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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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朱毓芬之死
本报评论员
我们还没有从蒋筑英、罗健夫病逝后的痛惜中平静下来,又惊悉四十八岁的女工程师朱毓芬服毒身亡。她死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死在委屈和悲愤中。蒋筑英、罗健夫死于不可治愈的疾病,人们尚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生前给他们提供好一些的条件,以延长他们的生命;朱毓芬死于非命,人们更有理由提问:是谁把她逼上绝路?应该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
把朱毓芬生前的情况和许多同龄知识分子相比,有理由认为她曾经是幸运的。她是工程师,四年前就当了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受到过信任和重用,她还有个美满的家庭。如果朱毓芬只追求地位、职称和舒舒服服过日子,她满可以混下去,不会有什么烦恼、郁闷,更不会走上这条绝路!
然而,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特点,正在于他们绝大多数不甘碌碌无为。特别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蒋筑英、罗健夫、朱毓芬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自己的事业,愿意为祖国的四化献身。从关于朱毓芬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毕生的追求和抱负:她要为祖国化工事业的发展作贡献,她要入党,做工人阶级先锋队中一名战士。这种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和入党的愿望,深刻地反映了经过十年动乱,特别是经过拨乱反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这是多么值得党和人民引以为骄傲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啊!
不幸的是,我们造就了一代新人,并且在经过长期的实践、思考之后,终于突破了论资排辈等等旧观念,把他们推上了领导岗位,委以重任,却没有同时给他们的工作以充分的支持。朱毓芬之死,应验了一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她有过忍耐,有过等待,有过抗争,但她终于做了嫉贤妒能这种恶习的牺牲者。
在我们的周围,确实能看到这样的“顶头上司”。他们工作无能,整人有术,水平低偏不爱学习,本事小偏能揽大权,明明是嫉贤妒能却又冠冕堂皇,明明是排斥刁难却又理由十足。他们把改革者的进取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把创业者的成就视为自己进身的障碍。党中央三令五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难以公开反对,却会暗中刁难,出难题,给“玻璃小鞋”穿,花样多得很。“唉!难死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顶不住了!”朱毓芬生前的呼喊和最后的一死,正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重要的不仅是把优秀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还要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特别是要支持他们同种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水浒》中有个大家都讨厌的人物——白衣秀士王伦,此人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他先是刁难林冲,后又排斥晁盖。梁山泊指望他是兴旺不起来的。历史上有无王伦其人,我们未作考证,但王伦式的“小人”总是有的。不幸我们有些干部也沾染上王伦的恶习。一年多前,本报曾报道过北京化工学院一名副教授为嫉妒者的流言中伤而得精神病的事实;如今又出现了朱毓芬被逼死的事件。这固然与某些责任者的个人品格有关,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得逞?这同长期以来党内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思想,不能说没有关系。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视为改造对象。这种思想不彻底清除,很容易孽生各种歧视知识分子的病毒,给嫉贤妒能者以可乘之机。可见,肃清“左”的影响,仍然是当务之急。
中共北京市经委党组和化工局党组已经对朱毓芬死亡事件作了严肃处理,并要求所属单位“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朱毓芬的死,令人痛心。她走这条路是不足取的。现在,有大批中年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处境,支持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排除工作中的干扰和困难。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却很难保证他们在今后生活道路上就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小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希望这些同志都能从朱毓芬的死吸取教训:不要以为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也会支持你们的斗争!这样,类似朱毓芬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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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取教训改进工作
北京市妥善处理女工程师朱毓芬死亡事件
本报讯记者张何平、洪天国报道:最近,北京市妥善处理了一起妒贤嫉能、刁难排斥党外技术干部导致死亡的事件。
北京化工七厂四十八岁的女工程师、副厂长朱毓芬,是全厂职工公认的又红又专、苦干实干的知识分子,正担负一项引进项目的技术领导工作时,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
事件发生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并直接指导这起严重事件的正确处理。
