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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 努力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
李德生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同时对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也提出了总的要求。按照党的要求，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新形势下党赋予我军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工作有方方面面，任务有千条万条，但从实际情况看，首要的是需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但并不等于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业务指导思想上也都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一个时候、某项工作上的“左”的影响清理得比较好，并不等于以后一些时候、一些工作就没有“左”的影响了。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这个估计完全符合部队的实际。我认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更好地贯彻十二大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真正做到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开创部队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那么，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问题上，有些什么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首先要看到，“左”的和右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但“左”和右比较起来，“左”是主要的，要有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坚定性。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的倾向，也反对右的倾向。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分主次地平分力量、左右开弓，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坚持两条战线斗争时，把着重点放在清“左”上。所谓拨乱反正，实质是拨“左”的乱，从“左”的错误中返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对批右感兴趣，而对清除“左”的影响缺乏应有的坚定性。主要表现在对右非常敏感，而对“左”却很麻木。每当出现某种右的倾向干扰或自己看不惯的现象时，一些同志“左”的思想就抬头，往往用“左”去批右，甚至用“左”去看待正确的东西。比如，1979年初，出现西单民主墙后，有的同志就怀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解放思想口号的正确性；1980年初，社会上出现跳舞、穿喇叭裤、唱流行歌曲等现象时，有的同志就赞同“兴无灭资”这个口号；1981年，批《苦恋》时，有的同志认为，还是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实行专政；1982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时，有的同志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对外开放政策“放”出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政策“活”出来的，离开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不行。对清“左”缺乏坚定性还表现在，有的同志左顾右盼，甚至沿用过去那种“观风向、看气候”的所谓经验，不是从“左”的影响严重存在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积极主动地一抓到底，而是上面推一下，动一下；上面一放松，干脆就不动了，甚至在遇有起伏时，还回过头来想否定清理“左”的某些成果。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个教训，树立清除“左”的影响的坚定性。有右的东西当然要反，但不能以此掩盖或代替反“左”，模糊清“左”这个主攻方向，当然也不能以“左”反右，更不能以“左”批正。
其次，要从“左”的错误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吸取教训，清除“左”的思想要注意系统性。三中全会以前，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很长时期内，一直反右，不准反“左”。对一个“左”的口号、“左”的观点，一论再论，天天讲，月月讲，调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灌输，使人们生活在“左”的气氛中。直至把“左”的政策，“左”的理论，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成为指导言行的准绳，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使我们党内“左”的影响具有时间长、传播广、根子深的特点。因此，我们在清理“左”的影响时，就不能掉以轻心，零打碎敲，而要注意系统性，打纵深战。如果说过去在宣传和推行“左”的错误时，是花了不少力气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彻底地清除它，不花费更大的气力是不可能办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清除“左”的影响时，一方面对“左”的实质、根源、危害，以及“左”与右的关系等等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以科学的总结；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和教育方式，大造舆论，真正把“左”搞臭，不仅做到当前能深入人心，而且子孙后代都能永远不忘，以避免重犯“左”的错误。
再次，要正视“左”的错误对军队的影响，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要有迫切感。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以来，我们军队在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从我们军队的一些情况来看，要完成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由于有的同志对于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决心不大，措施不力，所以“左”的东西至今在有的单位还有一定的市场。比如，有的同志现在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喊了，但看问题的习惯、方法没有多少改变；虽然路线斗争不提了，但衡量是非的标准没有变多少。每当中央提出一项新的政策，有的同志总要先看看“方向”，再琢磨琢磨“性质”，就是不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是否已被实践所检验。