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说说“闻‘风’而动”
徐城北
有个城市仿效北京的经验，把自己的“王府井大街”也改为步行街，殊不料与这“王府井”相连的，却不是如长安街般的通衢大道，于是给远来的车辆、顾客造成不便，反使这“王府井”的商品销售额降低许多。同样，在这股仿效风吹拂之下，另一个城市在闹市区盖起美观醒目的楼形厕所，而对棚户区中的简陋下水设施长期不加修理；若干个不低于省会的城市，也不约而同地在其文明礼貌月（周）中，选派医护人员走上主要街道，却置医院排队就医的长龙而不顾……
喜欢行仿效风的干部，就是习惯于向上仰视，一旦模模糊糊地感到上面有一点什么风，便立即闻风而动。何以如此？——未必全是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大胆又审慎地向着昔时的某些壁垒，吹出了劲疾之风——那钩抹缝隙的灰浆剥落了，我们感受到鲜亮亮的阳光和活泼泼的空气，从而对未来获得坚强的信心。这种蓬勃健旺之风通常以普遍号召的形式出现，我们当然要迅速鼓吹并加以贯彻。然而，上级对于个别地区个别事物的特定处理方式，并不应影响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自觉与热忱，不应取代对解决本地区问题的具体方针。对每一名干部来说，来自最基层的八面来风，是首先应该全力捕捉并认真研究的。我们已有焦裕禄那样的榜样人物，他跑遍兰考的每一寸土地，通过查风口探流沙，终于取得“贴膏药”（以污泥覆盖沙包）和“扎针”（植树）的有效办法。我们每个干部，都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各式各样行之有效的措施。
站在历史的角度观察，就不难发觉那个“闻‘风’而动”，是种古已有之的处世哲学。它往往是最省事又最保险的办法。楚文学家宋玉在其著名的《风赋》当中，竟把天地间流动着的风，也故意分成“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两种。这其实也已流于讽刺。宋玉同时又是勇敢的，他能在被扭曲的命题中注入少些个真理的成分：不仅“庶人之雌风”是“起于穷巷之间”，连“大王之雄风”也同样是“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的。这对那些只顾翻起眼睛向上仰视的干部，颇堪深思一番。今天，在向党负责与向人民负责已经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仍援旧例，一味依赖指示办事而不作具体的调查研究，就更难担当改革的重任了。至于那种自己不动脑筋，只是耳听八方去寻觅“大王之雄风”者，其思想境界连宋玉都不如！
第8版()
专栏：
北疆猎趣
谷世泰
大雪封山的季节，能到祖国东北边疆的小兴安岭林区，随猎人进山打猎，那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天，大雪初晴。吃罢早饭，林业局狩猎队的老队长就喜滋滋地邀我打猎去。他递给我一件豹皮袄，一双貂皮靴，催我穿上。之后，又拿来一顶狍头皮帽嘱咐我戴上，说它不光防寒，还有特殊用处。
我戴上帽子，对镜子一照，不由得好笑。瞧那两支长耳朵，冷眼看去，真象个大狍子头哩。老队长说：“妙处就在这里。狍子是山林野兽中的弱者。若是做个虎头帽、熊头帽，小动物还敢靠近吗？”我暗自佩服猎人的细心。
听人讲，老队长是个远近闻名的“阿亚莫利根”（鄂伦春语，即打猎能手之意）。他步履矫健，动作轻捷，很快带上猎枪、猎刀和一把快斧，背足了吃的东西，把手一挥，说声“走”，便领着四条猎狗，带我跨马进山。
啊，森林里的冬天多美！浩瀚无垠的树海，白茫茫一片。忽儿一阵朔风吹来，林涛呼啸，峡谷震荡，银絮纷飞……我正陶醉在这壮丽的北国风光之中，突然听到老队长悄声唤我：“慢着！”这时，四条猎狗早已飞奔而去。不大一会儿，只见一只狍子从密林里飞跑出来。没等猎狗跑到跟前，老队长便大喝一声：“站住！”说来也怪，他这一声唤，猎狗和狍子全都立时站住了。我正感到奇怪，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狍子应声倒下。老队长告诉我：“傻狍子就是这样，你大声一喊，它不知所措，正在左顾右盼的时候，刚好开枪。”
我们又继续朝前走去。走着，走着，前面林子里传来一阵沙沙响，急促，细碎。
“这是什么？”
“别急！”老队长横枪驻马，带我隐在密林里观察。
呀！是野猪，一大群野猪！大的，小的，黑的，花的……咴咴直叫，喳喳乱跑，足足过了十几分钟。领头的那几只足有四五百斤重，白花花的獠牙锋快雪亮的，好吓人哩！
“咋不开枪呢？”
“有猪倌！”老队长话音未了，手一指：“看，后面有豹子！”
