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提高计划生育宣传的科学性
邬沧萍
今年元旦起在全国开展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怎样把计划生育宣传深入地开展下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宣传的科学性。
实行计划生育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
计划生育通常是指人类限制自身生产。过去宣传计划生育不但为宗教和道德所不容，而且要受到法律制裁。本世纪五十年代，计划生育仍然是个“禁区”，在世界性的人口会议上都避而不谈。直到六十年代后半期才开始有较明显的改变。在1974年的世界人口会议上，计划生育已显出是一股世界潮流。连一些伊斯兰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对于计划生育也不再讳莫如深，甚至公开推行了。
今天，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不是某些人物或机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提出的客观要求。人类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无例外地都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类无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加上战争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有高出生来抵补高死亡。更为重要的是手工劳动这种生产方式，把劳动力看成是财富的源泉，必然导致“多子”就是“多福”。十七世纪中叶，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医疗卫生的进步，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口增长加快；另一方面，生产的技术构成提高，对劳动力数量的需要相对地减少，质量要求相对提高，在客观上就不再倾向于多育。从十九世纪开始，欧洲就自发地限制生育，首先出现于法国、比利时等，其后遍及西北欧以及欧洲移民所及的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其他部分和日本。现在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包括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国家，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家庭范围自发地实行计划生育。
战后亚非拉各国相继独立，由于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急剧下降，平均寿命迅速提高，其程度大大超过昔日的发达国家。于是亚非拉国家的人口出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增长，大多数国家人口在过去三十年翻了一番多。人口剧增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吃饭、就业、教育等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推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有的一贯鼓励生育的国家如泰国、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等都公开宣布限制生育，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推行计划生育。
人类限制自身生育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世界人口已大约46亿，到本世纪末60亿人口已不可避免。按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地球适于人类生活的地区都已有人定居，也不存在由于缺乏人力而不能开发资源的问题。人类已意识到人口的无限膨胀并不是幸福的标志。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口相对静止，即人口到一定时期大体出生、死亡相抵是明智的，今后人类的寿命仍会不断提高，因而人类唯一的抉择就是自觉地控制自身的生育。
我国明确地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体现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并自觉加以运用。
用战略观点看待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会象发达国家那样自发实行计划生育。这固然不无道理，但也必须看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实现这一点将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就人口来说，发达国家自发达到今天的低生育水平大多数都经历了一百年左右，少的也是几十年。今天的形势不容许我们等待这种前景的自发出现，因为当时的发达国家人口翻一番的时间差不多要一个世纪，而今天若不抓计划生育，三十年就可能翻一番。我国的实践还证明：在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的情况下，自发出现的不是计划生育，而是倾向于“多子多福”。如果不抓计划生育，就有可能出现许多家庭“生活改善了，倾向于生育，生育多了，生活又不能有多大改善”这种恶性循环。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不能期待自发，必须因势利导，自觉推行。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并没有认识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和人口增长具有惯性作用这些特点。人口迅增在刚出现时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吃饭、就业、教育、住宅等问题并不马上就暴露出来。一旦发现人口问题突出时，解决起来已感到棘手。进行人口调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时需要一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象物的生产那样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收到较明显的调整效果。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即便生育率下降到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还要持续增长一个时期。我们今天面对的人口问题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没有认真推行计划生育所受到的“惩罚”，现在推行计划生育的更大效果要在日后才会逐步发挥出来。总结我国实践，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必须用战略的观点来看待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要认识到，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一般地提倡计划生育是不够的，必须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即使今后经济发展较快和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也必须持之以恒。
计划生育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由于生育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必然存在国家和个人在生育上的矛盾。必须在理论上阐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占人口80％的农民讲清这个道理尤为重要。所讲的道理必须由浅入深、由直接到间接、由具体到抽象。首先讲清楚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从时间先后说，人出生后先作为消费者，要由家庭和社会付出人力物力抚育后才能成为生产者。其次从生产要素上说明劳动力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关系。在我国具体情况下，可以从人口、耕地、粮食入手讲清楚，人口增长快导致人均耕地、人均资源水平、人均技术装备程度的逐步降低，最终必然妨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再次，要从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讲清楚，光靠增加劳动力来提高人均收入是有限度的，也难于持久。在政策解决后，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无论从社会和家庭来看，提高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民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都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来创造条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每个公民都有取得各种避孕手段、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也是一种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社会要求每个成员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限制生育，同社会要求限制车辆速度、禁止行人在马路上随意穿行等以维护交通秩序等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限制生育是没有必要的，生育是私事，社会不干预。这种传统观念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应当看到，计划生育作为一种公民的义务，是和公民享受的许多权利密切相联的。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其中直接和人口有联系的就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权，就业前的劳动就业训练，休息权，退休制度，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等。显然，公民不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际上也会在这些方面削弱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
