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加强党员教育 做好整党准备
国家机关各部委普遍轮训党员
本报讯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为了给整党做好准备,积极举办以学习新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党员轮训班。截至今年3月底,机械工业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旅游局的党员轮训工作已基本结束;有27个部委正在分期分批地对党员进行轮训;有14个部委决定从4月份开始轮训党员;其余单位正在为轮训党员做准备工作。
已参加过轮训的党员同志普遍反映,这样的教育很有必要,收获不小。有些党员说,平时忙于工作,对新党章的内容和要求不甚了解,在轮训班里坐下来系统地学习党章,联系实际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提高了执行党章的自觉性,为以后整党做了思想准备。有的同志过去认为自己没有违法乱纪,不贪污不盗窃,整党也整不到自己的头上。现在对照党员条件进行检查,感到自己条条有差距,今后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经过轮训,广大党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找到了自己同党章要求的差距和思想、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提高了对整党重大意义的认识,决心从自己做起,为早日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
为了使党员教育取得较好的效果,各部委在轮训党员时注意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一、轮训班学习的重点是新党章的总纲和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纪律等章节,适当选学有关文件。要着重组织党员讨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强调联系实际,抓好对照检查这个重要环节。针对本单位党员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引导党员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找出差距,提高认识,在思想上有所触动。这是检验党员轮训是否取得成效的主要标志。
三、安排好对司局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轮训,做到每期都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机械工业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已有177名司局长参加了轮训。冶金部矿山司的三位司长,在三期轮训班里分别担任班长。参加轮训的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认真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时主动征求意见,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四、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机械工业部所属北京机械学校参加轮训班的88名党员,通过谈心,相互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帮助党员认识自己的主要问题,明确努力方向,帮助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密切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大好处。 (郭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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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里的知识分子入党还是难
——山西省农委科学工作者张沁文入党受阻记事
本报记者 王艾生
在山西省农委工作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张沁文,品质很好,工作积极,学术上颇有成就。这是了解他的同志公认的。从1979年12月起,张沁文多次满腔热情地向农委机关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却一直受到冷遇。请看事实:
1979年11月,张沁文从右玉县林业局调到省农委工作。同年12月29日,右玉县林业局党支部把张沁文的入党申请书、张沁文家庭社会关系调查材料,以及本人的表现鉴定送到省农委,并作文字介绍:“张沁文同志是很有才干、很有素养、品质很好的同志,我们认为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
1980年4月,张沁文写出第二份入党申请书。
1980年5月21日,农委农业区划办公室党小组长郭立民,正式向农委机关党支部写出报告,说:张沁文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已查清。希望党支部研究他的入党问题。
1981年5月28日,张沁文写出第三份入党申请书。6月,农委农业区划办公室党小组讨论同意吸收张沁文入党,并且在给党支部的报告中写道:“张沁文同志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精神饱满,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充满信心,积极从事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发表了论文和很好的意见,为四化建设做出一定贡献,建议尽快发展为我党党员。”
1982年5月12日,张沁文写出第四份入党申请书,并直接送给农委党组。农委党组的五名成员,都在申请书上批语、签字。有的批“请所属党支部研究解决”,有的批“建议支委研究一次为好”。何时“研究”,谁来“研究”,如何“解决”,传来传去,又杳无音讯了。
记者曾查看农委机关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记录,1982年6月以前,支委会根本没有研究过张沁文入党问题;没有征求过党内外群众对张沁文的意见,支委中也没有一个人和张沁文正式谈过话。直至1982年9月14日,支部副书记张大基的记录本上关于发展党员问题,也只写着“讲清情况,排个队,和小组长研究一次”,据张大基说:“这些话是针对张沁文入党说的。”仅此而已。张大基还对记者说:“要是过去,张沁文不用说入党,连支部会的议程也上不了。”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山西省农委机关仍存在“左”的流毒。有人曾说:“张沁文这样的人不够入党条件。”理由是“当过右派”、“社会关系复杂”。而对张沁文三十年来对党的一片赤诚,在农业科研上所作的贡献,政治上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都视而不见。无怪有的党员说:“张沁文一不会吹拍,二不会奉承,三不会‘掏耳朵’,只知道埋头搞科研,想入党难上难!”有个别人,在省委再三督促农委机关讨论张沁文入党问题时,竟说“省委催促,让省委去发展”。农委机关党支部原任正副书记调走后,个别领导不经党员民主选举,于1978年委派行政处长张大基担任副书记,直到现在不进行改选。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支部个别领导人,对要求入党的同志,只要是“亲近者”,条件差,也为之奔走;不是“亲近者”,表现很好也受到阻难。