北京市经委和化工局党组对此事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指出,导致朱毓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左”的思想流毒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原化工七厂党总支副书记、厂长张全福,受“左”的思想影响,又有严重的私心杂念,在对待党外技术副厂长朱毓芬的工作和入党问题上,采取了极为错误的态度和做法,对这起事件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化工局党组决定,撤销张全福的党内职务,建议免去其行政职务。目前,张全福表示诚恳接受组织上给予的处分,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不幸身亡的技术副厂长朱毓芬已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北京市领导同志参加的追悼会上,化工七厂的职工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切悼念好干部朱毓芬。“悼词”指出,朱毓芬同志生前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悼词”还指出,朱毓芬同志不仅治学态度严谨刻苦,而且工作作风深入踏实。她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为化工七厂和北京市化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人们对她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
市经委党组二月二十五日就张全福同志的严重错误,通报各局、总公司和直属厂党委(党组),要求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通报”严肃批评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言行,指出,有些党员,特别是某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强过自己的人,不仅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反而做了某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有的党员甚至害怕知识分子入了党,政治上有了资本,就更难领导了。这是十分错误的。
鉴于化工七厂党总支软弱涣散,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酿成这个事件也有一定责任,化工局党组责成其作出深刻检查。局党组正在对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已选派得力干部任厂长,调一名高级工程师担负全厂的技术领导工作。在化工局和新的厂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朱毓芬同志生前未竟的事业在继续,引进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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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该发生的悲剧
——对朱毓芬提拔以后服毒身亡事件的调查和思考
本报记者 洪天国 张何平
她走了。走得那样匆忙,岁月在她生活旅途中只交替过48个春秋;走得那样突然,周围的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等到北京化工七厂的500多名干部职工确信,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技术副厂长朱毓芬的时候,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她是累死的”。人们知道,朱毓芬常年累月吃住在工厂里,因劳累过度而患下心脏病和高血压。然而,公安部门宣布的化验结果出人意料:她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时间:1982年11月27日凌晨。地点:死者办公室(兼宿舍)。
人们始而惊愕,继而思索: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错误的指责
那是历史新时期的最初年月。在千万个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年知识分子中,朱毓芬是那种既令人羡慕又历经磨难的先行者之一。1978年11月,她被提升为技术副厂长。对化工七厂,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女工程师,八年来为化工七厂的兴建和发展“操碎了心”:她曾住茅草棚,吃大锅饭,和同志们一起建设黑索金(一种烈性炸药)车间;她在工厂转产离子交换树脂和纺织用上浆剂的生产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1年,市化工局打算把同外国某公司谈判的一项补偿贸易交给化工七厂。一个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厂,能搞好近千万元的新项目吗?又是朱毓芬,毅然受命于困难之前,在厂长张全福的领导下,具体地挑起这副重担。“我再拚搏几年,把这个项目搞上去,就算对得起化工七厂的职工了!”
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共事者呵:粗心、马虎、敷衍和不肯学习的厂长,领导着细心、认真、负责和刻苦钻研的副厂长。一大堆外文资料从国外寄来了。厂长看了看皱起眉头:“我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谁懂谁看吧!”副厂长把资料抱回办公室,一段一段地翻译。她天天晚上靠安眠药抗争严重的失眠症,坚持学习和工作到深夜:研究新的设备和工艺流程,熟悉配方,了解原料来源,打听利润情况,甚至努力掌握土木建筑的各项关键,还要复习因为荒废而陌生了的英文……
再旺盛的精力也有极限,时针每天只能跑一圈。技术副厂长再能干,再拚命,也只是一个人。而要建起一个崭新的车间,她多么需要得到厂长工作上的热情支持,多么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可身挑重担的朱毓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呵:开始只配给她一名助手。实在干不过来,她向厂长提出增加点人员,厂长没有给。连朱毓芬原先主管的技术部门,也不让她调动个把人员……不错,化工局重视这个项目,局外经处的同志也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但项目毕竟是化工七厂的,不能依靠局里一辈子。朱毓芬在工厂里工作得不到支持,很难开展。她忧心忡忡:“唉!难死了!要人没人,要物没物!”“说不定哪一天我就顶不住了!”
进入商务谈判阶段,张全福代表工厂主谈经济合同。他说话随便,谈不到点子,抓不住要害。“唉,和这样的人一起同外商谈判,有损国人体面。”认真负责、敢于直言的朱毓芬憋不住了:“厂长,往后谈判注意点,别信口开河!”张全福大为不悦。在进行引进项目可行性讨论时,双方意见不同,张全福指责朱毓芬说:“你当众驳我的面子”,“你不支持我的工作!”
