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靳以老师在长春汽车厂
赵鹏万 刘允章
流光似水。近二十七年过去了。章靳以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历历如在眼前……
靳以老师是满怀着对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儿——第一座汽车工业城的热爱，不远千里、风尘仆仆，从上海转道北京赶来长春的。他到厂时，正值解放牌汽车出世前夕。
也许是我们从事业余创作的缘故，领导上让我们陪同靳以老师参观访问。他很俭朴，只穿一身灰布制服，一双黑布单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铸工、锻工、发动机、底盘、冲压等厂房。在热电站的总控制室，站长跟他讲全厂电力网的规模，他聆听着，详细地记录着，还指着一排排红绿电钮和信号指示灯，啧啧赞道：“太好了！新中国在突飞猛进！”
到了底盘车间，正逢从上海调来的刘师傅在调整一台高大的1282车床，靳以老师擦了擦眼镜片，便和他用上海话交谈起来，称赞他能掌握如此复杂的技术。刘师傅说：“勿难。”又指指床子顶上三米高处的外国字说：“可惜这部机器勿是中国货呀。”靳以老师充满信心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中国人了勿起！今朝能拿机器开起来，明朝就能造出来！”这位三十年代就蜚声文坛、主编过《文学季刊》、《文丛》的老作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很快就和他无拘无束。他那颗孩童般天真的心为祖国拥有如此规模的汽车厂感到自豪。
那年7月14日，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诞生。汽车城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十二辆绿油油的新车，列队驶向中共吉林省委、长春市委所在地去报喜。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缓缓前行，开到斯大林大街，就被人流裹住了，谁不想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五千年文明古国第一次制造出来的新车呀？发动机罩上镌刻的毛主席手笔“第一汽车制造厂”吸引了多少双眼睛。看够了弯曲的洋文，再看这个呀，心里有多么舒畅！靳以老师站在车上大口吸吮着甜蜜的空气，望着变成了欢乐海洋的斯大林大街拍手微笑。他对身边的同志慨叹地说：“我从1939年起在复旦大学教书，长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那儿的马路上没日没夜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全是外国货，‘万国’牌，‘福特’牌最多。今天，我终于站到了自己的汽车上了！”
他生活在汽车工人中间，经常出入职工宿舍，结识了许多行政科室干部，也结识了许多车间工长和工人业余作者。当时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通讯《汽车工人之家》，靳以老师也去访问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安全处处长老吴，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的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的，回来时兴致很高。他离开汽车厂时曾告诉我们：“我准备再来，至少写一个中篇，题目就叫《老吴丹一家子》。这是比苏联茹尔宾一家更有意思的家庭，值得一写。”尔后他还几次来信谈及此事，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那时，我们分别在厂报和厂广播站工作，也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习作，迫切需要前辈的指导。比我们年长二十多岁的靳以老师的到来，使我们欢欣不已，以师事之。但他总是谦和地说：“我跟你们俩是忘年交，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创作，他倾注了很多心血。我们在《萌芽》、《文艺月报》发表的习作都是经他仔细修改的。更为难忘的是那首百行诗《三个姑娘》，是在他来厂之前寄给《萌芽》的，编辑部来信说拟选入《萌芽》丛书。我们把信给他看了，他非要看我们的底稿，看后指出稿中有几处要改，还说回到上海一定找一找这个稿子，改了再发。1956年9月22日他果然来信谈到：“《三个姑娘》已经找到。我给你们改了一些，已经发了，将来印出之后，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一首习作，竟引起工作繁忙的靳以老师如此关注，我们当时捧着他的信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有多少个静静的深夜，我们在招待所的斗室里，静坐一旁望着他修改我们的小诗，望着他摇头、点头、皱眉、微笑，间或问一句：“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我们的心里总是交织着感动和不安。每次告别出来，总要屡屡回望二楼那个唯一闪着灯光的窗口……