张沁文15岁时加入青年团,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担任团干部和学生会干部。从1954年起,他就提出入党申请。1957年,张沁文被错划为右派,分配到山西省右玉县林业局工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仍积极工作,跑遍右玉县的山坡沟洼,写出《右玉县自然地理》、《右玉县植树造林效益调查报告》等论文。1979年3月,张沁文写出并发表了题为《农业系统工程·农事学》的论文,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赞赏。钱学森同志说:“这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把现代农业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是张沁文同志的建议,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要支持”。1980年11月,张沁文写出《农业系统工程学科特性探讨》的论文,并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1981年8月,张沁文发表了《有机旱作农业战略》论文,引起很大反响,全国有18家报刊转载。1982年12月,张沁文被聘为中国农村发展中心的研究员。
政治上的冷遇,使张沁文感到很大压力,他曾有过离开山西的念头。当记者问到他当时的心情时,他说:“我虽然生在上海,但山西,尤其是晋西北的山区确是我真正的家。我的学术上的成就,是根植在这里的。我哪能离开这与生命休戚相关的山沟?”1982年10月,张沁文第五次写出入党申请书,并把它送给原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霍泛同志。
霍泛同志看了张沁文的入党申请书后立即写信给农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阎家德同志:“这个同志我并不了解,但听到的反映,工作积极,学术上有成就,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是优秀的。吸收这样的同志入党,是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霍泛同志还将有关张沁文的材料送给省长罗贵波、原省委常务书记李立功,并写道:“从材料看,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并且已经做出好的成果。就是这样一位同志直到现在入不了党(已申请多年),评不上高级工程师。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才,这样的情况,恐怕在我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建议省委要直接处理此事,以此为例,推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拖了多年的问题,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直接过问下终于有了转机。1983年1月4日,原省委书记王庭栋召集省委组织部、农委、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指出:张沁文申请入党多年,如果符合党员条件,就应该吸收入党。如果尚不符合党员条件,应及时给他指出哪些不足,帮助他克服,不能再拖。张沁文评高级工程师问题,建议农委考评委员会尽快予以讨论。王庭栋还请组织部门考虑,在机构改革中,大胆选拔张沁文这样的同志担负适当的领导工作,以发挥他们的才干。
在山西省委领导同志的督促下,农委机关党支部于1月下旬召开讨论张沁文入党问题的党员大会。会上,绝大多数党员同意吸收张沁文入党。党支部已上报省直机关党委审批。省委组织部对张沁文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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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全面整党做思想准备
五河县开展党员考评活动
本报讯 记者蒋志敏报道:为做好全面整党的思想准备,中共安徽省五河县委在全县开展了“党员考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考评活动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主要是对照新党章,开展“六查”:查共产主义信念是否坚定,查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是否保持一致,查为人民服务是否全心全意,查是否带头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查遵纪守法情况,查敢不敢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考评的方法是,在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先由每个党员写好“自我鉴定”,再由党员们互相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党支部作出鉴定,凡列为“不合格”党员的,限期改正。
各级党组织负责同志带头参加了考评活动。县委书记和其他常委,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
在考评中坚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县苗圃场有个党员,过去经常吃喝、赌博,不做工作。这次考评,他抱着“挨整”的想法来参加。可是,党员们并没有“整”他,而是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又诚恳向他提出希望,使他受到了教育。
经过考评,全县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尤其对少数后进党员触动更大。白墩公社有七名党员,分别犯有赌博等严重错误,在考评中被列为“不合格”党员,限期改正;最近,他们都有了明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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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春第一汽车厂工具分厂
