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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童正荣山区科技“二传手”
在贵州省绥阳县金承公社光明大队的老君山麓，一栋小巧的农舍前，主人童正荣笑盈盈地把我们迎进家去。在不太宽敞的房间里，只见靠壁的搁板上、书架上、桌案上，乃至床头上，都放满了有关农业科技的书籍、杂志、报纸和笔记本。
这哪象普通农民的房间？倒是象植物学教师的书房。
院子里，扑入眼帘的是两棵与众不同的果树：左边是枝繁叶茂的美国伏令夏橙。他津津有味地介绍说，它的特点是酸甜适度，味道鲜美，上市早，可以填充淡季；右边是多姿多态的梨树。这棵梨树的本砧是香蕉梨，嫁接有水晶梨、湘南、三季、明月、身不知，以及日本品系的今村秋、石井早生等七个品种。他说这是观察树，目的是在同等条件下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最佳品种来发展生产。
我们走进一片十多亩的桃园。这是童正荣十多年来为生产队苦心经营的果园之一。这片桃林共有185棵，平均每棵产果200多斤。他指点着桃树的树型，一一介绍哪是直立型、哪是开张型等多种多样的树冠，各有什么优劣。他还详细介绍了桃林里白花早熟、白花晚熟、香露、五月鲜，以及日本品系三月红等各个品种的特点。他说，每逢采摘季节，附近群众纷纷提着篮子赶到桃林来等着下树，连年供不应求。
桃园之外，老童经营的还有李树、无核蜜桔。1981年春天，他和13户农民联合承包了当地的三千亩荒山，他主动承担了向全体成员讲授技术课的义务，讲义由他自己查阅资料，自编自讲，每个星期讲两个晚上，近两年来一直未中断，联合体成员的科技水平都有了提高，联合体成员由刚建立时的13人，发展到现在的26人，这批农民技术人员又去影响他们周围的人，逐步形成了技术传播网。他经常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解科学道理，又不厌其烦地到现场作示范。邻近村寨家家户户的果园里，几乎都留有老童的足迹；家家户户的果树上，几乎都粘得有老童的手印。老童成了这一带最受农民欢迎的人物之一。本公社范明刚家的160多株桔树，他还没修剪完，雅泉公社天山大队郑子文又排队等候，一定要拉他去指导防治病虫害和中耕施肥。他经常被农民这样拉来抢去，弄得连回家换洗衣服也顾不上。童正荣在果树栽培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在传播技术上所付出的辛劳，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县园艺协会成立时，会员们一致拥戴他任协会秘书长。
本报记者 刘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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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天智壶关地下取清水
1965年冬，李天智同志作为山西省水利厅组织的支农小分队成员，到壶关进行水文地质结构勘测。展现在他面前的壶关大地，是一片干旱缺水的景象。李天智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山区人民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对壶关的水文地质结构有了初步的了解。正当他满怀信心地探测深层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天智怀着欲干不能、欲离不忍的心情离开了壶关。
1974年，李天智主动要求参加支农小组来壶关。他在1965年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半年时间的勘测、分析，推断修善大队河谷是一个断层破碎带，可能有深层水。支农小组完成预定任务，按期撤回，但李天智继续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来壶关收集资料，终于在1975年春天写成了修善深层水的勘探报告。
1976年11月22日黎明，钻井队的同志向李天智报告，钻孔深度达到380．3米。李天智赶到工地，取出一块湿漉漉的岩芯，见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溶洞。他兴奋地说：“好！可以啦，马上注水试验。”经过试验测定，日出水量1，482吨。经过四年苦战，终于完成了修善深井工程。
本报通讯员 牛建忠 许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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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炽廉乐于苦中求稻香
罗炽廉是四川省内江市人，1955年由部队转业到山西左权县工作，多年来他为太行山农民种水稻做出了贡献。全县由原来两个公社种水稻发展到11个公社，面积由四百余亩发展到九千余亩，亩产由200斤提高到700余斤，最高地块单产达一千七百多斤。
左权县地处太行山脊，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历史上只有麻田一带种少量水稻。罗炽廉到左权后，饱尝了当地群众一日三餐玉茭面的滋味。他盘算：左权有滩有水，能种水稻有多好呀！当他把这个想法和同志们说了后，有人劝他：“老罗，你也不睁大眼瞧瞧，这是太行山，不是你那大江南。”劝阻并没有使他放下种水稻的念头和决心。