靳以老师常到我们家来，如遇上别的业余作者，就跟大家讲创作体会，他说身在基层也要深入生活，用心体察周围的人和事。告诫我们不要老坐在编辑室。他辅导工人作者，不知疲倦。工人作者老侯写了一首长诗《六月的风暴》，他一拿到稿子，就扔下自己的写作，逐字逐句修改润色，终于发表在由他和巴金共同主编的《收获》上。他告诉老侯：“你写得不错，很有激情，但是要注意仔细观察生活，还要学点古诗词，避免‘洋学生腔’。”事后老侯激动地说：“这位老爷子真好，可惜只呆了两个月，咱们写信去请他再来住一阵子吧。”
靳以老师是极重感情的，1956年9月来信说：“在长春的时候，没有适当的机会多谈一些，所看的事物也不深刻，但和你们深厚的感情，是最宝贵的收获。”
1957年12月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了专业作家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这次作家下放，我提出了到第一汽车厂的愿望……我去了要参加一些工作，譬如作《汽车工人》报的记者，或是广播站的记者，象一个干部一样工作……”
1959年11月，靳以老师不过五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候，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可是，他留给我们的质朴、诚实、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热爱生活、扶植文学青年成长的文艺老园丁的形象，感人至深，永不磨灭！如今，他所热爱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前进。他所熟悉的许多人，仍拚搏在第一、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荣岗位上，不少已是领导骨干；新一代的汽车工人也正在成长。愿此文与捷报齐飞，以告英灵，祷祝谢世二十三年的靳以老师含笑于九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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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村记事
王甸傍着樟水 竹林丛里一个贫穷的山村我走过不知多少次这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古老的祠堂 还在山脚生产队长陪我重来旧地——庭前洒满阳光嬉笑着一群挑花的姑娘。从前，我们也常在这里集会祠堂里，点燃一支支“亮篾”扛火药枪的自卫队员商议着秋来坚壁清野反抢粮。今天，我真想吻吻这些山民的后裔、挑花的少女聪明的眼睛 灵巧的手心里装着如意的图案。当年，我们用刺刀织补过这破碎的河山用血为山花染色。祠堂的阁楼，如今锁着一张方板桌、一张竹榻谁在这里住过全村几代人都晓得。这是谁家的孙女对着陌生的来客 沉默了你在想什么想把老人的心思猜着？走着这青石板砌成的小路我低下头，是寻觅往昔的足迹一个一个熟悉的同伴的身影还是怕人看见眼里的潮润？不，我是在看着——樟水平坦的大堤上连绵地铺着竹编的晒席闪光的、金色的稻谷的烟霞。我是在试着自己的脚力看着年轻的山民矫健地走过草鞋、布袜、腰带间插着砍刀一派父辈的装束，我笑了。樟水上新架着钢骨桥我还得过桥去，桥那头八角亭前 是他们就义的地方我要再画一张画。我要在画上题诗用最朴素的语句衬着今天 写下过去让孩子们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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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的足迹》序
洁泯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过去总有着一种不成文的程式在规范着，先写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接着是写作品的思想内容，然后再写艺术成就，最后是归纳优点及其不足。对这种程式的要求，写多了好象不符合规格，写少了仿佛要补足。这样的研究文章，毛病常常流于枯燥，味同嚼蜡，而涉及到作家生平经历的材料极少看到。至于这个作家跟同时代另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就更属罕见，自不必说同当代的作家或者外国作家去相比了。这样的研究，也不能说毫无是处，但至少是种孤立的研究，静止的研究，缺少那种上下纵横的联系，就很难作出真正深刻的思想内容分析和艺术分析来。这种方法，宛如坐井观天，不知天地之宽阔，思路狭仄，见地窄小，谈鲁迅的不涉及郭沫若，研究茅盾的不知有沈从文。打个比方，这类研究方法，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贫血症。
这几年，出现了一点新路子，写作家传记、评传，写风格流派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文章多起来了。新路子的开辟，标志着研究的领域和研究者的视野开阔起来了。研究者不仅看作品，看作家风格，还要研究作家生平，研究作家的文学生涯。这种研究是一种深入的研究，比之孤立地研究作品的方法，实在要生动得多，高明得多。
现在阎纯德同志的这本书，则又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文学家传记体的著作。它的特点不只是写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而是荟萃诸家的传记于一炉，是写了作家群。它又并无什么固定的规格，也不受任何“名单学”的牵掣，谁入书，谁不入书，而只是依照作者积累的材料所得，信手而成，自成系统。这些文章的特色，不在于作者有连篇累牍的论述，而恰在于所取的材料之生动而新鲜，内中既写着作家的思想，又记叙着作家性格及其情操。读起来所获得的印象，不是理论思维的缕析，倒常是充满了形象性的关于作者创作历程中一则则生动的断片。