生育观转变和两个文明建设
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生育观的转变，（2）具备有效的避孕手段。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物质保证，缺一不可。
生育观虽然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但也有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常常是经济基础消失了，与它相适应的生育观仍会继续存在。从本质上说，计划生育要求的生育观属于现代化大生产的思想体系；对计划生育有抵触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是属于小生产、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主义，“多子多福”这种生育观早晚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不会马上消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国社会上还会存在。
促使生育观转变的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就是实现两个文明建设，因此计划生育的宣传和十二大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是相辅相成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是铲除封建主义生育观的经济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同计划生育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计划生育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追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在很大程度上同文盲、无知和愚昧相联系，因此宣传文化建设更是直接推动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宣传要坚持实事求是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上是被忽略的。实行计划生育的深远意义，现在也还不能说已深入人心。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仍然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也要避免把诸如吃饭、就业、教育、住宅等人口问题不恰当地统统归结为人口过多和增长过快，这样宣传就自觉或不自觉陷入“人口决定论”。
加强计划生育宣传的科学性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是从我国人口实际出发，为了克服过去放松计划生育造成的后果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必须承认，这一措施对将来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会产生一些后果。全面权衡利害得失，这一措施仍是当前明智的抉择，但它决不会是一项永恒的政策。因此一方面要宣传这一政策在现阶段的必要性，但又不能把它说成是永恒的真理。因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来是要改变的，至于什么时候生育政策转变，如何转变，要取决于将来人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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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饭碗”究竟要不要打破？
惠 萱
近几年，人们对“铁饭碗”问题议论颇多，有的报刊还就此进行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铁饭碗”同“大锅饭”一样，不利于发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非打破不可；也有人认为，“铁饭碗”保证人人有饭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打破不得。究竟什么叫“铁饭碗”，它的含义是什么，确有弄清楚的必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所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归于人民，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这一点确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这是劳动人民捧上了“铁饭碗”，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铁饭碗”是不能打破的，也是打不破的。
实际上，前一个时期，人们提出要打破的，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铁饭碗”，而是指的我们劳动人事制度上那种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的老办法。长期以来，我们的用人单位没有多少自主权，无论是工人或者干部，只要分配到一个单位，无论干得好坏，无论工作需要不需要，终身都可以混下去。这也是一种“铁饭碗”。这种“铁饭碗”带来了很多弊病：用人单位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用多少人，用什么人，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往往形成有人没事干，不干事，有事又没人干，干不了，劳动生产率无从提高，经济效益更无从谈起。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显然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严重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铁饭碗”非打破不可，不打破就没有出路。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些单位开始打破这种“铁饭碗”，试行了劳动合同制度，有的试行了招聘的办法。于是用人单位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单位的生产变化情况增减职工，根据工作的需要合理使用人才；对于表现不好、违犯纪律、破坏合同的职工，可以辞退或解聘。事实证明，这些尝试效果是好的，它更好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给企业增加了生气和活力。当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通盘筹划，妥善安排，制定出一整套政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但是，无论如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打破这种“铁饭碗”却是势在必行，无法避免的。
打破“铁饭碗”不是不让吃饭，只是改变一下吃饭的地方和办法。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原单位继续工作下去的人，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各种途径，保证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经过学习和培训，在适当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改变，无论对于国家、单位或个人，都是大有好处的。可以这样说，只有打破这种“铁饭碗”，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迅速更顺利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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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届古代技术史学术会议闭幕
第一届全国古代技术史学术会议，于三月二十一日在昆明结束。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古代技术史研究的专家、教授和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九十多篇论文。据悉，古代技术史研究成果已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在开展长江三峡大电站建设的技术论证中，水利史研究的史实表明，历史上三峡曾发生多次规模巨大的山崩，崩塌堆积的岩体有的竟高达百米上下。如此规模的塌方对大坝和电站的影响，是规划设计工作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刘景月 姜振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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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评近年来我国的《资本论》研究
田 光
自从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后，我国的《资本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81年举行了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和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最近又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这两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对研究成果的检阅。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可以说包括三个方面。《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一）《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资本论》在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还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的某些经济规律。所有这些，对于已经取得解放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了《资本论》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并把它们同现实经济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方面，联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宏观经济效果、产业结构等现实问题，研究和讨论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内涵扩大再生产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等等。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方面，联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国民经济结构等现实问题，研究和讨论了生产劳动概念，总体工人与总体劳动，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等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方面，研究和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性质，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竞争，等等。