不错，是有一头豹子。不过跟在猪群后头。豹子遇到群猪，也不敢马上去扑。那公猪的獠牙厉害呀！它们只在后边尾追。等野猪跑急了，跑远了，准有掉队的单个儿，这才下手。
我们和猪群保持一定的距离，紧一阵，慢一阵，足足跟了一上午。果然，那东北豹逮住了一头落伍的猪。它刚刚把猪咬死，四条猎狗立刻蜂拥而上，赶跑了东北豹，围住了那头猪，我们轻而易举得了一头大野猪。
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驮着狍子，拖着野猪，返回驻地。没走多远，几条猎狗又吠起来。我静听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响动。老队长却指着一棵足有四五搂粗的半截子老杨树说：“那里有‘天仓子’。”
什么叫“天仓子”？“仓子”是黑熊过冬时在大空筒子树里作的窝。窝在树根下的叫“地仓子”，窝在树半腰上的叫“天仓子”。看来，这个大黑熊的窝是在树半腰。
老队长翻身下马，操起身上带的那把快斧子，砍下一根木棍，走到“仓子”跟前，对准那棵半截杨树，一个劲儿地敲，震得树上的霜花、冰块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他这一顿敲，狗再一阵叫，那蹲在“仓子”里的黑熊受不住啦。“嗷嗷”两声狂吼，一条黑乎乎、肉滚滚的大熊从树筒尖上蹦出来，扑通一下撺在雪地上，砸出一个深坑，这东西真皮实，从高处掉下来根本不在乎，又张牙舞爪地爬起来了。
我急得连声喊：“打！”老队长却按兵不动，只是手握快斧，看着那熊和四条猎狗厮打。打了好一阵，老队长才一个箭步蹿上去，照准黑熊的头部劈去。黑熊刚刚倒下，他便迅速地从腰间拔出猎刀，剖开熊的肚子，掏出一个热腾腾、鼓溜溜的大熊胆来。
我问：“咋不早开枪呢？”
他一抹额角上的汗水，脱口说出四句话：“打熊不能急，先逗熊生气，气大胆囊胀，才能捞到上等熊胆哩。”
老队长啊，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阿亚莫利根”哪！
猎归的路上，我们给大森林留下一串串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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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白短歌
赵恺石头的信念长白山的苍苍白发，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尊严。试问山上哪一块石头，不是一部抗联英烈传？难道中国的山只会挽弓搭箭？不，翠绿的长白山捧出翠绿的松花石砚。该作诗时石头上流动着诗，该作战时石头都是弹丸！——这正是砚的颂歌，——这正是一块石头的信念。
标语树长白山一株大树上刻着：“中华民众快奋起！”我抚摸着抗联留下的标语树，象抚摸着中华民族的刀痕累累的肌肤。啊！扎着根须的热望，啊！生着年轮的叮嘱。轩辕的后裔们都来读一读吧，读一读这部刻在大树脊背上的历史教科书。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俞曲园何人？
这并不算是个艰深的问题。但我想，今天的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生中能答出来的恐怕不会多。这事实上说明的是一个文化水平问题。不能说谁会开电视机、录流行歌曲磁带就算有了“文化水平”。这是明明白白的。
这些感想是由叶圣陶同志的一封信引起的。叶老谈起修复苏州的“曲园”，先应向地方干部宣传俞曲园是怎样一个人，和何以值得纪念。这是很切实的建议。不知猜得对不对？每一个地方的负责人能说出当地古今文化名人的名字、事迹来的恐怕并不太多。因此就需要宣传、补课，否则什么文化建设都将无从说起。
苏州有一个文征明的旧园，五年前我去看过。一座明代漂亮的水榭被用作仓库，腰身被压得弯下来了，过两年又去看，门口添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去年又去看，牌子依旧，但水榭腰已被压垮，成了一堆破烂了。
论名气，文征明怕要更大些，时代也更古些，文征明尚且如此，更何论俞曲园。
朱慧深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军令状”