作者研究倘只限于他的作品，是极容易陷于主观和片面的。例如研究鲁迅的《野草》，和他同年份所写的《华盖集》相较，不论是思想和格调，两部作品似乎很难和谐起来。倘只是从作品本身而论，恐怕是难以得到准确的解答的，得到的无非是论者的那种就书论书的主观的解答。这里，就有赖于对作者生平的研究，思想的研究，一直到当时作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中所出现的思想的复杂状态的研究。这些地方，这一类具有特殊作用的形象性的生平资料，思想资料，就相当有助于此种研究的深入。写一个作家的评传并不容易，不仅作品是复杂的，作家也是复杂的，不独要研究他的作品，还要把他每一时期的思想材料、书信、日记以及其他有关生活变化的资料，都认作是不可小看的研究对象。贝奇柯夫写《托尔斯泰评传》之所以深切，所以具有如此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完全是作者全部掌握了托尔斯泰研究的应有的资料才得以完成的。
＊ 《作家的足迹》将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序文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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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拾树种的人
李昆纯
秋。马路两旁的凤杨，挂起了长串长串的树籽。金风拂来，这些带着两片翅翼的种子，飘飘飞去；也有一些沉甸甸的，跌落在树蔸旁。
我又见着他了，辛勤的园丁，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打扫过落叶以后，便艰难地蹲在地上，一颗颗捡着，一粒粒收藏着。他是多么怜爱这些有生命的小东西啊！他在捡着失去的昨天，捡着绿色的明天。他要把它们藏进冬的暖室，播进春的泥土，然后去接受风的抚摸，雨的滋润，雷霆的考验……
我想，当这些遗落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会怎样感激这位疼爱他们的老人？
——将惦记嵌进年轮里，把谢意编织在绿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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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层层“动口”
一些领导同志习惯于层层“动口”，至于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动手”调查研究，“动手”解决实际问题，却往往被忽视。好象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开会，作报告，把上面的精神层层传下去就够了。至于“动手”，那是下级乃至下下级的事情。于是就出了个形象的概括叫做“领导动动口，群众忙断手”。
领导者当然得“动口”，甚至还得有点“婆婆嘴”。但“动口”不“动手”，依旧是官老爷。
周总理生前曾经告诫：与其坐着喊，不如起而行。这对于正在开创的新局面，颇有现实意义。 陈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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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开会有感
年轻时我很爱开会、听报告，如需营养，如饥如渴。开会是我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象吃饭一样重要的课目，那报告或发言，常能解人疑窦，启人智慧，发人深省，还能纠正歪风邪气，树立榜样典范。三十多年来不知开过多少会，颇受教益。
不料物极必反，吃多了山珍海味思念粗茶淡饭，年纪老了分外珍惜光阴，渐渐越来越厌烦去开会了。确实也发现有不少会是可开可不开的。那报告、发言或言之无物，或拾人牙慧，但总要滔滔不绝，清茶一杯，香烟缭绕，马拉松般拖下去……其害实比鲁迅感叹的“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清谈更广泛。
如果浪费或窃取别人物质钱财，必能引起公愤，人人得而责之；受害人可以上告，法律可以制裁犯人。但浪费和窃取别人的无形钱财——时间呢？既不犯法，又不易被发现。受害虽是大量的，却无可奈何。
唯一可以期待的仿佛只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使这种行为“无疾而终”。 钱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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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动手植树栽花美化环境〔宣传画〕 陈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