1970年他同几个同志在漳河南面沙滩上修了七分试验田，共收稻谷五百余斤。第二年他又在城郊蛤蟆滩大队试种，同样取得成功。1973年，他在106个大队中布了四五十个点，搞了2，000亩试验田。他全年有240余天在乡下，天天起早搭黑，东村进西村出，边实践，边指导，有时一天行程七八十里，有时为了一个难题，常常彻夜难眠。功夫不负苦心人，到了秋天，全县大面积试种水稻基本成功。气候寒冷的长城大队亩产水稻963斤。
前年春天，他学习四川省创造的技术联产责任制和本省晋城县技术承包合同经验，主动同粟城公社原庄大队第一、三生产队的水稻技术员签订了66亩水稻技术联产合同，秋天产量比原定指标增加八千余斤。
去年，他继续与稻区的22个生产队和八个农户签订技术联产合同，承包水稻824亩，个人得奖金700元，他分文未要，全部交给了推广站。 王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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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景元一人富了一大片
赵景元1958年在郑州机器制造学校读书时，被错划为右派，送农村管制劳动。在近二十年的蹉跎岁月里，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刻苦钻研工农业科学技术。1977年，他应聘到开封南郊大李庄一队办企业。他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国内普遍使用的水表表盘是铜质搪瓷的，不仅耗费大量金属铜，造价昂贵，而且使用寿命短。他决心来一次革新。当他获悉国外发展以塑代铜和国内一家工厂正在研究塑料表盘的动态和信息时，就在缺少资料和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刻苦钻研。他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研制出从模具到注塑成型，从打毛研磨到制板印字等一系列新型工艺流程。就这样，他带领8个农村姑娘办起了大李庄水表盘厂。
自1980年以来，该厂生产表盘的质量在全国同行业竞争中一直领先。几年来先后与上海、宁波、芜湖、常德等40家水表厂签订了合同，用该厂水表盘装配成的水表除畅销国内，还外销8个国家。1982年共生产塑料表盘190万块。自1978年以来，表盘厂为全队创利润71万余元。群众说：“知识分子就是管大用，一人能富一大片。”
广义 再波 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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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先为“财神”搭桥
葛孚光
农民把农业科技人员叫做“财神”，欲使众多的“财神”下乡，就要搭好“财神桥”。
农村的“财神”还不多。八亿农民只有30多万农业科技人员，不到农村人口的万分之四。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从长远看，当然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当前的办法是到城里请“财神”下乡。建国以来国家培养了80多万农业科技人员，而真正在农业战线工作的仅占40％。可见，大批“财神”不在农村。
请“财神”，要搭桥。过去那么多人学农不务农，主要是政策不落实，待遇不合理，恰象一条鸿沟把大专毕业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村隔开了。现在要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请回来，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待遇，先在原来的鸿沟上搭起一座桥，才可把“财神”请回来。当然以后还需把沟填平。
各级领导、各级人事部门是搭桥人，应当根据党的政策，解放思想，冲破框框，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主动积极地搭起千万座“财神桥”。这样，“财神爷”也会自己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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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闲散资源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佛山地区广泛发展开发性承包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杨克现、伊晓）一种以开发自然资源为内容的专业承包责任制，正在广东省佛山地区兴起。
春节前夕，记者走访了珠江两岸的南海、顺德、开平、台山等县农村。只见社员们正在千百年来未利用或未被很好利用的低山丘陵旱地上面，挖坑施肥浇水，种上了桔、柑、橙、荔枝、龙眼等南国水果。在人多耕地少的南海、顺德等县，不仅荒山荒坡荒涌（小渠沟）得到了利用，就是一些荒埂，也包给了那些懂技术、会经营的人，一家一户或联户经营，种葵种香蕉。在背山临海的一些县、社，开发性承包的规模很大。
据中共佛山地委负责干部介绍，佛山地区开发性的专业承包是从1978年零星开始的。近年来，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开平县马岗公社原来有8，000亩山坡旱地，过去除了零零星星地种植蕃薯外，大部分未能开发利用。短短几年间，这里种了桔、柑、橙9万多株，成立了两百个开发性的果园。