这说明，部队中“左”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与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什么有的单位在清理“左”的问题上，步子迈得不大，工作做得不够彻底呢？我想，这里的关键是缺乏清除“左”的影响的迫切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有的同志有“一贯正确”的思想。本来，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开始，他推行的一套“左”的东西，都是先从部队搞起来的。如“突出政治”、“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等。对于这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认真地加以清理，就很容易习以为常，有“左”不知“左”。有的同志对“三支两军”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处于“三支两军”的地位，对“左”的东西的危害缺乏切肤之痛。如果只看到军队当时出面对于维持局面起了积极作用，看不到它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危害，给军队的威信带来的损害，就很难从感情上同“左”的东西决裂。有的同志对在和平条件下“左”的东西给部队建设造成的危害认识不深。农村搞“左”的东西，不打粮食；工厂搞“左”的东西，不出产品；学校搞“左”的东西，不出人才；军队搞“左”的东西，不出战斗力。而战斗力在和平时期往往得不到过硬的检验。这就使一些同志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过去搞“左”的东西，也走过来了，现在清不清理“左”的影响，照样过得去。实际上，三中全会以前，“左”的东西已经给部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影响了部队的声誉，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仍然处于盲目状态，就很难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
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不能停留在表态上，而要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左”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是要通过清“左”，端正思想路线，达到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解放思想，全面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当前，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就是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落实到改革上。所谓改革，就是要破除一切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因此可以说，改革的成果怎么样，正是对我们清除“左”的影响的最实际的检验。
搞好部队的改革，首先就遇到一个怎样认识和对待我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具体分析：有些应该继承发扬，但也要根据新的情况给以丰富和发展；有些在过去是管用的，现在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就不能再坚持了；有些过去是正确的，后来加进了“左”的内容，并从“左”的方面做了解释，现在应该清理。还要看到，我军的光荣传统本身就是在革命进程中不断破旧立新的产物。从实际出发，不断破除老框框、老套套、老做法、老作风，不断钻研新情况，创立新章法，正是我军传统中最宝贵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就是要用改革的精神来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传统。
改革的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过去在搞“左”的一套东西的时候，往往也说群众路线，但那并不是真正的相信和依靠群众，实际上是按主观意志“运动群众”。那时确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不是来自于群众的创造，立足于群众的自觉。恰恰相反，往往是在脱离社会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情况下，主观地制定出来的，而且一经制定出来，就常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强制地要求贯彻执行。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结果却压抑、束缚了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损失。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以能迅速克服“左”的错误思想，取得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代表和反映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中央领导同志在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方面，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要象中央发现和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那样进行部队的改革，适应时代的特点和要求，顺乎广大干部战士的心愿，充分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做到勇于探索，不等不靠，看准了的事就坚决去干，特别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改革，更不要等待。当然，改革是一项很复杂的事，既要大胆，又要经过试验，扎扎实实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目前，军队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街活动，在军内外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改革。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全会上就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要学会多种知识。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小平同志的指示，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广大指战员的愿望。我军历来是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大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更需要发挥这个大学校的有利条件，不仅培养军队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而且要为地方培养和输送各种人才，这是时代对军队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军队对四化建设应该做出的贡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长期地抓下去。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街活动，是我军群众工作根据新时期的特点所采取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使我军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的具体体现。有些部队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创造了不少经验。我们一定要加强领导，因地制宜，认真总结和推广已有的先进经验，把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街的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1983年，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也是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只要我们认真地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认真地进行改革，全面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就一定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