纠正分房歪风 不搞“下不为例”
本报讯 长春第一汽车厂工具分厂几年来先后盖了8栋职工宿舍,由于分房中有不正之风,房子盖的越多,群众意见越大。
去年5月,党委决定从纠正分房中的歪风入手,彻底转变党风。调查组依靠群众,深入了解,查了上千张住房卡片,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把几年来分房中的问题查清。
问题查出来了,怎么处理?有的党委成员认为退房太难,主张“下不为例”,党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则主张坚决纠正。党委最后决定:多占的房子一律交出,不交的逐月扣款30元。到今年3月底,应清退的多占住房有40%已交出,其余正在清退中。(刘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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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济县人事局长吕元斌
堵“后门”不讲情面
本报讯 山西省永济县人事局长吕元斌,对违犯政策走“后门”的,不管是谁,坚决抵制。地委一位副部长想让儿子“以工代干”,托了许多人替他说情,被老吕一一拒绝。那位副部长又请原县委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帮忙,老吕还是不办。最后通过关系找到老吕的亲家代为说情,吕元斌斩钉截铁地说:“不符合政策的事,谁说也不行!”(葛孚光 毕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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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风小议

“代表谁”辨
水放
南京市副市长、党外人士陈邃衡检查环境卫生时,对包括局长办公室在内的省环保局的卫生工作提出批评。该局局长很不以为然,并对人说:“我代表的是共产党,他(指陈)能代表谁?”(见3月10日《人民日报》)
照这位局长的意思,他是代表共产党的,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但是,某个党员与党之间,能划等号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看一个党员是否代表党的利益,不能光看他头上的那个称号,而要看他能否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真正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大家都能看到在如何对待批评这一点上,这位局长就很不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因为共产党员不能拒绝善意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领导还是来自群众),那怕是不十分正确的批评。
“他能代表谁?”陈邃衡当时没有争辩。后来知道此事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对陈说:“你当时怎么不回答环保局长,你这个副市长是南京市360万市民选出来的,代表南京人民!”作为南京人民选出的副市长,陈邃衡检查卫生,就是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一个环卫局长,怎么能对此说三道四呢?
我们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要很好地同党外同志合作共事,尊重党外同志的职权。某些党员干部在党外同志面前盛气凌人,这是早在几十年前就受到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坏作风。但愿这位局长及其他有类似思想的同志反躬自问:人民的代表是否有权监督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宪法和党章的精神?想通了这个问题,也许就能使自己的言行更切合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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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州果品公司举办党员脱产轮训班
提高做合格党员的自觉性
本报讯 江苏省徐州果品公司党委,连续举办以新党章为基本教材的党员轮训班,组织党员联系实际进行学习,着重解决怎样做合格党员的问题。
轮训班着重向党员讲清新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条件和义务,并介绍了本单位优秀党员杜美玲的模范事迹,然后,引导党员对照检查自己哪些方面合格,哪些方面不合格。党委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检查总结。淮海中心店党支部书记许桂芝,带头检查了过去在工作变动时的个人主义思想,认真作了自我批评。一个战争年代入党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了自己党性不强的变化过程。党员看到干部态度诚恳,也都积极认真地作了自我检查总结。
每期轮训班结束后,都要求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从我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争做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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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普通一员
——记任弼时同志的几件事
1934年,红六军团长征到达云、贵边界,打下黄平后,部队进行短期休整。当时,任弼时同志是红六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和警卫员、公务员、收发员编在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决定召开一次生活会。小组长见任弼时同志工作十分繁忙,没有通知他参加。他听说后便匆匆赶来,对党小组长说:“开党的组织生活会必须通知我,如果我有事,实在不能参加,也应该向你请假才行。在党内,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无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议,岂不成了特殊党员!”会议开始,任弼时同志汇报了思想情况,并认真作了自我批评,恳切地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开会时,大家叫他任政委,他马上说:“不要叫我职务,叫我任弼时同志,或者任胡子好啦!在革命队伍里,我们都是同志。”任弼时同志常说:在革命大家庭里,同志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特别讨厌那种在下级和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的人。