局里要工厂汇报“六五”规划。厂长匆匆忙忙向副厂长索取有关材料和数字,以便“应付”。工作一向极其认真而又正忙于手头一大堆急事的朱毓芬,生气地说:“数字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她经过整理计算后才送去。厂长向副厂长要新项目的有关技术资料,副厂长因故没有及时提供。张全福在厂务会上公开指责朱毓芬:“你对我搞技术封锁!”这些指责,使朱毓芬十分委屈。因为每次谈判都是厂长参加的,十几本材料都在他手中,他要什么资料数字都给送去了,怎能说“技术封锁”呢?
有意的刁难和无形的压力
需要派人出国考察技术并签定合同。谁去比较合适呢?“我和朱毓芬要去美国。”张全福早早就说。然而,局领导把他找去了:厂里要抓生产,搞整顿……局党组决定你留下主持工作,朱毓芬出国考察。厂长当场就闷了一下。过后,他发牢骚:“这次我被涮了!”并私下对另一位没有出国的工程师说:“要是我去,咱们两个人去最合适。”私心杂念是个“魔鬼”,它会诱惑和驱使人们走上邪路。出国人员准备行装等事宜的时候,张全福故意刁难拖延,造成出国人员精神上的极不愉快。
这是出国前的一次厂级领导干部碰头会,讨论引进项目的安排和部署。当朱毓芬谈到种种困难时,身为厂长的张全福,不仅没有认真分析困难,热情鼓励自己的助手,反而对朱毓芬施加压力:“谁出国签字,谁回来负责!”会后,他再次对某副厂长说:“谁签字谁负责,谁签字回来谁组织干,我就不管了!”那位副厂长曾当面批评张全福:“谁签字都是对化七厂负责,你厂长都要负全面责任,回国后组织干,要靠大家,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作为技术副厂长的朱毓芬,本来就感到工作压力太大,精神负担过重。劳累,焦急,担忧,她的工作和思想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厂长施加的压力,加剧了她的紧张情绪。她几次找到局里,无论如何要求换厂长出国:叫老张去吧,要不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她忧心忡忡地对另外两位副厂长说:我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尽管这样,在从国外带来的信件里,仍然跳动着朱毓芬一颗忠诚而又急切的心:我不愿再去其他城市了,恨不得快点回厂研究工程进度、土木建设、国内订货和明年夏天产品上市……。回国后第二天是星期日,星期一朱毓芬就赶到厂里。她很高兴:工厂总算有新产品干了。然而,她的心很快又沉了下来:临出国前确定的几件事都没有着落,同厂长商量工作更加困难。只是在局领导的干预下,才组成党总支书记挂帅的新项目领导小组……
党总支书记对这些情况历历在目。但他不敢批评张全福的错误言行。
朱毓芬曾多次向信任、支持和大胆使用自己的化工局反映厂领导班子的状况和工作困难,局里对这个厂的领导班子问题也作过考察,但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朱毓芬等着,等着……但没有能等到那一天!
怪论的伤害和政治上的排斥
一提起朱毓芬,化工七厂广大职工的脑子就浮现出她那难忘的形象:始终积极要求进步,用党员标准严以律己;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每经手一件事都要办好;对技术精益求精,不会的非学会不可;正派、耿直,吃苦耐劳,从不占公家便宜……多数党员说,她具备党员条件了。技术人员众口一词:朱厂长入不了党,“化七”的知识分子更没指望了。党支部和党总支几次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可以发展朱毓芬同志入党。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和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尤其是个别党员干部的刁难排斥,朱毓芬填写入党志愿书近一年,几经周折,仍被拒于党的大门之外。
在讨论朱毓芬入党时,少数党员竟然有这样的怪论:朱毓芬这样的技术干部“入什么党?”“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是赶时髦。”
同朱毓芬不和的一位党支部副书记,先是提出还要让各小组讨论讨论。小组讨论结果,仍然表示同意,并提出朱毓芬的一些缺点。那个人又提出,让她就缺点写出检查。朱毓芬很快写出诚恳的实事求是的检查。那个人又说,朱毓芬在同厂长有矛盾的问题上“强调客观多”,是否发展,还要“看看张全福的态度”。
张全福曾欣然同意作朱毓芬的入党介绍人,并同另一位介绍人向支部递交材料,同意介绍她加入党组织。可是,自1982年4月以后,随着他同朱毓芬在工作中矛盾的加深,态度也发生骤变:他多次流露,“做不做介绍人还要考虑”;他说朱毓芬的缺点是“思想意识问题”。朱毓芬出国前夕,党支部再次向张全福征求发展朱毓芬入党的意见,他说:出国前发展不适宜,如支部决定发展,他可以不参加会或不表态。张全福是总支副书记、厂长和介绍人三重身分的“关键人物”,他不同意,党支部又拖了下来。
党一手教育培养起来的朱毓芬,渴望成为党的女儿。她在给局党委的信中说:“看到党的路线正确,各项政策落实,入党愿望更加强烈。”在局党校学习班上,每逢周末,不管老的小的,职务高的低的,都高高兴兴地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她便独自拎起手提包,悄然而伤感地离开党校。……岁月流逝,一颗焦急的心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朱毓芬在给局党组的信中说:“重要的是思想入党,只要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入不入党同样可以为四化做贡献……我决不因此对工作有丝毫影响。”
悲剧的导火线
直接导致朱毓芬悲剧发生的,是去年11月26日晚上的一次谈话。那是朱毓芬约请张全福去谈的,没有第三者参加。地点在朱毓芬的办公室。从晚上7点多谈到深夜11点。谈话后的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朱毓芬服毒身亡。朱毓芬没有留下谈话的内容。据张全福讲,先是研究引进项目的设计、施工计划以及生产准备、人员培训等问题。最后,当朱毓芬主动征求张全福对她入党的意见时,“谈崩了”。
