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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新诗发展的广阔道路
——从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评奖谈起
晓 雪
中国新诗的现状如何？是面临危机还是充满生机？是伴随着现代主义的“新倾向”、“新思潮”有了“新的崛起”，还是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的光荣传统，正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向前发展？这是几年来诗歌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最近，我有机会较集中地读了四年来国内出版的一批（不是全部）诗集，感到我们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对这一问题作出响亮的回答：中国新诗不但没有面临危机，而是生机勃勃地继续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沿着面对现实、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广阔道路走向新的繁荣。
诗，是时代的感情，人民的心声。
诗，当然有多种职能，既应该是召唤斗争的号角、战鼓、旗帜，也可以是滋润心灵的美酒、甘露、香茗……但不论哪一种职能，都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是的，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家，我们的诗和诗人，就是应当同时代、同生活、同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就是应当扎根现实、反映时代、歌唱人民。
在丙辰清明的纷纷泪雨中发出的怒吼，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春天的到来。中国新诗也迎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浩荡东风，冲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毁灭性禁锢，摆脱了长期形成的“左”的种种束缚，摒弃了十年内乱中那些瞒和骗的、假大空的破烂，大踏步地走向思想和幻想、内容和形式的广阔天地，而开始进入了一个复兴和发展的新时代。
从《天安门诗抄》到《中国的十月》（贺敬之）、《一月的哀思》（李瑛），从《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在浪尖上》（艾青）、《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到《春潮在望》（白桦）、《小草在歌唱》（雷抒雁），从《哀诗魂》（公刘）、《呼声》（李发模）、《不满》（骆耕野）到《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边国政）、《给他》（林子）、《我是青年》（杨牧），我们的新诗无论在反映时代精神、深刻触及时弊、传达人民呼声方面，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是恢复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的。这次全国新诗评奖中光荣获奖的10部诗集，就比较集中地显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诗发展的主流和水平。
这10部诗集是从1979年到1982年出版的400多部诗集中评选出来的。四年出版400多部，比起这几年的中、长篇小说来，是要少一些，但同过去历年出版的新诗集相比，数量仍然是很可观的。而这四年中在各地报刊发表、尚未结集出版的，还要比这多好几倍。老诗人献出更成熟、深沉的歌；中年诗人不断有新的突破；充满青春活力的新诗人成批涌现。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按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我们的新诗无可否认地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种“面临危机”的悲观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对于艺术来说，其发展的标志主要看质量，而不是数量。令人兴奋的就在于，得奖的10部诗集表明：尽管我们的新诗还远未取得能够满足时代和人民需要的成就，但确乎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艾青的《归来的歌》收集了作者近几年创作的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一系列佳作，标志着这位已经在充满坎坷的新诗发展道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诗人，仍保持着旺盛的艺术青春，他的诗歌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又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更加坚实、成熟和完美的境界。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和少数民族诗人黄永玉（土家族）、胡昭（满族）的得奖诗集，都从不同的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几年来活跃在诗坛上的各民族中老诗人的新成就。除黄永玉主要从事绘画、十年内乱中才开始挥笔写作外，上述几位诗人，都是在五十年代初开始高唱颂歌和战歌而出名，或更加为读者所熟悉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近作和当年的作品稍加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三十年来我们国家走过的艰苦历程，社会生活发生的剧烈变化和新时期四化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引起的新的思考，都在他们的创作中有了这样那样的反映。诗人们用更深沉的眼光来回顾过去的历史、感受今天的生活、展望未来的斗争，他们对时代和人民，对现实和理想，对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有了更深刻的思索和理解，有了更多的独特感受和真知灼见，因而他们的诗作的思想力量和感情深度也比过去加强了。就是这几年新出现的许多青年诗人，由于经历和条件的不同，他们对我们时代生活的本质主流及其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理解，也比五十年代的青年诗人一般要深一些。从这次得奖的两位青年女诗人的诗集（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和舒婷的《双桅船》）可以看出，她们有得天独厚之处，思想上的起点是较高的。
诗中要有“我”，这是对的。没有“我”，没有个性，没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化的感受，就不会有诗。这几年新诗百花齐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让诗人的“我”回到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可以按照艺术的规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独创性，可以在艺术上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方式、感受去反映生活，可以充分地抒发“我”的思想感情、展现“我”的艺术个性，探求、保持和发展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但这一切绝不是为了“表现自我”，而把时代精神、人民感情和人民的丰功伟绩等等通通拒之门外。诗人的“我”，必须通向人民，他的“自我感情世界”里必须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联系着人民的神经。如果诗人“对这个世界的关系一旦到了把自己的‘自我’看作‘唯一的现实’的地步，他在思想方面就必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
