”无分学界内外，其“文”无分稚拙精雅，一概编集行世，而且尔争吾夺，同文数版，徒费纸墨。“削半处理柜”上，大多此类专集。偶一披阅，集中之文，多为或时或地应时之作，急就之章，当时或许战事燃眉，资料匮乏，草率本无可非议，然今一再盛装待沽，实令作者狼狈。我们两人小有虚名，曾有内地出版社要为之编集。我们自知，以目前纸张财力之珍，应大力出版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中青年教师的著作，而且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在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上已大大超越我辈。我们自知，即便在我们的研究生面前，我们的多数文章已极为寒伧。但当我们向来访编辑推荐几位中青年研究者的精彩著作之后，编辑态度冷漠。我们平日喜欢策杖漫步书店，看看民族文化复兴的端倪，可惜尚未见为真正的学术生力军让出多少地盘。惜哉，叹哉！
三、望能从民族前途着眼，慎重考究青少年通俗读物。然而，我们从孙儿孙女的书桌上看，许多次劣之品正以通俗之名兜售给青少年。据我们在这方面的狭小视野，认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书质量较高，所出之通俗历史、哲学、逻辑之类，皆堪赞许。不少出版社出的通俗读物问题甚多，最不可容忍的是大量的“谈美”小册子和各种重复、不负责任的“名言录”。翻过几册，大多是东抄西抄、随意拼凑，以书名哗众取宠的无聊货色。这类书，教师和家长有时也会因书名而赠送给青少年，因而比之武侠小说之类有特殊的危害。我们认为，给下一代看的通俗理论读物，尤其要注意质量，在学问和知识准确、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趣味。多为青少年出一点人物传记、各种历史以及实实在在的知识书，少出一点信口漫谈的小册子。对有些理论工作者在通俗读物、青年读物的幌子下，装出无所不懂的样子胡乱出书、意在盗利的现象，应严加批评。
（原载《读书》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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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电视剧《小城故事》及其它
于惠罗
尊敬老人，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但经过十年动乱，这点起码的道德观念被冲淡了，出现了一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肖之子。然而电视剧《小城故事》并没依据这简单的生活现象来反映这个主题，而是通过表现在孤寡老人司马伯和落户在他家的知青姚慧敏老师之间的深厚感情，歌颂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姚老师同司马伯之间并不存在赡养关系，但他们的爱比一般父女之爱还要深切动人。姚老师爱司马伯，因为她懂得老人孤独的心境，需要爱的抚慰。司马伯由感激而产生的对姚老师的爱，虽有报恩的一面，但不是等价交换。他们之间的爱闪烁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光辉，同时也鲜明地照见了姚慧敏的未婚夫骆玉笙不洁的灵魂。连自己的亲娘都不愿赡养的人，怎么会允许爱人去照顾别的老人！姚慧敏和这样的人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把电视剧称作家庭戏剧，它屏幕小，演员与观众之间不存在第四堵墙，宛如推开窗户看见邻家发生的事情，自然、真实。而《小城故事》的编导演是深得其中真味的。它描写了大家所关心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导演在艺术表现上善于从人物性格和感情上做文章，这就紧紧地抓住了观众。虽然这出戏含意较深，但没有说教，而是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从生活里提炼出思想，表现出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导演并没有借角色的嘴发表自己的宣言。
在表演上，相虹扮演的姚老师，真实感人，使观众觉不出是在演戏。相虹把自我与角色融为一体，塑造出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比她在《新岸》中塑造的刘艳华，在表演上更趋成熟。
我感到，《小城故事》有些情节交代得不细，如姚慧敏和骆玉笙在大学同窗四年竟毫不了解，他们的爱情关系是怎样建立的？司马伯的三亲六戚过于脸谱化；尚缺乏戏剧冲突，剧情不够紧凑等，而这些也是现在电视剧中的通病，有待进一步克服。（附图片）
《小城故事》剧照 沁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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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安石、韩愈应得多少稿酬？
舟萍
我忽然起个俗不可耐的念头：我们的古人讲求文章精炼，恐怕与当时尚无按字计酬的稿费制度不无关系。
《古文观止》所收的作品中，篇幅最短的首推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凡八十八字；次则为韩文公的《送董邵南序》，共一百五十有一字，前者推倒了一个千古通论，后者劝董生、诫藩镇、讽朝廷，一石三鸟，蕴含不尽。观其行文布局之吞吐抑扬、捭阖纵横，更可谓黄河九曲，诡幻不可名状，一字千金，殆不为过。但如果唐宋时代作文也有稿费，又大体折合如现在一般千字七元的标准，则王安石仅可得人民币六角一分六厘；韩公略丰，亦不过获一元零五分七厘。古文人嗜酒居多，则王可沽黄酒一斤，韩能买“曲香”一瓶（？）。此二子者都是古文家，不满齐梁骈四骊六的遗风，则又恐怕在他们反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空而长的文风中，不免还要加上一点经济上分配不公的愤愤。