3封内容简短的遗书,放在死者的办公桌上。写给局领导的说:“今晚有人这么打击我,我是不能忍受的,很抱歉我不能很好再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留给本厂职工的话是:“感谢党、人民和你们的帮助,使我成长为现在这样能为人民做点事的人,但有人对此是这么惧怕和仇恨,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所以还是离开的好……”她用悲愤的心情同丈夫和女儿诀别:“我们相处这么好,可以幸福的生活,但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只能离开你们了……”
假 如……
化工七厂的职工十分同情朱毓芬的遭遇,对她的不幸去世,无不感到痛惜:“朱厂长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呵!她的死是我们‘化七’的一大损失。”“即将上马的引进项目正需要她来领着大伙干,她却永远离去了!”有的同志念叨:“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朱厂长呢……”
在痛惜之后,化工七厂的职工议论说:“不管怎样,朱厂长也不应该走这条路呵!”是的,朱毓芬不应该死,也可以不死,她的做法确实不可取。然而,究竟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类悲剧的再度发生,使走上领导岗位的千万个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工作,发挥其作用呢?这正是公开这篇报道的目的。要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需要广大读者的思考和广阔生活的实践。
假如朱毓芬身负重任后,工作上能得到厂长的支持,而不是遭到责难;假如她迫切要求入党的心情能够得到充分理解,而不是怪论横生,节外生枝,刁难排斥;假如她在承受各种舆论的压力时,工厂的党组织能够坚决而有力地扶正祛邪;假如在她的心情无比痛苦时,有党组织的领导来开导她;假如谈话那天晚上,身为党总支副书记的张全福,能充分肯定朱毓芬积极要求进步的精神,发生激烈争吵后又能及时做思想工作;再假如,局党组在考察化工七厂领导班子后,能够及时、果断采取措施……那么,悲剧也许不会发生。
从另一方面说,假如朱毓芬是个刚强的人,是个胸怀开阔的同志,那么,她的内在的力量应该能顶住外部的压力,不会为一时的失望而放弃未来的希望,不会因为眼前的挫折和困难而忘掉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然而,她不是完人,她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性格急躁,律人过严,工作方法少,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她的内在的力量还不足以抗争“左”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嫉贤妒能的恶习。
千万个德才兼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了没有?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遇到什么新的困难?善良而正直的人呵,你是否已在思考这些问题?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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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科委提出
科技改革应注意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据新华社电 (记者朱维新)上海市科委经与有关部门商定从今年开始在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等六个单位实行科技承包责任制,进行科技工作改革的试点。他们要求试点单位树立全局观念,注意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增加经济收入与完成国家科研任务的关系。研究所面向经济建设,承接科研和试制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增加经济收入,这是允许和应该支持的。但是,首先要确保国家科研任务的完成,防止一味追求经济收入,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偏向。
——为当前社会生产服务的研究与为长远发展作技术储备的研究的关系。与当前社会生产需要结合较紧的课题要花较多的力量研究,但不能忽视基础性的和技术储备项目的研究。要安排一定比例的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在利益分配上予以必要的鼓励。 ——兼职工作与本职工作的关系。科技人员从事兼职工作,有利于国家建设,只要能完成本职工作的,或本单位任务确实不足的,研究所就应当支持。但要坚持以本职工作为主、兼职工作为副的原则。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要提倡互相帮助、团结协作的精神,不能只“向钱看”,更不能相互封锁、拆台,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设。为了保证这一点,在考核指标中应有考核精神文明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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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大将建我国第一个电子同步辐射实验室
据新华社电 (记者宣奉华)国家计委4月11日正式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建设我国第一个电子同步辐射实验室。
电子同步辐射装置的预研制和物理设计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这台装置将以能量为八亿电子伏的电子储存环作为同步辐射光源,利用它可以进行固体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材料科学、计量科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刻技术等多方面的研究。