佛山地区开发性的专业承包，按其开发规模和经营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一家一户零星开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第二种是面积较大的荒山、荒坡、荒滩、荒涌、山塘、海涂，在统一规划的原则下，由社队投资，统一组织力量开发，开发后分户或联户承包经营。第三种是国家投资或国家、集体联合投资，集体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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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蔬菜经营不善 干部承担责任
贵阳蔬菜公司负责人自愿领一半工资
本报讯 记者杨锡玲、姚赣南报道：最近，贵阳市蔬菜公司五位负责人，主动提出承担蔬菜经营不善的责任，今年一、二月份每人只领取了50％的工资。
去年入冬以来，贵阳市蔬菜供应不足，国营菜店经常连白菜也没有，农贸市场菜价昂贵，居民意见很大。贵阳蔬菜不足有生产问题，也有流通问题。蔬菜经营管理不善，菜店服务质量差。贵阳市蔬菜公司的负责人深感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副书记、副经理等五人主动提出，只领取今年一、二月份工资的一半，其余部分工资待蔬菜供应情况好转以后再议。
这五位负责人把暂领50％工资作为对自己的鞭策，近来他们的工作已有改进，公司组织了30多人的市场检查组，对犯有抬级抬价、短斤少两、私分蔬菜、趸售等行为的31名职工，给予严肃处理。对在购销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菜店和职工，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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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牡丹江服务局经营承包后制订七项规定
防止损公肥私 保护消费者利益
本报讯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服务局在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过程中，注意防止损公肥私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发生，针对饮食服务行业的特点，规定了“七要七不准”。
一，要合理确定包干基数，不准损害国家利益。二，要树立国家主人翁责任感，不准白吃白拿白送企业的食物。三，要搞好财产清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不准私分企业的原材料，随意处理废旧资产。四，要按章办事，不准违反财经纪律，乱摊费用。五，要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提高服务质量，不准在承包后投机违法，损害消费者利益。六，要坚持分级划类经营，不准在承包后打乱经营分工。七，要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添置设备，不准“吃尽分光”超额利润。如果违反规定，除停发所在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当月奖金外，扣发所在单位领导人工资的5％，主管部门领导人工资的10％，直接责任者工资的15％。在此基础上，认真整顿了店风店纪，层层制订了惩罚办法，有效地制止了损公肥私的现象，全局承包单位的服务设备等没有缺损。
王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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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包头市蔬菜供应确实较好
《人民日报》1983年1月13日一版刊登了记者写的消息《包头市蔬菜供应数量足品种多》，在包头市引起了反响。
的确，包头市蔬菜供应的好形势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过去，蔬菜供应品种少，无计划，菜多的时候卖不了，烂的烂，扔的扔；菜少的时候，供不应求，群众排长龙。特别是到了冬天和初春，菜店里几乎没有什么菜。
自从1982年菜农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包头市的蔬菜供应一年改观。菜农按合同直接把菜送到指定的菜站，保质保量。农贸市场上，各种蔬菜价格虽略高于国营牌价，但是花色品种丰富。现在，包头市的豆腐、青菜一年四季敞开供应。严冬季节，各蔬菜门市部照样出售鲜菜，如韭菜、辣椒、西红柿等等。群众说：经济搞活了，市民才有菜吃。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
竹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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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上海市蔬菜经营的治本之计
本报记者 郭伟成