古往今来，人们对敢立“军令状”的人，都是颇为敬佩的。因为他们敢作敢为，很有点将的风度。在当前的改革中，也有许多立下“军令状”的。有的保证限期改变企业面貌，有的签订合同包交一定数量的利润，有的还一口应承定期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凡是看准了的事，就来个不办好不罢休。这的确是改革中出现的好事。但“军令状”也不是可以随意立下的。自古军中无戏言。立了“军令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说了不做，或者说了做不到，即便是立下一打子军令状，又有什么用处？某些人把改革当成一阵风，还拿出当年那个“假、大、空”来应付，怕是不灵的。 西 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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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羲之焉知写春联
白启寰
去年，某报刊出《王羲之写对联》。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迁居，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被人偷偷揭去，后来羲之写了“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的话贴出，无人再揭了。到大年初一清早，他又在上下联下各补三个字，成了“祸不单行昨夜行；福无双至今朝至”。近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楹联拾趣》，也收入了这个联话，只是把上下联互换了，使之平声收尾，更符合对联的格律要求。
这则联话，故事有趣，联语亦巧，但质诸史实，便觉大谬不然了。对联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正式书写且张贴于门楹，一般公认不早于五代。宋代张唐英的《蜀梼杌》上说：“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公元964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于寝门。以其伺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新版《辞源》和《辞海》，都采纳了这种说法，认为这是第一副春联。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永和前后，那时他怎么会想到写作对联呢？我想谈对联而又联系到书法固然好。但不一定要从“书圣”讲起，把所有的好事、胜事、扛鼎开风气之事全都归之于名人。那样作，“分量”倒是有了，却不免成为新闻界以外的“客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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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冰灯
罗荣兴一冻不住的夜，降临了一个童话的世界：无声的冰化为奔马的肌腱；有了神采飞动的眸子有了流光溢彩的热血……火与冰在这里洗礼，于是冰活了，创造了一个奔忙的世界。二即使只有块块坚冰，粗糙的双手也能赋予它多姿的外形；何况还有热切的追求，炽烈的爱情！火与冰在这里结合，哦，灯亮了，燃起边疆的不熄的生命。
第8版()
专栏：新书架
《十里店》
一九四八年，柯鲁克夫妇作为观察员，采访了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十里店》。七十年代由纽约众神书店出版。
柯鲁克夫妇是加拿大和英国国际友人，现在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当年进入解放区，初次找到这个“真实的新世界”，体会到“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翔实地报道了工作团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
《十里店》笔触生动，具有信史价值，今天读来仍有许多教益。正如柯鲁克夫妇的中译本前言中所言“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这种乐观的态度比起一九四七年来，更为清醒、冷静并具有坚定的基础。”
本书的中译本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定价一元一角。书前有薄一波同志的序言。
永 德
第8版()
专栏：
芦花湖上〔水彩画〕 白统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