这台电子同步辐射装置由我国科技人员自己设计制造,所需要的部件和材料绝大部分在国内加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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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刘澜涛等老同志看望乒乓球运动员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刘澜涛、王首道、肖克和委员20多人,今天上午来到北京体育馆训练馆和田径场,看望了正在北京集训的乒乓球、田径、体操、羽毛球、跳水等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
中国乒乓球队即将赴日本参加第三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刘澜涛等老同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运动员们的训练。刘澜涛同志对徐寅生、李富荣和运动员们说,欢送你们,希望你们保持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同委员们一起看望了运动员。(附图片)
世界第一号种子童玲。新华社记者曹玉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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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老年人长跑赛在洛阳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王洪潮报道:1983年全国老年人长跑比赛于4月12日在河南洛阳市举行。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的11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老年人体育比赛。
12日早晨,中州大道两旁挤满了观众。参加女子组比赛的25人,年龄都在55岁以上,参加男子组比赛的87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钟师统、国家体委顾问黄中来到起跑线上,与运动员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慰问和鼓励。
发令枪声响过,一群老年长跑者身穿短衣短裤,精神焕发,奋力追赶着春天。其中有许多老教授、老干部、老医生、老工人等各行各业的老年人体育锻炼积极分子。他们长年坚持长跑锻炼,这次并肩同步,参加赛跑,表现了老当益壮的青春活力。
获女子3,000米冠军的是江苏的刘秀英;女子5,000米冠军是吉林的芦桂芳;男子5,000米冠军是北京的张景良;男子10,000米冠军是吉林的宋永宽。他们的成绩正式设立为老年人长跑的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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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男排明晚决出冠军
福建队对解放军队
本报上海专电 福建男排直落三局,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运会男排决赛权,14日晚将与解放军队争夺第五届全运会三大球比赛的第一块金牌。
半决赛的比分是:福建队3∶0胜北京队(15∶11,15∶9,15∶10);解放军队3∶1胜上海队(11∶25,15∶3,15∶12,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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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重担
访国家男排教练邹志华
中国男排新教练班子组成的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全运会男排比赛期间,我们访问了教练之一——邹志华。
这位在排坛已有二十六年球龄的中年人,至今仍保持着运动员的风度和气质,给人的印象是:精神,干练,有朝气,态度谦逊直诚而又爽朗豁达。他说:“新教练班子的组成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主教练祝嘉铭是全国排协推荐的。新班子实行主教练负责制,祝教练就提名张为堤和我作副教练。祝教练四十五岁,1959年进国家队担任主攻手,一直打了十六年球,现任国际排联教练执委会副主席,全国排协教练委员会副主席,两次随同中国男女排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世界排坛的动向比较熟。张教练三十八岁,曾是上海队三获全国冠军时的主力二传手。三个人当中,我的水平比较低,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当好祝教练的助手,把我国男排搞上去。”
邹志华说:“国家男排组队工作将在全运会男排决赛期间进行。怎样组建,还要征求全国排球教练员的意见。”
邹志华今年四十四岁,江苏常州人,1962年同袁伟民一起选入国家青年队,后又回江苏队任队长。担任教练后,他吸收各强队快速多变的打法,形成独特战术,使江苏队连获三届全国冠军。
当我们谈到全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男排也象中国女排那样尽快上去时,邹志华点了点头,说:“男排要上去,担子很重,任务艰巨,要靠全国排球界的支持和帮助,各地排球队都要尽快上,船浮于水,水涨船高。还要求助于排球界许多老教练的指导,孙志安、戴廷斌等许多老教练对我国排球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这次参加全运会决赛的各队,精神面貌、身体机能、技术、战术作风等都有新的进展,比去年全国甲级队联赛的水平有提高,这就给我们组建国家男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报通讯员 王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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