去年上海菜多，多得离了谱，从上到下都为菜多发愁。从10月份开始，连续40多天，每天上市的菜都在10万担左右，而市区的日消费量最多才5万担。1至10月，全市共向郊区返销菜904万担。国家花2元钱收购一担青菜，却以2角钱返销。这些返销菜有的作饲料，有的倒在地里沤肥，有的国营收购站过秤记账后，就倒入河里。尽管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加工腌菜，向外省调拨，以至削成菜心供应，鼓励居民多吃等等，还是造成了重大损失。截止10月份，国家累计亏损5，300多万元，几乎达上海市蔬菜公司本年度计划亏损的最高限额。
供过于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计划不周、产销脱节是一个重要原因。前两年，上海市郊区菜田被征用较多，蔬菜供应一直偏紧。在安排去年蔬菜生产计划时，有关方面本着“宁多勿少”的原则，要求郊区县增加3万亩菜地。由于种植计划失去控制，6、7、8三个月，下达叶菜（主要是鸡毛菜、青菜）计划种植面积是9．37万亩，实际种植达13．8万亩，超计划47％，造成生产过剩，而这些又全部由国家“吃”进。
一些社队追求早熟高产卖好价，盲目调整蔬菜品种。例如有些社队引进的绍兴芋艿，上市早，产量比本地芋艿高，但是烧不酥，没有糯性，口感差，市民不爱吃，结果，还是国家包下来。仅此一项，蔬菜公司就亏损100万元。甜椒过去是上海的“王牌”菜，颇受消费者的喜爱，而现在改种的高产杂交甜椒，不辣不甜，食之无味。有人说：“现在的菜摊让‘大、老、粗’占领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有关部门认为，主要是某些现行政策不合理。多年来，国家对城市吃菜包得过多过死。一些社队重产量，轻品种、质量，生产与需求衔接不上。从商业体制来说，从农民那里包销来的，分配给中心菜场，零售站活动余地小；经营越多，亏损越大，职工的奖金越少，积极性自然不会高。
大城市蔬菜经营体制应当怎样？上海上上下下有许多议论。人们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得治本，从政策上、体制上作一番改革。这主要是：
第一，要有计划，但又不能把计划搞得太死，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对大路菜，国家应下达指令性计划，但一些小品种，应由生产队按照市场需要自行安排。在价格管理上，应按季节和供需情况适当浮动，使价格能促进蔬菜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改进。
第二，以产销合同取代现行的统购包销政策，国家要同郊区社队建立产销合同制度。蔬菜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居民的标准用量，订出销售计划，同郊区社队签订合同。合同内的，国家包购包销，合同外的以及超计划的不享受计划价格。有的建议成立蔬菜产销联合会，实行农商联销，共负盈亏。
第三，改革批发体制，实行产销见面。目前是国营蔬菜购销站接收郊区进城的蔬菜，然后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各中心菜场。由于国家统购包销，农民送什么收什么，而各菜场则是分配什么卖什么，产销不见面，盲目性很大。今后可以考虑把购销站改为国营公司领导下的蔬菜交易市场，批发部门变经销为代销。各企事业、部队、团体也可以到这里来采购。蔬菜公司起指导、管理和搭桥作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产销双方可以自行交易。
第四，零售菜场要实行经营责任制，调动营业员的积极性。目前上海有154个中心菜场，其中国营菜场12个，其它原先都是集体单位。近年来，这些菜场逐渐过渡的与国营一样，称之为“大集体”，也是吃“大锅饭”。看来，对于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蔬菜经销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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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愿北雁南飞
紫叶
按照时令，眼下冰融河开，正是南雁北来的时候。这里何以要说北雁南飞？是就今天这组有关蔬菜的报道而言的。
包头乃塞上城市，地高雨少，无霜期短。去年以来，因为对种菜、卖菜进行了改革，调动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吃菜问题基本解决了。隆冬腊月，菜场里有鲜嫩的黄瓜、艳红的西红柿……。上海条件好，郊区有那么多肥田沃土，青菜多得吃不了，要用汽车倒入河里……贵阳即便老天不帮忙，比包头的自然条件总是好多了，何至四季无菜？几位经理愿少拿工资“激励”自己，精神固然可佳，但效果如何，仍待来日。
三篇报道，情况各异。看来关键是要对蔬菜的生产和经营进行改革。菜农也是农，菜店亦为商。农、商体制改革，打破“大锅饭”，实行责任制，各地经验证明，效果很好。难道沾了“菜”字边就可以例外？强调蔬菜特殊，置身于改革之外，此论大可商量。包头已经有了经验，有了效果，虽不合时令，也愿北雁南飞，捎几句改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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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楂夫妇”
山东省费县林业局农艺师李文斌、费县城关镇林业站助理农艺师张淑蓉夫妇，用心研究山楂密植早期丰产技术，取得了可喜成果。
新华社记者 王新著摄