（二）《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 研究《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能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产生的根据和条件，能准确地把握由这样的根据和条件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样的一个事物。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整部《资本论》的结论。因此，很多同志主张，在运用《资本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不能只注意《资本论》的某些篇章，而要在全书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下功夫。
例如，有些同志学习《资本论》通过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阐述所有制的方法，主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应当把所有制作为一章放在开端，而应当把它贯穿到全书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去。他们反对把所有制看作是由自身决定自身的性质并进而决定生产关系其他各个方面的一个独立自在的东西。他们主张，所有制不仅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的结果，不仅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产物；离开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讲不清楚所有制。
又如，有些同志学习《资本论》的既彻底区分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弄清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的方法，主张：一方面，生产力本身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另一方面，又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把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不彻底区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等地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错误的；不弄清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把生产力赶出政治经济学也是错误的。他们还运用这个方法去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句话。认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的内涵一定不能包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否则这句话便成为逻辑上不通的。因此，在这里，把“生产方式”解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或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等等，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生产方式”纯指自然关系，“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纯指社会关系，后者是《资本论》的对象，前者在与后者相联系的限度内属于《资本论》的研究范围。《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
经济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等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很多同志还提出了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任务。他们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然是运用《资本论》的方法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范例。但是由于当时战争的环境，列宁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深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没有来得及写完。因此，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探讨帝国主义阶段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资本运动规律，二是探讨关于帝国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性。
与《资本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紧密相联，我国经济学界展开了《资本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以及其他经济学流派，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对《资本论》提出了很多问题。对此，是必须给予回答的。
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研究《资本论》的人不熟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人不熟悉《资本论》。这次展开《资本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是首次。大家知道，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一方面是调查研究实际的过程，一方面是评论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评论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创作《资本论》的一种手段。现在，我们评论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一种手段。《资本论》本身的研究
《资本论》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体。内容即其理论观点，形式即其逻辑结构。研究《资本论》，一方面必须时时刻刻从它的逻辑结构上来把握它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必须时时刻刻从它的理论观点上来把握它的逻辑结构。
近年来，在《资本论》研究上，对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专题研究《资本论》基本理论的论文和著作发表甚多。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论述的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的相互关系，关于《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结构，关于《资本论》开篇商品性质，关于《资本论》的逻辑和历史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各种讨论会上和书刊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研究《资本论》，必须纵横结合。横的指理论观点和逻辑结构的研究，上面所说的就是横的研究。纵的指思想史的研究，即研究理论观点和逻辑结构形成的历史、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历史。横的研究和纵的研究也是互相促进的。
我国研究《资本论》创作史的历史较短。最近才系统地开展起来。1982年7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创作史学术讨论会。在《资本论》创作史方面，最近讨论了《资本论》创作史的分期，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的形成，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学说的形成，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的形成等问题。今年将出版我国第一部《＜资本论＞创作史》（马健行、郭继严著）。
关于《资本论》传播史的研究，最近有长足进步。1983年上半年，将出版专著《＜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
（原载《经济学文摘》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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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 讯
△林子力主编的《联产承包制讲话》一书，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二十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