这次获奖的10本诗集和许多未得奖的诗人们的好诗，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诗人的个性和特点，它们的主题和题材不同，形式和风格各异，感受和反映生活的方式、手法也很不一样，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共同之处：它们都通过“我”的真挚的感情、独特的构思和光彩，表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传达出人民的脉搏的跳动和心灵的声音。诗人们的“我”，都是“时代的公民”、“人民的儿子”。“我是广阔田野的一部分，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和美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属于人民，属于历史，我渴盼整个世界都作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李瑛：《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人民说‘不’我说‘不’，人民说‘是’我说‘是’。这个时代以觉醒的人民命名，谁说今天没有英雄没有诗？”（邵燕祥：《心中的誓词》）不仅绝大多数诗人，在按自己的方式唱时代之歌、抒人民之情，就是被某些同志称为“朦胧”派的青年诗人舒婷，她的获奖诗集《双桅船》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谁也看不懂的“朦胧诗”，不是只表现“自我感情世界”、只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的所谓“现代艺术”，而恰恰是植根现实生活、歌唱伟大时代、立志献身人民的“一代人的呼声”：“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只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不，不是一切都象你说的那样！”（《这也是一切》）。
这就是中国新诗的现状和主流。它不是靠打什么现代主义的强心针，而是靠“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靠生活的土壤和时代的阳光，靠人民乳汁的哺育，才根深叶茂、走向繁荣的。现代派的技巧可以学习、借鉴，但必须为我所用。朦胧诗也可以写，可以探索，但它不是也不会成为主流，更不可能成为我国新诗的希望和未来。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中国新诗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也正是我们时代新诗发展繁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对现实而不是“背对现实”；反映时代而不是“不屑于”表现时代精神；歌唱人民而不是只去挖掘“自我感情世界”里面的“潜意识”；努力做时代的歌手、人民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应当永远遵循、“恪守不变”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也是保证新诗不断发展的十分广阔的康庄大道。
现实的斗争，时代的风云，人民的生活，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比丰富、无限广阔的。只要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真理的光照之下，面对现实，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投身于伟大时代的洪流，我们的新诗就会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内容，我们的诗人就会有涌之不尽的灵感，就会有汲取不完的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也就有了思想内容的无限广阔的天地和新诗发展的无限广阔的前途。由于人民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无边无际、不断发展等特点，真正面对现实、来自生活的诗，也就绝不会刻板单调、互相雷同，绝不会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而必然是非常丰富、多样多彩的。这方面，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为诗人的艺术个性、艺术才能和艺术独创性的发挥，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我们这里所说的革命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指创作方法，而首先是指正确地面对现实、真实地概括生活、深刻地反映时代的创作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坚持艺术反映生活的客观规律，就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其目的正是为了按照不同的艺术形式的特点，来真实地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时代的生活、抒发人民的感情，为了更好地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努力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丰富的营养和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因此，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则不宜也不应当限定创作方法。可以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可以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或别的创作方法。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为了新诗的发展和繁荣，人民要求我们要继承中外一切优秀的艺术遗产，要学习和借鉴一切好的对我们有用的创作方法和技巧、经验、手法等等，以不断地丰富和提高我们的艺术表现能力。我们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又注意吸收、借鉴外国诗歌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精华，以发展和繁荣我们民族化、群众化、多样化的新诗。
诗人艾青说得好：“让我们摸一摸人民的脉搏吧！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民在渴望些什么？人民在要求些什么？让我们从人民身上感受一点体温吧！”
让我们继续发扬“五四”以来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永远沿着面对现实、表现时代、歌唱人民的广阔道路前进，解放思想，刻苦努力，不断创新，以便更快地攀登当代新诗创作光辉灿烂、全面繁荣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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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学评论》编辑部举行座谈会