要求报刊多登短小精悍文章的呼声，已经听得不少了，惜乎作者的回响并不强烈，水泡馒头式的长篇依然还占了某些报刊的不少版面，除了写作的技术问题，按字计酬的稿费制度，是否也是文章短不起来的因素之一？我的俗念亵渎了“古雅”，又亵渎了“今雅”，且这篇杂感倘也配领稿酬，则更大大超过了唐宋二贤，岂不惭愧！（原载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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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孩子们需要笑声
——观儿童喜剧《我要当冠军》
欧阳逸冰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最近公演的儿童喜剧《我要当冠军》（编剧潘耀斌、洪友），以四次乒乓球赛贯串全剧，集中力量描写了业余少年乒乓球运动员方方的成长过程，从而展示了他“向困难，向逆境，包括本身的错误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崇高的目标，自强不息”的思想品质。
《我要当冠军》原是一出正剧，而导演李丁大胆地将它处理为性格喜剧、幽默喜剧。他深知八十年代的少儿观众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乐观开朗，有着强烈的艺术情趣的需要。因此，他决心把《冠军》排成妙趣横生、绚丽多彩的喜剧，让小观众们在笑声中得到启发，引起思考。
你看，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少年儿童特有的乐观、幽默的色彩。张口“岳飞”，闭口“末将”，逢人抱拳的龙龙，俨然以小天鹅的形象飘然起舞、频频致屈膝礼的玲玲和舞校的学员们，好激动的亮亮、爱腼腆的珍珍、极厚道的憨憨，以及剧中的成人形象，也无不是儿童心目中有趣的人物。严教练戴着大圆黑眼镜的面孔板执得可笑，宋教练走路必哼运动员进行曲的样子亲切可笑……这么多不同的幽默性格相互“撞击”，繁衍出一场场趣味盎然的好戏。并且，在剧情发展的浪谷中，导演揉进了小杂技、小魔术、芭蕾舞，并使之成为全剧的有机部分，加强了全剧的喜剧色彩。
听一听导演李丁这段话，就会知道他和儿艺的同志们为孩子们服务的心情多么殷切：“我们要向前人学习，但又不甘心吃剩饭。为了让小观众喜欢看我们的戏，我们必须去探索，去尝试。我们的戏要充满生活的信念，调子应该是欢乐的。”
“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笑声！”（附图片）
《我要当冠军》剧照 韩世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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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内蒙古“花的草原”音乐会来京演出
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本月十五日在北京民族宫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向首都观众演出了他们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花的草原”音乐会。
晚会上，蒙、汉、达斡尔、满、藏、回、朝鲜、锡伯八个民族的演员，演出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独唱、独奏、合唱、合奏及内蒙古西部地方小戏“二人台”对唱等节目。通过他们优美高亢的歌声，使听众感受到了草原的气息。（似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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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全国首次篆刻征稿评比揭晓
由上海《书法》杂志主办的得到苏州艺石斋、上海西泠印社协助的全国首次篆刻征稿评比揭晓，评出一百件优秀作品，其中一等奖十件。
这次评比征稿共收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来稿四千余件。三月中旬在苏州由十多位著名篆刻家投票评选。入选的作品，刀法熟练、篆法丰富、章法新颖、风格各异。作者有汉、回、白、赫哲、朝鲜等各民族，最高年龄为八十五岁，最小为十九岁。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副社长王个簃说：“评出了人才，中青年后来居上。”（周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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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云南少数民族壁画在京展出
本报讯 记者丁宏新报道：由云南省文化局、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五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云南少数民族壁画展览》，于四月十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展出。这个展览会，共展出云南省美术工作者多年来收集和临摹的，包括佤、纳西、藏、白、傣、彝、普米等少数民族的壁画一百三十九件，以及资料图片数十件。其中有作于三千年前的沧源崖画，有笔墨酣畅流利、显示了唐宋意趣的剑川壁画，有乡土气息浓郁的西双版纳壁画，也有绚丽多姿、堪称云南民族艺术瑰宝的丽江壁画。通过这批壁画，可以窥见云南少数民族艺术的独特风貌。
为了收集和临摹这些壁画，云南省有关部门的许多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一九五七年和六十年代中期，有关方面曾两次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这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省文化局等有关单位，又一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许多同志终年在各地爬山涉水，访问查看，从一些断墙残垣中，从许多已经沦为猪圈、牛圈或粮仓的建筑物中，发掘与抢救出许多宝贵的壁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