战争年代,他和战士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他身体不好,但从来不准在生活上特殊照顾他。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他常常过问自己的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公家发物品,他总要问清是按制度发的,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为他要求的,不准有一丝一毫特殊。
解放初期,任弼时同志住在一所残旧房子里,机关花了很少一点费用修理窗户,他知道后心里很不安。他的住房临近大街,办公室离马路比较近,人车嘈杂,很不安静。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准备把一个机关从那里迁走,让他搬进去住。他知道后,立即谢绝了。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合适的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逝世,任弼时同志始终生活、工作在这所简朴的房子里。
任弼时同志对子女、亲属要求很严,从来不许搞特殊。孩子的衣服破了,就让夫人陈琮英同志把大人的衣服改给小孩子穿。孩子回家,要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让孩子有特殊感。他常教育孩子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作事。”他有个侄子,抗战时到了延安,他也没特殊照顾,让他当了一名排字工人。新中国刚诞生,他妹妹从湖南到北京来看他,临走时,要求他寄封信给湖南省委,给他丈夫安排一个工作。弼时同志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就说服妹妹,拒绝了她的要求。(东梅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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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刊上

崔金华三“变”
原天津合成纤维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崔金华,是个入党三十多年的干部。他从贪图享受、摆“官架子”开始,终于堕落为索贿受贿集团的首犯。
小变
十二岁就进厂当童工的崔金华,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入了党,不久又被提升为天津化工厂的工段长,后来担任了天化二车间党支部书记。手中有了一点权力,崔金华开始追求“体面”,摆开了“官架子”,外出开会还要向别人借呢制服。担任了厂武装部副政委以后,他更“洋气”了,架子更大了。一次,武装部的一个干事在他的房间里吸烟,往地上扔了一根火柴棍,崔金华大为光火,非让这个干事从地上捡起来不可。从此,别人在他的办公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见了他的面也敬而远之了。
大变
随着职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崔金华在生活上的追求也在升级。1970年,崔金华调到合成纤维厂任副厂长后,厂里的回民食堂成了他吃“小灶”的专点,几乎每天吃小炒,每顿蒸小站稻米饭,一些吃不完的高档食品,放进食堂和保健站的冰箱存着。平时只要馋劲上来,想去谁家,就去谁家“赏光”。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有的人想请我,还排不上号哩!1980年以后,崔金华的吃穿水平“更上一层楼”,下饭馆一盘鱼翅就是46元,外出开会必坐软卧,每到一地还要车接车送,住高级饭店。到上海参加一次订货会议,南京路上的饭店他就吃了个遍。
巨变
生活上的腐化,是政治上堕落的开始。自1977年到1982年春节期间,崔金华伙同厂里几个中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各种手段,向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六省二市共30多个单位收受和索取贿赂数以万计,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30万元。
就这样,崔金华成了犯罪集团的首犯,被清除出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师季言(原载天津《支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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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难在哪里?
在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直接干预下,张沁文的入党要求,也许可以得到正确解决了。然而,张沁文要求入党受阻一事所反映的某些问题,则值得人们重视。
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有些部门和单位,中年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仍然是个难题?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某些干部的头脑中,“左”的思想流毒没有彻底消除。山西省农委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就对记者说过:“要是过去,张沁文不用说入党,连支部会的议程也上不了。”现在呢?他没有说。实际情况是,从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底,张沁文几次向机关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有关的党组织也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概被束之高阁。这是很说明问题的。由于大势所趋,有些人现在口头上不再公开歧视知识分子了,但思想深处并未端正认识。因此,在诸如入党这一类问题上,让知识分子坐冷板凳的事时有所闻。我们必须继续帮助、敦促这些同志尽快端正认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到我们党、我们事业盛衰兴亡的大事。在这一大局面前,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早已被历史判定为错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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