讨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青年题材创作问题
《文学评论》编辑部最近邀请京、津两地的部分中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就新时期文学中的青年题材创作问题展开讨论。
大家认为，几年来以青年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的发展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步调一致，与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基本上相符合。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青年人前进的足迹，它们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有的同志认为，近年来青年题材作品表现出一种探求，特别是对人生的探求，显示出年轻人富于思考、勇于求索的开拓精神。一类作品偏重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一类作品偏重于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索。这两种思索在作品中都有各自的得失。有的同志指出，不少作品表现出的思考是严肃的，但却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因而引起争议；有的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以及潜在的、内心的东西，但是对真实的认识和评价却不够恰当，因而发生失误，产生消极影响。
有的同志指出，在近年来作品中的青年形象身上，具有了明显的新的特点。一些已经被否定或被忽视的精神素质，现在被作为人物的正面属性加以肯定和强调，比如坚持自己选择道路的毅力，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热爱和努力掌握，独立思考的精神，拚搏精神以及事业心等等。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对新时期的新一代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进行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的同志认为，一些青年题材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显得肤浅、表面，高谈阔论、卖弄渊博、孤高冷傲，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也很缥缈，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作品中得不到反映；有些作品把人引向个人奋斗、引向虚无，存在着一种脱离社会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有的同志认为，青年题材的作品应放在青年的思想实际和青年运动的发展中来考察。青年人在十年动乱中作了许多错事，遭遇很多不幸，错误、失望、痛苦在很长时间中控制着他们，青年面临的现状，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对此，我们应给以理解和谅解。当然，承认它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不要加以引导，但批评要符合实际，充分说理。
多数同志认为，青年题材的作品近两年来有了新的健康的发展。开始时，写伤痕多，责怪社会的不公平多，而近两年的作品，从伤痕，从历史的遗憾中走了出来，逐渐认识到青年的职责，认识到青年自身的弱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从对时代、社会的反思到对自我的反思，从单纯的责怪环境到反躬自问，从受害者到奋斗者，从思辨的云端回到了现实，青年题材的作品正在走向成熟。
有的同志认为，近年来青年题材作品中出现了从生活的激流中展现新的闪光的品质的青年形象，开始着力发掘生活中使人振奋的东西，有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变化，青年也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有的同志指出，青年形象在思想的探索上也有所前进，他们在寻找奋斗的支点时，开始引向了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预示了青年题材的文学创作将有新的发展和飞跃。 （文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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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腾虎跃的时代画图
刘茵
作为“近距离战斗的快枪”（高尔基语），报告文学具有很强的时代敏锐感，它在报告我们的急剧变化着的时代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要优于其它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作者理应投身生活的洪流，记录历史前进的脚步，描绘时代变幻的风云，把讴歌“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我们的作家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1981——1982年的报告文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斑斓多彩的时代画图。具有崇高的时代责任感的作家，总是和前进的时代同步调的。从近两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来看，作家们正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品表现了生龙活虎的战斗场景，塑造出一个个神采飞扬的当代新人形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百废俱兴的时代新面貌。
我们国家在拨乱反正之后，各个方面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新事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改革成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时代造就了成千上万个别具风采的新人物，他们以开拓者、创业者、革新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活剧。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为我们推出了一位改革者形象。李日升常常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他认定一个目标：要治穷，要实干，并决心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他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所属工厂的生产热气腾腾，产值大增，人心大快。在我们国家“艰难的起飞”的时刻，能够敏锐地捕捉生活中萌芽状态的新事物，捕捉时代的新鲜思想及崭新形象，表现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敏锐和勇敢。