（原载辽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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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伪满洲国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我国东北出现了一个伪满洲国。它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地区，统治时间达十四年之久。
在东北豢养一个由日军控制的傀儡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经两天讨论，拟就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开始着手建立以溥仪为“元首”的“新政权”。同时，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出面，积极策动汉奸赵欣伯、臧式毅、熙洽、张景惠等人，拼凑各省伪政府，为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作准备。经过一番紧张策划后，1932年2月16日，张景惠等各省汉奸头目遵从关东军的旨意，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会后，他们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公然妄称东北“独立”。接着，3月1日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日军特工人员随即把溥仪秘密从旅顺挟持到长春。3月9日，溥仪沐猴而冠，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并由清廷余孽郑孝胥充当“国务总理”。3月10日，溥仪和本庄繁签订了一份密约，规定“满洲国”的国防军事交通枢纽、军备所需、官吏任用，均由日方“管理”、“保荐”。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于同一天由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议定书除确认前订密约的各项条款外，又增加了日本开发中国东北矿业资源的权利，以及开采国防所需矿业资源需由日本政府决定等新内容。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郑孝胥由“国务总理”改为“国务大臣”，“年号”改为“康德”。
东北四省，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罪恶计划，一直企图把它变为独占的殖民地。伪满洲国的成立，既是这一侵略野心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实行残酷统治和疯狂掠夺的开始。
在政治上，溥仪名为“皇帝”，关东军却牢牢掌握实权，俨然成为溥仪的“太上皇”。在关东军司令部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一篇《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文告中，就明确宣称：“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为此，关东军不仅于司令部专设第四课，具体负责对溥仪和伪满政府的操纵和控制，而且还派有一名常驻代表，监管溥仪。其中，历时最久的吉岗安直，就忠实遵照关东军的旨意，以所谓“帝室御用挂”的身份，严密监视溥仪的一言一行，他本人亦因此从一名普通中佐跃升为陆军中将。此外，关东军还将伪满洲国中央机构以下的各省，由原来的四省划分为十省（1941年后，增为十九省，一特别市），以便“分而治之”。各省当局，省属各厅，都设有日本顾问。日本侵略者在各地又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机构，残酷推行“治安肃正”、“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其中仅1932年9月16日发生的平顶山惨案，就屠杀了中国人3，000余名。日伪军警宪特还以种种“罪名”，随时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进行残忍的屠杀和迫害，把伪满变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集中营，无限悲惨的人间地狱。
在经济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紧对东北全面掠夺。到1933年3月1日，即伪满洲国成立一周年时，公布了一份《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纲要”为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调会所炮制，其目的就是在“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口号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掠夺，更以战争资源为主要目标。两个“产业五年计划”就是为着这一目的而实行的。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疯狂推行移民政策，1936年4月，关东军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计划”，提出自1937年起的二十年间，向东北移民100万户，计人口500万。为此成立了“满洲拓殖股份公司”，全面经营移民事宜。同时又设立了由关东军参谋长、总务厅长官、汉奸伪官组成的“拓殖委员会”。1939年12月22日，日伪当局进而制订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规定“满洲开拓政策是日满两国互为一体的重要国策，以建立东亚新秩序、培养确立道义的新大陆政策之据点为目的”。随着殖民入侵而来的，是大规模抢占土地：或则低价收买，实为强行剥夺；或则以“危险地”、“维持治安”为名，逐走居民，肆行没收。截至1943年止，被迫迁移的农民就达到40，771户。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强制征集劳动力，迫使东北人民担负各种苦役。他们用种种名义，每年强制征集和诈骗二三百万劳工，用以从事铁路修筑、土地开垦、军事工程等艰苦繁重的劳动。这些苦役民工，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死亡率高达10％到30％，致使不少地方出现了尸骨累累的惨象。辽源煤矿的“万人坑”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这里，在不到300平方米的三排沟洫中，就埋下了179具尸骨，有的尸骨头颅上还留有深深刀痕。至于为防止泄露军工秘密而集体屠杀的劳工，更是不计其数。