李延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读来也令人振奋。在一场大火中，一个小厂化为焦土，但火中飞出金凤凰，躯体瘦小的工人——周大江被推上厂长的位置。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瘫倒在废墟上听天由命，而是挺身而出、临危受命，用小小的肩膀担起了重任。他大胆提拔了一批小人物，他全力进行革新，终于在这个废墟上建起一座花园般的工厂，连年上交国家上百万元的利润。二十七岁的周大江的形象，就是千百万献身四化的当代青年人的形象！《找到了金钥匙的人》、《凤凰展翅》、《金银梦》等作品，则向我们生动地报告了农村的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以及变革中人们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三门李轶闻》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东辽河边一个生产队的农民，在高高兴兴地自愿组织作业组时，队里的五名共产党员竟被群众抛弃了。当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被弃于群众之外。五个党员在震动悔愧之余，深刻地反省：“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他们终于认识到“不是群众不要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象党员了。”并决心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他们组成一个人称“党组”的小组，抖擞精神，“豁上这把骨头”干了！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获得了群众的信赖，为党赢回了威信。读这样的作品，浩然正气油然而生。作者从纷繁的生活现象中发掘出引人深思的主题，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和整顿党的作风、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的历史感和深刻性大为增强。
多年来，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人的尊严不被尊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压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人们心中的云翳被吹散了，桎梏他们手足的枷锁被砸碎了，人们的建设热情象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刘真的《一片叶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变化。马卫国仅仅因为是地主子弟，来到人世就成了当然的异己分子；仅仅为了日记中夹有一片曾经掺进窝窝头的树叶，就被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一片叶子压了马卫国整整十年！但是，马卫国献身祖国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推土机始终冲锋在水利建设的岗位上。党的阳光终于照耀在他的身上，党看到了自己的儿子那颗跳动着的心。在葛洲坝大坝合龙的龙口上，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驾驶推土机纵横驰骋，在合龙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贡献。马卫国这样的人被承认是人民的优秀儿子、祖国的坚实脊梁，显示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爱国主义是当今强烈的时代精神。鲁光的《中国姑娘》之所以传诵一时，正在于它写出了中华健儿——巾帼英雄为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目标集体拚搏的坚强意志和民族自信心、民族荣誉感，表达了伟大祖国一扫贫弱落后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强烈愿望，因此，一球牵动十亿心。《大洋的此岸和彼岸》中的技术员李嘉亮，尽管遭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但对祖国矢志不渝，在“大洋彼岸”探亲时，谢绝了老母、亲姊的苦留，舍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飞回了“大洋此岸”的怀抱。此景此情，读来使人荡气回肠。
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知识与知识分子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为报告文学作家所广泛的关注。黄宗英的《桔》，是篇较早为人称赞的作品。一个霜欺两鬓、壮怀激烈、一腔报国之心的柑桔专家，在党三令五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1982年，仍不能一酬壮志，用自己的知识献身四化建设。他的住室简陋肮脏、室外乱草没胫。这类专家不堪的处境，不值得人们深思吗？《桔》写得及时，发挥了报告文学的快速作用，作者的胆识可嘉。报告文学的作者也谱写了我们党钟爱知识分子的珍贵篇章。《还是那双眼睛》，生动地描述了王震将军爱护知识分子的几件动人事迹。这位威震敌胆、身经百战的将军，对知识分子有一颗慈爱的心，是党的好伯乐，知识分子的知音。
生活有多么丰富，报告文学的题材就有多么广阔。两年来的报告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感，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使我们看到了热气腾腾的国家形象和她的人民蓬勃向前的气概。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新人物，等待着我们的作家去描写。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两年来的报告文学足以作出证明。
报告文学的成绩不可低估。但是，比之急剧变革的时代，报告文学追踪时代的步伐还不够快。我们期望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不仅要继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而且要开掘新的主题，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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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矛盾·新人及其他
胡代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作家们，要勇于描写我们火热的现实斗争，描写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因为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鼓舞我们的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去从事四化建设。
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呈现了繁荣的景象，产生了许多深刻反映社会矛盾，表现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但是也有一些作家回避矛盾，不敢写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更不敢写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缺点，以及他们的成长过程；甚至提出所谓“距离论”，主张写作品要同现实生活的火热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写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
我认为，描写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还是要敢于接触社会矛盾。最近获奖的一批优秀中、短篇小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如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描写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斗争，以深厚的感情去描写成批的社会主义新人和人民英雄，这样，就为这篇作品的成功跨出了第一步。但是，作品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回避矛盾，大胆地、如实地描写社会矛盾，把批判的矛头对着不正之风，对着个人主义卑微的灵魂，写了有的老干部及其子女的不光彩的行为，以及新、老干部、战士对他们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矛盾、冲突的生动描绘，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面临艰苦的部队生活和部队即将参战，个人可能牺牲的情况，有的人想用不正当的手段调离部队，这就产生了不正之风和反不正之风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的描写，突出了雷军长的豪爽刚烈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一个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将军，居然象一头暴烈的雄狮一样，怒骂和痛斥不正之风。这就使这个形象给人以可敬可佩而又栩栩如生之感。这场斗争，也展示了梁三喜的性格。他本是一个宽厚、温和的连长，但也禁不住破口骂人，这样就突出了梁三喜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品格。赵蒙生是矛盾冲突中的另一方，作品既描写了他的幕后的不光彩的活动，又描写了他复杂的内心的思想斗争，再通过对其转变过程的描写，塑造出了一个性格复杂丰富的、在成长中的新人形象。同时，通过对他的猥琐的灵魂的揭示和描写，把梁三喜、雷军长、靳开来、薛凯华等人的光明磊落、公而忘私的性格，表现得更为鲜明。通过表现矛盾冲突，也更好地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性格。
作者也注意了描写人物本身的矛盾和差异，而给以精细的刻画。对靳开来这个人物，是把他的优良品质同他的缺点，他的豪爽勇猛同他的幽默俏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描画。对梁三喜这个人物，在描写他治军的谨严时，描写了他对战士和同事的关怀和照顾。作者写了梁三喜和靳开来对妻子的眷恋、思念；写了九连的官兵生死与共、舍己救人的战斗友情；写了梁大娘、韩玉秀对部队的厚爱，也写了战士们对她们的深情。雷军长这个具有刚烈的性格的人物，作者写了他在儿子墓前“老泪纵横”，嘤嘤啜泣，以致“周身瑟瑟发抖”，又饱蘸酣墨抒写了他同吴爽的那段谈话，在这段谈话里，喷射出了他烈火般的热情，体现了他们的老战友海一般深沉的情谊。
把人物都投进生活的漩涡中去，在矛盾、冲突中写人物，又着意抒写人物的丰富感情，因而使人物性格丰富多采，形象生动，有情有貌，有血有肉，英雄人物光彩照人，使读者感到亲切可爱。这正是这部作品吸引人、激动人的原因所在。
从这篇作品看来，只要作家勇于面向沸腾的现实生活，面向我们时代的新人和英雄人物，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又坚持能深入生活，勤奋苦练，是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这部作品的成功，对于有些对写新人和英雄人物还有顾虑和尚未完全摆脱“左”倾思想影响的作者，是能给予一定的启示，起到一定的策励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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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早年留学法国时的博士论文，原著是用英文写的，并于一九三三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由张隆溪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付梓问世。《悲剧心理学》是作者《文艺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萌芽。
（弋人）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是程代熙的一部论文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卷末语》中说，这个集子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宣传近三十年的一个小结，也是他长期从事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工作的一个小结。全书凡三十四万言。
（孔）
△钟敬文是我国著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家。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编辑出版了他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最近六十年间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著述文集《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已于新近出版，下册即将出版。
（民文）
△冯其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专论《梦边集》，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五个部分：一、关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二、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三、关于曹雪芹世界观及其创作的研究；四、关于曹雪芹的文物的研究；五、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的现状的研究。
（吴成瑞）
△羊春秋选注的《元人散曲选》，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现在所知的二百多位散曲作家的四千多篇作品中，披沙拣金，筛选出四十九家和无名氏之作三百一十五首（套）。
（方琳）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选编的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小说选》，最近由广播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钟理和先生的主要作品，共三十一万字。编者在序言中说：“在祖国大陆和台湾文化交流工作日益开展的今天，《钟理和小说选》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愿它能为建造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心桥添进一滴汗水。”
（武治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