在文化上，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和强化其殖民统治，狂暴地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组织和一系列法令，全面推行其法西斯专制政策和奴化教育。被关东军称为伪满洲国“精神母体”的“协和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协和会”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的吹鼓手；又是网罗汉奸走狗、制造伪满洲国的急先锋。伪满洲国成立后，它为“统一国民思想”，狂热鼓吹所谓“建国精神”，把侵略魔爪伸向一切文化思想领域，极力推行法西斯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这个组织的名誉总裁是溥仪，而名誉顾问就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本庄繁。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尽管使用了上述种种残酷手段，但是它没有能扑灭东北人民仇恨的怒火，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后，各地自发的斗争无日或息，城市工人的罢工时有发生，抗日义勇军遍及全东北。1933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1935年后，更进而组成为“抗日联军”，先后建立了十一个军，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5，000人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怀抱着“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摧”的坚强决心，以“团结起，破难关，夺回我河山”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在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杨靖宇将军、赵一曼烈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随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日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1945年8月14日它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先已躲到大栗子沟的溥仪、张景惠，也于8月18日颁发了“退位诏书”。至此，伪满洲国宣告彻底垮台。然而，一直到那时候，关东军还指使吉岗安直死死抓住溥仪不放，妄图把他劫持到东京去。19日，正当他们在沈阳机场等候飞机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于是日本侵略者所导演的这一场丑剧，又在其侵略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沈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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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林区生活能源的途径在哪里？
刘壮飞 孙秉衡
我国是个缺林少木的国家，但是，林区居民普遍仍以木材作为烧饭、取暖的生活能源。据调查，吉林省林区居民每年烧柴消耗的森林蓄积占年森林蓄积消耗总量的30％，有的地方竟高达67％。另据《经济日报》1983年2月11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林区每年烧掉木材200万立方米，相当于这个林区年生产木材计划的50％。据推算，全国各个林区每年烧掉的木材总共有几千万立方米之多。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是直接关系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紧迫的工作。
改革林区生活能源的途径在哪里？有的领导机关和关心林业的同志主张，应该尽快采取以煤代木的办法。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值得商榷。从我国的国情和林区的实际出发，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解决农村生活能源的经验，以煤代木并不是利国利民的新路子。
一、若在吉林省林区实行以煤代木的话，每年需耗煤500万吨左右，相当于现在全省煤年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不难想见，全国各个林区都这样办的话，一年就要耗掉几千万吨煤，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二、实行以煤代木，国家给予林区居民烧煤的补贴费将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比如，吉林省林区一个五口之家以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计，一年需耗煤4吨，每吨煤平均补贴按10元计算，全省林区一年就要补贴5，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全省林业企业1982年上缴利税总额的50％，占同年全省财政收入的4％左右。显然这笔巨额的补贴费，是地方政府的财力所不支的。
三、以煤代木不仅年复一年地加重运力的负担，而且还要把大量的能源消耗在运力上，从而加剧能源的紧张。
我们设想，改革林区生活能源的途径，应该本着“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方针，在林区宜林的荒山荒坡、疏林地和灌木林地上营造薪炭林，特别是致力于向荒山荒坡要能源，逐步实现以生物能源为主的复合能源结构。其可行性的根据是：一、林区有营造薪炭林的土地条件；二、营造薪炭林，基本上是取之于自然力的“恩赐”，既省钱，又省事，还能永续利用；三、发展薪炭林，能够兼得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四、薪炭林在改善、保护国土环境和农牧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方面，具有着巨大的防护作用。
积极发展薪炭林，改变林区生活能源的现状，需要有个三五年的过程。从现在着手应该采取下面几项措施。
一、制订全面规划。林业部和各林区的主管部门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因地制宜地制订近期和远期相结合的规划，确定不同阶段的可行性对策。例如，组织林业科技人员联合“攻关”，研究并提出不同地域的速生、丰生、高能量树种的培育、引种、推广和栽培管理以及采伐利用、更新技术等方面的对策，使之在有限的林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生物量。再如，研究并制定指导每家每户科学管理、综合经营薪炭林和自留山的行政的、经济的、技术的方法。总之，通过制订规划，达到这样的目的：既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薪炭林，又切实有效地保护环境，使国家、地方、集体、个人都得到实惠。
二、在一两年内，对林区有条件的地方，坚决实现烧柴改革，如期作到以小枝丫、树皮、茅草等代替木材和大枝丫。
三、积极研制和改革炉灶，大力推广各种节柴灶。
四、通过对次生林的抚育改造和人工林的抚育间伐生产薪炭材。
五、要反复宣传、认真落实“谁造谁有谁受益”的林权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群众树立长期经营、永续利用的思想，着眼于育林，立足于长远，在资源培育上下功夫，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